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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何不识天时

      □林永芳

      他是人,离开人世后却逐渐成了万众膜拜的神。在福州地区,有好几座“水部尚书庙”,包括台江上下杭的万寿尚书庙、阳岐祖庙,等等,里面供奉的都是他。起初,他只是被民众视为海神,认为非常灵验。到了明代,朝廷将他列入“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指令福州奉祀,并敕封为“水部尚书”,加封镇海王。在历代官民互动、不断升格的崇奉中,形成了“官船拜尚书公,民船拜妈祖”的信仰。对他的信仰还传到台湾、琉球,试看台湾和马祖保存完好的尚书庙达16座、嘉庆年间修建天后宫尚书庙时众多琉球人踊跃捐款,便是明证。

      他是谁?宋末名臣、抗元英雄陈文龙是也。福建兴化军(今莆田)人,初名“子龙”,度宗咸淳四年状元,皇帝御笔赐名“文龙”,历任监察御史、参知政事、闽广宣抚使等要职。德佑二年(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益王赵昰在福州称帝(宋端宗),陈文龙和文天祥同属临危受命,领兵守土抗元。在保卫兴化城的战斗中,因手下叛将出卖而被俘,押解北上。他一出兴化就开始绝食,到临安拜谒岳王庙时气绝,葬于西湖智果寺旁。

      可悠悠青史,纵横数千年,高中状元者、担任要职者,虽属万里挑一,却也大有人在,为何唯独他成了神祇,建庙受祀,永远活在百姓心中?

      诚然,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远近扬名,25岁时书法便已称誉一时,36岁高中状元,一举成名天下知。入仕之后,深得上司镇东军元帅刘良贵赏识和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他“文章魁天下”,得到当朝权贵贾似道一力提携,几年内从镇东军节度判官步步高升,直至担任监察御史。用古人的话说,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用今人的网言网语,那就是学霸君的人生开了挂。

      可他又“不识时务”,貌似“情商”不够高,认定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死理,执意和赏识他提携他的权贵唱反调,把一棵完全可以倚靠的“大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他不但不像其他同僚那样遵照十几年来的潜规则将有关事项一概先报告贾似道,反而上疏度宗力陈贾的过失,并弹劾贾的亲信。于是,他和文天祥的轨迹如出一辙——早年都曾是贾似道看重、欲作为嫡系培养的人才,却看不惯贾的奢靡和专权,最终分道扬镳成为政敌。

      而更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时,遇上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彼时,蒙元铁骑大举南下,南宋却在内外交困中难以自拔——土地兼并,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军队吃空饷,人心离散,……诸多现实问题迫在眉睫而又积重难返,不改则等死,改则速死,宛若癌症晚期,纵有华佗再世,也难起死回生。

      当时土地兼并惊人,田亩都集中于大户之手,贫者几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战争和蒙军入寇,湖广饱受摧残,“天府之国”四川又大半落入敌手,政府捉襟见肘,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会子),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黄仁宇在《贾似道买公田》一文中分析,彼时货币比南宋初年贬值超过300倍,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经济濒临崩溃,军费难以为继。可敌人大军压境,不能不迎战。

      众所周知,战争是口烧钱的大锅,可南宋却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宋史》“兵志”里提到当时官方是如何征兵,比国民党大陆时代最后几年的“抓壮丁”有过之而无不及:“咸淳季年,边报日闻,召募尤急,……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那么老百姓又是如何抗拒应征的呢?“市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无赖乘机假名为扰。”根据《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一的记载,这大概是咸淳十年(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十二月间的事。此时,襄阳已失陷,以荒淫无能而“名垂青史”的宋度宗赵禥刚刚驾崩,年仅三岁的恭帝刚刚登基,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全面攻宋,宋军节节败退,十一月复州降元,十二月汉阳军、鄂州降元。离公元1276年都城临安失陷、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彻底亡国已没几天。

      那么军队的实力又是如何呢?南宋军队从立国之初就有吃空额喝兵血的“优良传统”,军方早已习以为常。据说,即使许多名将,也未能免俗,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到了陈文龙那个年代,宋军空额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

      国家财政本已极度空虚,哪经得起如此蚕食鲸吞?有明智的大臣痛惜:“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掌控朝廷大政的贾似道铤而走险,以半生功业为赌注,自以为有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就够了,不顾各方利益集团阻挠,强力推行抑制土地兼并、增加财税收入的“公田法”和整顿军队财务、约束不法将领的“打算法”。结果他低估了各级官吏的扭曲能力,执行过程中侵害了小民利益,逼反了重要武将,违背了改革初衷,导致国事更加不可收拾,也导致鲁港之战一触即溃,多名将领临阵投敌,他自己也身败名裂。

      都城沦陷,恭帝以及太皇太后、太后等皇室成员被俘北上。即使端宗火线即位,其实也已无力回天。各地守将纷纷投降,郡守县令争相弃官逃亡,特别是附近的建宁、泉州、福州守将先后叛降。就在这种背景下,元军派来的招降使者多次到兴化劝降,都被陈文龙焚书斩杀。他对劝降者说:“你们不过是怕死罢了,殊不知,谁能一生不死呢?!”他还在城头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旗,以表明心迹、激励士气。史载,他派手下大将林华到边境侦察,林华很快投降了,而且引导元军来到城下。通判曹澄孙开城投降,把陈文龙一家人抓到元军军营。

      被俘后,他依然认死理,打定主意以死殉国。元将唆都看他不识时务,转而改打亲情牌,试图以“母老子幼”来动摇他的斗志。将心比心,生命诚可贵,老母幼子诚可怜,可他慷慨作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 (《弘治兴化府志·陈文龙传》)他的《复元将唆都书》千古传颂,迄今仍为大学课文。

      陈文龙殉国之后,母亲如何了呢?史载,陈母被监于福州尼寺,病重无药,旁人无不落泪,陈母道:“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病逝。众人感叹道:“有是母,宜有是儿。”将陈母收葬。

      读书至此,不禁倍感沉重,似有一曲《崖山哀》,响彻心海,萦绕不去。

      人道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回头再审视七百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了呢?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视角告诉我们,古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只是每个民族的人口数比现在少,疆域也比现在小罢了;后来,随着一次次血流漂杵的战争、奴役、屠杀、武力征服,或者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文化融合、血脉融合(通婚),许多民族都消失了。有的被屠戮殆尽,有的彻底融入另一个民族中,有的则与其它民族共同融合为一个新的族群,就像两晋唐宋以来中原汉族难民逃避战乱进入东南沿海山区之后与当地的畲族等土着民族完全融合为一个新的民系“客家人”一样。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融合统一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陈文龙他们何必殊死抵抗?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识时务”“顺天时”,放下武器,低下头颅,保全自己的生命,更保全老母幼子,避免后来落得与两子三女以及母、妻等一家人统统被俘的命运?问苍天,“大厦真非一木支”, “书生何不识天时”?

      遍布闽台的“水部尚书庙”告诉我们:轻生死重大义,坚守忠义节烈之道,至死不渝——正是这种气概,震慑人心,气壮山河;正因有了许许多多如陈文龙般宁死不屈的抵抗者,起到了一定的吓阻作用,使得侵略者的成本大为上升,让扩张主义者不敢轻启战端,从而也就于无声中部分避免了些许生灵涂炭。此所谓浩然正气是也。

      难怪,林则徐撰联歌颂他“一代忠贞垂史传”,说他与文天祥“隆名并峙”。难怪,陈文龙去世后与妈祖一样,被视为海上保护神。民间传说,某海上商船遭遇狂风巨浪、行将倾覆之际,有挂“水部尚书陈”旗帜的船相救,使商船逢凶化吉,平安抵达。人们遂奉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海神。明清两代,每三年科举后,皇帝都委派新科状元率领册封团赴琉球(今冲绳)、台湾册封当地官员。册封团在浩瀚大海上行船,为祈求平安,将陈文龙立于船中祭拜。而陈文龙“神灵显赫”,恪尽职守,每次都护佑使团平安,因而获得一次次加封。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是,清道光皇帝并非汉人,按理,对于陈文龙这种拼死抵抗北方蛮族、捍卫汉人利益而且拒不归降的人,未必会积极封赏,可事实上他却给陈文龙庙特别题赐“护国佑民”四字。这充分证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渴望有更多人能像文天祥、陈文龙那样,在风雨如磐、山河板荡之际挺立不屈,战天斗地,给无助的人以希望。

      书生何不识天时?也许,陈文龙写给他二儿子的诀别诗,便是答案:“惟有丹衷天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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