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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兴化八进士考辨

      □林祖泉

      明代邑人周华的《游洋志》卷四记载,在唐代,兴化县出了八名进士:

      郑积,字德戴,福兴里浔阳人。登贞观六年(632年)壬辰进士第,历官金紫光禄大夫、侍御史兼右散骑常侍。麟德元年(664年),高宗欲城楚王宫,劳民伤财莫甚焉,(郑)积抗疏以呈其非,高宗乃止。汉阳百姓立碑以记之。

      郑方迕,字仲居,(郑)积之子,徙居广业里霞溪。登乾封三年(668年)戊辰进士第,历官殿中丞、上骑都尉。嗣圣(684年)中,武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方迕曰:“堂堂男子,胡为曲身于女主座下!”遂解官而去。

      郑朗,字大明,方迕之子。登先天二年(713年)丁丑(误,应为癸丑)进士第,历官殿中侍御史。遇事敢言,不屈不阿。时韩林为相,尝谓之曰:“侍御史自方前代何如人?” (郑)朗说:“汉汲黯,晋稽绍(误,应为嵇绍)。”其慷慨劲直如此。

      郑璩,字伯玉,方迕之孙。登乾元元年(758年)戊辰(误,应为戊戌)进士第,历官侍讲,兼光禄勳,直言隐,朝野惮之。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欲易太子,(郑)璩谏曰:“是太子吾所素诲,知其德性久矣,决不可易。” 于是抗辞以拒之。代宗怒,(郑)璩说:“臣有舌在,陛下必不能割之使去。”代宗乃悟。

      史宾,字见大,清源西音(误,应为清源西里)之上史人。登龙朔二年(662年)壬戌进士第。官司空,封楚国公。与狄仁杰同朝,仁杰每称曰“史公”。遇事不萎靡,当言不忌讳,诚可谓之一代名臣者矣。

      金鲤,字伯龙,清源东里白鹤人。登武德二年(619年)庚辰(误,武德三年才是庚辰)进士第,累官至司徒、吴国公。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大驾亲征高丽,(金)鲤谏曰:“天下甫定,而远人是校,恐百姓闻之而解体也。”上曰:“卿言当矣,但今事固不容以自止矣。” (金)鲤遂解印而归,治第白鹤山中。后太宗以诗寄之曰:“黄龙漈里黄龙戏,白鹤山前白鹤栖。弘景可怜虚宰相,岂将薇蕨问夷齐。”

      詹万锺,字良关,清源西里棋山人。登龙朔(662年)进士第,官剑南副使。礼重有德之士,怜恤无告之民。时代宗发怒,要诛杀百姓十二人,万锺抗言以止之。上不听,乃叹曰:“立百姓之上而不能救百姓以生,我将去之矣!”乃退而与史司空、白御史共戏游焉。

      白金,字文重,清源西里西音人。登龙朔(662年)进士第,官至荆州道御史。布德施惠,民爱之如父母,歌曰:“我爱白公治万民,枯株落草见阳春;我爱白公仁百姓,穷谷深山闻善政。赤子何辞祝我公?愿言代代相君王。”

      上述兴化八进士的记载,看似有根有据。其实不然,编者的资料来源不明,只有孤证而没有其他史料佐证。只要认真翻阅宋、明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书就不难发现,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

      首先,从《游洋志》的成书背景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翻览舆图,认为“游洋洞(游洋镇的别名)地险民顽,欲以德化之”,便颁布诏书:立兴化县,建太平军(军为州、郡一级的行政建制),后改兴化军以统之,以泉州之莆田、仙游二县来属。

      所谓“兴化”,即兴天子之德,来感化“顽民”。军治和县治都设在游洋镇。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军治迁往莆田城厢,而兴化县治仍在游洋镇。唐朝以前,福建省只有七个州郡的建置,设置了兴化军,福建才得“八闽”之誉。

      到了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以“旧治地窄人稀”为由,把兴化县治迁至“人烟辐集”的广业里湘溪。后来人称游洋镇为“旧县”,改称湘溪为“新县”,而莆田的“新县”之名沿用至今。

      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贡士萧敏上本朝廷,请求裁撤兴化县。理由是野兽噬人,瘟疫虐人,连豪门大族都难以维持,何况穷人乎!国赋无法完缴,县治自然难以维持,朝廷因此下诏准撤。兴化县完成历史使命,原来由福、莆、仙、永划出的部分疆土,从此各归本治了。

      该书的作者是明代兴化县庄边赤石村(今属涵江区庄边镇)人周华,字子实,号沧溪。他在兴化县裁撤之后,编著《游洋志》,并未刊印,仅有残缺之抄本。到了民国25年(1936年),邑人张国枢根据马堃家藏的抄本,补缺铅印刊行,改名《福建兴化县志》,与江苏省的兴化县加以区别,并请时任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及莆田县末科进士、乡贤张琴分别作《序》,付梓传世。

      其目的是“提议恢复兴化县治” 。正如张琴在序言中所说:“游洋人张君国枢……联请恢复县治,省政府未报可,仍重刊是编,改称《兴化县志》。”由于出版的动机是为了恢复兴化县治,故在手抄本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唐代的内容是有可能的。对此,曾有莆田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书中的唐代人物资料靠不住。

      1997年秋,蔡金耀以《福建兴化县志》校勘周瑛、黄仲昭的明弘治《兴化府志》。2007年,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蔡先生又以《兴化府志》反校《福建兴化县志》,发现张国枢的重刊本竟然出错400多处。为还原历史的真面目,就点校重印《游洋志》。

      然而,周华在《游洋志》卷四 “人物·薛峦”条又云:“薛峦,字山甫,清源东里凤搏人。其先(祖)唐右辅阙(薛)令之,居长溪县,神龙二年(706年),始以闽人登进士第。……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邑人登第自公(薛峦)始。”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薛峦的先祖薛令之于唐神龙二年登第,是福建的第一位进士;薛峦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79年)登第,是兴化县的第一位进士。兴化八进士中有6个人的登第时间都比薛令之早,显然同一本志书的记载出现自相矛盾,耐人寻味。

      关于薛令之于神龙二年进士登第之事,《唐摭言》卷十五《闽中进士》《唐语林》卷五《补遗》《太平广记》卷四九四薛令之条引《闽川名士传》淳熙《三山志》等均有明确记载,因此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四将薛令之定为神龙二年进士。正如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明万历刊年,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中人物类“科名”所云:“神龙中,薛令之首登科。”

      长溪县唐时隶属福州府,薛令之为开闽第一进士。南宋淳熙《三山志》是我省历代所修地方志中的翘楚,在全国也享有盛誉。主修者梁克家凭状元之才,宰相之识,素以为文浑厚、辞命温雅而闻名于世。该志堪称信史善志,历代文人学者对其重要价值早有共识和定论。

      另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唐武德四年(621年)发布开科举士的敕令后,至武德五年(622年)十月,诸州经过考试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取中秀才1人、进士4人。该科进士头名为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状元……与孙伏伽同进士的还有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3人。六年又取进士4人;七年取秀才2人、进士6人;八年取秀才1人、进士5人;九年取秀才2人、进士7人(《唐摭言》卷15)。每年还各取明经若干人。然而,从武德五年到武德九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没有金鲤。显然,金鲤登武德二年(619年)或武德三年进士第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宋代文献和志书的记载看。南宋人李俊甫的《莆阳比事》(明万历影印本)是一部史料真实的莆田地方文献。李俊甫,字幼杰,兴化军莆田县人,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他“上考史记,旁摭纪录,下至诸家文集,行宝碑碣书尺,悉从采掇,询于老儒,恭之故老”,编成《莆阳比事》一书。《宋史·艺文志》收录其中,古人对《莆阳比事》的史料价值评价极高,如清《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属辞有法、纪事核真,可与《汝南先贤传》 《襄阳耆旧志》并传也”。

      该书不仅是研究宋代莆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对研究唐代莆田历史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载的唐代莆田历史的方方面面,诸如“林家九牧、陈氏五侯”;“漆林书堂、福平别墅”;“感激铭砚、愤悱投盃”等,而兴化八进士的个人资料一字不见。

      又南宋黄岩孙的《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卷二“进士题名”载:“唐重进士科,莆始于林藻、欧阳詹,仙游始于陈乘、杨在尧、陈光义。”这是林藻为莆田第一位进士的最早记载,而此书没有兴化八进士的任何信息。

      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有宋一代,以志为名者计三百八十三种,以图经为名者一百七十六种,以记为名者八十二种,称图志者尚有二十二种,全部约有八百种。其中,福建的有四十多种。一些政治家、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地方官参与修志或为志书作序,蔚为风气,这都是促进方志理论的发展和志书、舆图编纂事业发达繁盛的原因。

      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志书的内容从过去偏重于地理风物,而逐渐扩大到人文历史领域,并开始形成一套无所不包,统览古今的新型方志体裁。这一变化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因此,《仙溪志》是至今福建省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可见其在全国地方志上的重要位置。

      再次,从明代地方志书的记载看。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卷七十二 “人物”亦云:“林藻字纬乾,贞元七年(791年)登进士第,郡人登第自藻始。”也就是说,莆田的第一位进士是林藻,该书也没有兴化八进士登第的有关记录。

      《八闽通志》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志,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记舆地者不下数十家,唯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颇称善本。”该《志》“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在地方志中别具一格,后来王应山纂《闽大记》 《闽都记》,何乔远纂《闽书》,也都袭用此法……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有的且是未见于其他志乘的,体例也比较齐整,为我省编纂各级地方志之所本”(《八闽通志·前言》)。

      同样,在明代《闽大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闽书》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方志中均没有兴化八进士登第的记载。

      其实,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由于志书编写者没有认真考证就人云亦云,结果出现抄来抄去的现象。如新编《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在卷三十八·人物表中记载了兴化七进士(金鲤、史宾、詹万锺、白金、郑方迕、郑朗、郑璩)的登第资料后;新编《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也在卷三十五·人物表中记载了兴化八进士(金鲤、郑积、史宾、詹万锺、白金、郑方迕、郑朗、郑璩)的登第信息(其实看看黄岩孙《仙溪志》的记载就十分清楚了);新编《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卷四十四·人物表中的记载也与新编《仙游县志》的记载相同,所有这些恐怕都是以讹传讹罢了。

      此外,我们再看一看周华的《游洋志》记载的郑氏四代人(郑积、郑方迕、郑朗、郑璩)先后登进士第的家族科第辉煌,为何宋、元、明、清的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书都没有记载或转载呢?为何连宋邑人、《通志》作者郑樵和明邑人、《莆阳文献》作者郑岳这些著名的郑氏后人在撰写《莆田郑氏族谱》序言中竟一字未提呢?如此重大的家族科第盛事为何没有其他史料佐证呢?哪怕片言只语也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华的《游洋志》关于兴化八进士的记载是不真实的,应当予以纠正,切不可再以讹传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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