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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对文化传播作出巨大贡献

      □余文烟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媒介,文化传播关心社会成员怎样分享并相互传递知识、态度、习惯、行为模式及效果。文献资料(主要是书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它经历了从甲骨金石、简帛到纸本的物质载体的演变,从刻契、抄写到书写形式的演变。文献资料在流传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献的散失、错讹等情况都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因此,文献的编撰整理工作是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别号西溪遗民,宋代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今属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人。他是宋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他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文献整理的巨大成就

      郑樵把毕生精力用于治学,他学识渊博,著作甚多,顾颉刚先生曾对他的著作进行了考述,将其分为十四大类,约67种。此后,一些专家学者对郑樵的著作也进行了考订。娄曾泉先生认为成书连同其它已具初稿,尚未成书者合计有九大类五十种左右。阳卿张须先生认为郑樵的著作当为九类五十七种。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认为根据文献的记载,郑樵生平的著作达八十四种。

      郑樵著作的确切数目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他著作繁富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些著作能大部分流传下来。这将为我国图书文献宝库,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更有利于我国的文化传播。不幸的是,这些著作大多已经亡佚了,流传下来的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等寥寥几种。

      在郑樵遗留下来的著作当中,惟《通志》保存得最完整,流传最广,也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之所在。尽管郑樵的许多著作已经失传,但这些著作的某些内容及精华实际上被保存在《通志》里。

      仿效司马迁,用纪传体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郑樵多年的宏愿。

      《通志》共两百卷,是纪、传、表、志俱全的通史,其中本纪18卷,世家3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

      郑樵自称其书“虽日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樵之修书,断不用诸史旧例,明验在前,小人岂敢厚诬君子”。但如果从组成《通志》几个大的部分来看,《通志》的体例并未超出前人。《通志》大致分纪、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个部分,其中前五个部分与《史记》的体例完全相同,只不过是将“表”改成“谱”,将“书”改成“略”罢了。至于“载记”虽不出自《史记》,然亦非郑樵自创。晋书当中便有载记三十卷,以载记的形式对头绪繁多、史料破碎的五胡十六国历史进行记载。因此,就《通志》的大体体例来说,郑樵有很大的创新,不但吸收了《史记》及其它史书的长处。而且,在体例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上,郑樵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如在《史记》中,象孔子、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重要历史人物被列人世家,而《通志》却将他们调整到列传中,使体例显得更加统一。为将宦官中一些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写进自己的史书,郑樵又特设了《宦者传》,而此传是司马迁、班固所不曾设置过的。再如,郑樵为总天下之大学术于一书,于《通志))中设《二十略》,其中十五略为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为郑樵自创。《艺文略》更是一改历代史志四部分类的传统方法,将全目分成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这些无疑说明《通志》的体例虽继承前代正史体例,但并不是完全因袭,其中也包含着创见的成分。

      《通志》真正的精华所在,还是其中的《二十略》。对于《二十略》,郑樵自己也颇为自得,他曾自负地说:“总天下之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日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不得而闻也。”在《通志,总序》里,郑樵逐略说明写作《二十略》的原因和目的。其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等十五略,都是出于郑樵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至于其它五略,郑樵以为“《礼略》所以取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法,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典之文”。

      后世有人曾指责《二十略》亦并无创新,如《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就对《二十略》逐略加以批评,甚至于说《二十略》中的《灾祥略》是“悉钞诸史《五行志》”。这些指责和批评是不确切的。礼、刑、职官等略节录过《通典》的文字,但其它十五略实为郑樵本人自创,《灾祥略》被认为是全部抄自旧史《五行志》,这更不符合实际情况,据仓修良先生的查对,《灾祥略》中所记灾害的次数与旧史《五行志》并不完全一致,有些阶段所记灾害次数还多于旧史《五行志》的记载,所记灾害的内容有些不同于甚至详于旧史《五行志》的记载。因此,这些批评和指责过于武断,不符合历史事实。

      纵观《通志》的《二十略》,不难发现:天地万象,社科自然,皆为囊括,实在是称得上一部分类式的百科全书。它扩大了史志目录记载的范围,将史志目录记载的对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极大丰富了史志文献的内容。《二十略》的价值,历来为人们重视称赞,后世单独刊印《通志·二十略》,也正是对其价值的一种认同。

      二、郑樵关于图书文献整理的绝识旷论

      郑樵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曾花十年时间访求天下图书,对搜求到的图书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对文献整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性见解。

      (一)文献搜求理论

      1.求书八法要对文献进行整理,首先离不开文献的搜求工作。两宋朝庭都比较注意搜求书籍,但仍有许多秘府所无的书籍遗落民间,郑樵认为这是因为宋朝庭求书不得法,他说:“……然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既然朝庭“求书之道未至”,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搜求遗书好呢?郑樵自己曾不遗余力地四处访求私人藏书,当时福建省内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如莆田方氏、李氏、陈氏、漳州吴氏等,他都登门索阅。经过多年的实践探讨,他总结出了著名的搜书八法。他在《求书之道有八论》中总结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

      所谓“即类以求”,就是按照所要查找书籍的所属类别,到相应的专业人员或业余爱好者那里去查找。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类别的书籍,可以到相关类别的人员那里去查找。

      所谓“因地以求”,则是某些人物的活动或事件的发生与特定的地域有关,查找相关的文献,到这些特定的地区就可以找到。

      所谓“因家以求,”是指搜求某些书籍,可以到这些书的作者或作者后代的家中去寻找。

      所谓“求之公”,是指到官府的有关部门去寻找官府特有的书籍。

      所谓“求之私”,是指到民间藏书家那里去寻找官府所没有的书籍。

      所谓“因人以求”是指某人曾在某地呆过一段时间,可能收藏有该地的书籍,可以趁便访求。

      所谓“因代以求”,是指某些书籍因年代久远难以寻求,但也可能在近代人手中求到。

      在分析求书八法时,郑樵都结合具体的实例进行了说明,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2 .“亡书”五论

      除“求书之道有八论外’,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还提出了“胭书备于后世论”等五论,这五论当中也有关于求书的经验总结,可视为“求书之道有八论”的补充:

      (1)“亡书备于后世论”。在郑樵看来,前代散失不全的书籍,只要后代人注意去搜求,这些书籍在后代还可能变得更为完备些。

      (2)“亡书出于后世论”。有些所谓的“亡书”,只是由于前代的编纂者对其不加重视或未见到而没有收录,以至到后世才出现。

      (3)“亡书出于民间论”。前代亡佚的古书,往往可以在后世的民间私人藏书家中发现,这条经验可看作是“求之私”理论的一种补充。

      (4)“求书遣使”说。郑樵认为国家光开献书之路,优献书之赏还是很不够的,国家应该设置求书专官去民间求书,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山林蔽泽可以无遗。”

      (5)“书有名亡实不亡”论,郑樵通过大量事例,论述得尤为详备。郑樵认为有些书表面上亡佚了,但是实际上并未亡佚,这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某些书的单行本已经亡逸,但这些却被收人丛书、总集,或是其它书中,这些书可以说是名亡实不亡;二是乙书根据甲书所编,乙书已亡,但甲书尚在,则乙书亦不亡;三是有些书虽然亡佚了,但它的内容与其它书相同或包含在其它书中,这些书也没有真正亡佚。这些书都可称作“名亡而实不亡”。从“书有名亡而实不亡论”中可以看出,郑樵对古书存佚问题确有细致的研究。尽管他的某些看法不完全正确,但也揭示了书籍散佚的某种内在规律。郑樵论亡书的有关言论实质上已开始触及到辑佚问题。辑佚源于补亡,宋人正式的辑佚工作始于宋末的王应麟。但郑樵提出古代经图据注疏而作,今注疏尚存,其图可复,此即补亡。他又指出了另外许多种“书有名亡实不亡”的情况,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许多种辑佚的具体途径。郑樵的辑佚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学诚评价道:“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

      由上述可见,郑樵搜求佚书的理论价值是很高的,它受到了后人的肯定,对后人的求书和辑佚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

      (二)文献编排著录理论

      文献收集到了以后,还得对文献进行著录与编排,郑樵在《校雠略》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性见解。

      1.文献分类的功用

      郑樵对文献的分类非常重视。他认为适当的分类方法具有存书和明学两大功用。学者为什么会将书籍亡佚呢?郑樵分析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籍之亡也;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郑樵于此明确指出文献分类法不当是书籍散亡的原因,从反面来说,好的分类方法具有存书的功用。

      在《编次必谨类例论》中,郑樵还论述了图书分类“明学”的功用,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教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书,非古道也”。在他看来,通过科学的分类,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的流变能一目了然。

      2.文献著录原则的见解

      郑樵要通录天下书为一书,自然要参阅前人有关文献著录的书籍,在参阅过程中,他发现前人著录图书时存在较多的失误,他大多予以揭发,在揭发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关于文献著录原则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1)“编次必记亡书”的收录原则

      “编次必记亡书”从表面上看来仅仅是扩大了图书著录的范围,但郑樵认为这与“存书”“明学”也有很大的联系。他说:“古人编书,皆记其亡胭……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阔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阳绷郑樵认为亡网书籍的目录应被记录下来,这样就能给后人找书提供线索,亡阀之书失而复得才有可能,后人收书才会丰富,其“存书”之功效不言自明。

      (2)“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

      这个原则实质上是讲著录图书时图书文献的归类问题,同类书籍应归于一处,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为什么前人书目中会出现一书两出或分类不对的现象呢?郑樵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校勘的罪过。著录者在著录时不认真校勘,甚至于苟且到见名不见书的地步。他说:“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的率意做法,无疑会在图书归类时造成很多失误。给某书归类时,要做到正确无误,就要对该书进行精心阅读和研究,掌握该书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才能避免归类的错误。

      (3)“不类书而类人”的标目原则

      “标目”是现代情报检索学科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书目款目开头的一项,它决定书目款目的性质及其排检位置。

      唐代以前,古人标目的方法是以书名领起,独占一行,将撰写人的姓名标注其下,有时还在作者姓名之上标注朝代,这种方法很清楚,不会给读者产生什么误解,这就是郑樵所说的“以人类书”。但是,“《隋志》于书,则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于书之下,文集则大书其名于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唐志》因《隋志》,系人于文集之上,遂以他书一既如是”。也就是说,宋人采用《隋书。经籍志》文集标目方法,将《新唐书·艺文志》的各种书籍变成了“以书类人”的标目法,即将人名标于书目之上。郑樵通过大量的例子,分析总结了“以书类人”的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以书类人,不利于图书的分类,将图书“类人”,就必然会违背“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的归类原则;二是以书类人,不利于直接表达图书的类别性质;三是以书类人,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古人以竖行版式著录图书,且无标点符号可资利用,如著录字体又一样大小,有时就会发生混淆,如“管辰作《管格传》,《唐志》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格传》,是二人共传也….”

      (4)对书目注释的看法

      图书文献的注释也是文献著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以前的图书目录,各种著录方式都有,既有象史志目录那样的简单著录方式,也有附带各类型注释的著录方式,郑樵总结前人注释古书的实践经验,写了《注释无义论》、《书有不应释论》、《书有应释论》,对书目该不该注释、怎么注释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三)文献校勘理论

      图书文献的著录,终究要一定的人来完成。郑樵所说的“校徽之官”。相当于今天编撰目录的人员,对“校雌之官”的要求,郑樵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校书之任,不可不专”,二是“校雌之官,岂可不久其任”郑樵所说的“专”是指某人对某一学问有专门的研究,学问造诣深厚,对自己从事的学问有一定的见解。图书文献当中专业性较强的书籍,应该由专门的人才来著录编目。

      郑樵又认为,要想天下图书之齐备,文物之大兴,保证著录图书的高质量,校佛之官就必须久其任。他举出“司马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体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粟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睐论证“久其任”的观点,说明校佛之官久其任之必要。

      三、关于金石图谱文献的论述

      (1)关于金石文献的论述

      郑樵对图书文献进行精心研究,于金石图谱文献亦十分重视,在《二十略》中,他特设《金石略》和《图谱略》,对金石图谱文献加以收录,并于二略中阐释自己的体会与心得。

      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说:“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宋人研究金石学的风气无疑会影响郑樵,宋人研究金石学所取得的成就自然会给郑樵研究金石学带来方便,郑樵著有《金石略》、《石鼓文考》等专书多种,其研究金石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金石略》。《金石略》著录了三代至唐的金石文献。内容包括青铜器、钱币、石鼓、碑刻,其中以碑刻为多,郑樵对碑刻的著录,除著录其碑题目外,还多有小注,或注年代、地点,或注撰人、书人,不少碑刻下还注“未详”,这些小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宋代对这些碑刻的研究情况。

      郑樵对金石文献的收集著录之功固然不可埋没,但更重要的是,郑樵对金石文献提出了包含理论成分的见解,他说:“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酞,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郑樵于此分析了金石文献的特点与作用,同方册相比,金石文献不易损坏,因此能较好地保持文献的原貌,人们通过对古代遗物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古今社会历史的异同及变化,其见解还不免有点肤浅,但多少有点理论的成分。

      (2)关于图谱文献的论述

      郑樵非常重视图谱,他对汉代以来重书废图的做法很是不满,特意作《图谱略》来阐述图谱的重要性和作用。在《图谱略·索象》中,郑樵论述了图谱对为学的重要意义:“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在《图谱略·原学》中,他认为图谱不传,实学尽化为虚无,最后导致后人学术不如前人,他认为张华所以知道前代宫室出处,是因为他见到了杨佳期的《京洛图》。武平一了解古人氏族之始终,是因为他见到了杜预的《公子谱》。郑樵于此论中以自己在治学过程中的实际感受,谈了图谱对治学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

      在《图谱略·明用》中,郑樵强调十六类图书如果没有图谱,人们是很难加以利用的,郑樵还举事例逐一说明这十六类图书无图不可利用的原因并总结说:“凡此十六种,可以类举,为学者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郑樵通过十六类图书的分析,又一次颇为详尽地论述了书有图谱的重要意义,郑樵对图谱的提倡和认识,是前人所未有过的,故姚名达称:“自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

      我国古代的文化传播载体当然是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籍。文化传播要得以顺利进行,对文献资料的编撰整理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郑樵通过自己文献整理工作的实践,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初具理论性、系统性的见解主要包含在《通志·二十略》中。《通志·二十略》首次比较全面地建立起了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规模,为文献学的完善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樵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贡献,无疑是作出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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