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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大变革时莆田八件喜事

      □林劲松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一百多年后,熙宁新政(1068-1077)大刀阔斧搞改革,除了扶植商业的市易法,还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等。矿冶业改为私营,或三七,或二八征税,让私营者发家致富。王安石变法是决定宋朝,直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大改革。由于宋神宗坚持新政,所以,这次改革在他在位期间(1068-1085)基本上取得胜利,硕果累累,为后人继续施行熙宁新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我们今天应该正确认识宋神宗大变革时代。

      从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到1069年王安石变法粉墨登场,宋朝仅仅经历了109年,就经济文化大发展,名列世界最前列。这个变法硕果累累。在国际贸易中,中国货币铜钱还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流通货币,荣耀无比。这是中国第一个跨进世界近代史门槛的重要标志。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拥有重要政治地位。

      既然如此,那么,神宗大变革时莆田有哪些喜事?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回顾,认真总结的。

      第一件喜事,熙宁扶商新政出台,兴化商人队伍更加壮大。

      熙宁、元丰是宋神宗的两个年号,又是兴化军境内两座浮桥名字。二者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见证者。

      熙宁兴商,兴化商人挺身而出,走遍天下,把全国各地商人都请来了。他们凭借莆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艰苦创业,营造了熙宁桥、元丰桥一带商业繁荣新局面。这又是起步早的一个例子。马克思称赞商人是革命者。兴化军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兴化商人冲锋陷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兴化军经济发展新局面?在东京,宋神宗施行市易法。但是,天高皇帝远,在莆田城,却一时涌现了那么多兴化商人,还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经济繁荣景象,那真是一个奇迹。这叫做觉悟有先后。他们的前身大多是农民。宋神宗一声令下,他们就放下锄头,挑起担子,组成了兴化商人的队伍,奔赴商业前线,为家乡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弘治《兴化府志》说:“熙宁桥,在城东南三里许白湖渡。此浮桥也。故郑叔侨诗云:‘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 此正指浮桥而言。”黄石是宋时兴化平原商业中心之一。郑诗简明扼要,阐明了熙宁桥的历史作用,从此,白湖两岸交通得到了改善,黄石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方便了。

      熙宁桥是这样,元丰桥呢?弘治志说:“元丰桥,在迎仙门外五里许,一名上杭桥。宋志云,旧为温泉渡,后为浮梁以济。盖浮梁造于元丰,故以’元丰‘名也。其曰’上杭‘者,杭与航同。昔此地海航所聚,故以名地,而桥因以名也。”这就是说,温泉渡一带,曾经风光一时,各地海船停泊多,是个大市场,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各地海船从木兰溪出海口进入,可以直达温泉渡,购买兴化特产。为了方便本地商人与各地客商的贸易往来,元丰桥应运而生。

      原来,熙宁五年(1072)三月,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市易法》。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这就充分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骨干力量作用。

      又由于 1043 年始的庆历新政实行厚农桑,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王安石实行农工商并重、和谐发展以后,各地海商,热心经营兴化土特产,纷纷到温泉渡来抢购。外商的增加,有利于兴化经济的发展,势必促进兴化商人队伍的壮大。他们把各地特产收购上来,运往温泉渡,转手卖给外商。就这样,温泉渡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所以,熙宁、元丰二桥初开始虽然仅仅是浮桥,但却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见证者。外商纷纷来到温泉渡抢购土特产,便是典型的一例。

      第二件是北洋平原耕地面积,由原来的四百顷增至顷熙宁兴商后的二千顷,翻了两番多,增加了4倍。

      兴化平原又称莆田平原或南北洋平原,是福建四大平原之一,地处木兰溪下游的南北侧,由河海泥沙在浅海湾交错沉积以及人工围垦而成,海拔仅5至7米。木兰溪以北的平原统称“北洋”,以南的统称“南洋”。南北洋平原东濒兴化湾,西抵九华山麓,南达燕山期花岗丘陵边缘,北至囊山麓,总面积464平方公里,约占原莆田县土地面积的23.5%,为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仅次于漳州平原和福州平原,居第三位,是全市最大的粮食、甘蔗、果树、蔬菜及水产品产区。

      以每平方公里1500亩计,今总面积464平方公里为496000亩,而唐初仅为120000亩,二者相比,翻了两番多。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南朝陈光大二年(568)置县。唐代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授田于民,有口分田,有永业田。在父母官的带领下,莆田沿海掀起了围海造田挖池塘的热潮。据朱维幹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节介绍,唐代重视水利,就闽南来说,先筑塘,后筑陂。“筑塘最多的是莆田。兴化湾港汊深入把莆田划分为南北二洋(莆语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县城东北四十里。贞观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顷。

      “南洋六塘,国清塘最大,亦贞观五年置,在县城东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顷。次则横塘,贞观二年置,在县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积与颉洋塘等。”

      统计大小各塘溉田总面积一千二百顷,均贞观中置。建成了这些水库,有利于农业发展,所以,唐武德五年(622)莆田重新立县不久,就升为上县。70多年后,又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县,仙游县诞生了。

      唐建中时(780-783年),吴兴率众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围海造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四百顷。这是开发莆田北洋平原的开始。

      据弘治志卷之三十,《复延寿陂长生沟水利记》记载,成化十二年(1476)遇上了大旱之年,在延寿陂发生了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莆城西北有溪,发源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潮汐通。唐建中(780-783)间,郡人吴兴公即其地筑堤以堰水,名曰延寿陂。陂之口,中疏一派,引水以溉东厢、延寿、仁德、孝义诸里之田,名曰长生港。其东偏别疏一派,引水以溉尊贤里之田,名曰儿戏陂。古郡志谓溉田二千顷,其利几半莆田。今计二水之所及,长生港盖十八九,儿戏陂特十一二而已。然其地势,儿戏陂视长生港稍高,其里人惮于浚导,因私为斗门于长生港,而塞其水,使专注儿戏陂。诸里虽失其利,然而其岁非甚旱,沟渠未涸,犹可苟且目前,不以为病也。”在这里,“古郡志”即宋绍熙(1190-1194)《兴化军志》。

      从历史记载看来,延寿陂建成后,灌溉面积由原来的400顷,增加到熙宁新政后的2000顷,翻了两番多,增加了4倍,十分可观。历史记载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这样重要。唐建中时(780-783年)建陂,907年五代十国开始,相隔120多年,延寿陂灌溉面积肯定会有所增加。但是,具体数字,我们却无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安史之乱(755-763)平息20年时,吴兴建成延寿陂,灌溉农田四万亩,可谓是历史奇迹。在那时,莆田农业没有衰败,反而兴了,水利事业更上一层楼,走在福建的先进行列。

      与此同时,我们还知道,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也要讲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好,就多种;相反,就少种,或者改行,干别的去。我所以要把熙宁兴商和北洋平原变化进行一番研究,就是这个缘故。

      据《长编》卷 231 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长编》卷 236,熙宁五年閠七月丙辰载王安石语:“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此十余户所以不便新法,造谤议也。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然闻茶税两月以来倍增,即商旅获利可知。”市易法实行三四个月以后大见效,茶税倍增,这说明各地商旅从新法中得到许多利益——王安石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新法,对新法效果十分高兴。

      在市易法出台以前,作为宋朝京城的市场都那样子,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吃了亏,谁还会去再生产?所以,市易法的宗旨是兴商,经济效益接踵而至。在北洋平原,首先是出现了水市。熙宁、元丰是宋神宗的两个年号,又是北洋平原境内两座浮桥名字。二者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见证者,熙宁桥和元丰桥一带成为了北洋平原商业最为繁荣的地方。

      熙宁兴商看得见。熙宁桥即阔口桥。在这里,商业曾经繁荣昌盛,人们用“帆樯如林,商贾辐辏”八个字来形容。那真是财源广进,各地金银财宝滚滚来。此桥初始是浮桥,绍兴元年(1131)升级了,变成了石桥。

      弘治志说:“元丰桥,在迎仙门外五里许,一名上杭桥。宋志云,旧为温泉渡,后为浮梁以济。盖浮梁造于元丰,故以’元丰‘名也。其曰’上杭‘者,杭与航同。昔此地海航所聚,故以名地,而桥因以名也。”这就是说,温泉渡一带,曾经风光一时,各地海船停泊多,是个大市场,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各地海船从木兰溪出海口进入,可以直达温泉渡,购买兴化特产。为了方便本地商人与各地客商的贸易往来,元丰桥应运而生。

      接着的是,生意做到了家门口。北洋平原水路交通发达,里与里、村与村来往方便。这是由吴兴造陂时开凿的通水大沟及其各地引水灌溉的小沟组成的。万万没想到200多年后竟然会成为市易法施行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本地商人通过水路,把各地产品收购集中,输送两个水市后,把海商输入的各类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销往各地。所以,市易法施行以后,北洋平原大小沟道经常疏通和整改,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从中也可以看出,莆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名城,境内水陆交通方便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条件。

      再接着的是出现了双季稻,朱维幹先生说:“水稻一年两熟,等于增加耕地面积。”双季稻的出现说明,商业得到扶植以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被调动了出来,双季稻试种终于成功,大面积推广,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也说明,现有的土地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人们终于在复种指数上做文章,进行反复试验。

      到了宋朝后期,又出现了冬耕。郑樵《咏谷城山松隐岩》:“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麦垅相纵横。”—— 这就是说,莆田有冬耕。

      1043年庆历新政开始,(六)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1069年熙宁新政继往开来,施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兴农政策,宋朝日益富强。北洋平原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宋朝以前贫困,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得不到朝廷重视。

      庆历新政厚农桑以后就不一样了。例如北洋平原灌溉面积由原来的400顷,增加到了王安石变法后的2000顷,翻了两番多,增加了4倍;水田改种双季稻,大面积推广;后来还出现了冬耕。和以前相比,这里的农民是日益富有。北洋平原是这样,宋朝中期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日益富有。

      所以,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一百多年后,熙宁新政(1068-1077)大刀阔斧搞改革,除了扶植商业的市易法,还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等。矿冶业改为私营,或三七,或二八征税,让私营者发家致富,意义重大。王安石变法是决定宋朝,直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大改革。由于宋神宗坚持新政,所以,这次改革在他在位期间(1068-1085)基本上取得胜利,硕果累累,为后人继续施行熙宁新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我们今天应该正确认识这个宋神宗大变革时代。

      从公元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到1069年王安石变法粉墨登场,宋朝仅仅经历了109年,就经济文化大发展,名列世界最前列。这个变法硕果累累。在国际贸易中,中国货币铜钱还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流通货币,荣耀无比。这是中国第一个跨进世界近代史门槛的重要标志。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拥有重要政治地位。我们今天通过市易法施行以后,北洋平原耕地面积和耕作技术等的变化,进一步认识了熙宁新政的历史地位。

      第三件喜事是募役法与木兰陂关系密切。

      明人林俊在《木兰陂集序》说:“行水行兵道一也。 兵法得地者胜。钱之始筑将军岩下,右坚左脆,水薄其脆;林继筑 温泉之口,上急而下涣,水袭其涣,其取败固宜。”林俊的论述 颇有道理。以此类推,木兰陂的建成也就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人造的将军岩了。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木兰陂耗资巨大。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 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以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 陂成,又有开沟挖河等等要花钱,所以,方说:“盖经始于熙宁之 八年(1075 年),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 年),计钱约费百万馀缗, 计田约毁四千馀亩,计佣四十馀万工,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馀顷, 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是举也,李君之力居多,十四家 次之,其余助力钱者亦不可泯,今具揭匾。”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和那时许多助力钱者成了这次建造木兰陂的主力军。他们以钱四娘为榜样,和李宏同心同德,终于建筑了宋代科技水平高、样式新颖、生命力强、经得起近千年历史考验的水利工程。这说明,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仅古已有之,而且还在莆田木兰陂水利工程建设中大放光芒。

      其实,莆田木兰陂的建成,得益于募役法的施行。在中国历史上,徭役制度历史悠久,例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凿大运河,都离不了这个制度。人民这一沉重负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名目繁多,城市建设、国防建设、建桥修路、为军用物资和官营企业生产、加工直至运送等,都要依靠抽调民工来解决。 这一历史难题终于让宋神宗的熙宁新政解决了。熙宁四年(1071)募役法(免役法)施行以后,就不一样了,可以钱代役,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规定,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 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 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这些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雇佣专业人员服役经费。这样做,既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又提高了服役者质量,政府也有了管理冶金、兵器生产、造船、建筑等业的主动权。所以,募役法的实行,称得上是古老的徭役制度的升级版。从此,国防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用人制度妥善解决了。

      与此同时,又一次社会大分工,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例如建桥修路,专业比业余强,这是不言而喻的。开凿大运河,历史意义重大,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南北交通的改善。但 是,却不能形成一支治理交通的骨干力量。募役法施行以后,建桥 修路,交通改善,逐渐形成一支技术骨干“专业队”。例如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说,从福州到闽南,过去要经过好几个渡 口,到了宋代,则以桥梁建筑取而代之。沿海各地也建了不少桥梁。 查一下建造时间,这些桥梁大多数是募役法施行以后建成的。在莆田县,宋时建桥 50 座,其中 34 座是抗金民族英雄李富解甲归田以后建造的。这是一个例子。

      熙宁新政,又称王安石变法。募役法首当其冲,挑起了时代重任,为美化神州大地,为加速农田水利建设步伐,做出贡献。木兰陂工程核心领导者李宏等15家,无一不是农田水利建设的行家里手——这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入场卷”。这个方针政策是宋神宗亲自制定的。这是募役法的优越性。钱陂和林陂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木兰陂工程非同一般,是宋代福建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将军岩,而且耗资多,这是钱四娘和林从世两人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募役法施行以后就不一样了。李宏和他的助手们来莆实地考察后,这个方案终于拿出来了,并且付诸于实践。这样做,理由充分,后来还得到了14家的赞同,拿出七十万缗,最终建成了本陂。这说明行家里手有实践经验,他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办事效率高。

      方天若说,第三座木兰陂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建筑在岩石上,而是“掘地一丈,伐石立基,分为三十二门”,即首先是溪泥大面积清除,基有一丈深;然后铺设长方形石板,一层又一层,厚度一丈。工程一始就要出大力,花大钱,这就是“散金如泥”的 缘故。接着,“依基而竖石柱,依柱而造木枋,长三十五丈,高二 丈五尺。上流布长石以接水,下流布长石以送水。遇暴涨则减木枋 以放水。又垒石为地牛,筑南北海堤三百有余丈,而陂成矣。”从 中也可以看出,李宏陂的基础面积广大,体积雄厚,坚如磐石,这就是后来经得起狂风恶浪、大地震的反复考验的缘故。所以,有了第一手材料,我们方知十四家的加入有着重大意义,人多力量大, 柴多火焰高,好善乐施者越多越好。他们不仅钱多,而且还有文化修养,懂得民主,平等待人,富有奉献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木兰陂的建成也是这样的,蔡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奉命去福建挑选建陂人,要是不负责任,没有按照宋神宗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随便找几个滥竽充数,那么,宋代福建规模最大水利建设工程,就要泡汤了!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什么关于木兰陂的讨论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蔡京后来被打成“六恶之首”,是因为朝中出现了乱臣贼子。拙作《蔡京被谁打成“六恶之首”?》写道:是宋徽宗把蔡京打成“六恶之首”?不是。宋徽宗是蔡京的老搭档,1102 年,宋徽宗打出“崇宁”旗帜,任用蔡京为宰相,决心继承父兄遗志,把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进行到底。蔡京先后三次出任宰相,贡献了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盐法等,使宋朝中期经济发展步入高峰时期,东京成为了 12 世纪初期世界上最为 繁荣的大城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之证明。这样的人,宋徽宗哪会把他打成“六恶之首”!

      那么,是不是宋钦宗?也不是。因为蔡京受苦受难之时,宋钦宗手中没有实权,只不过是被人操纵的傀儡。

      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五记载,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 二月“己未(二十二日),下诏罪己。其略曰:’言路壅敝,导谀 日闻,恩幸特权,贪饕得志。口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 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 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 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 及!‘诏,宇文虚中所草也。又令中外直言极谏,郡邑率师勤王; 募草泽异才,有能出奇计及能使疆外者;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 并付有司;其拘收到元系百姓地土,并给还归佃人;减掖庭用度、 侍从官以上月廪;罢道官并宫观拨赐田土,及大晟府、教乐所行幸 局、采石所;凡厘革弊端数十事。诏草既进,帝揽之,曰:’一一 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过。‘虚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犹豫者。初, 童贯得金茹越寨牒,及折,乃檄文,言多指斥,贯不敢奏。至是 诏草数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彦谓不若进此以激圣心,从之。帝果 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內禅之意遂决。遣通直郎李邺使金,告以将内禅,且求和。” 这个记载说明,所谓宋徽宗禅让,只不过是内外敌人互相勾结 不折不扣的的产物。所以,读史也要与时俱进,有了新的历史资料,我们的观点就要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综上所述,木兰陂的建成,得益于熙宁新政募役法的施行。在今天,要研究木兰陂在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史中的历史地位、科技水平等等,募役法施行的重大历史意义又要让我们去重新认识。

      第四件喜事,木兰建陂,来之不易,光是李宏熙宁六年(1073)应诏,带着家干来莆实地考察,学哲学,用哲学,到处访问,了解水情,进行方方面面调查研究,就花去了两年时间,到了1075年才动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学习东方哲学最为盛行时期,《论语》、《孟子》是少儿读物,后来又加了《大学》和《中庸》两本。

      东方哲学讲究道,即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变化规律。老子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发展变化客观规律,顺之则生,失之则亡。《道德经》三十九章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一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候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候王自称孤、寡、不谷。”意思是说,往昔曾得到过道的: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宁静;神得到道而英灵;河谷得到道而充盈;万物得到道而生长;侯王得到道而成为天下的首领。否则,谁背离了这个客观规律,即使是老天爷也要受到惩罚,大难临头。在公元前5世纪,老子就能说出这样高水平的话,很不简单。

      究其原因,发现自然界变化规律,这是春秋时期我国人民生产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春秋争霸则是中国人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大演习。齐桓公第一个称霸,一靠的是齐国社会经济雄厚实力,二靠的是管仲改革,三靠的是得到了广大平民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老子说:“候王得一以为天一正。”即侯王得到道而成为天下的首领。所以,春秋时期生产实践和诸侯争霸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到了后期,《道德经》应运而生,成为了公元前5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居世界先进行列的一大标志。

      《道德经》引起了诸子百家的共鸣,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宣传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所以,论性质,他们的著作都属于老子式的东方哲学著作。

      宋朝好读书,少儿就开始学哲学,用哲学,是条成功经验。这些书学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加,优越性也就显示出来了:比较成熟。他们年纪小小就懂得尧舜禹之道,受到了人生观、方法论的教育,反复学习和应用。所以,许多人“十年寒窗”,一旦中了进士,就可以信任不同等级的官。即使是七品芝麻官,即县令,能信任也不容易。

      对于生产者来说,少时学哲学,长大用哲学。这是因为要考虑经济效益,而且东方哲学对于有实践经验的人来说,那是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学就懂,一用就灵,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庆历新政“厚农桑”,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福建各地出现了建陂筑坝的热潮。要不要尊重科学?要,不尊重,就要血本无归。所以,生产者做事情,讲科学,习惯成自然,而且不敢想当然,不懂装懂。于是,一些建陂优秀人才就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涌现出来,造就了出来。李宏应募来莆建陂,之所以要花两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是因为要理清楚钱林两陂出事故的原因。而且这次不是他一人来,而是和七位家干即助手一起来,边调查边研究,非常认真。

      而且受访者也讲认真,实事求是,不说假话,无论是机关学校,还是寺庙道观城乡各地,始终如一为李宏一行提供真实资料,因为李宏是“钦差大臣”,是宋神宗请来莆田建陂的。调查研究,特别是钱林两陂建设者们,是这次总结历史经验的关键,他们要是说假话,那李陂就要重蹈覆辙,没有一丝一毫成功的希望。所以,两年调查研究,称得上是一次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应用东方哲学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同志曾经风趣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李宏应诏来莆,花了两年时间,最终有了正确结论:要建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将军岩!

      拙作《要重视有关木兰陂的讨论》说:明人林俊在《木兰陂集序》说:“行水行兵道一也。 兵法得地者胜。钱之始筑将军岩下,右坚左脆,水薄其脆;林继筑 温泉之口,上急而下涣,水袭其涣,其取败固宜。”林俊的论述 颇有道理。他这是在总结三者历史经验,一个一个具体分析,查明原因。他的看法和李宏不谋而合,因为以此类推,木兰陂建成了,就成为一座人工的坚不可摧的将军岩了。所以,几百年以后,林俊也就成为了15家建陂机密的揭开者。(莆田文化网发表于2018-9-3)

      综上所述,木兰建陂,来之不易,还和宋代福建人民认真学习、努力应用东方哲学《道德经》等息息相关。所以,木兰陂称得上是宋代学习和应用东方哲学的一个典范。

      第五件喜事,蔡京是木兰建陂的组织者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1069 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 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

      蔡京得中进士后,兴化军父母官把申请下诏募人建陂一事委托了他兄弟俩。这是因为蔡京兄弟得中进士后,和当朝宰相王安石关系特别好,蔡卞后来还成为了王安石的女婿。这便是请蔡京兄弟为家乡农田水利建设建功立业的原因。不然,申请募人建陂那是兴化军父母官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蔡京兄弟屡次申请?而且,蔡京兄弟也不会越权,去做不尊重家乡父母官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的明明白白的事会变得越来越说不清!

      蔡京后来成为了木兰建陂的组织者,首先是因为钱四娘在将军岩建陂、林从世在温泉口建陂,虽然先后失败了,但是他俩无私奉献精神却感动了宋神宗;其次,有良好的家风,族兄蔡襄是宋代信得过的历史名臣,有事业心,办事认真负责;其三,蔡京富有事业心,得到了王安石的尊重,这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所以,别以为蔡京刚刚中进士,官小言微,没有什么能量,可是在兴化军父母官看来,这却是他们为莆田农田水利建设建功立业的捷径。既然家乡父母官这么关心农田水利建设,那么蔡京兄弟自然而然地答应去试一试。到了后来,连宋神宗都信任蔡京,把选拔建陂人的事情交给了他。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木兰陂耗资巨大。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 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以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这就是说,木兰陂工程核心领导者李宏等15家,无一不是农田水利建设的行家里手——这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入场卷”。这个方针政策是宋神宗亲自制定的。这是募役法的优越性。钱陂和林陂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木兰陂工程非同一般,是宋代福建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将军岩,而且耗资多,这是钱四娘和林从世两人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募役法施行以后就不一样了。李宏和他的助手们来莆实地考察后,这个方案终于拿出来了,并且付诸于实践。这样做,理由充分,后来还得到了14家的赞同,拿出七十万缗,最终建成了本陂。这说明行家里手有实践经验,他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办事效率高。

      与此同时也说明,蔡京是木兰建陂的组织者,没有人,依靠蔡京去选拔人;钱花光了,依靠蔡京去想办法;做建陂者政治思想工作,让他们团结一致,认真完成历史使命,依靠的也是蔡京。而且这是兼顾的,蔡京有自己本职工作。蔡京办事一向讲认真,木兰建陂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熙宁状元徐铎后来写了《木兰谣》,热情洋溢地歌颂木兰建陂的胜利,那真是硕果累累。诗中说:“莆邑之南,原为斥卤。有泽有陂,有桑有圃。饮水知源,其功可数。钱林开基,李宏创募。地神布竹,异僧相土。施赀舍田,十四大户。三余七朱,陈林吴顾。陂沟既成,陡闸亦固。罟者之渔,舟者之渡。朝廷之帑,军民之哺。且启文明,累累圭组。俗成康衢,风成邹鲁。灌溉工程,众目共睹。岁稔年丰,口碑满路。祭田钦蠲,义庙敕胙。神功既大,君恩亦溥。更徼英灵,永绵呵护。此陂此庙,千古万古!”

      值得指出,爱祖国,爱家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谁都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世界最完美的地方。蔡京为家乡的农田水利建设做的事,仅仅是举手之劳,换为别的人,有那么个有利条件,他们也会去做。而且,在宋朝,平民百姓只要有能量,他们也可以上书言事,历史学家郑樵上书就是典型一例。他还一炮打响,从此闻名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莆田市,宋史研究异军突起,至今方兴未艾,阵容日益壮大,就是因为这个王朝有许多值得重新研究的地方。最近在市报上展开的关于木兰陂的讨论,标志着我市宋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快人心。笔者认为,只有换一种思维,贴近历史,述而不作,认认真真去研究,才能最终水落石出,还历史本来面目。

      第六件喜事是李宏应募,十四家施资献田,福建规模最大的木兰陂水利工程建成。

      木兰陂的建造,曾经感动了东京天子,宋神宗为之制定了正确方针政策,下诏募人建造。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熙宁八年(1075),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的加入让李宏如虎添翼,既有了雄厚的建陂资本,又有了集体决策的领导班子,对确保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这个记载说明,李宏和十四家的特色是,他们既是有饶于财者,又是善于治水的行家里手。李宏来莆,还认真落实宋神宗的指示精神,率家干七人入莆,最终定基于木兰山下。他以七万緍垫底,胸有成竹地先行一步。这是李宏的领导艺术,令人拍手称快!

      在那时,许多陂坝在八闽大地横空出世。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干先生指出: “福建有无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莆田木兰陂的建成,那是指日可待。

      在那时,谁是农田水利建设的热心者?答曰:种植大户。国家厚农桑,奖励兴修水利,他们自然而然是急先锋。他们是农业的行家里手,水利没有上去,就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庆历新政以后,在莆田,在福州,许多种植大户出现了。

      蔡襄在《荔枝谱》中说,荔枝制成干果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 他在书中指出:“福州种植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挽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 在那时,福州就有种植荔枝万株大户,很不简单。

      明何乔远《闽书》说,侯官县“鸡冈山西为凤冈,周围荔枝数十里。中有三十六宅,宋刘彝诸贤所居,曰刘宅。闽中荔枝谱:郡之附郭,独凤冈一村,种类甚夥,不少数百万株,大者十围,高三十丈,皆王氏植,至今繁盛。”(《方域志》)

      据蔡襄《荔枝谱》记载,在宋代,蜀粤荔枝“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兴化军产嘉荔,宋香陈紫,江绿方红,又为兴化军中嘉品(《荔枝谱》第三)所以,在宋代实行厚农桑,伴随着的是农田水利建设日新月异,各类种植大户的出现。

      方天若说:“盖经始于熙宁之八年(1075),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计钱约费百万余缗,计田约毁四千余亩,计佣四十余万工。”所以,元丰五年(1082),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没有花一文钱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莆田木兰陂竣工,显示出了王安石变法时代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首创精神。

      木兰陂是莆田的财神爷。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说:“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林大鼐写于开禧元年(1205) 的《李长者传》说:“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尤多。民素苦歉,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篓人,皆为高赀富户。”他俩都证明,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南洋平原成了国家的大粮仓。

      第七件喜事是熙宁九年兴化军赢得了双状元,兴化教育从此闻名天下。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 ),李宏陂清溪动土。次年,据《游洋志》卷之四记载,薛奕“以贡士入京,上书愿就武举,遂以第一 甲状元及第。时同郡徐铎亦冠进士,神宗赐诗以宠之,曰:’一方 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兴化教育从此名闻天下!十四家认为,这是“水绕壶山遗谶在验”,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宋史》说,大观四年(1110)五月,彗复出奎、娄间,“御史张克公论京辅政八年,权震海内,轻锡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役将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运花石。名为祝圣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托言灌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恶。不轨不忠,凡数十事。”(《蔡京传》)这位御史实在厉害,到处收集蔡京的“黑材料”,多达数十条,连蔡京参与木兰建陂活动,也成为大阴谋,说蔡京那时动机不纯,不是为国为民,而是想做宰相,让“兴化”之谶显灵。这个记载说明,木兰陂的建成,是宋神宗时的一件大事,曾经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一个典型,在全国各地广为传颂。所以,这位张御史才会胡编乱造,血口喷人。

      所谓“兴化之谶”即“水绕壶公山,莆阳朱紫半;白湖腰欲断,此时大好看。”这是论者以外地经验,来展望未来壶兰大地开发的科学预见:以前,莆田贫困者多,只有“朱紫”即当官人家日子过得好;壶兰开发后,百分之五十以上人家日子过得好,这就等于“莆阳朱紫半”。所谓“此时大好看”指的是白湖等地旧貌变新颜。南洋平原境内一下子有七大河、一百有九条支河之后,水绕壶公山运行,不仅农业种植出现变革,改旱田为水田,确保粮食增产增收;而且还带来水上交通运输之便,里和里、村和村之间交往密切了。与此同时,两岸种植荔枝龙眼等果树、河中淡水养殖等接踵而至,所谓“鱼米之乡”也就拉了序幕。你说那时是否“大好看”?!所以这条古谶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而是古时候人对未来的科学预见。

      宋朝好读书,重视文化教育,莆田脱颖而出,成为八闽大地之佼佼者。宋仁宗庆历新政(1043-1045 年)以后,中进士数量不断增加。据弘治《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科取士始,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间,兴化军中进士 93 人,其中莆田县 63 人,仙游县 24 人,兴化县 6 人。而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 24 年间,中进士就达 94 人,其中莆田县 67 人,仙游县 23 人,兴化县 4 人。以后则越来越多。

      但是,通过科举制做官的人却是十分有限。笔者曾经做过统计,宋朝建立以前,莆田平均28年出一个进士;以后是平均不到一年出了一个;庆历新政以后,平均一年出了几个,如此而已。

      而庆历新政“厚农桑”以后,经济发展得到重视,兴化军农田水利建设却是与日俱增。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指出:“福建有无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

      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莆田、仙游两县农田水利建设大干快上,居于全福建前列。兴化人民凭着“勤勤做,俭俭吃”的历史优良传统,终于造就了许多新时代的农民,他们有的家产甚至比做官的人还多。

      与此同时,兴化商人异军突起,为家乡土特产销往海内外冲锋陷阵。据蔡襄《荔枝谱》说,那时兴化荔枝是品牌产品,有着广大的国内外市场。荔枝可以出口,其他农产品,海产品,自然而然也可以出口,兴化商人就是这样敢冲敢闯,艰苦创业,打出了兴化经济新局面。他们有的家产也往往比做官的多。

      1072年市易法施行,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兴化商人挺身而出,走遍天下,把全国各地商人都请来了。他们凭借莆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艰苦创业,营造了熙宁桥、元丰桥一带商业繁荣新局面。马克思称赞商人是革命者。兴化军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兴化商人冲锋陷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兴化军经济发展新局面?在东京,宋神宗施行市易法。但是,天高皇帝远,在莆田城,却一时涌现了那么多兴化商人,还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经济繁荣景象,那真是一个奇迹。他们的前身大多是农民。宋神宗一声令下,他们就放下锄头,挑起担子,组成了兴化商人的队伍,奔赴商业前线,为家乡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木兰陂呢,她是莆田的财神爷。方天若是绍圣四年(1097)榜眼,他在《木兰水利志》说:“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林大鼐写于开禧元年(1205) 的《李长者传》说:“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尤多。民素苦歉,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篓人,皆为高赀富户。”他俩都认为,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南洋平原成了国家的大粮仓。

      所以,张御史自作聪明,以为依靠那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把蔡京送上断头台,其结果反而害了自己。这是因为纸包不住火,木兰陂建成后,莆田做官的人,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多少,而南洋平原却反而成为了国家的大粮仓。这说明“托言灌田而决水”,完完全全是政治陷害!张御史的谎言动摇不了宋徽宗对蔡京的信任,过了不久,蔡京又出任宰相。

      宋徽宗是这样,他的儿子宋高宗也是这样,对蔡京十分欣赏,他于1027年5月称帝,把蔡京制定的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盐法等一一继承了。这就是说,蔡京死后,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个人是宋高宗。要是后继无人,那蔡京是真正死了!究其原因,蔡京办事一向讲认真,木兰建陂就是典型一例。木兰陂的建成,蔡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奉命去福建挑选建陂人,要是不负责任,没有按照宋神宗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随便找几个滥竽充数,那么,宋代福建规模最大水利建设工程,就要泡汤了!那么,我们今天也就不会有什么关于木兰陂的讨论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木兰陂于1082年竣工,15年后方天若中进士,他是南洋平原新貌的见证者。所以,他的《木兰水利记》就显得宝贵。

      宋神宗在位后期,朝中斗争十分激烈。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驾崩;五月,司马光任门下侍郎,“请更张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的一无是处。但是,却有人致信给他,热情洋溢地歌颂熙宁新政,称它硕果累累,给司马光当头一棒。次年九月,司马光就死掉了。从中可以看出,相比之下,高太后、司马光气势汹汹,但是,却没有什么战斗力。

      由于风云突变,木兰陂水利工程虽然于1082年竣工了,但是人们却无心去开庆功会。1097年,方天若得中榜眼,在考场上狠狠地清算了司马光一伙罪行,大快人心。《木兰水利记》很有可能是方天若衣锦还乡时,郡人请他写的,刻石留念。与此同时,还在木兰陂召开了轰轰烈烈的庆功大会……

      第八件喜事情是徐铎后来写了《木兰谣》,为后人提供了最为宝贵的建陂历史资料。

      诗中说:“莆邑之南,原为斥卤。有泽有陂,有桑有圃。饮水知源,其功可数。钱林开基,李宏创募。地神布竹,异僧相土。施赀舍田,十四大户。三余七朱,陈林吴顾。陂沟既成,陡闸亦固。罟者之渔,舟者之渡。朝廷之帑,军民之哺。且启文明,累累圭组。俗成康衢,风成邹鲁。灌溉工程,众目共睹。岁稔年丰,口碑满路。祭田钦蠲,义庙敕胙。神功既大,君恩亦溥。更徼英灵,永绵呵护。此陂此庙,千古万古!”在这里,徐铎热情洋溢歌颂木兰陂,说它曾经感天动地,许多人为之出谋划策,出钱出力,甚至于连土地爷爷也被李宏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该陂清基时亲自为之插竹竿……

      木兰建陂,来之不易,光是李宏熙宁六年(1073)应诏,带着家干来莆实地考察,到处访问,了解水情,进行方方面面研究,就花去了两年时间,到了1075年才动工。“地神布竹,异僧相土。”这是木兰陂建成后,莆田民间的一种说法。徐铎觉得有趣,引用了,反而增添了这首诗的浪漫主义色彩。徐铎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他的《木兰谣》价值特别高,他的看法,我们今天不能不听一听。

      钱林开基,意思是说钱四娘在将军岩建陂、林从世在温泉口建陂,虽然先后失败了,但是,却为李宏以后在木兰山下建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打好了基础。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两人前面的实践,打基础,李宏就不一定会在木兰山下建陂。在那时,徐铎就有这样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钱、林、李三人,都是当代建陂英雄,他们共同为木兰陂的建成做出了贡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徐铎学习和应用东方哲学《道德经》等的水平相当高,“钱林开基”洋溢着唯物辩证法,无懈可击。

      李宏创募,意思是说李宏建陂胜利与募役法施行息息相关,毫不含糊地肯定了熙宁新政。徐铎是熙宁状元,在错综复杂的年代里,他能够坚定不移地站稳立场,忠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利用为木兰陂题诗机会歌颂熙宁新政的新胜利,很不简单。与此同时也说明殿试时,宋神宗有眼力,并没有看错了人。

      据《长编》卷227记载,募役法初始由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12 月提出, “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以后,首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取得实践经验以后,交给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他俩于熙宁四年正月上奏章。“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坊郭十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緍,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九个月后,即熙宁四年十月,募役法颁行天下。它的好处一是按贫富等级出钱,大大减轻了穷人负担;二是让有才干者应募,给于合理报酬,有利于发挥个人专长,提高办事效率或者工程质量;三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出现再一次大分工,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创造品牌产品,等等。木兰建陂的胜利,证明了募人服役的优越性。

      徐铎为木兰陂总结的第三条经验是得到了莆田人民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特别是十四家。徐铎说:施赀舍田,十四大户。三余七朱,陈林吴顾。

      哲学史告诉我们,唯物论是和唯心论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地神布竹,异僧相土。”这是木兰陂建成后,莆田民间的一种说法。徐铎觉得有趣,引用了,进行比较,显示出徐铎的唯物论富有斗争性。谁都知道,木兰建陂要是那么容易,钱四娘在将军岩建陂,早就建成了!

      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夹注:“旧制,进士一日兼试词、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只试论一道。至是年,始试策一道。至七年,以进士罢试词、赋,所试策无异。时政阙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贤良等科。”

      熙宁六年夹注:“按《文献通考》,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以经义取士,则此科以下,皆以经义中第也。”这就是说,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开始,庆历新政殿试固定考试的内容又发生了变化,词、赋不要考了,只要试策。

      试策,是考进士们治国安邦政治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重视理论和正确政治观点修养,这样的事情,我国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就确定了,成为了以后殿试的内容,直到1912年帝制结束。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会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是有许多建树的。徐铎是熙宁九年状元,他的殿试文章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他的《木兰谣》我今天再一次学习了,那真是赞不绝口。那时一甲进士三人,称得上是中国一流的政治理论家。

      巧媳妇难煮无米之炊,缺乏有关资料,历史就研究不起来。这是我又一次学习《木兰谣》的原因,看看能不能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学出新水平。我当初写拙作《李宏和十四家集体决策》时,就曾经引用了其中有关诗句。熙宁状元徐铎和绍圣榜眼方天若,是同时代人,他俩沉浸于木兰建陂取得胜利的喜悦之中,所以,读了他们的诗文,会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王安石变法重大意义的认识。过去,我经常用《木兰水利记》来认识莆田新貌,这次,专门就《木兰谣》宝贵价值写一篇,作为新的起点。它告诉我们,虽然宋神宗驾崩时一度风云突变,高太后、司马光等妄图取消新法,但是却没有得逞;王安石变法在莆田,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木兰陂硕果累累:陂沟既成,陡闸亦固。罟者之渔,舟者之渡。朝廷之帑,军民之哺。且启文明,累累圭组。俗成康衢,风成邹鲁。灌溉工程,众目共睹。岁稔年丰,口碑满路……

      总之,宋神宗大变革时莆田喜事多,说不完。在那时,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居世界前列,莆田则居国内前列,八件喜事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先进,老子《道德经》得到了传播和普及,更是引人注目。李宏应诏,率众来莆田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就花去了两年时间,慎之又慎,显示出了东方哲学的优越性。熙宁状元徐铎《木兰谣》洋溢着哲理,站在东方哲学高度总结了木兰建陂的经验及其成就。遗憾的是,许多研究宋朝历史的人却往往不懂得《道德经》等东方哲学著作,思想上共鸣不起来,新鲜事物发现不了,处于被动境地。例如,王夫之写《宋论》,自以为是,把“慈俭简”说成是老子的“三宝”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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