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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茂良之死说明了什么?

      □林劲松

      龚茂良,宋兴化军莆田县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孝宗初年进京参政议政,官至宰相,后来因为“五年不说恢复”即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被罢官,贬至英州,“父子卒于贬所”。冤案平反后, “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为此,《宋史》 的《龚茂良传》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首先,龚茂良之死说明,孔子遇到了乔装打扮的敌人,这是在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开始以后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要乔装打扮,是因为在那时,孔子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尊重,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就打起尊孔的旗号,以假乱真,利用谈学习心得体会,或者解释孔子等人言论的机会,改造本意,为自己服务。例如理学出现后,程颐兄弟俩打着教书育人的旗号,编写教材,借题发挥,乱加解释,把《论语》等搞得面目全非。后人要是不能摆脱他们的思想,那就会是非颠倒,认识不了宋史,以为宋朝真的“积贫积弱”,是个不争气的王朝。这是我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发现的。

      例如,在《论语》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意思是说,孔子告诉学生,要尊重和关心平民百姓,凡是老百姓说得正确,或者做得好,那就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相反,凡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就要及时纠正,把理由一一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这是孔子亲民爱民的言论。

      但是,《四书集注》却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岂圣人之心乎?’”在这里,程氏兄弟两人把孔子的亲民爱民言论歪曲为“愚民政策“,何其毒也!

      又例如,《论语》的《里仁》篇说:“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精通尧舜禹之道,农工商民精通生财之道,二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但是,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却说:“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所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身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小人反是。’”三人注释都没有到位。这是因为孔夫子这句话是对学生说的,要求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要亲民爱民,不要瞧不起劳动人民。但是,程氏兄弟却是相反,借题发挥,散布瞧不起劳动人民言论。

      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读了令人赞叹不已。 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古今学者不同的心态和盘托出, 十分形象。“为己”,私也;“为人”,公也。一字之差,性 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孔子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孔子创办私学,广招学生,图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 的行列中去,使中国早些时候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重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据传说,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贤人七 十二,有着显著的教学效果。这也是孔子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见证。

      但是,《四书章句集注》 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 也。’”笔峰一转,“为人”变成是哗众取宠的了,你说可笑 不可笑?!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 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 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这就 是说,到了后来,特别是宋代,孔子的论学观点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程颐兄弟公然“修正”,自以为是,谈得津津有味。 在他们看来,“为人”不如“为己”,而且有根有据,“今之 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例如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许 多学者惨遭迫害,甚至于掉了脑袋,也确有其事。但是却不能以此得出“为人”不如“为己”的结论,因为讲究社 会效益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以上诸例说明,宋朝人好读书,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程颐兄弟跟随高太后反对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教书育人者,他们创立理学,编写了教材,广为传播。由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程颐的教材怀有不可告人目的。对他俩来说,为《论语》、《孟子》等注释,那仅仅是小儿科;读孔、读孟都没有到位,完完全全是别有用心的。从中可以看出,龚茂良之死正是一个政治受害者。

      其次,作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榜眼,叶适却对宋朝中期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十分陌生,甚至还称王安石也是“聚敛”者,:“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在他看来,市易法不行,青苗法也不行,它不是矛头指向高利贷者,而是不明不白放债天下以取利息。究其原因,是因为到了宋朝后期,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朝中期(1030-1125),亲民,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许多人共同实践,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王安石等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到了后期,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粉墨登场,他们以否认前人建树为时髦,洋洋得意,不但不会惭愧,而且还不会吃亏,会有许多粉丝。这是十分可怕的怪现象。毛泽东同志有个名言,叫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叶适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人。

      有比较,才能鉴别。同样是榜眼,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 “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 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 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

      但是,宋孝宗时榜眼叶适却是个反对王安石变法者。这说明程颐兄弟教材出来以后,社会效果日益明显,引人注目。作为国家理论权威,叶适竟然疯狂否定熙宁新政,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其三,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束手无策。宋理宗在位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在那时,朱熹要是有自知之明,那他就会感到生不如死,奋斗一生,不是让国家兴旺发达,而是让宋朝束手无策,好像瘫痪,令人触目惊心。

      其四,有比较,才能鉴别。在宋朝后期经济文化发展受到理学等学派的干扰和破坏时,但是在北方,金世宗改革却和宋朝铜钱北流息息相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心一意谋求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141年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宋金双方开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交换活动,金以泗、寿、颖、蔡、唐、邓、风翔府、秦州、巩州、以及密州胶西县等处置场,进行贸易活动管理。

      乔幼梅先生在《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中说:“据《大金国志》记载,金国榷场之法与南宋完全一样,即‘商人货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南边榷场贸易。俟得南货回,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贾之来’。(《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这就是说,把商人分为小商和大商,一百贯以下为小商,十人为保,可以分批到南宋榷场贸易;一百贯以上则是大商,一律不准过界,单等南宋商人前来贸易”。这样做,是为了争取得到更多铜币。

      二是规定征税交铜钱。乔幼梅先生说:“襄阳榷场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可见,通过课税,金又吸收了大批南宋铜钱。”

      三是以短佰吸引铜钱。宋以七十七、七十五为佰,金在大定十年(1170)以七十为佰,后来在与宋人贸易中,六十为佰还为高,往往有以“一二十数当佰者”。这就是说,因为缺乏铜钱,货币升值到了惊人程度。这样,自然而然会吸引宋人前往贸易。

      四是压低物价,套购铜钱。宋不缺盐,但是价格高,金则压低价格,向边界地区倾销,大获其利。

      金的另一个优势是绢。宋朝中期,青齐河朔是著名的产绢区。一是产量多,号称“河北衣被天下”;二是质量好,与蜀锦并列为头等产品。由于产量多,价格便宜,宋商求之不得,自然而然为之推销。从中可以看到,在宋金并存时期,王安石变法,后继有人。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通过双方贸易往来,体现出来。

      凡此种种说明,金世宗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的,并且收到了效果。例如河北绢,原来是优势,但是宋金战争中,中原地区是重灾区。战争结束后,能够打出品牌优势,是很不容易的。商业,北方也有优势,东京曾经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就说明了这一点。宋铜钱北流,说明金对南北贸易十分重视,有创业精神,说到做到。继金世宗之后,宋人发动的几次北伐战争都一一失败了,说明金世宗改革是全方位的,并且后继有人。

      金世宗虽然是金统治者,但是,他的改革也有利于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吸引铜钱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对外贸易,并没有灭宋的念头,所以,南方商人也喜欢去北方做生意,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就是说,在今天,研究宋金并存时代历史,如果是站在第三者角度去欣赏,去认识,去评价,那就会有许多新的收获。

      凡此种种都说明,龚茂良之死很值得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定要讲认真,把有关的历史事件一一摆在桌子上,认真分析,一丝不苟。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会认识到,王安石变法能否坚持,决定了宋朝中后期兴亡盛衰。例如高宗所以中兴,是因为他于1127年5月称帝,坚持了王安石变法,蔡京的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盐法等,都得到了传承,宋金战争(1126-1141)经过了15年漫长岁月以后,迫使金人在绍兴和议上签字,赢得了胜利,为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宋金战争结束以后,坚持两国友好往来,维护经济文化交流,是进步的;挑起两国敌对情绪,甚至发动战争,则是反动的,丧尽天良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历史研究也是这样,拥有几条衡量标准。有了这些衡量标准,历史研究才能顺利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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