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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与新鲜事物

      □林劲松

      宋朝科学技术发展居世界前列,新鲜事物蓬勃发展,层出不穷,谁也说不清。

      《宋史》说:“ 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 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 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传》)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说来话长,让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募役法的由来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熙宁新政取得胜利的有力保证。宋神宗变法,不是依靠王安石一个人,而是充分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 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这个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创建以后﹐原拟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但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 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兴利除弊﹐变而通之。于是﹐在这个机构积极努力下﹐于熙宁二年七月之后连续发 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对差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发展﹐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条例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于熙宁三年五月废去﹐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中 书五房和司农寺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名义予以 发布。 例如,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 月提出, “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 年正月上奏章。“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 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募役 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 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九 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从中可以看出,熙宁 新政,慎之又慎,每一个法令都要经过许多道工序反复验证以后, 才颁行的。所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这是宋神宗的领导艺术。他不是搞一言堂,而是搞多言堂。在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够涌现这样的政治家,很不简单。

      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乾道六年(1170)五 月廿八日,宋孝宗提出了复古的要求:“旧设两省言路之臣,所以 指陈得失。给、舍则正于未然之前,台谏则救于已然之后,故天下 事无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驳章疏太频,惮于论列。今后给、 舍、台谏,凡封驳章疏之外,虽事之至微,少有未当,随时详具奏 闻,务正天下之理。”在这里,给即给事中,舍即中书舍人,二者 的职责是为政策法令出台以前把好关;台谏则是政策法令出台以 后,负责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熙宁新政成功 的历史经验之一。当时司马光是谏议大夫,他的职责便是提意见, 把自己的感觉一五一十说出来,以便达到新的政策法令万无一失的目的。到了后来,宋孝宗提出复古要求,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时代成功值得继承。

      与此同时,募役法还亲民爱民,减轻贫困户负担。据《长编》卷227记载,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月提出,“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年正月上奏章。“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九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它的好处一是按贫富等级出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即上户和中户的上等和城坊前6等户要缴纳钱,其他不用缴纳,大大减轻了穷人负担。二是让有才干者应募,给于合理报酬,有利于发挥个人专长,提高办事效率或者工程质量;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出现再一次大分工,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创造品牌产品,等等。木兰建陂的胜利,证明了募人服役的优越性。

      二,高太后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

      列宁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在当时,反对变法者却众多,甚至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出面,带头反对。她俩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她俩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一时动摇,罢了王安石的官。后来后悔了,又请王安石出来重新当政。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 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所以,历史上的高太后自始至终表演了反对熙宁新政顽固派的角色。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才开始时,高太后由于对新鲜事物有误解,所以会去反对,这是情有可原的。宋神宗死后,熙宁新政硕果累累,她却继续反对,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破坏性大,影响坏。

      但是,高太后开历史倒车却不得人心。“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宋史》的这一条记载说明了这一点。那时全国各地不是闻风而动,按时完成任务,而是到处碰壁,完不成任务,只有蔡京开封府县完成了任务。究其原因,募役法优点多,方便于民,早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人只愿意出钱,却不愿意服役。所以,恢复差役法,必然会发生逃亡现象,难以找到人。司马光不去检查自己决策错误,反而去责怪地方办事不力,真是老糊涂!“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这说明那时台谏等于虚设,他们不是去批评司马光决策有问题,而是把蔡京当做打击对象,这正是不明不白!而且“元祐党人”也不是铁板一块,都会听司马光指挥。在那时,朝中有三派,以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眉山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河北人为首的朔党,朝廷不像朝廷。这是高太后开历史倒车注定要失败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后来有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这段历史,而是凭空捏造,张冠李戴,说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连自圆其说也不见了。

      三,老子论述传承与普及

      《道德经》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一章认为,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的传承与普及,对于促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善的建树的不可以废除,善的坚持的不可以去掉,如果子孙能够遵循、坚持这些道理,那么祖祖孙孙就不会断绝,祖祖辈辈就会传承下去。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里说的是修身养性。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身,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他的言行举止就会是真实纯正,有力量。因为几代人的共同坚持更加显得高贵,有力量。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这里说的是家庭成员政治思想建设。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家,他的家庭就会面貌焕然一新,丰盈有余,比起他人,那就先进多了……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这里说的是自己家乡建设。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乡,他的家乡就会成了临近乡村的榜样,受到兄弟乡村尊崇。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这里说的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自邦,经济文化发展就会丰盛硕大。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这里说的是广为宣传,把这些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付诸于天下,就会星火燎原,无限普及,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促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所以,用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别身;以自家察看观照别家;以自乡察看观照别乡;以平天下之道察看观照天下,人们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所以,传承优良传统的优越性是通过比较时发现的。个人与个人比,家庭与家庭比,乡村与乡村比,郡县与郡县比,内容会越来越丰富,意义会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方法帮了我们许多忙,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加聪明了。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我怎么会知道天下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呢?就是因为我用了以上的方法和道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时,使用比较的方法,往往富有说服力。在春秋后期的老子,就知道教育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去提高自己的方方面面,去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实在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学习《道德经》,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认识。

      四,蔡京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据《·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成为了新鲜事物创造者之一。

      《宋史》说,崇宁元年(1102)五月庚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余各以差夺官……丙子, 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庚辰, 以许将为门下侍郎,温益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赵挺之为尚书右丞。(《徽宗本纪》)

      从1070年得中进士,到宣和二年(1120)致仕,在漫长的五十年间,蔡京和他的同事们努力奋斗,创造了许多个世界第一,让宋朝经济文化大发展,名列世界最前列。所以,蔡京创造新鲜事物功绩值得肯定。

      《道德经》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一章认为,优良传统及其规章制度的坚持与继承,对于促进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有着十分重大意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崇宁比熙宁,担子更加重,意义更加重大。在这时做宰相,蔡京更加重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加关爱新鲜事物,所以,恤民政策成为先行者,成为了蔡京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

      据《宋史》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记载,在宋徽宗做皇帝以前,恤民政策在京城已经出现。“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 以廪老疾孤穷丐,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熙宁二年(1069),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

      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在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 三年(1104)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曰:‘封府界僧寺 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 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人主 持,负责给人医病。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 实行物质奖励。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

      而且,福利面广,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依丐者, 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贫孤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 其衣襴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顾人乳养, 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宋徽宗三大恤民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

      首先,三大恤民政策出台说明,蔡京精通历史,注意学习和研 究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由于措施得当,制度严明,易于操作, 所以,不会流于形式。从中可以看出,蔡京辅国所以业绩大,是因为他是一个经过 32 年考验的政治家。1070 年,蔡京得中进士;1102 年,出任宰相,这是历史的选择。他刚刚上任,就把三大恤民政策 这一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贡献出来,让丰硕的经济之果在神州大地 到处盛开。和前人相比,他们也知道这是爱民工程,但是却怕花钱, 宋徽宗则是有魄力 ,不怕花钱,爱民工程先上去。效果呢?这次变法进行了四年,效果尚好,《宋史》称之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有富国强兵之气息。

      其次,三大恤民政策的实行,迎来的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在宋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 (1103)到了东京,1127 年南迁,寓东京 24 年。离以后,念念 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序》中说:“(东 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 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 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 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 茶坊酒肆。八荒争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 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从中可以看出,在 12 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为繁荣的城市,是中国直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 在那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 之老,不识干戈。”在孟元老心目中,东京简直成了“世外桃源”! 这样好的环境是怎样形成的?显然是蔡京实行三大恤民政策,为经 济腾飞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三大恤民政策许诺,国家对失去养活 自己能力的人实行“三包”,包吃、包医、包安葬。到处阳光灿烂, 暖人心房,社会治安上去了,官民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各郡县父母 官成了落实政策的贴心人——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正是这样诞生的。

      其三,宋徽宗事业后继有人。《宋史》说:“高宗南渡,民之 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赈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 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若丐者育之于居养 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岁以为常。) 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然当 艰难之际,兵食方急,储蓄有限,而赈给无穷,复以爵赏诱富人相 与补助,亦权宜不得已之策。

      ”元年(1131),诏出:粟济粜者赏各有差。粜及三千石以上, 予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予进义校尉;二万石,取旨施 行;已有官荫不愿补授者,比类施行……“在《宋史》里,作者 详细介绍了蔡京三大恤民政策在高宗南渡后施行情况,由于篇幅限 制,这里也就不一一说了。

      1127 年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宋高宗于次年五月初 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发表施政方针, 要继承和发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尧舜禹之道。对王安石新法仅 仅”停罢青苗钱“,其他不提,这就等于他基本上肯定了王安石新 法,经济上继续实行农工商并重方针政策。这是在发表宋朝中兴宣言,让全国上下有了个共同奋斗目标。在那时,之所以高宗南渡, 民之从者如归市,是因为这个政权继续实行亲民、爱民的三大恤民 政策。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愿意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直至生命——高宗中兴揭示的正是这个理。

      凡此种种证明,三大恤民政策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亲民、爱民政策,这是蔡京做宰相以后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

      蔡京创造的第二个世界第一是贡献了茶法和盐法。

      《清明上河图》称得上是宋神宗市易法功绩的历史见证者:1072 年,宋神宗颁布《市易法》,揭开了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序幕;到了宋徽宗时,终于大功告成,东京旧貌变新颜,一片繁荣景象。

      崇宁元年是 1102 年,市易法施行刚好 30 周年。那年,宋徽宗 下定决心,继续改革,任命蔡京辅国,把市易法引向深入。例如榷江淮七路茶,实行官购商销,为茶农和茶商提供方便。让二者增加 收入,并缴纳一定的赋税,确保茶叶生产、销售健康发展。四年, 再次改革,方便于民,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政和二年(1112 年)蔡京第三次辅国,终于创立了系统 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一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 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 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 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靨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 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量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然后启封贩卖。这样做,让茶叶产供销纳入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使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骨干力量作用。这就是说,从 1072 年市易法诞生, 到茶法大功告成,整整花去了 40 年时间,称得上是宋朝中期的一次经济大变革。 与此同时更盐钞法,即《文献通考》的《征榷三》所说:”崇 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政和 二年再次”大变盐法“,”罢官搬卖,令商旅赴场请贩“。次年, 又”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十千……(盐囊) 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篰法“,”受盐、支盐官司, 析之二之,受又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 簿“。盐售完后盐引也回官销落,对商人的管理基本上与茶法相同。

      宋徽宗的茶法和盐法被后人所重视,得到了长期沿袭和发展。这说明和宋神宗相比,宋徽宗时的改革称得上是攻坚阶段,让普通的农业国上升为农工商并重的先进国家,很不容易,足足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例如茶法和盐法,比以前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国家、个人、 各个行业利益,一一兼顾,做到农工商并重,同步发展,很不简单。 从中可以看出,后人称宋徽宗是昏君,蔡京是奸臣,实在是混淆黑 白,是非不分,太离谱了。

      在宋徽宗时,蔡京四辅国,从 1102 年到 1125 年四上四下。《清明上河图》正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在那时,东京交通四通八达,城市人口众多,商业活动打破了”坊“、”市“界限,不再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城中还有夜市,说明经过农工商并重改革以后的宋徽宗 在位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否则,夜市,哪会出现?所以,《清明上河图》既是市易法功绩的历史见证者,又是宋徽宗亲政政绩的历史见证者。从中还可以看出,张择端有远见卓识,他通过《清明上河图》即东京新貌来客观评价市易法的历史功绩,歌颂祖国改革成就,纠正有些人的错误观点,提高后来者鉴别水平……

      蔡京创造的第三个世界第一是:在12世纪初期,在世界各国宰相排行榜上,蔡京名列第一。理由很简单,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居于世界前列,12世纪初期,宋朝经济发展进入了最高峰。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宰相蔡京,理所当然名列世界各国宰相排行榜第一位。蔡京是这样,范仲淹、王安石也是这样,他俩都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名列世界第一的中国宰相。

      所以说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居世界各国前列,是因为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名列世界前列。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也先进。过去许多人说宋朝落后,”积贫积弱“,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宋朝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只好人云亦云。

      之所以宋朝科学技术那么先进,首先是因为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长期社会安定,经济不断发展,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历史条件。

      其次是宋朝重视文化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好读书,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弘治《兴化府志》卷 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 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朝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 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 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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