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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潭死水”与“一潭活水”——读《朱熹半亩方塘考》

      □林劲松

      朱熹《观书有感》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思是说,半亩大的方形池塘像一面镜子一样打开,清澈明净,天光云影在水面上闪耀浮动。要问池塘里的水为何这样清澈呢?是因为有木兰陂源头源源不断地为它输送活水。

      朱熹这首诗情调还不错,“活水来”了,喜气洋洋。读着读着,我忽然想起一潭死水这个成语来。在政治上,一潭死水是指统治者腐败无能,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管老百姓是生,还是死,等等。

      据记载,绍兴十八年(1148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从历史记载看来,朱熹在同安县任职几年,还不错,为国为民做了好事。那他为什么“任满罢归”,改行宁愿去当民办学校教师?这个谜,我长期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读了俞宗建先生大作《朱熹半亩方塘考》以后,这个谜终于打开,是因为不满宋高宗统治,认为朝廷腐败,一潭死水,所以,他不愿意同流合污,辞官改行,宁愿去当民办学校教师。

      这就是说,考证十分重要。“诗言志。”时间、地点一定要查清楚。1161年,是宋高宗即将退位、宋孝宗即将登基时刻。很有可能是这年春天,这个信息终于在莆田得到了,所以,朱熹心情特别激动,高兴得很,写了好几首诗。

      所以说朱熹会在莆田得到来自朝廷的信息,是因为那时莆田人在朝廷做官的人多,例如龚茂良、陈俊卿等,朱熹跟他们关系密切。否则,那些诗就不会到了莆田以后才去做。既然宋高宗时“一潭死水”,那么,他自然而然地会把希望寄托在宋孝宗身上,即“活水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朱熹旗帜鲜明,行动快,后来宋孝宗一继位,他就上书请求出兵北伐,期望旗开得胜,恢复宋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那时,朱熹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纷纷上书,主张出兵北伐者多,“一潭活水”出现了!

      但是,事与愿违,这次北伐战争却失败了。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帝锐意恢复,浚乞即日降诏幸建康。帝以问史浩,浩对曰:‘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敌退则论赏以邀功,敌至则敛兵而遁迹,至快一时,含冤万世。’及退,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辨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其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机会,且谓金人至秋必谋南侵,当及其未发备之。帝然其言,乃议出师渡江,三省、枢密院不预闻。”在这里,“恢复”即收复失地,恢复宋朝后期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原必无豪杰”是说金在中原的统治没有政治危机,不存在陈胜吴广式人物,所以,宋孝宗北伐不是时候,所谓“待我兵至为内应”只不过是张浚想当然而已。这个记载说明,张浚军事理论水平低,宰相史浩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共鸣不起来,恰如对牛弹琴。

      隆兴元年(1163)五月,宋孝宗不听周围大臣的劝谏,一意孤行,悍然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北伐战争。十二日,张浚渡江视师。 李显忠自濠梁渡淮,收复灵壁,首战告捷。十六日收复宿州。《续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说:“捷闻,帝手书劳张浚曰:‘近日边 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但是,一星期后即二十三日,面对金军强大攻势,李显忠连夜 弃城逃跑。次日,金兵“追至符离,宋师大溃,赴水死者不可胜计。 金人乘胜,斩首四千余级,获甲三万。于是,宋之军资殆尽。”

      六月初四,“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帝不允”。

      这次战争之所以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一方面是因为金世宗适可而止,不愿意继续打下去;另一方面是因为龚茂良在战争即将结束以前出谋献策,要求宋孝宗发扬宋真宗亲征精神,严阵以待,自卫反击,切不可战败求和。宋孝宗接受了,龚得到重用,出任监察御史。这样局面的出现,归功于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印刷术十分先进,有雕板印刷,也有活字印刷。赵匡胤好读书,他建立的宋朝也好读书,尊孔读经者多,后来,连辽、金等国也是如此,到处书声朗朗,风景这边独好。所以,那时中国称得上是个文质彬彬的国家。用今天的话说,许多人有文化自信,感到读书有益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金世宗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龚茂良的决策,都说明了这一点。

      人是可以改变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熹当民办学校教师时,使用的教材是祖师爷程颐用过的。首先是给学生讲授四书,这是我从《四书集注》中了解到的。在朱熹《四书集注》中,“程子曰”占去了大量篇幅。其他人的话是其次,最后,才是朱熹的观点。这就是说,朱熹每次跟学生上课时,首先是介绍祖师爷程颐的教导,他是怎么说的,树立祖师爷绝对权威;接着是把理学家个别名人的言论进行介绍,让学生认识到理学家的发展;最后,是朱熹的简单总结__到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这本书只不过是朱熹平日上课的教案汇编而已。所以,拙作《“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新解》、《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等篇,实际上是矛头直指程颐兄弟的,因为他们不仅采用望文生义、想当然的办法篡改、歪曲孔子、孟子等的思想,而且还背叛了宋神宗。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垂帘听政”,废除了熙宁新政。在那时,朝中有三派,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眉山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刘挚为首的朔党,朝廷不像朝廷。

      其次,给学生说宋朝历史,用的也是程颐编辑的教材。拙作《评朱熹的宋史观》说:“朱熹没有参加编写《宋史》,但是他的宋史观却是旗帜鲜明的。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28 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 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 莫不溃散。’宋太祖赵匡胤竟然要为死后 100 多年的事情 负责?!由于理论脱离实际,所以,朱熹的结论只能是错误的。 ”现在看来,这些宋史观也是由程颐定调的。在程颐看来,宋太祖还可以说一下,但却没有什么功劳,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则是不值得一提。到了朱熹时,加上了最后一句话而已。所以,实事求是地说,称朱熹是理学家的集大成者,实在是依据不足,是后人随便送给的“高帽子”。

      相反,称朱熹从1161年开始,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在莆田的胜利,却是真实的。首先是有《观书有感》二首为证。诗中的“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即木兰陂。此陂建成了,南洋平原才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来”。你说,我的看法是不是颇有道理?

      其次,那时,朱熹是住在木兰陂受益区域“观书”,即对王安石变法在莆田进行一次认真的社会考察,写了好几首赞美诗篇。以前,朱熹对宋朝没有什么好感,认为她“一潭死水”;1161年春天来了,朱熹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竟然歌颂王安石变法。在那时,程颐要是还健在,一定会大发雷霆,骂朱熹是叛逆。所以,称朱熹是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之所以他们会有那样的结论,是因为把朱熹的教案汇编误认为是什么大作,而且也不知道1161年春天,朱熹为什么那么高兴。这件事称得上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一次历史见证。这是我的粗浅看法。

      朱熹的毛病主要是不重视读书。拙作《读书与修身》写道,修身第一,读书第二,容易产生“读书无用论”,这是我国目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及和提高所面临的一道难以跨越的关卡。读书第一,修身第二,又容易掩盖自身修养之毛病,例如学校为了升学率,往往片面强调考试成 绩,让名列前茅者当了“三好生”。朱熹说:“中年以后 之人,读书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见道理。”这是古代 的“读书无用论”!

      或者是实话实说,朱熹在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但是, 这个经验却行不通。他的代表作《四书集注》错误多,大多数是摘抄他人的,人云亦云,人家错了他也不知道,抄下来推销给读者。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宪问》)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自己办学方向阐明了。但是,在《四书集注》 里,朱子却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 欲见知于人也。’”笔锋一转,“为人”变成哗众取宠的 了。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 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 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 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这真是下笔千言 离题万里,变成了戏说《论语》。试想,朱熹中年以后要是 仍然像青年时代那样勤奋好学,认真读书,那么,到了晚 年出版《四书集注》时,也就不会盲目摘抄他人的许多错误言论了。(《莆田晚报》2015-10-24)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应该肯定的,人们却往往忽视了,熟视无睹;不应该肯定的,许多人却前赴后继,拼命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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