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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理论先驱——郑樵

      □余文烟

      一、郑樵生平及其《通志》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自称溪西逸民,因居夹漈山,当地人俗称夹漈公,南宋兴化军莆田广业里霞溪林边(今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林边村民小组)人,生于公元1104年,卒于公元1162年,著名史学家、杰出的图书馆学理论家、目录学家。

      郑樵一生无意仕途,不应科举,但他却有长远的读书立说的远景规划,曾制订他的学习计划,以“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郑樵酷爱读书,但对前人之书并不盲目崇拜,反对“空 言著书”, 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 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指出前人之书固然要读,而亲自实践更不容忽视。

      郑樵一生“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所在的,唯有《通志》200卷。这是按《史纪》体例编制的一部通史,记载了古代社会历史、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并描述了各种学科的发展过程。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郑樵称《通志》中的二十略是“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特别是二十略中的《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郑樵的图书馆学思想,即所谓图书的采集、分类、编目、注释、整理、使用等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校雠略》中,根据历史发展的观点,讲明图书分类和编目的重要作用,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同时,在《艺文略》和《图谱略》里,则把他的理论具体地加以贯彻和应用。郑樵认为图书馆这一领域是“天下之学术”,同为 “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 第一次把图书馆领域的知识列为一门学问。

      二、 郑樵的图书馆学理论

      ——郑樵的图书采访理论

      郑樵主张,国家图书馆应尽藏天下之书,对已有的要善加保管,未备的需广泛征求。指出“堂堂天府而不能尽天下之图书乎。不求耳” ,还提出“ 阙书备于后世说”、“亡书出于后世论”的论断。对于图书采访他提出“亡书出于民间”的观点。认为,即使国家兴旺发达,盛世太平,也仍然有很多的图书瑰宝遗留在民间。究其原因为“求书之道未至耳” 因此,郑樵系统地总结出了《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箱》即:“一日即类以求,二日旁类以求,三日因地以求,四日因家以求,五日求之公,六日求之私,七日因人以求,八日因代以求”。郑樵从与图书有关的人物、时间、地点等各方面,多途径地对图书馆采集进行了阐述,第一次将图书馆采访工作理论化。

      ——郑樵的图书分类理论

      郑樵重视图书分类理论以及体系的建构,这也正是他创造性提出新的分类法的前提。他指出“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如果图书部类分明,分类体系科学,即可以“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即可以“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人有存没,而学不息“。对于分类的重要性到郑樵之时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提出图书分类有两大重要作用:一为明学,二为存书。如在《编次必谨类例论》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这段话指出了文献分类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间的关系,明学的作用,呼之欲出,至于存书作用。郑椎认为……书籍之亡也,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

      郑樵经过长期探素。突破传统“四分法”、“七分法”, 将学科分类扩大到十二大类,在过去的二级位基础上将类表扩大为三级分类表。这在我国图书分类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中国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先生说:“郑樵创立新的分类体系是最杰出的一种。他把分类表发展到第三位。建成一个更系统,更详细的分类法。是我国图书分类史上的一大突进。… 郑樵实际上已进入那种完整体系的大门。”

      (1)分类要以图书内容为主

      郑樵提出分类应以书为纲。不能以人为纲的原则。一个作者的不同类著作应归入各类。把作者姓名注于书名之下,另一原则是“著录不能见名不见书,看前不看后,而是要通观全书”。

      郑樵在《校雠略》中指出“古之编书 ,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人则于书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书,遂以书类人,大有相妨,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于其下,无有不安之理。”郑樵批评前人只注意按人分类,而忽略了图书所反映的学科本质属性和应以图书内容为主的分类原则。

      (2)同类书必须归入一类

      郑樵遵循“书守其类” 的图书编目归类思想,提出“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重要原则,要做好这一点是有难度的,就连郑樵称道的《隋书?经藉志》,在美分之时,也还存在许多混乱的现象。但作为图书编目人员。努力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编撰《艺文略》时,郑樵尽可能将同类书集中在一起,做到凡已归入某一类的图书。不再归入另一类,以保证归类正确,前后一致。

      (3)类目不可相滥为一

      古代的图书从类目设置到图书分类,在郑樵之前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郑樵提出“类书者,谓总众类不可分也”的指导思想,在《艺文略》的类目设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的独创举措是对以往历代旧分类体系的突破,适应了类书分类的需要,也表明郑樵已认识到图书分类和学科分类的区别。

      另外,郑樵根据图书本身外在的特点和内在的学科性质的区别,提出了“可分之书,当列入别类” 的归类原则,即综合性的类书归入总类,专科性的类书归入专类,能入下位类的,决不入上位类等。比如郑樵提出:“且如天文有类书, 自当列天文类,职官有类书,自当列职官类。岂可以为类书而总入类书类乎?”就是采用以学科分类为主,以形式分类为辅的这一科学的分类标准。

      (4)类分图书后必须进行审核

      图书经分类标引后,必须“严格审校,以保证分类工作的质量。郑樵举《隋志》的分类实例:”《嘉瑞记》、《懈瑞记》两书,既出杂传,又出五行。《诸葛武侯集》数种书。既出儒类,又出总集。《众僧传》等书,既出杂传,又出杂家“。这是一书两入。对于前人的分类实践,郑樵一直认为”《隋志》最可信。但仍然出现上述错误。究其原因:一是“缘分类不考,故亦有重复者”;二是“实由分类不明,是致差互” 而归相结底,是“不校勘之过也”。

      3.郑樵的图书著录理论

      在图书著录方法上,郑樵大胆提出“类书”的著录方法,即根据书的内容进行分类著录。他在《校雠略》中阐述了“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批评了欧阳修以撰人为主的著录方法。同时,他主张编目要有次序,这样做可见先后之次,可见因革之宜而无所滥。在图书馆注释方面,郑樵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提出了“泛释无义”的著名论断,指出“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不应释而一慨释之,谓之繁……不言自显的则不必加注释。”指出: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他的这些理论,在他所编的《艺文略》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运用。

      4.郑樵的图书管理和利用理论

      对管理图书,郑樵有他的独到见解,认为必须“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不能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校书更要专职久任。提出了“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的理论。他列举了司马迁、刘向父子、虞世南、颜师古等相继担任主管全国图书的长官,一直负责国家的图书整理、 分编、校订、注释等工作,达到了“图书之备,文物之兴”的目的。 针对当时国家藏书,读者范围小的情况,他倡导让一切能读书的人阅览,他说他写《校雠略》的目的就是“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流通就是利用,这是图书馆功能的集中表现,郑樵是最早使用流通这个概念的人。

      综上所述,郑樵在图书馆学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图书馆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使用为目的,包括图书的搜集采访、分类编目、著录、校对乃至图书管理人员使用等等,都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先进思想,他这种先进思想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在图书馆学工作中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郑樵之所以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先驱的重要原因,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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