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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漈先生”郑樵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世称“夹漈先生”。他是宋代伟大的史学家,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名人。值郑樵诞辰905周年之际,笔者实地走访,查阅有关史料,深感郑樵著述之丰、治学之严、持志之恒,的确可歌可泣。

      著作等身  旷世奇才

      当年郑樵隐居山林,30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可惜大多散佚,至今可考者还有65部830余卷,计600余万字。其《通志》是集郑樵学术大成的巨著,共200卷,500余万字,堪称是部百科全书性质的鸿篇巨制。

      《通志》被史界誉为是继西汉司马迁《史记》后的又一部记传体通史巨著,与唐朝杜佑《通典》、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又与唐朝刘知几《史通》、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合称“史学三书”。

      史界认为《通志》反映了郑樵在经学、史学、语言学、文字学、目录学、博物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历来备受好评。宋末陆游称他“好识博古,诚佳士也”。明代黄仲昭赞“博学无前”。清代章学诚赞“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侵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更盛赞“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英国史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书中提到:《通志》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应该加以认识”,肯定其世界性影响。

      严谨治学  务求真谛

      郑樵治学范围极广,贵在实学、善考察分析批判,能务实求真。他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哉”。他强调的学术思想,就是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进行科学的辨析,“集天下之书的一书”,即融会贯通天下学说而自成一家之言。这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郑樵重实地调查考察,他认为“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这里“学问”即指实地调查考察,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为研究昆虫草木鸟兽等自然科学,他“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为学天文,他“昼理简编,夜观天象”等。大文豪鲁迅曾感叹:“渔仲(郑樵)、亭林(顾炎武)二公,今人已无从企及”。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主任曾赞:“象郑樵这样高度重视田野调查、不迷信书本、务求真谛的学者,宋代并不多见,非常难能可贵。”

      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

      作为一代文化名人,郑樵的成功贵在其刻苦自励、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自幼爱好史书,16岁起便立志向学,不参加科举考试。青年时,金兵南侵,攻陷开封,他兄弟义愤填膺,一道上书,欲赴前线杀敌。但这心愿未能实现,就上夹漈山励志自学。其宏愿“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于是他不辞劳苦,时常披蓑负笈,足系草鞋,奔走于漫漫的借书求读考察之道。“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借,读尽乃去”。其先十年“读遍天下八分书”,而后又隐居深山,潜心著述。

      其《夹漈遗稿》曾记:“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不难想象,当时山高路遥林深,茅屋简陋,野兽出没,其条件是怎样的艰险,就连大理学家朱熹赴任泉州途经莆田时,慕名上山拜会,他也因贫,只好以“豆腐、白盐、白姜、蒜头”接待。

      宋高宗绍兴年间,朝廷向民间征集图书,郑樵先后曾两次徒步,到临安,欲献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均未果。含愤返夹漈山后,他自设草堂,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经人推荐,宋高宗虽召见郑樵,赞其“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并授官右迪功郎(管理文书档案),但不久又遭污陷排斥,改为监潭州南岳庙祠职,他愤而离职,奉旨回山缮写《通志》。

      尽管道路坎坷,但始终没能改变郑樵以文章济世为己任的志向,仍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执笔不休、诲人不倦。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初,高宗帝下诏,要郑樵呈献《通志》,但诏旨下达之日,郑樵却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年仅59岁。海内之士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莫不悲泣。是时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提法,说明《通志》已成古时文人学士必读之本。

      古老的夹漈草堂现已改建成“郑樵纪念馆”,修葺一新。这里后人题写的一幅幅楹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诣阙精神贯彻古今”,“通志一编为世重,青山万古留人名”等,即是对夹漈先生史学成就的高度概括和长久垂悼。(林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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