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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历史上的瘟疫传闻

      □范育斌

      新年伊始,人们开始准备辞旧迎新欢天喜地过年的时候,然而猝不及防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仅突袭了九省通衢的武汉,而且还蔓延至湖北全省,更糟糕的是,有向全国扩散之势。此时,蜗居宅家的人们心神不宁,真希望清脆的爆竹声把这次疫情的“瘟神”送走。

      其实,过年的爆竹驱瘟由来已久。据《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其中的“山臊”这种动物,就是能使人得寒热病的鬼魅。可见“山臊”这种动物就象那些历史上传播疫病的野生动物,如大猩猩、蝙蝠、老鼠等动物携带的病毒,在历史上都曾给人类社会制造过大灾难。我们的祖先或许已经朦胧地意识到某些野生动物会传播致病因子(如细菌、病毒)而使人发病。爆竹可吓跑“山臊”,即驱逐温邪,人们才可在新的一年里得以吉利平安。这说明我们千年以来所过的春节以及燃放爆竹的习俗跟驱瘟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春节与元宵节就是各地组织举行消灾降福的祭典和宗教仪式。遗憾的是,“瘟神”只是被驱走,并未消灭,故瘟疫总是与我们如影随形,随时危害人类。

      从远古开始,瘟疫、战争与饥荒都是危及人类的大灾难,佛家称此为“三灾”,而瘟疫危害甚烈。中医称“温疫”为“疠气”,亦称“疫毒”“戾气”“毒气”等名称。《说文解字》:“疠,恶疾也。”说明疠气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感病邪。古老的甲骨文载病卜辞中有“雨疾”、“降疾”的记载,表示象降雨一样,一次就有许多人染病,这可能是对流行病的最早记录。中医称“温病”的名称在《黄帝内经》中已出现。《左传·昭公四年》:“疠疾不降,民不夭札。”创作于战国时期的一篇散文《六元正纪大论》中有“民疠温病”及“温病乃作”的记载,说明古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瘟疫”的危害。《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对“瘟疫”的解释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于温病原体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

      瘟疫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古代的天花、霍乱、鼠疫……直至现在肆虐中华大地上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次次瘟疫向人类席卷而来,每一次袭击总是让人类措手不及。瘟疫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我们人类没有事先免疫而又有致命的接触。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的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这还是大的史籍所记载的,地方府志记载的疫情远不止此数。若根据古人观察总结的疫病规律有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的说法,说明中国历史上疫病频发。不幸的是,福建莆田也是疫病频发之地。

      (一)

      莆田背山面海,西北部山峦叠嶂,中部丘陵起伏,东南部平原广阔与逶迤的木兰溪、延寿溪、秋芦溪构成了江南水乡。殊不知,正是莆田这个温暖之乡,沼泽密布,夏天潮湿闷热,既是人类宜居之地,又是疫毒滋生之所。莆田未开发之前被视为“烟瘴疠疫”之地。瘴气,惟我国东南之域有之,是受山林间湿热瘴毒所致恶疾,即为瘴疠,为温病之一。在《诸病源候论·瘴气候》对南方各种瘴气和致病表现有详细记载。明朝吴有性把“瘴气”归之为“戾气”,更符合现代传染病的特点。现代认为,瘴气是一种看不见的有害气体,由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并散发出来的毒气。在沼泽湿地或人居之地动植物腐烂后同样会产生这种毒气。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发生大规模战乱,东晋渡江后,中原士族随之南逃入闽,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东晋中原汉人迁居莆田,成为影响及改变莆田历史的第一大事件,使莆田这块“烟瘴疠疫”之地得到了开发,跨跃式地进入了文明的时代,并发展成为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地。但不甘心的“疠疫”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伺机危害着莆田人民。

      我的老家——莆田前埔村的萍湖祖庙缘于瘟疫。《游洋志》记载:“萍湖祖庙在县南广业里萍湖……一日,阖家俱以病死,三牲六畜亦如之……乡人至则卓氏合家死,乃皆为之殡,仍砌墓一所,立庙食百世。”不知何年,此次老家发生的瘟疫,卓氏全家染病而死,连家禽家畜无一幸免,可见当时瘟疫导致绝户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莆田,“绝户”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为骂人的恶语。为了避免瘟疫的再次发生,家乡建筑了壮观的庙宇——萍湖祖宫,除了当地的主神外,还请来了善治瘟疫的“吴圣天妃”(民间称“吴妈”)神仙坐镇其中,来保一方平安。祖宫成为了人们祈安问卜向往的地方,也体现了人们对健康平安的追求,这也正是萍湖祖庙香火不绝的原因所在。我每一次回老家都会感受到这一座庙宇香火氤氲的气息。

      “瘟疫”不仅可以导致绝户亦可使之绝村。苦竹村属莆田市仙游县度尾镇所管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仙、永、德三界交际处,全村现有人口一千多人,该村历史上曾遭过疫难。据有关记载,唐、宗、元朝代,本村就有林、李、洪、何、瓦、王等姓氏居住。十八世纪上中叶,郑、严、代、曾、雷相继迁来本村,置田、造林、以农为生,利用水力舂米,实行书田制,创建私塾学校,在人口、经济、教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曾经一度繁华。想不到的是,厄运不期而至。有一年瘟疫大流行,仅亭坑一个村落一夜之间死亡二、三人,数日之间死亡人数骤增,几十人的村落仅剩5人逃离家园,原本林、洪、瓦、何、李也先后绝嗣和逃迁,整个村落成了无人村。这些如烟的往事,成为当地人挥之不去的阴霾。

      瘟疫流行使一个县的人口几乎亡绝并被撤县也发生在莆田。兴化府(莆田古时称谓)的兴化县虽僻处万山之中,却在鼎盛之时,以其山川之秀,人文兴盛,“文物几甲八闽”,被誉为“山中邹鲁”,与莆仙二县并驾齐驱。据《兴化府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兴化县有军民户3560户,按户均五口计,约有1.78万人口。不幸的是,疫病猖獗流行使兴化县逐渐衰落。《游洋志》记载:“宋贡士章京之侄女章士,嫁凤冲方大道。不幸家乘疫气,死亡已半。数日大道亦殁。章氏抚棺大哭,数月亦缢死。”永乐年间,“百姓亡命者,十已三四。”故萧敏裁县奏本写道:“总之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瘅疫之灾;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疫病之侵。”“行者委尸于道路,居者聚骸于室内;富者棺柩暴露于风霜,贫者骨肉浮沉于川水;入其境,则哀哭之声村村而在;登其坐,则嗟吟之状人人皆然。”一片萧疏景像,惨不忍睹,读之让人哀叹不已。景泰年间,“兴化县凋耗,正统十三年奏革,其思存及三百户,归并莆、仙二县带管。”瘟疫使该县仅五十七年时间,人口锐减,所剩无几。瘟疫之灾使兴化县彻底丧失了立县的最基本条件,终被裁撤,兴化县从此不复存在。

      明朝末期,倭害与瘟疫的双重危害是莆田历史上的最大灾难,这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史书记载,明嘉靖三十四至四十二年(1555~1563年),“倭自嘉靖末抄掠浙直闽广,所屠戮不可胜数。即以吾闽论之,其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倭患猖獗,东南沿海深受其害,莆田最为严重。倭寇屡次扰乱攻陷兴化城池,沿途烧杀掠夺,城内外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死者不计其数。最为严重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29日,倭寇攻破城池,占据兴化城时达60天,大肆凶残杀害百姓,烧焚民房、县府衙门,被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骇人听闻。连年的倭害,导致民众生活极度贫困和健康条件大幅下降,随着环境不断恶化,加上莆田又有瘟疫多发的历史传统,在此时愈发变本加厉,死亡人数骤增。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四年 (1555),倭寇第一次侵犯福建,目标即是兴化府。从倭寇第一次入侵莆田的次年,当地就开始接连发生瘟疫。“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时疫气盛行,人多病歿。”“嘉靖四十年(1561)冬,倭夷迫城,疾疠并殝,死者相枕,棺难遍施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城中大疫。”嘉靖四十一年(1562)造成多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通过“夏,疫气尤重,鬼常出没”的恐怖气氛的描写,当时的惨象是: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七八,甚至有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故孤城之外,千里为墟,田野长草莱,市镇生荆棘。“兴化一郡,所辖者惟莆田、仙游二县……迩倭奴入寇,屠戮殆尽”。此时的莆田,出现了死亡枕籍、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的惨象,真的可形容为:“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从莆田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明末嘉靖年间莆田的大灾难,倭寇血债累累,罄竹难书;瘟疫助纣为虐,罪恶滔天,它们把莆田变成了“人间地狱”,曾经繁荣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至今读来,既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又让人悲愤填膺,长歌当哭!

      (二)

      历史上,福建地区是瘟疫频发的多灾区,尤其以近世最为频繁。天花、霍乱、鼠疫是最为严重的三种瘟疫,其传染性最强、规模最大,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有数据表明,清末至民国期间,这三大瘟疫对福建地区长期肆虐,间歇性暴发,对福建地区产生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鼠疫,重创莆田。

      鼠疫是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主要由鼠蚤为媒介进行传播,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曾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使鼠疫几乎就是瘟疫的代名词。19世纪90年代始,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蔓延至60多个国家,先后死亡逾千万人。清朝末期,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各种瘟疫趁虚袭来,闻所未闻的鼠疫悄然而至,福建疫情告急。疫起厦门,蔓延同安,扩散全省。“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是鼠疫流行的特点,且对于染上鼠疫这种病的人而言,痛苦地死去几乎无法避免。此次福建鼠疫蔓延速度快,受影响范围广,每年因鼠疫流行死亡人数以万计,累计总数虽语焉不详,揣测应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福建省成为鼠疫重灾区,排名一直占据全国首位,莆田又首当其冲,疫情自然最为严重。

      光绪二十一年(1895),莆田“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1902年的一轮鼠疫,猛袭莆田江口,延及山区,众多村民身罹重症,命赴九泉。约在这一时期,鼠疫蔓延到我家乡的垅头顶厝蔡家。蔡家是我祖母的娘家,鼎盛之时,有五、六十户人家,是当地望族,有过“插红旗粜红谷,插白旗粜白谷”的荣耀。就是这样富甲一方的家族,却衰败于鼠疫。据清光绪庚寅年(1890)出生的祖母说,她少儿时,鼠疫便发生,后在整个小村蔓延,发病的人身上会“浮妙”(莆仙话,体表隆起肿块,应是淋巴结肿大)、红肿热痛、化脓破溃,伴寒热,没几天就会死去。起初不知会传染,亲人皆帮忙收尸埋葬,过几天这些人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而死去,以至于满村遭重创,家家传哭声。从祖母所说鼠疫症状看,应是经人体的皮肤传入导致的腺鼠疫。处理尸体的人们又没有任何防护,这助长了鼠疫的蔓延。剩下的人意识到大难临头,恐慌的情绪弥漫山村,人们四散逃命。曾经繁荣昌盛的家族,在我祖母少儿时,仅剩3户,差不多成了一个空村。我祖母一家的大人们也都被疫病夺走,仅剩炳圭与炳照俩侄子。劫后余生的姑侄相依为命,年仅13岁未成年的祖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把他们抚养成人,直至成家立业。

      民国中期,莆田又经历两次较大的鼠疫流行,我的外公与外婆在这一轮的鼠疫流行中未能幸免于难。外公与外婆家居萍湖村山兜,当时三十多岁,正值壮年。据母亲说,有一年瘟病流行,外公与外婆两人双双被传染,发病后,一直发烧、头痛、咳嗽、“吐红痰”(应是咯血)而死。可见这种鼠疫是通过人际呼吸飞沫传播,经呼吸道传入导致的肺鼠疫,痰可由少量迅速转大量的鲜红色血痰,并胸闷、咳血,不久窒息死亡,死前异常痛苦。失去双亲的母亲从此成了孤儿。我的少儿时代,祖母与母亲他们每每谈及这些往事,就会泪水涟涟,唏嘘不已,始终未能走出那年头鼠疫造成的心里阴影。从此,这些让人心悸的故事,也让我难以忘怀。

      涉及鼠疫,值得一提的是,最严重的鼠疫是宣统二年(1910.10~1911.4)的东北大鼠疫。先由俄国传入我国东北,迅速蔓延,数月之内死亡6万余人,举国震惊。在这关键时刻,伍连德临危受命,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首次明确“肺鼠疫”,这是科学界首次提出鼠疫分类。他制定了科学的应对方案,以现代医学的消毒、隔离、焚烧尸体、交通管制等手段,率先普及应用口罩这种简单的防护工具,仅用四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次可能导致中华民族灭顶之灾的大鼠疫。中国历史上至此才第一次以人类医学的正确认识和有效干预,人力控制了瘟疫。科学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终于打赢了这场抗疫战争,也为各国抗击鼠疫疫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伍连德是近现代的“抗疫”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走近诺贝尔奖的第一人。

      2019年,在北京确诊的两例内蒙古肺鼠疫病例的消息为什么会引发公众关注?我想,除了国人对中国瘟疫史尤其是近世鼠疫造成的大灾难记忆犹新之外,特别又经历了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人们如伤弓之鸟,这大概是引发人们对任何疫情特别是恶性传染病关注的主要原因。

      “风飙生惨烈,雨雪暗天地。”纵观中国瘟疫史,传染病这个顽敌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类的造访与侵害。而在莆田历史上导致绝户、空村乃至撤县的那些瘟疫灾难,留下了一个个惨痛的记忆,让人不堪回首。特别明末倭寇与瘟疫的轮番攻击,对莆田破坏程度之惨烈,死亡人数之众多,景象之凄惨,让人创巨痛深。而近世外来的鼠疫由国内通商口岸传播开来,并疯狂蔓延,严重地危害人民的安全,给福建尤其是莆田人民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破坏,让人谈瘟色变。时至今日,历史上这些瘟疫造成的灾难,当年民众那撕心裂肺的恸哭之声,依然回荡在莆田的上空。呜呼!这举世之痛,莆田之殇,给莆田人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成了永远的伤疤。同时,回首往事,铭记灾难,这些疫史如警钟长鸣,警示我们,人类始终处在传染病的威胁之中,面对逼近的瘟疫,我们与它们的斗争未有穷期,任何时候都不可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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