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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难

      □今闲

      莆田话中第一人称代词或自称语的方言记录字,向来争讼不休;且至今未有定论。

      按照汉语普通话规范,字面上一般记作“我”。

      这没问题。

      但在莆田方言中,若记作“我”,问题就来了!而且这问题真的很难。

      根据方言读音,现实存在二种颇有代表性的书写字符:一是“寡”。另一是“瓦”。

      除此之外,从各地方言记字,从各种历史典籍用例,综合罗列,当然更多。仅以我有限所见,大约有:余、吾、予、俺、卬、阮等。

      如果把身份自称、谦称、对称,以及戏剧行当角色称呼用语,也都算上,那就更加复杂了。

      试列一些如下:

      1、帝王将相官僚:寡人,孤,不谷,本藩,本帅,老夫,臣,本部堂,下官……

      2、皇后妃嫔诰命:哀家、臣妾……

      3、平民百姓:愚老,小老,野老,山人,小可,小民,贱民,草民,敝人,奴,仆,老衲、贫僧,贫道、小道、小仙,小生、奴家、奴奴……

      4、各种语境下的“对称”,如:为父、为娘,对儿女;孩儿,对父母;学生,对妻妾等。又如表示从属、隶属、领属关系中的谦称:家父、舍侄、贱内、寡君、鄙姓等(自称家人和尊称他人,古人总结出一句口诀,曰“家大舍小令人家”,即对人称比自己大的长者用“家”,如家父、家兄;称小加“舍”,如舍侄、舍妹;对人尊称用“令”,如令郎、令弟、令尊、令堂等。)

      还有犯了错误或在审案中的“犯官”“犯妇”“罪民”“罪臣”“身”等。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自称呼,均可用一个“我”字替换:“我”真的很难!

      回到莆田话的方言记音字的问题讨论。

      如果一定要在“寡”与“瓦”二字中选一个,我会认可前者。无论是读音,还是字义,“寡”更接近“我”。

      但从古代用法和现在读音的声母韵母音素考虑,“吾”与“我”的发音也很接近;而“予”“余”和“卬”“俺”则应该是另外二种方言系列?

      莆田话的gua音,所含音素g、u、a,在“吾”和“寡”的音中均有所体现。

      古义存乎声,文字记录是后于语音出现的文明产物。文字不具备表音功声。现在我们所认为的某字读某音,起初应该是无依据的主观决定,而在长久的重复使用中,一定社会群体内共同认可了“此字读此音”,即所谓“约定俗成”也。由于“俗成”,人们忘了“约定”,也无从考究“约定”。所以,断言某个“本字”应读某个“本音”是不可靠的结论。

      但是,有“俗成”这一客观存在,“我”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解决问题也是有章可循的。

      文字发明的伟大功绩,在于它方便了一定范围内人们的交流,使得人们的交流更加顺畅,更加充分。这种方便在于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二维障碍。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依凭视觉功能,从记录在介质上的文字符号上,获得交流的便利,比如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竹(木)简、帛书上,我就能假装知道古人玩了些什么把戏,太监对后妃说了几句暖昧话,等等。现在,我更可以用微信发一串字符给千里之外的那个谁,他也能知道我是想借钱还是要还钱,“也”等等。

      一般认为,汉字的起始状态是图画,即“六书”中的“象形”;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简单的抽象符号,便成了“指事”;综合“象形”“指事”元素,“会意”字就出现了。文字学上把“象形”“指事”“会意”三种,统称为“前三书”。尽管“前三书”未脱“图画”胎记,但每一图画都是根据人们观察事物而画,而人们认知某一事物都要“叫”出名目来。所以,每一“图画”——此时已经质变为文字符号——都是有“语音”包含其中的。就此而论,即使是“图画”级的汉字,也已经是“表音”文字了。

      “前三书”之后是“形声”字。这是向“纯粹表音”的过渡阶段。“形声”之后的“假借”和“转注”,差可视作“纯粹表音”文字了。

      “我”这个字符的解释至少有二种:一种认为是一种植物,是象形字,或为“莪”的初文;一种认为是持戈自卫,是会意字。除此之外,或更有他说?

      不管有几说,对于“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记录字符,大抵可以确认为“假借”字。既然是假借,大约只取音同音近罢了。借谁不是借呢?那么,吾、寡,亦无不可;换一种方言发音,或换一时代发音,则余、予、卬、俺等,亦不为非。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造字”过程大约能反映人们认识事物逐步深化的过程。果如是,则记录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字,当属先造之字,如“象形”字皆然;而当人们有必要记录认识深化的抽象事物时,或一时造不出,或根本无法“图画之”,权宜之计是取现成音同者而用之,如“假借”者。于是,便有“我你他”之类。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借”了某个形,用的是“那个”音。不过,借字在许多情况下很不厚道,经常会出现“借荆州夺荆州”的尴尬场面,文字学家们同情地称之为“形为借义所夺”。当我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的不幸遭逢之后,我对方言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所谓“本音本字”之说,越发疑心比曹阿瞒还重了。

      方言研究中,还有一种让“阿瞒”疑心难释、放心不下的情况,那就是文读与白读现象。

      文读与白读应该是方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情况复杂。一般而言,文读指“读书音”,白读为“说话音”。这显然是一种粗略描述。但是,不管这粗略程度如何,所指的对象是同一个词,从而记录在书面上的“同一个”字(或一个以上)有两种读法,产生的结果是两种读音。比如“我”,文读约如ngo,白读约如gua;如果换作“吾”,则当是gou,另一呢?会不会也是gua呢?别的呢?如“一”“人”,是否亦作如是观?套用许慎“解话”,或可谓“同意”。

      “我”如果确实有文白读存在,那么咱老乡天天说的“我我我”,应该是无比正确的白读音,从而就不必为“瓦”“阮”“寡”之类吵个不休了。

      方言研究中有一批“审音”的专家学者,很敬业,估计也很刻苦,很“损心气”,因而也能寻找深扒出许多个据说是很确定的“本字”,功德无量,既可以显现他们的学问,也在客观上丰富人们的知识,扩大视域,从而增强对文化的敬畏之心,诚挚情怀。但是,这些字通常也会让读书不多的“民科”辈很害怕,很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比如,把“一”写作“蜀”,把“人”写作“侬”,把“脚”写作“骹”,把“穿”写作“颂”……

      作为当之无愧的“民科”,我以“民科”的操作模式妄拟:学术研究应该有一条“方法一贯性”的原则吧,若以逻辑规则表达,或即“同一律”?即如自始至终一贯秉持“文白读”的解决方案,那么,一个“一”出现在眼前时,文读“衣”或“抑”,白读“术”或“续”,记录在书面上“一”依然还是那个“一”啊!更无必要又写作了“蜀”!否则,不但会让方言的“文白读”不复存在,甚而至于所有“多音字”也无一幸免,一旦扫除殆尽。

      我真的很难。

      我还是摆脱不了“我”的纠缠。

      某一天,我突兀地慷慨起来,纠集了来自南日岛的杨明华君等一伙人物,穿州过府,风风火火,突到天九湾阿和鹅肉店吃鹅肉。吃间,明华君夹起鹅肉带出了“寡”“扶”“赶”,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一直说的“鹅”,在明华的嘴里却变成了“寡”,而“鱼”却是“扶”,“子”居然是“赶”(白读“赶紧”的“赶”)。这竟是“不知有汉”的“南日音”!

      感谢明华君!他人既然长得那么高颜值,却又偏要那般聪明,浑身才华,还很情怀地为吾莆吾民珍藏了这么些个方言读音,直惹得曾经错觉颇知莆田话的我,几欲“自经于沟洫”。

      “鹅”是形声字,“我”表示读音,那个“鸟”表示它的形状或类属。“南日音”毫不犹豫地把“鹅”读作“寡”,让我确信“我”就是“我”,没必要证明“我妈是我妈”。别吵了,不要让警察蜀黍为难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觉有一种鬼魂附体的快感。

      这鬼魂来自二位唐代的小朋友,一位是写“鹅”诗的神童骆宾王,另一位是本“部民”牧鹅女孩江采苹。可以确信他们都曾与鹅有过亲密接触,如果能肯定古人所言禽兽“其名自效”,那么,他们当初唤鹅的稚嫩童音,一定是“寡寡寡”,一如至今仍未开化的鹅的那种“自效”之声:寡寡寡,呱呱呱。

      那么,“我”其实不难。如果要故作高深,强为分疏,硬说真难,那我就会不怀好意哼起“梅妃带回来的莆仙戏”《状元与乞丐》里的那句唱:“该是祖宗无积德。亏你还敢怨鬼魂。阿舅算命有差错。贤妻教子立奇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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