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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志与庆历新政

      □林劲松

      在学术界,许多人认为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离开京城,去地方任职,不是好事,而是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

      但是,我市弘治《兴化府志》却告诉读者,庆历五年以后,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仍然存在,继续为仁宗盛治起作用。

      例一,精贡举,主张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

      在1045年初,精贡举不仅没有废除,而且到了后来还有了发展。弘治志《选举志》在嘉祐二年(1057年)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在这里,弘治志帮助我们认识了宋朝中期的政治特色。殿试,让应试者为国家为人民出谋献策,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参加者每个人都已经通过会试,得中进士,有了铁饭碗。没有正确的政策,就没有办法达到精贡举目的,因为他们怕这怕那,特别是怕丢掉铁饭碗,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这就是说,有了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措施和政策,纲举目张。从中可以看出,到了1057年殿试新政策出台以后,精贡举最终名副其实,出谋划策者多了,考试质量提高了。否则,宋仁宗也就不会多此一举,十四年后又去出台新的决策。

      在《选举志》里,有关王安石变法的有三条:一是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叶祖洽榜之后夹注:“旧制:进士一日兼试词、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年,始试策一道。至七年以进士罢词、赋,所试策无异。时政阙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贤良等科。”在这里“旧制”,指1043年庆历新政确定以后的考试制度,并从庆历六年开始。要是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那么,这个制度也就在历史上不存在了。

      二是在熙宁六年余中榜之后夹注:“按《文献通考》,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以经义取士,则此科以下,皆以经义中第也。是年第一甲、第二甲赐及第,第三甲、第四甲同出身,第五甲同学究出身。始罢探花宴,从余中之请。”这是考试科目的进一步改革,由三门改为一门,专门试策,以经义取士。

      这个变化说明,老子重视国家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把《道德经》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让读者容易学习,容易去做;范仲淹则继往开来,也重视国家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把策论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经过几十年反复实践检验以后,到了王安石变法期间,诗赋最终退出考试项目,显示了庆历新政富有生命力,经得起后来实践反复检验。因为试策,全国各地学校都变成了理论家的加工厂,精通各行各业的理论家涌现了出来。你说,范仲淹这一招厉害不厉害?庆历新政哪会被废除掉?那些说什么庆历五年范仲淹等离开东京,庆历新政就彻底失败了言论完完全全自以为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三是九年徐铎榜之后夹注:“《宋史》,熙宁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谓之三经新义。则是科以下,盖用其经旨以取士也。是年,诏自第一名以下并试律义断案;赐官钱印小录。废明经科。”这里说的是教材方面方面的变革。

      凡此种种说明,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一脉相承,宋朝中期(1033-1125)是我国科举制度日益得到完善时期。

      而且,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三县文化教育发生显著变化,得中进士者数量翻了一番多。据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 93 人,其中,莆田县 63 人,仙游县 24 人,兴化县 6 人。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 24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 94 人,其中莆田县 67 人,仙游县 23 人,兴化县 4 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兴化军三县人头税减轻了,五塘恢复灌溉,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校学生受到激励,读书比以前更加努力了。

      例二,厚农桑。庆历新政(六)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记载,蔡襄任职福建转运使以后,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 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 多户和 30 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复五塘溉民田,是落实庆历新政(六)厚农桑。

      例三,庆历新政(九)覃恩信,主张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旨令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记载,蔡襄任职福建转运使以后,向宋仁宗递上《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 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兴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蔡襄“复五塘灌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在蔡襄的带动下,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 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

      有比较,才能鉴别。“废”与“复”,仅仅是一字之差,就反映了庆历新政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被破坏,就等于砸烂了农民的铁饭碗。而且影响面广大,一千余顷,8000余家,这都是大数字。惠民政策也是这样,祥符中(1008-1016 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这正是皇恩浩荡,但是福建路几任转运使却工作没有到位,不去办理手续,难以减轻老百姓负担。庆历七年十一月,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历史遗留的问题一一解决了。

      例四,择长官。庆历新政(四)择长官,主张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政府官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地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效果呢,同样十分显著。庆历七年十一月,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福建面貌焕然一新,说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是因为庆历新政得人心,各地都要按照1043年出台的十大政治纲领精神办事,凡是历史遗留的没有做好的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清理,上报解决。否则,就要以失职、不称职论处。蔡襄《奏复五塘剳子》开头有“臣昨至兴化军,访问得莆田县有陂塘五所”,开门见山,说明了这一点。那时,要是兴化知军、莆田知县一问三不知,那就倒霉了。

      五塘被废为田,一千多顷土地抛荒。这件事,到了宋仁宗继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十年,没人管,听任官势户胡作非为;宋仁宗亲政初期,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十万亩良田啊!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在庆历新政厚农桑出台后解决了。原来,择长官,说的是整顿吏治,进行政权建设。华夏政权建设民是基础臣是骨干君是领袖,就这么一整顿,灵了。否则,蔡襄即使三头六臂,神通广大,也是无济于事的。

      例五,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带头落实“精贡举”息息相关。朱维幹先生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 (《福建史稿》上册 247 页)。“

      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军兴化县学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或者是七年十一月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仁宗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兴化县是这样,福建许多山区县也是这样,都有自己的县学。这就是说,精贡举从办好县学做起。庆历新政后,蔡襄刚好是福建路转运使,理所当然要把宋仁宗的新的决策落实到位。福建靠山面海,山区县多。宋仁宗办教育向山区倾斜,是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的一个主要原因。之所以山区各地县学很有可能是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办的,是因为办学一要花钱,二要师资,二者都要到位。蔡襄重视教育,而且是转运使,有路财,有人事权,他会想方设法把宋仁宗的这一决策落实好,让福建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凡此种种说明,庆历五年范仲淹等人离开京城,去地方任职,庆历新政不仅没有彻底失败了,而且还仍然是实现天下大治的行动指南,弘治《兴化府志》的记载、朱维幹先生《福建史稿》的记载都证明了这一点。或者说,弘治《兴化府志》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庆历新政的认识,纠正后人对它存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偏见。这是弘治志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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