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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美不及读书美

      □周奇伟

      南宋绍兴丁巳年(公元1137年),宋朝廷的秋试揭榜,兴化军城的谯楼有紫气云集,光焰亘天,邑人颇感惊奇。次年,也就是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是这座军城的大喜之年。在宋朝廷戊午科省试293人的榜单中,兴化举子共有16人榜上有名。其中,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中榜眼;73岁的林邓在榜单中年纪最大,为榜尊;年仅18岁的龚茂良在榜单中年纪最小,为榜幼。小小的兴化军竟然魁亚联登、四异同科,这被邑人视为莫大荣耀,里社高扬着“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的大旗。

      祈梦问功名  伯仲一语间

      魁亚联名的荣耀被代代相传,相伴而起的是一些动人的传说。传说仙游九仙祠梦占十分灵验,陈俊卿就在应试前前往祈梦,讨问功名,梦到一位仙人对他说:“你的前程在黄公度的口中。”陈俊卿在经过黄公度家门时,与他聊起此事。二人虽为挚友,公度却当仁不让地说:“当然我是状元,你是榜眼了。”俊卿不满地问:“为何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呢?”公度见状,于是戏言道:“那好吧,不然你是状元,我是榜眼吧。”果不其然,揭榜之后,黄公度为状元,而陈俊卿为榜眼。在觐谒皇帝时,宋高宗见小小莆田居然人才辈出,颇感好奇,就问黄公度和陈俊卿:“你们的家乡到底有何奇特之处?”公度想想,奇特之处自然与他处不同,若论物产,则非披绵黄雀和通印子鱼莫属,于是自信地回答道:“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也想了想,回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听罢,连连点头称赞,对俊卿说道:“公度不如你啊!”。于是,赐陈俊卿为状元。

      这个故事在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曾有记载:“陈仆射俊卿谒九仙祠问功名,梦仙曰:‘前程在黄公度口’。陈过黄,黄曰:‘我状元,子榜眼。’陈曰:‘何尊己而卑人?’黄曰:‘然则状元尔,榜眼我’。廷试,黄果元,陈榜眼。高宗曰:‘卿土何奇?’黄曰:‘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不如卿’,改陈为元。”传说是否真实尚且不论,但是文中黄公度口中的“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和陈俊卿所指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确然有其事。

      披绵黄雀美  通印子鱼肥

      “披绵黄雀”古来已有。雀,民间将老而斑者称为“麻雀”,小而黄口者称为“黄雀”。“披绵”亦作“披緜”,形容脂厚。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记载道:“雀,处处有之。……体绝肥,背有脂如披绵。性味皆同,可以炙食,作鲊甚美”。早在晋代,黄雀肉就已是十分难得的佳肴。《孝子传》记载:“王祥后母病,欲得黄雀炙,祥自念卒难致,须臾,忽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晋·萧广济《孝子传》)。到了宋代,对于黄雀美食的热爱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诗人杨万里说:“黄雀初肥入口销,玉醅新熟得春饶”(《廷弼弟座上绝句》);诗人陆游也有诗赞道:“披绵黄雀麴糁美,斫雪紫蟹椒橙香”(《村邻会饮》),“长鱼通印盐花白,珍鲊披绵麴糁香。”(《冬夜戏书》)。据说,宋徽宗也格外喜食黄雀鲊。想必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宰相,也就是被称为“北宋六贼”之一的王黼,其库房中的黄雀鲊竟曾“自地积至栋,凡三楹”(宋·《齐东野语》)。俗谓,九鲤湖所产的披绵黄雀曾被列为贡品。但由于史料阙失,此味美食在莆田旧时的详情无从得知。

      通印子鱼,特指莆田迎仙镇通应港的子鱼。子鱼为梭鲻的一种,属鲻科,鲻鱼是在母鱼产卵,水中受精,孵化成苗,后随溪水至海与溪交汇处生活。“闽中鲜食最珍者,所谓子鱼者也。长七八寸,阔二三寸许,剖之,子满腹,冬月正其佳时。莆田迎仙镇乃其出处。”(宋王得臣《麈史·诗话》)。迎仙镇即如今莆田江口位置所在,地处南北往来交通要道,萩芦溪和蒜溪于此交汇,注入兴化湾。因溪流湍急,子鱼能逆流而上,故鱼肌发达,鱼肥脂多,味道鲜美,故被视为肴中珍品。《兴化府志》记载:“子鱼潭,亦名小姑潭,即通应港也。潭仅数百步,咸淡水交参,所产者子鱼,特为珍味。”(明·周瑛 黄仲昭《兴化府志》)。

      子鱼到底有多美味?有诗为证:“南方海物难具名,子鱼珍美无与并。”(宋·梅尧臣《和答韩子华饷子鱼》);邑人蔡襄也曾视为至味,不轻易与人。“蔡君谟以子鱼为天下佳味,尝遗先君多不过六尾,所与者谏院二、三故人而已,其重如此。”(宋·王巩《闻见近录》);另有史料记载:“兴化军莆田县,去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江水在其下,亦曰通应 ……子鱼出其间者,味最珍美。上下数十里,鱼味即异,颇难多得,故通应子鱼名传天下。”(宋·庄季裕《鸡肋编》)

      宋时,江口古龙津渡口码头上曾建有“通应庙”以祀奉妈祖,故又称“通应港”。宋代严有翼《艺苑雌黄》也载:“通印长鱼,古人以为食味之珍。通印者,言其大可容印也。今山上有小庙,政和间立,里人刘仲审始题其额曰‘通应’,因以名港。”可见莆之子鱼本为“通应子鱼”,其中有些大可容下脚印,被誉为“通印”。宋代范正敏在《遯斋闲览·证误》中就指出:“蒲阳通应子鱼名著天下。盖其地有通应侯庙,庙前有港,港中鱼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谓之通印子鱼。”苏轼在《送牛尾狸与徐使君》有诗云:“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漫多脂”。因此,黄公度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地瘦栽松柏  家贫子读书

      “地瘦栽松柏”,《国语·晋语》说:“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莆田靠山濒海,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明代史家何乔远《闽书》说:“莆,壤地褊小,善国也。” “生齿日繁,田畴有限。”(宋·黄岩孙《仙溪志》)。地力贫瘠,只堪栽种松柏。松柏四季常青,凌霜不凋,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论语·子罕》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不择地而生,越是逆境,越能生长。荀子《大略》:“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因此,“地瘦栽松柏”所象征的是君子顺势而为、迎难而上、勇于进取的宝贵品格,蕴含着生生不息、俭约淡泊、坚贞守志的生动内涵。这样的品格是莆田历代诸多士大夫固守名节、舍生取义的精神底色。

      南宋末,福建和两浙的官吏,自运使提刑以下,迎降者计有五百余人。福建八郡中,兴化军最小,抗元最烈。陈俊卿的五世从孙陈文龙抗元被执时,曾写有《别子诗》云:“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其母闻讯文龙就义,得病,不肯服药而死。一门忠烈,感人至深,而这并不是偶然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莆田历史上,忠孝节义之辈代不乏人,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所坚守的正是“地瘦栽松柏”背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

      “家贫子读书”,一方面说的是读书为了生计,另一方面则反映的是莆田历史上“比屋业儒、家弦户诵”的读书盛况。晚唐时宰相、邑人翁承赞曾说:“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唐·翁承赞《书斋漫兴二首》);史书对莆田的风俗这样描绘:“贫家觞豆数行,秩秩有次。吾伊之声,比屋而闻,通有韵之文,十人以三四。”(明·何乔远《闽书》);此外,还有史学家说莆田:“文物之邦,有齐鲁遗风。家贫子读书,秀民特多,比屋业儒,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历史上,莆田的地方主政者、民间善士、氏族大家等不余余力地倡学、建学、修学、捐学、养学,官方的军(府、州、路)学、县学、庙学、义学、社学等形式与民间书院、书堂、义斋、精舍等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分明的教育体系。更为难得的是,自郑露三兄弟“开莆来学”以来,在莆讲学布道的鸿儒名贤更是不可计数,教育的繁荣从根本上为士子读书营造了浓厚氛围。

      然而,读书并非为了高官厚禄、光耀门楣,而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内圣外王的终极理想。从邑儒为莆仙历代庙学所作的碑记中可见一斑,如宋代诗人王迈在《兴化军修学增廪记》中说:“正心以谨其初,持敬以固其久;孝悌行于家庭,信义孚于州里;达而为公卿,则庞勋景铄,琢美鼎彝;穷而为师儒,则格言嘉德,流辉方册”。不论穷达,都有益于家,有益于国;陈俊卿在《宋兴化军贡院记》中说:“异时光显于朝,将以礼义廉耻化天下,岂但为空言谋利禄而已。”学有所成则教化天下,化民成俗;明代尚书林俊在《修莆田儒学记》中说:“学校,风俗之本,人材之所关,公因政以新学,盖将因学以作人……若曰一第之营,为贵显利禄之阶,则非所望。”读书的根本还在于成就人本身……可见,陈俊卿所言,格局非小。

      如今,“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一句古训,激励着后来人不断进取。或许,在故事中的宋高宗看来,物产丰饶犹不及读书人一颗贞固之心,个中蕴味着实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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