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莆田文化第一平台
您已经看过
[清空]
    当前位置:莆田文化网>莆田文史>莆田历史上“抗疫”人物的传奇故事

    莆田历史上“抗疫”人物的传奇故事

      □范育斌

      天地静穆,远山微茫,普天之下,“抗疫”正酣。本以为,今年的春节肯定会更热闹、更精彩,没想到的是,江城传出的几声咳嗽、数星飞沫竟然让春节欢乐的气氛戛然而止,一向喜欢热闹的国人在这个格外“漫长”的假期里静默地睁大眼睛,时刻关注着“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变化,牵挂着同胞的安危。然而,面对疫情,更可敬的是我的那些同仁,“前度刘郎今又来”,再一次披挂“战袍”,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留下了最美逆行者的身影,为托起患者生命的黎明日夜与病毒进行殊死的搏斗,成为了神州大地上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抗疫”英雄。

      中国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曾经经历过成百上千次瘟疫灾难。据史书记载,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王充《论衡·命义》);“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有瘟疫必有“抗疫”。回顾中国抵御瘟疫的历史,亦涌现出许多“抗疫”的英雄人物,有官员、医生、百姓等,他们的精神值得可歌可泣。

      特别莆田是历史上具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城市。千年以来在与瘟疫的斗争中,同样涌现了以吴媛、林兆恩、李健颐等为代表的“抗疫”人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凭着一已之力与疫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救死扶伤,拯万民于疫难之中,他们的“抗疫”事迹,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和赞颂。

      一、吴媛

      吴媛,她在莆田人音译中被亲切的称之为“吴妈”。她的出生很有神话意味。据传,她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七月十五诞生于江苏浮海白鹤村吴家庄名医世家。其父名吴竞,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致仕后因事弃官前往苏州城开设祖传药堂。他学识渊博,医术高超,为人忠厚善良。吴竞育有子女五人,因吴媛居四,故称四娘。民间盛传,吴媛将生之时,吴家屋宇内外忽然瑞光四照,祥云生辉,紫气纷呈,左邻右舍观之,莫不惊叹称奇。其实这种瑞异之说,屡见于史,只不过从中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罢了。

      令人惊奇的是,少儿时代的吴媛不学女红爱学医。吴媛自幼聪明伶俐,秀外慧中,加上双亲的百般宠爱,不仅让他随兄长延师读书识字还培养她对医药学的兴趣。受其家风影响,耳濡目染,她竟然对医学特别兴趣,且好学不倦,医书方药,倒背如流。同时,她经常跟父亲上山采药,学会辨识各种青草药。其父倾囊相授,专心学医的吴媛由此积累了相当的治病经验。

      吴媛所处的唐代,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可谓是“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有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推动着文化在多元中扩展,整个社会充满文化创造的激情。正是这一时期,医学、药物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唐朝的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男尊女卑没有那么严重,朝廷又允许家传和个人带徒的方式传授医学,这些为吴媛学医提供了条件。

      吴媛来到莆田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公元669年,吴竞携子女入闽居福州侯官县。吴家初至福州,由于随父外出行医,她的芳容便被一纨绔子弟盯上,初来乍到的吴竞受到胁迫,竟违心收下财礼。尽管吴媛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但又说不通胆小怕事的父亲,性格倔强的吴媛便拒婚离家出走。吴媛从此化名,如孤云野鹤,沿途拜师学艺,学医修法。公元671年,道成之后的吴媛游至莆田地界,风景如画的莆田以及淳朴的民风,让她漂泊的心静了下来。

      吴媛拜会了道法高深、博学多才的住持慧贞师太。两人一见如故,参禅论道,相谈甚欢。吴媛从此安顿下来,潜心研医修法。她时而上山采药,时而深入民间为百姓行医治病,且分文不取,深得民众喜爱。不久吴媛在兴角山择凤凰朝天宝地结茅而居,踽踽独行,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和爱戴,声名远扬。可见吴媛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位名医,而且是女名医。

      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地处闽中的莆仙一带乃瘟疫多发之地,传染病经常肆行无忌,危害百姓。公元672年,仙游县兴泰里百里范围内发生了大瘟疫,以惊人的速度向四周蔓延,许多村落尸横遍野,百姓哭声载道,惨象触目惊心。吴媛心如刀绞,发誓解苦救难,拯救百姓。于是她为了探索战胜疫病的方法,独自深入山野密林,废寝忘食采摘药草,研方配药。好在莆仙是药材之乡,植物茂盛,草药遍地。吴媛夜以继日地和乡民们一起熬药、治病,席不暇暖,日夜奔忙。她还一边传播医道之理,一边教民众修功护体,特别她配制的方药特别有效,有起死回生之效,病魔终于败退,瘟疫得以控制,方圆一带渐复生机。吴媛,一个柔弱的女子成为了莆田“抗疫”第一人,她治病救人的传奇故事也随之远播四方。

      瘟疫无情,吴妈有爱。从此,吴媛所到之处草木蔓发,春暖花开,山河无恙,人间吉祥,方圆百里的民众都开始亲切的称呼吴媛为吴妈或仙姑,受到百姓的爱戴。“此心安处是吾乡”。吴媛——这位苏州姑娘因此深深地爱上了莆田这块美丽的地方,莆田成为了她心中真正的家。吴媛不仅为医行善救治许多百姓,而且她还与其兄共筑延寿陂,开发北洋,造福莆田,百姓更是有口皆碑。百姓感激她的恩德,在她生前就用民间传统的礼仪焚香备礼叩谢上天的赐福。公元714年农历六月初一,吴媛上兴角山巅采药,时近晌午,坐在巨石上仙逝。民间为了神化吴媛,传为在此闭目养神,遂化蝶升天。唐玄宗开元三年(715),百姓感其恩德,捐建吴妈祠,殿宇取名兴角宫。

      从吴媛的传奇经历来看,她为人慈善,心有大爱,虽然她亦医亦道,但主要以医显名而深入人心,故宋理宗钦赐宝匾为“护国庇民”。至于后来成为道教中人,主要与宋代的莆田道教兴盛有关,故在道教及其信众的共同推动下,吴媛与妈祖一样完成了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她在这期间屡受加封不断晋升,尊称亦不断变动升级,从吴妈、大妈、古妈、三妈(台湾)、慈感娘娘、太乙仙姑到吴氏圣妃、显圣天妃、法主仙妃、吴圣天妃等。莆田一带多尊称为“吴圣天妃”,在莆田每年长达一个月的元宵行傩中经常可以看到她的神姿仙态。宋以降,随着吴妈神灵的远播,奉祀的宫庙越来越多,以至于“吴圣天妃”的身影跨越国界,远渡异国他乡,影响广泛。

      二、林兆恩

      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 七月十六日。林兆恩出身儒门世家,世代官宦,在十八岁时,即嘉靖十三年(1534)考中生员。“尝慨兆恩自少年时,能习举业,冀得致身青云,而显荣于世者。”显然当时林兆恩希望如先辈一样走传统的科举道路。在二十八岁那年, 即嘉靖二十三年(1544),乡试三次名落孙山的林兆恩从此放弃举业,四处求学问道,过着隐逸闲适的生活。

      缘于良好的家风,受其影响,林兆恩从小就有家国情怀。他少年时代就乐善好施,富有同情心,心存慈善。据《林子年谱》载:林兆恩十三岁时,经常金银救济穷人。母亲问他为何?林兆恩回答:“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嘉靖二十三年(1544),林兆恩兄弟三人遵照父亲遗嘱,召集债务人,将“千金之券”全部返给他们,取消所有债务,乡人称善。

      山不转水转。落第后的林兆恩,却做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他转而出入佛门道观,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寻师访道,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经过五年的彷徨、思索,林兆恩对当时儒道释三教的神圣性有诸多疑问,便“锐志于心身性命之学,遍叩三门”。“数年间,如痴如醉,如颠如疯。凡略有道者,辄拜访之,厚币之,或懈逅儒学玄装,虽甚庸流,亦长跪请教。”通过认真比较,反复研究,他恍然大悟到原来儒道释三教的宗旨是趋同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因此,他主张恢复儒道释三教之本原。经过多年的探索、思考与总结,林兆恩35岁那一年,提出了三教合一思想体系,把儒、道、释三教合为一教,创立了“三一教”,主张立德、从善、行孝、济贫。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广泛传教,因其主张受到不同阶层的欢迎,从者甚众。

      正当林兆恩专心致志传教之时,莆田祸起倭患。明嘉靖年间,倭患猖獗,东南沿海深受其害。倭寇侵犯骚扰兴化府先后达15次,兴化成为倭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倭寇屡次扰乱攻陷兴化城池,沿途烧杀掠夺,抢劫民财,残杀百姓,“屠戮之众,而遗骸如积。虐焰之炽,而村落为墟”。

      大灾必有大疫。倭患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使莆仙祸不单行,给百姓带来莫大灾难。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嘉靖四十年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造成多大规模人口的死亡,但通过“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的恐怖气氛的描写,可以想象当时瘟疫蔓延之烈。可见瘟疫的威胁在嘉靖后期“倭寇”为害莆田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更为严重。可以讲,此时期莆田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如果不及时扑灭瘟疫,莆田将陷灭顶之灾。

      在这存亡绝续的大关头,林兆恩见义勇为,在“抗疫”中起到了擎天柱石的作用。面对倭患与瘟疫造成的莆田积尸盈野、瘟疫恣肆的局面,莆田官府却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表现出消极的态度。“郡守易公道、谭新除,闻积尸盈城野,遂停车福清县,弗敢莅任。”此时,林兆恩说服家族,并把三一教门徒以及弟子组织动员起来,他采取了几项有效的应对措施:

      首先,掩埋死尸。倭患与瘟疫使整个莆田城就象是个大墓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如果尸体没有及时处理,尸体会腐烂并产生毒素,特别瘟疫死亡的人会成为传染源。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从夏到冬三次攻埭,扰乱周围村庄,城郊荔浦一带百姓被杀甚多,血流染红了沟水。林兆恩命弟弟兆居、弟子黄仕钦等七人,雇工在城内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最为严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11月29日,倭寇攻破城池,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倭寇退,林兆恩谓刘济策等曰:“城果陷矣。尔等能不忘 一体夙心,而掩其遗骼乎?”人手不足之时,他把自家的田产买掉得到的钱,雇人在城内外,收尸积薪,火化于南北河尾二山。面对当时的惨象,他痛心地写下了《作寇退收尸歌》:“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旙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他掩没死尸的做法既有净化环境消灭传染源的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入土为安的风俗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其次,赈民救灾。莆田倭患与瘟疫流行双祸而至,饥荒随之而来,腥风血雨的莆田此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赈灾迫在眉睫。在发生灾荒时,官府通常会减免当地赋税或开仓放粮以济民困,或开展赈灾活动。但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朝廷与莆田官府作为国家社会保障系统却无所作为,令人失望。原本莆田寺院有赈灾救济,却在平灭“倭寇”中,国家筹饷因向寺院征收田租,寺院多不堪重负而败落,无力赈灾。另外,通常莆田富有之家也会在灾荒时煮粥济民。但莆田经过轮番的“倭患”与瘟疫,富有之家损失惨重。“嘉靖末城破于倭,黄石巨家,煨尽沙砾,迄今未能尽复。”在这危难之际,林兆恩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济民事宜。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扰乱莆田,城外百姓进城避乱,兆恩先生给予每人钱和粮。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和二十二年(1594),莆田先后发生两次饥荒,兆恩又捐银二百余两、谷数百石赈济。林兆恩“或散之钱与金,或惠之米与粥……于是人咸自庆得生。”这是他一次又一次传递给莆田人民的温暖,使莆田人民挺过了多次灾难。

      第三, 救治病人。救治瘟疫仅靠掩埋尸体,消灭传染源是不够的,更需要对感染瘟疫者进行治疗。明代国家在各地都设有管理、训练医生的“医学”机构以及发放医药的“惠民药局”。但是,这些机构在明中期以后,大都名存实亡。林兆恩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民众治疗瘟疫。他运用三教合一的内丹理论,创造“九序心法”。据林兆恩自承:“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艮背法讲得是气功疗病。气功,古称“导引”、“吐纳”等,为我国传统的健身术,是通过自身调摄,以炼意、炼气、炼形为要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即“调身”、“调息”、“调心”,体现了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

      除了用艮背法疗病之外,林兆恩还采用古老的医术——祝由术治疗病人。祝由术来源于中国南方楚地,上古时期就有苗黎巫医苗父用祝由的方法治病的记载。早期祝由医方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五十二病方》有记载。祝由魏晋以后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林兆恩的祝由术可能与他早年出入寺门道观有关。祝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合中医的“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的理念,蕴含着朴素的心理暗示、归因替代、意识疗法等心理学思想,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有一段记载反映了这一点。“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夜遇先生歌咏登东山,群趋而避之曰:‘三廼教先生来矣。’一老翁未睡闻之。既而先生过去,少顷,复相谓曰:‘到某家去。’一鬼曰:‘某人非甚恶,只好饮耳。其家穷极,饶之可也。’又一鬼曰:‘到某家去。’众以为然,遂去。次早,果群病莫起。此老乃令人谓之曰:‘可去求林先生数字即愈。’病家如言求之。先生但书曰:‘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其家咸不药而起。先生之写正气,实自此始。自是几染瘟疫者,无不籍先生以起死回生矣。”那个特别的时期,惊悚恐惧的人们,古老的祝由术在心理治疗方面有较好疗效,并采用艮背法,当时被林兆恩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门求教治病之方。他把艮背法与祝由术传授门徒为百姓治病,百姓容易接受,很快推广开来,疗效亦佳,瘟疫得以逐渐遏制。

      从林兆恩投身于“抗疫”这段历史来看,他积极掩埋死尸、赈济灾民、救治瘟疫……这些义举与他倡导的教旨是相一致的,在家乡莆田危难之际,改变了他逃避现实的思想倾向,积极投入社会生活;而“舍家纡难”的行为,体现了他的担当和胸怀,在遏制瘟疫蔓延与重建莆田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说明了他由隐至显的转变过程,也实现了他自已执着追求的人生价值。中国自古以来相信否极泰来,再艰难的状况中都孕育新的可能。因为在此过程中,林兆恩不仅扩大了自己在莆田当地的威望,而且不经意间使他的“三一”学说在莆田和福建其他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三一教”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信奉。

      三、李健颐

      李健颐,原名孝仁,号梦仙,生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农历十一月初四。原籍福建省晋江县。1934年定居莆田县涵江,遂融入其中,对这块神奇的土地爱得深沉。李健颐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医学家,精于温病学,他的一生可用“大医精诚”四个字来概括。他是神州大地上中医学界的翘楚,在八闽,迄今为止,他仍然是最有成就的中医学家之一。

      李健颐承父业立志为医。他的父亲——李昭明是位中医,在当地甚有名气,他一出生,家庭氤氲的中医药气息就一直陪伴着他。他天资聪颖,学习用功,又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庭训,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父的培养下,少儿时就会背诵本草经、汤头歌诀与方剂。年纪稍大时,他就开始阅读伤寒、金匮要略、素问灵枢等中医典籍。父亲的严格要求,使他的学业不断进步。16岁那年,父亲要求他学西医,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天窗,他为医的眼界更为广阔。17岁他就开始随父坐堂行医。24岁开始执业行医,独当一面。

      李健颐博医源一生勤奋。他目睹当时社会瘟疫猖獗,死者枕藉的残酷现实,促使他专心研究温病学。李健颐在行医期间,发现瘟疫病人为数最多,死亡率最高,如何治好病人与降低病死率呢?他便从古老的中医药典籍中寻找治疗各种瘟疫的方法与药方。他在学海里泛舟,望尽天涯路,他从《黄帝内经》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了解他们对温病的描写和症候特点。他很推崇明代吴有性的“戾气”学说,对吴有性的《温疫论》、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温热条辨》及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温病大家的著作反复研读,深入研究,常云他们的著作“乃温病之圭臬,医者不可不读”。特别吴鞠通治疗温病有独到见解与大量的创新,其中提出的在卫用银翘散、桑菊饮;入气服白虎汤、承气汤;在营以清营汤、清宫汤;入血则饮犀角地黄汤的一系列治疗方剂,受到颇多启发。他把这此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病人,疗效明显提高。他对温病学的研究,不仅使他在临诊中得心应手,而且在其后的应邀担任温病学教学的工作中亦游刃有余。但是,如何制伏鼠疫病这种烈性传染病,成了他当时的一个心结。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是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自鼠疫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总是一次次光顾并袭击神州大地。福建尤其是莆田鼠疫尤为严重。鼠疫中医初名核瘟,临床症见恶核、恶寒以及热、渴、痛、痹四证;严重者皮肤发黑、腹痛腹泻、咯血吐血,以及昏迷、谵语等症状。他对上述疫病来势急骤,疫毒内炽,拟方以解毒为主,在民国早期自创处方名为二一解毒汤,让许多绝望的病人起生回生,由此声名鹊起,当时莆田民众称赞他“医肱三折,著手成春”。

      特别针对鼠疫发病急剧的特点,李健颐认为应当以快制快。为此他想到了西医使用的针剂。他青睐注射剂作用迅速可靠,可发挥全身或局部的定位作用,适用于不宜口服药物和不能口服的病人,故他开创中药针剂治疗瘟疫尤其是鼠疫。正如他所言:“不特可以补助中药不及之弊,且可启中药注射之新法,而抵塞西药之漏卮也。”他的二一解毒汤制成的二一解毒注射液由此诞生,“能治鼠疫、癍疹、麻豆、猩红热、脑膜炎、狂犬病、霍乱、瘟疫等症,用法简单,奏效灵敏,副作用少,与西药注射无相轩轾。”该药特别对鼠疫有奇效,在民国中期的鼠疫流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病死率大幅下降,把无数病人从生死线上拽回,成为当时中国治疗鼠疫的良药。他在治疗瘟疫方面的贡献,对中医药学界的“抗疫”事业指明了方向,有着重大的意义。后人评价,李健颐的“二一解毒汤,尤其是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发明,可谓近代中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也为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史实增添了浓彩华章”。

      医者仁心,造福人民,这是李健颐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为了治好更多的病人,他将自己治疗的鼠疫的经验进行总结,日夜挥毫,终于在1935年5月由他编著的《鼠疫治疗全书》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现代医药学社发行。该书是当时中医治疗鼠疫的集大成之作,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他在诊治鼠疫方面的成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该书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其影响溢出八闽,远扬全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防治传染病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有人统计,1950年:“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面对残酷的疫情,急需一批治疗传染病的人才。鉴于李健颐对瘟疫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临床,他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征召,先后任命主持全省乙脑、恙虫病、伤寒、白喉等传染病的中医辨证治疗的重大项目,用来指导全省的传染病防治,这些研究成果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他为我省的传染病防治立下了汗马功劳。1956年 1月李健颐调任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编辑室主任、福建省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温病科主任、《福建省中医药》杂志编辑室主任。1958年任福建省中医学院院务委员、教授、福建省中医学院温病教研组主任。不论是三尺讲台还是编辑工作,他兢兢业业,以渊博的知识“传业授道解惑”,为学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防治瘟病与医学知识领域的大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纵观李健颐的一生,他的一生不同凡响,称他“大医精诚”实至名归。时至今日,心怀感恩的福建人民,仍对他念念不忘。透过岁月的痕迹,作为医生与师者的李健颐,演绎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抗疫”传奇人生,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有诗赞曰:

      家学渊源博群书,

      岐黄之术彰仁心。

      驱疫疗疾良医志,

      杏林折枝医道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回望莆田的沧桑岁月,特别是历史上那些瘟疫肆虐的黑暗日子里,象吴媛、林兆恩、李健颐等这些在大难面前勇往直前的“抗疫”人物,不,是英雄,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事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耀千古。这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铿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了他们这样的“中国脊梁”,才铸就了一个民族的伟大。值得庆幸的神州大地,有了他们,中华民族才绵延不绝,我们没有理由不记住他们的英名及英雄事迹,他们“抗疫”的传奇故事必将世世代地传唱下去。

    莆田文化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邮箱:fjptwhw@163.com   联系QQ:935877638

    广告热线:0594-2288370    1301596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