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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我的自行车

      □陈金狮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前的盛大阅兵与群众游行,那震撼人心的壮观场面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萦回。在群众游行的五个方阵中,其中少男少女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的情景,让我不禁想起了与自行车的一段情缘。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自行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即。每当看到影片中敌后武工队骑着自行车持枪锄奸毙寇的情节,真为他们的神勇与车技喝彩。我多么想学会骑自行车。那时候,城里有一家专门出租自行车的店子,店门前有两棵高大茂盛的橡胶树,有数十辆自行车,只要付一角五分钱就可以租用一小时,因此每到假日,学生们接踵而至,租了车就急急往体育场推。

      学骑自行车,单人不行,起码要有二三人,或帮着扶车把,或帮着扶后背。我和几位同学租了辆车进体育场。初学时难免会心慌身子扭曲,车子东歪西倒,以至摔下来。经过几回练习后,大家就会单飞了,接着又学跨脚上车。

      学会骑车还真有用处。记得在回乡务农的艰苦岁月里,我种植的草菇长出来了,经过采摘、对切、烘干后就可以出售了。打听到仙游城关有家收购草菇的站点,便和队里的一位青年相约同往。这位青年有自行车,可我没有,怎么办?蓦地想起大队部有辆通讯员专用的自行车,就斗胆向他开口借用。通讯员是邻居,倒也很爽快答应下来。那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俩就登车出发,到仙游县城还不到上午9时。谁知仙游并没有草菇收购站,说是在莆田城关才有收购。我俩只好往回蹬车,好在我们年轻,又花了两小时赶回莆田,终于卖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是在1982年,那时我被调到乡下的一所中学任教,急需买一辆自行车往还家中,可那年头,自行车是凭证供应的紧俏商品。一位大学同学好不容易为我搞到了一张供应票,待兴冲冲到了指定商店,却只有天津产的“飞鸽”牌,并非是人人都垂慕的上海产“凤凰”牌。心中虽不悦,但能购到车也知足了。

      “飞鸽”虽不比“凤凰”美观,但骨架结实,每到假日,我就横杆上载小儿子,后背上载妻子回老家。有次雨天,我从乡间小路回家,一手握着车把一手举着雨伞登上石桥。就在下桥时,因为坡度大,车子猛然滑下去。我没控住,连人带车摔在小路旁的蔗田里,雨伞也丢在一旁,但车子完好无损。又有一回星期六回家,我骑着自行车刚出阔口路段,谁知有一辆轻骑追尾,把我一个空翻摔在车前。我爬起来摸摸腿脚,并没受伤,再扶起车子,并无两样,再看那骑摩托的小伙子,一脸惊惶向我道歉赔不是,于是我原谅了他。可他离去后,我的车子却推不动了,这才发现车的后轮铁环出了问题。我只好背起受伤的“飞鸽”,回到阔口路边的一家修理店“治疗”。

      1990年9月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应邀到一位同事家里聚会,大家玩得尽兴,待夜深散伙时,我惊诧发现停放在墙外的“飞鸽”“不翼而飞”。回到家里,妻子没有责骂,因为她知道反正再过一个月,将有一只新“凤凰”飞到我家,那是福清蒜岭华侨陈德发赠送给阔口的玉湖陈氏子孙,每丁一辆,且是心仪已久的“站凤”。

      这只美丽的“凤凰”随我“伴飞”了十余年,后来因我到城里一家单位,且在单位里有了集资房,从此这“凤凰”就形只影单被我搁置在车棚里,时间久了,轮胎慢慢瘪了,厚厚的灰尘也让它黯然失色。有一年冬至早晨,我要回老家看望母亲和扫墓,便去车棚取车打气,谁知这“凤凰”失踪了。

      改革开放时代变化快,且不说早些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淘汰了电动车,购买了小轿车,就连在乡下老家的几个侄子、侄女,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轿车。妻子本想把女式自行车更换为电动车,但她是个性急的人,怕她出事,故我不让她买。我因退休后深居简出,也无须买车。

      随着新生宠儿共享单车的普及,妻子终于抛弃了自己那辆使用多年的女式自行车,也开始用手机“扫一扫”,取走一辆单车上菜市场。而我已年届七十,有了本市交通一卡通,可免费上公交车,从此就跟自行车彻底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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