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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宗盛治时莆田

      □林劲松

      王夫之在《宋论》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仁宗》)意思是说,宋仁宗时被称为治国的盛治,至今还让听闻其事的人们羡慕。仁宗躬行慈爱节俭的品德,而宰相台谏侍从大臣,都是所谓的君子,那时成为治国的盛世,也是理所当然的。

      历史雄辩证明,仁宗盛治,来之不易,与1043年开始的庆历新政息息相关。据《长编》卷 143 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庆历三年(1043 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十大政。

      (一)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不要搞封官许愿,纠正治理天下中侥幸取胜的念头。当时,大官每年都可以自荐其子弟充京官。如果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又不会办事,恩荫成了制作冗官的“加工厂”。所以,虽然皇恩浩荡,但是于国于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支考虑,应该尽可能减少大官的恩荫。

      (三)精贡举,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政府官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地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宋时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即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而且京城成功了,以后还可以把这个制度推广到了全国。

      (八)减徭役,减轻各地人民的徭役负担。面对许多地方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的局面,范仲淹认为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徭役的困扰而忧愁了。

      (九)覃恩信,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旨令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十)重命令,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以改变“今睹国家每降宣敕条贯,烦而无信,轻易而弗懔,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的局面。法度是要取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条陈十事》内容丰富,包括吏治、经济、军事、教育、民生等方面。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宋朝中期改革的第一篇章——庆历新政(1043-1045),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谱写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付诸实施。

      960年宋朝建立后,由于君臣民的共同努力,不断取得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诸方面显著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庆历新政则是个新起点。十大政付诸于实践,逐步落实,迎接到来的便是仁宗盛治,并且为神宗继续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那么,仁宗盛治时莆田怎样?本文想进行一次新的探讨。

      首先,庆历新政以后,官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庆历盛治的政治保证。

      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宰斯邑。有雷厉风行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囚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恰恰经历百馀年。

      时势造英雄。宋仁宗在位时兴化县有两位受到民众好评的知县,那是来之不易的。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研究的。宋朝建国之初,“冗官”之弊一直无法克服。后来又出现“冗兵”局面,朝政愈发雪上加霜。到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重视选拔明经人才等国策,宋仁宗决心改革吏制,实行新政。其中,突出的是改革考试制度。例如,旧制选拔进士仅考诗赋,新政则增至三种:“先策,次论,次诗赋”。嘉佑二年(1057),宋仁宗“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言论自由。由此可见,宋朝盛治从庆历新政(1043-1045)开始选贤举能。

      为什么庆历新政那么灵?前后仅仅三年,就会大见成效?原来,学校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命根子。教育方针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官风和民风的健康程度。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用六经教书育人,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君子精神。有了君子精神,才能勇挑国家和民族重任。范仲淹的精贡举也是这样,对全国各地学校教学要求比以前更加严格了。要求他们不仅要教好诗赋,而且还要教好国策,读六经,明古今,懂得出谋献策,写政论文。国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宋初所以冗官,不会办事的人多,全因为应试时不是考国策,而是仅仅考诗赋。所以,出了问题不能一味怪政府官员,还要怪国家考核时出了偏差。政论文是对考生国策、理论、能力、观点等方面的综合测试,既考核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知识水平,又考核学生政治思想修养或政治见解等等。由于考核要求不同了,精益求精,所以,庆历新政揭开了宋朝中期改革的序幕,改革吏治,改革考试制度成了那时的重头戏。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虽然是以前的进士,但是,他们却都是经过庆历新政洗礼的人们,无不显得今非昔比了。司马光后来主编《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大史学家;王安石后来主持变法,历史贡献大,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许世昌、张彦博出任兴化知县,干出了一番事业,受到了当地的好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知县不同了,兴化军三县人口变化规律也不同了。《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之十说,据《宋史》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63157 户,宋郡志为 64887 户,其中主户 41982 户,客户 22905 户;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55237 户,其中主户 35153 户,客户 20084 户;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72363 户,其中主户 44376 户,客户 27987 户。太平兴国年间,这一地区人口已经达到 63157 户,但是 100 年后,这里在籍人口反而少了近 8000 户,和唐朝前期在籍人口不断上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到了后来却是又升了起来,增加了一万七千多户。宋代兴化军在籍人口为什么先降后升?一句话,冗官害死人!政府官员不会办事的人多,地方上遇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只好背乡离井,到别的地方谋生。其结果人走多了,成群结队离了,兴化军三县人口也就不断下降了。到了庆历新政时,改革吏治,官风变了,人心才渐渐思定了;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的人们一直到了这时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从此,在籍人口开始回升了。所以,庆历新政期间兴化军在籍人口比元丰时还少得多,经过三四十年长期努力后才达到 55237 户。以后木兰陂等农田水利工程竣工了,发展农业的条件日益完善了,在籍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知县不同了,有时也会迎来在籍人口的大变化。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宋仁宗时兴化两知县富有中华民族的君子精神。他俩立足山区,爱祖国,爱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史上留名,令人赞叹不已。他们给后来人树立了榜样,推动和促进了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据《游洋志》卷之四记载:熙宁九年(1076),薛奕“以贡士入京,上书愿就武举,遂以第一甲状元及第。时同郡徐铎亦冠进士,神宗赐诗以宠之,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 兴化教育从此名闻天下。所以,庆历新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并不是由谁说了算,而是由宋朝中期改革日益深入的社会实际下结论。时势造英雄,庆历新政简直成了英雄辈出的改革,司马光、王安石、许世昌、张彦博……

      其次,认真落实厚农桑,从奏复五塘到创建太平陂,莆田水利事业日新月异。这是仁宗盛治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具体表现。

      据《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庆历新政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这就是说,庆历新政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关心,雨水不足时,就要减免赋税。8000 多户和 30 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去认真算好这笔账,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蔡襄为家乡老百姓做了好事。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十大政实行以后,宋朝中期的改革不断深入,“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蔡襄奏复五塘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的。其后,谁要是坑农民、害农民,那就有人管了!庆历新政以后,莆田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加强。蔡襄奏复五塘说明了这一点,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记载,太平陂又名太和陂,灌兴教、延寿二里田七百顷。“按古兴化县有萩芦溪,其流甚长,谔址石溪流,堰为陂,深二丈,阔二十丈。水色紺碧,溪源演迤。乃作圳,引而南注。圳沿山而行,皆用石彻理。遇山壑断处,乃作砥柱,联驾石船而飞渡之其势磬折蛇行二十余里。及入境,乃分为上下二圳。上圳得水七分,以灌兴教、延寿二里高仰田土;下圳得水三分,专灌兴教、吴塘、漏头等处平洋田土。初,陂未作,民赖胜寿塘、太和塘、西冲塘、屯前塘、东塘以资灌溉。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复五塘。及谔太平陂成,而太和塘、东塘、屯前塘竟废为田。熙宁中(1068-1077 年)官令分太和田以偿谔之陂作,而籍其余及东塘、屯前塘田。为陂之修防计,设陂首一人,陂干一人,甲头二人,长工二人,各有食田;其长工食直,则取给于陂首。 ” 与此同时,还肯定刘谔的历史功绩,“拨大塘田酬公陂作,立庙于陂侧,至今呼为太和庙,其陂为太和陂云。”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日新月异的过程,也是兴化军三县认真落实厚农桑的过程。

      其三,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宽广。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唐武德五年(622)置县。唐代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授田于民,有口分田,有永业田。在父母官的带领下,莆田沿海掀起了围海造田挖池塘的热潮。据朱维幹先生《福建史稿》第六章第一节介绍,唐代重视水利,就闽南来说,先筑塘,后筑陂。“筑塘最多的是莆田。兴化湾港汊深入把莆田划分为南北二洋(莆语平原曰洋)。北洋有五塘,南洋有六塘。

      ”北洋五塘,颉洋塘最大,在县城东北四十里。贞观五年(631年)置,周十里,溉田二百顷。

      “南洋六塘,国清塘最大,亦贞观五年置,在县城东南二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百顷。次则横塘,贞观二年置,在县城南二十里。周二十里,溉田面积与颉洋塘等。”

      统计大小各塘溉田总面积一千二百顷,均贞观中置。建成了这些水库,有利于农业发展,所以,唐武德五年(622)莆田重新立县不久,就升为上县。70多年后,又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县,仙游县诞生了。

      唐建中时(780-783年),吴兴率众在渡塘,一作杜塘 (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围海造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四百顷。这是开发莆田北洋平原的开始。

      据弘治志卷之三十,《复延寿陂长生沟水利记》记载,成化十二年(1476)遇上了大旱之年,在延寿陂发生了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莆城西北有溪,发源万山中,至使华亭与潮汐通。唐建中(780-783)间,郡人吴兴公即其地筑堤以堰水,名曰延寿陂。陂之口,中疏一派,引水以溉东厢、延寿、仁德、孝义诸里之田,名曰长生港。其东偏别疏一派,引水以溉尊贤里之田,名曰儿戏陂。古郡志(即宋志)谓溉田二千顷,其利几半莆田。今计二水之所及,长生港盖十八九,儿戏陂特十一二而已。然其地势,儿戏陂视长生港稍高,其里人惮于浚导,因私为斗门于长生港,而塞其水,使专注儿戏陂。诸里虽失其利,然而其岁非甚旱,沟渠未涸,犹可苟且目前,不以为病也。”

      成化十二年(1476)空前大旱降临莆田,由于有关部门出面,及时处理诸里内部矛盾,出现了大旱之年,各地“苗不槁”,照常有个好收成的感人故事。后来,黄仲昭还应邀写了《复延寿陂长生沟水利记》,作为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一个纪念。读了以后,我深刻体会到,长生港,长生不老之港也,可谓是名副其实,1300年来,默默无闻工作,誓与北洋平原共存亡,这种精神实实在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延寿陂是这样,木兰陂、使华陂等也是这样,默默无闻工作,劳苦功高,长期为莆田水利事业升级做出贡献。

      延寿陂和后来的木兰陂一样,花钱多。在这方面,历史记载没有具体说,并不等于延寿陂建造没有花什么钱。这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如此,那么,吴兴公是做什么活的,是商人,是工人,还是农民?笔者认为他既是农业经营大户,又是个大海商。这是他造陂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据历史记载,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海上丝绸之路序幕从此拉开了。

      在那时,我们莆田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临近广州,得天独厚,南北洋平原成了莆田外贸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研究,首先就要有商品经济发展观念,不要老是停留在古代中国社会经济“落后论”观点,以为我在发表什么奇谈怪论,那就什么都研究不了的。)吴兴是农业经营大户,有着他发家致富的基地,因为农业历来是实行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又是大海商,延寿陂的建成证明,吴兴是治水的大善人。他勤奋好学,足智多谋,在市场上一定是个竞争能手,大赢家。延寿陂这样一个工程,一定是出自经济上有实力、水利上有远见卓识者之手。例如,他为分水河取名“长生港”,显示出了吴公胸有成竹,是一个自信心极强的人。在治水方面,要是没有相当把握,谁也不敢夸这个海口。1300年历史反复证明,“长生港”名副其实,是个长生不老之港,直至今天,仍然还在正常运作。你说他这一招厉害不厉害?!与此同时,还要请人帮忙,发给他们工钱,没有相当经济实力,延寿陂就无法上去。这些实际,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历史时,都要一一予以考虑。而且只有考虑了,我们研究才能贴近历史,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而且这么一研究,兴化商人历史就有了自己的起点,和莆田置县历史一样悠久。我市地处亚热带地区,土特产多,例如四季名果荔枝、龙眼等,海产品紫菜、牡蛎等,过去一直是畅销海内外。吴兴懂得把赚来的钱建造延寿陂;后人则知道继往开来,继续开发北洋平原,由原来的400顷,增至宋代的2000顷,翻了两番多,增加了4倍。这是因为这里地理条件优越,海外贸易赚钱多,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宽广。从中也可以看出,庆历新政“厚农桑”,重视发展社会经济,大得人心。

      其四,兴化军三县文化教育发生了变化。一是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 93 人,其中,莆田县 63 人,仙游县 24 人,兴化县 6 人。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 24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 94 人,其中莆田县 67 人,仙游县 23 人,兴化县 4 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 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 年)科郑侨,壬辰(1172 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二是学校教育有了大的发展。唐时,只有莆、仙两所县学;兴化军建立后,县学多了一所,并始有了郡学。军学,弘志志卷十五说,“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有诏立军学,进士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二年,仪与弟能及从子慎言举茂才至京师,复上书请官钱三十万,修三礼堂与步廊、崇阁;越六年而学成”。弘治志卷十五还说,莆田县学,“盖自唐设,其额张九龄书也”。虽然语焉不详,但是却告诉我们,唐代莆田县既是经济的上县,又是教育的上县,并且还受到了“开元盛世”名相张九龄的赏识,否则人家也就不会出手题字。这是不言而喻的。

      按古例,郡、县学校必须经常完成上面摊派人才的名额,“贡生”经礼部统一考核后才有“明经” 、 “进士”等及第。一个县要是长期没有明经、进士及第,那么县老爷就肯定会被撤职查办!所以,林藻仅仅是古莆田县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进士,林披仅仅是历史记载上第一个明经及第。以前由于郡县政府不重视历史记载,所以出现空白现象。

      《游洋志》即《重刊兴化县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 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在宋高宗绍兴二年以前早就有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综上所述,宋仁宗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三县的学校教育受到重视,有了大发展。所以,在那时,兴化军状元多,进士多,进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多,当宰相的多,很不简单。

      以上从四个方面收集材料,把仁宗盛治时莆田进行一番历史回顾。莆田的变化说明,960年,宋朝建立;83年后,庆历新政出台,从此,有了一个新起点,值得庆贺。否则,陈旧的东西不下去,新的有生命力上不了,不用说莆田发展不了,就是整个国家,也是无药可治,势必没有出路。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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