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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对仙游的三次批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仙游县委办从事新闻工作,后又任县委宣传部长。当时的仙游是福建省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农民包山、农民私人办工厂、农民搞长途贩运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但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新闻宣传工作者,我积极报道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人新事,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存在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先后有三次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对推动改革开放和近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这个材料很有意思”

      1981年8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盖尾公社有个叫李金耀的农民,雇了一些人,承包了一座荒山造林,当地对此事议论纷纷。凭着新闻敏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探讨的事。第二天,我便同县委报道组的连捷禧同志一起到李金耀所在的莲井大队采访。

      李金耀承包的马山有1000多亩,地处5个大队的交界处,来往的人流多,离村里又远,不便管理。从1969年开始,莲井大队每年都要派6位农民上山看管,每年轮换一次,每人每年付给150元工资和100斤粮食。由于没有实行责任制,加上人员经常更换,结果大队花了1万多元钱,6000多斤粮食,还是没有把山管好。周围几个大队的群众经常到山上砍柴放牧,使这座山越来越荒芜,平均每亩只有20多株不到一米高的马尾松。村里的群众意见很大,说:“年年花钱护林,年年不见林。”

      早在1975年8月和1978年初,李金耀就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李清柳提出了包山的要求。由于这是个涉及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村里没有人敢作主。1979年6月下旬,李金耀第三次向大队提出了包山的要求。新任党支部书记李芳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召集16位党支部委员、大队干部和13位生产队长,在马山召开了两天两夜的会议进行讨论,大家争得脸红耳赤脖子粗,最后达成了不成文的口头决议,只要不叫大队出钱出粮,就让李金耀试试看吧!但此事不能对外泄露。

      就这样,一份在当时算是违法的秘密合同产生了。李金耀和同村的李忠发、李轮玉三位农民与李芳玉等29位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签订了包山合同。合同规定,马山的林木投产后,马尾松收入全部归大队;新植的杉木收入90%归大队,10%归承包人;新植的柠檬桉收入60%归大队,40%归承包人;油桐、油茶等油料作物的收入双方各得一半;果树和林间套种的药材等收入全部归承包人。合同规定,千年不变。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份很不合理又苛刻的合同,但在当时“谈包色变”的年代里,这可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它在中国林业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

      李金耀等三位农民与大队签订包山合同后,都遭到了家里的反对。李金耀大儿子还特地从外地赶回来,劝阻父亲不要包山,担心包山亏本还不清债,会连累后代。李忠发和李轮玉由于受不了家里的反对,害怕担风险,要求退出了承包合同。而李金耀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认定,一棵树一年长1元,栽5万株一年就有5万元收入,包山是不会亏本的。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拗不过李金耀,也都跟他到山上扎根了。包山投资大见效期长。为了筹集资金,李金耀卖掉了家里的两头大肥猪,卖掉了妻子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就连夫妻两口子的棺材板也都卖掉了,还向一位华侨借了2700元钱,共筹集了6万多元资金。有了资金,他就四处招兵买马,雇了20多个青年农民上山护林造林。他根据不同的农活制定了不同的定额管理办法,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如:一天栽200株树苗,付给1.8元工资,超过200株的,每株多付一分钱;每株树苗锄草一次就付一分钱等等。由于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工人多劳可以多得,劳动积极性都很高。他还根据不同的工种和各人的技术水平,确定了11个工资等级,最高75元,最低36元,每月评定一次。他自己每月72元,比最高的技术工人少3元,他的大女儿39元,妻子、另一个女儿和媳妇都是36元。他规定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多加报酬,晚上巡逻山林多补助5角。平均每人每月可领取44元工资,而当地农民全劳力每月的收入只有15元,一年人均收入只有70元左右。由于收入比当地农民的收入高,很多人都愿意到马山来打工。春季造林大忙时,一天有上百人,其中固定的工人就有25人,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兄弟。李金耀还个人投资添置了一批床铺、蚊帐、棉被和桌椅等家具,供场员使用,并购买收录两用机、图书、象棋等娱乐用品,有时还包车送场员到山下的集镇看戏看电影,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对个别因病或家里有困难的,他还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夏天天气热,他就每天供应一次绿豆汤等点心,工人们吃饱只须付1角钱。

      李金耀在包山过程中,注意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利用林间空地套种药材、树苗、茶苗,一年就可收入1.5万元。他还在山上建了养猪场,一年也有几千元收入,这些都为林业发展提供了资金。

      李金耀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包山的经过,并带我们到山上实地考察。我们看到,经过李金耀的努力,昔日的荒山已初见成效。三年间共栽了7万株杉木,7万多株柠檬桉,3000多株柑橘、芒果、香蕉,培育茶苗10万多株,林地套种了15万株杜仲、玫瑰茄等中药材。9万多株马尾松经过精心抚育,已经长到2米多高。与马山仅一路之隔的芹峰大队成片的山地,由于没有承包,至今仍是一片荒芜。

      李金耀包山的核心问题是“雇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雇工就必然产生剥削。我认真分析了李金耀包山这件事:1、李金耀承包的马山,山权是属于集体的,也就是生产资料是属于公有的;2、李金耀付给工人合理的报酬,平均每人每月44元工资,而当地农民全劳力每月收入只有15元;3、李金耀与场员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不像资本家与雇工的关系。场员来去自由,不受限制,农忙时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农闲时再来看山造林。4、李金耀包山的收入,集体占大头,个人占小头。林业投产后,按合同规定,大队不花一分管理费,一年就可得利6万多元,工人在山上劳动一年也可得1.5万元左右的工资,这也为人多地少的莲井大队多余的劳力找到了出路。而李金耀既要大量投资,又要承担各种风险,如山林有随时被乱砍滥伐的经济风险,尤其是“雇工”的政治风险。我分析了上述情况后,认为李金耀包山雇工同资本主义的雇工有着本质的区别。于是,我执笔撰写了《李金耀承包1000多亩荒山投资6万元办起多种作物林场》一稿。

      1981年9月17日《福建内参》第31期,刊用了李金耀包山的稿件。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第460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256期也以《福建一社员自筹资金承包荒山办林场》为题,发表了我与新华社福建分社肖辉家合写的有关李金耀包山的情况。9月21日,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看到后,作了批示:“这个材料很有意思。”由于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又再次明确规定:“农村可以搞承包责任制,但不准雇工。”因此,作为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对李金耀包山之事,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说:“这个材料很有意思。”但明眼人一看便清楚,这里的褒义多于贬义。

      对于雇工问题,直到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才有明确规定,即“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于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当时《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指出:“个体经营户,一般是一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对比中央文件雇工最多不超过5个,李金耀当时固定雇工有25个,最多时达到100多个,显然与中央的政策是相违背的。

      1981年8月,我除了将李金耀包山的稿件寄给福建日报和新华社福建分社外,还寄了一份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安岗,请他转给有关编辑。我不知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季音是从安岗那里,还是从《情况汇编》上看到李金耀包山的情况,1981年11月,他同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林群英一起到仙游找我,又到李金耀那里采访,合写了通讯《开发荒山的大胆实验》。12月8日,人民日报二版加编者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样,李金耀包山之事,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林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林业专家、教授、学者、研究人员和林业干部,先后有1000多人到李金耀承包的山上参观考察。大家议论纷纷,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不表态的,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民日报还公开发表了持各种不同看法的读者来信,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农业经济研究丛刊》也开辟专栏讨论。支持方主要是林业部门,认为我国正在实行开放政策,国家允许国外资本家在中国开办工厂企业,雇工剥削,那为什么就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办场,雇工作业?况且李金耀包山办林场,按合同规定,将来山林的大部分收入归集体所有,而李金耀自己所得,仅是少量分成收入。他们甚至认为李金耀的所得比例太少了。怀疑方则认为林业投资大,见效慢,担心李金耀撑不住,同时怀疑他到底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说不清。反对方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雇工的存在,如果允许雇工,和资本主义国家有何区别?还有的担心会产生暴发户和两极分化。不敢表态的大多是当地各级领导,因为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能雇工,而李金耀雇工包山的效果又确实很明显。当时,县领导,除了县政府有一位主要领导公开在全县有关会议上表示反对外,其余的领导大都不正面表态,不敢上山去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有情可言的。面对种种议论,我代李金耀起草了《我为什么要承包一千多亩荒山?》在198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说明包山不是为了钱,而是为国家分点忧,为后代造点福。

      福建省由于受极“左”线路的影响较深,1981年,省委内部对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意见还不统一,一些地县的领导还公开反对“包产到户”,林业战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李金耀包山的文章后,福建日报还不敢转载。我曾为此多次打电话给时任副总编辑的林振夏同志,他也有口难言。因为报社要同省委保持一致,省委意见不统一不好办啊!后来据说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亲自催促,12天后即1981年12月20日,福建日报才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项南同志对李金耀包山之事始终给予关心和支持,当时季音从北京来福建到仙游采访时住在新华社福建分社招待所,他特地去看望,并了解李金耀包山的情况。1983年春,省里召开两会,李金耀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会议期间,他还邀请李金耀到自己办公室面谈,并说过一段要到李金耀承包的山上看看。两个月后的5月18日上午,项南来到了李金耀的山上。当时,我随莆田地委书记洪海和仙游县委书记陈瑞祺陪同项南上山。当他看到满山遍野的马尾松、柠檬桉和杉木郁郁葱葱,呈现着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高兴地称赞李金耀干得好,并对身边的领导和记者说:“李金耀所干的事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于国于民都有利。承包开发荒山应当大力提倡。”

      在林场里,项南认真地看了李金耀与大队签订的合同。当他看到合同书上写着:“林木投产后,马尾松全部收入归大队,杉木90%归大队”时,认为这样做不太合理,李金耀得利太少了,便问李金耀对此有何意见?李金耀回答说;“我不是为了钱才来包山的,将来林木投产后,按合同规定,我所得的钱,要存在银行里,用来发展林业生产,一分也不留给子女,将来谁有能力来接管林场,就把钱移交给谁。”

      项南听后笑了笑,转过脸对身旁的县委书记陈瑞祺说:“你们要帮助大队按党的现行政策,参照本县其他地方的做法,修改一下合同,把分成比例定得合理一些,但不要歪曲了合同原意。合同千年不变,这也不科学嘛!”他还特别强调,先进人物思想越先进,我们越要讲政策,绝不能以先进人物的思想来代替党的政策。各级政府都要保护承包者的利益。

      项南了解到李金耀还在山上养猪养鸡,用粮食当饲料,便建议李金耀在山上试种一些玉米,以解决饲料来源的困难,并要求李金耀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种植一些铁树、雪松、龙柏和榕树等花木,这样不但可以美化自然环境,还可以将花木出售,增加经济收入。1983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执笔写的消息《承包荒山 秃岭披绿装》,报道了项南看望带头承包开发荒山的农民李金耀。

      这年7月下旬,为了落实项南书记的指示,县委派出工作组到莲井大队,同大队干部和群众商量修改合同之事。我作为工作队的一员,参加了合同修改的民主协商过程,并于7月27日执笔起草了经干部群众讨论确定的《林业承包合同》。修改后的合同承包期由千年不变改为长期不变,并规定马尾松投产后90%归大队,10%归李金耀。也就是说,李金耀实际上只多得10%马尾松收入。尽管合同仍很苛刻,但李金耀丝毫没有计较。合同从1983年11月8日开始生效。

      对李金耀包山始终给予支持和肯定的,除了项南之外,还有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1982年5月13日至20日,他在福建调研时,曾打算5月19日到李金耀的山上考察,但由于当天下暴雨担心山洪暴发路不好走而未能上山。调研期间,他曾两次谈到李金耀包山办林场问题。他在省委召开的农村政策座谈会上说:“仙游县有个叫李金耀的,上山种树办林场,现在树已郁郁葱葱,自己的工资一年可以赚6000元,只拿2000元。开办时为了增加一点投资,他把家里的两副备用的棺木卖了,把老婆的金银首饰也卖了。耀邦同志批示说,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天下就有这么一种事业心强的人,你不鼓励他,还鼓励谁!”在同安县调研时,他又说:“仙游李金耀承包1000多亩山林,也雇工耕山,李金耀式的雇工就应该允许。经营不外两种办法,一是分红制,合股分红;一是工资制,我们现在的许多青年人更喜欢工资制,不担经营风险,每月工资50多元、60多元,这个是‘剥削’?他没有剥削什么剩余价值,原来那里光山,剥削光山?”

      李金耀包山的事,也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支持和肯定。1984年2月18日,他在中央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以满腔的热情,支持各地出现的新生事物,支持改革的精神。像安徽省旌德县的陈菊生同志,他自愿停职停薪,承包荒山5000亩。福建省仙游县的李金耀同志,集资邀伙,办了1000多亩的林场。他们这种远见卓识,敢担风险,改造山河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他们承包这样大面积的荒山,需要很多的劳力和资金,要有一些帮工,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态度,采取特殊的政策,可以叫招请,合伙经营,工资也是合伙的办法,按劳计酬,允许有所差别,这就同旧社会的雇工剥削不是一码事了。”

      仙游县委看到李金耀包山的效益后,也改变了不敢表态和观望的态度,在全县认真总结推广了李金耀包山的经验,全县仅一年多就有2800多户农民与集体签订合同,合股承包了16万多亩荒山,联合办起了307个家庭林场。1983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我撰写的文章《仙游县推广李金耀承包荒山造林经验两千多农户合办三百个家庭林场》,并配发了长篇评论员文章《开发性承包要进一步放宽政策》。美国记者詹姆斯·华莱士也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对李金耀作了介绍。

      李金耀承包荒山的实践,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对放宽林业政策,实行专业承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为我国的林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可以说,没有李金耀当年的大胆探索,就没有我国林业大发展的今天。

      (二)“社队工业能这么搞就谢天谢地了”

      农民私人办工厂,在改革开放的当今是一件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事情,不但能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而且还可以在厂房用地和税收等方面得到优惠。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样的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私人办工厂被称与国有企业争原料、争销路,不但得不到扶持,还会被打成地下黑工厂,企业主还有可能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私人办工厂的政策虽然有所放宽,但中央文件仍明明白白规定,雇工一般只限二三人,最多不超过五人。

      1982年11月初,我听说仙游县榜头公社溪尾大队农民张金秋三兄弟合办了一个生产三线包缝机(简称“三线机”)的工厂,经济效益高,产品销路好。由于雇了12个工人,村里有人说他们是雇工剥削,发了“横财”。他们因此忧心重重,不敢扩大再生产,担心太富了人家眼红,怕被打成“暴发户”,又受批判。到底情况如何?我带着疑问到这个厂调研。

      张金秋的父亲有制秤的传统手艺,技术高超。张金秋和其兄张其宝、张其汉,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也都成了农村的能工巧匠。他们能够用手工自制补鞋机、打面机、镶牙机、自动磅等机具。他们所在的溪尾大队,人均只有两分多地,出工要挂牌排队,农闲时更是没事干,劳力剩余很多。早在1975年初,他们就根据市场行情和群众生活需要,开始试产三线机。由于三线机是当时市场的热门货,他们生产了一批,赚了一大笔钱。然而到了1976年,他们都因此被扣上办“地下黑工厂”的帽子,当作“暴发户”被批判,机器设备和部分产品,以及家里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东西被没收。张金秋还被关进“学习班”受审查,并被罚了款。

      1980年初,张金秋三兄弟看到农村政策放宽,个体户可以开业,便产生了“东山再起”的念头。张其宝和张其汉经所在单位榜头综合社同意,留职停薪,每人每月上交6元管理费,回到老家与弟弟一起办厂。他们同大队协商,并经公社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合办了“溪尾三线机厂”。这个家庭工厂以手工操作为主,拥有5台钻床、2台喷漆机、3台砂轮机、1台柴油机、1台鼓风机、3台电动砂轮、6台手摇电钻,还有二、三十部大小台钳和微型电动机等设备。固定财产(不包括厂房)约2万多元,流动资金1万多元。全厂共有19人,除了自家7人外,雇请了12个帮工。帮工除了付给生活费外,每年发给冬夏衣服各一套。干满一年后,月工资按其技术熟悉程度分别定为45元至70元。帮工来去自由,农忙时可以回去搞农业生产,农闲时又来打工,愿意自己回去开业也可以。

      这个厂生产的“三线机”,经县物价委员会等单位调查认为,产品性能尚好,质量基本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由于产品样式美观,价廉物美,每台售价只有250元(县物委定临时价为276元),比国家同类产品便宜百分之三十多,深受用户欢迎,销往全省60多个县市,就连福州、厦门等地的百货商店也与他们签订经销合同。对于出售的产品,实现质量“三包”:包用、包修、包换。他们每出售1台三线机,都要向当地上缴百分之十的税收和百分之三的管理费。

      这个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高效益,1981年人均总产值达4000多元,比全县社队工业的人均产值高出两倍多。他们三家户均纯收入达1万多元,比当地农民户均纯收入高10多倍。这个厂所需的合金铝、高碳钢、铸铁等原料,国家和集体都没有给予计划供应,大都是高价或议价买回的,原料成本比国家牌价高20%,有的甚至高出一、二倍,如木炭,国家牌价1担4元左右,他们却要花12元才能在自由市场买到。然而,他们卖出的产品价格却比国有企业生产的低百分之三十多。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家庭工厂能有这么显著的经济效益呢?其主要原因有3条:

      一是真正做到了能人当家作主。在这个厂,找不到脱产干部。七个主要成员都是精通技术、善于经营的明白人。在厂里,既是当家人又是生产者;外出时,既当购销员,又当技术员。他们各有专长,充分发挥了人才优势,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尽其利,没有社队企业中存在的不顾生产需求,一味照顾安置干部家属的现象。二是发挥了“小而灵”的优势,经营管理有高度的灵活性。在体制上,四个单独核算的工场有统有分。一些大的机具,如柴油机、鼓风机、喷漆机等都是合股购买,共同使用;在技术方面,也是协同攻关、及时交流,显示出联合办厂的优势;在购买原料、安排劳力方面,则以各工场为主进行,辅以必要的协作,做到“亲兄弟、明算帐”,充分调动了各家的积极性;在销售上,则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进行,如寄售、经销、参加展销等,并随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实行浮动价格,薄利多销,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三是处处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成本。他们生产的三线机有200多个零件,其中百分之九十的零件全部自制。其余的零件,如螺丝国营商店有出售,有的一分钱可以买3个,他们感到自制不合算,便到商店买。在国家和集体没有计划供应原料的情况下,他们就自找,如合金铝,他们尽量设法从废品回收部门买汽车、拖拉机的废活塞回来加工;铸铁则是到公社农械厂及市场上买下脚料回炉翻砂,既不影响产品质量,又大大降低了成本,使企业能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张金秋三兄弟告诉我,如果有车床、刨床、磨床、冲床等机器设备的话,生产能力可以成倍提高。这些设备,他们是有钱不敢买,主要是担心这样做,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会不会再被打成“暴发户”?特别是雇工问题,中央文件明文规定最多不超过5个,而他们已经有12个了,如果扩大生产势必要增加雇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便撰写了一篇调研报告《福建仙游县三户农民办起一家庭工厂》,分别寄给人民日报、福建日报等新闻媒体。1982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66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11月27日,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送给项南同志看看。(社队工业能这么搞就谢天谢地了)”11月30日,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书记项南也作了批示:“请兴元、若人同志看看。告诉家里给予帮助,报社予以报导。”省长马兴元和秘书长何若人也分别作了批示。

      1982年12月26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家庭工厂》发表了我和报社记者陈宁合写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样办厂,应该支持!》。评论员文章认为张金秋三兄弟所办的家庭工厂符合党的政策,方向没有问题,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容许剥削制度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容许资金、劳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流动和结合。对农民在发展生产中出现的雇工现象,要进行具体分析。在爱国守法、劳动致富的前提下,为了扩大经营,雇请少量帮工,也是允许而且必要的。农村个体工商户,雇请少量帮工、徒弟,有利于提高商品率,改变闭塞的格局、狭隘的市场,逐步向专业化、社会化过渡。文章呼吁农村各级领导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尽快跟上形势。一方面积极扶持像张家三兄弟办厂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认真借鉴他们的经验,对社队工业进行整顿,改变落后,使之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张金秋三兄弟合办家庭工厂的经验,在全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推动福建的私营企业和社队工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82年12月19日,省委书记項南还在全国林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表扬了张金秋三兄弟合办家庭工厂,称赞他们离土不离乡。1983年春,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又推广了这个典型。他们所在的榜头公社由于推广其办厂经验,大力发展社队工业,1984年与晋江县棣镇成为全省第一批的亿元镇。

      (三)“大力加强检查督促  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是党的一贯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中央到各地都更加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不少地方还出台了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但是,也有的单位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知识分子有偏见,个别领导甚至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一部分权利,刁难和压制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仙游就出现过此类事。

      那是1983年春,我一位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同学冯寿农告诉我,县林科所归侨、助理工程师韦梓凯因晋升工程师和上报科研成果等合理要求,受到县林业局个别领导的刁难和压制得不到解决,感到很寒心,提出了出国要求。当时我听到这种情况后,心里不是个滋味,觉得四化建设需要人才,党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视人才,我们放着人才不用,还让人才倒流出国,这还谈得上什么从国外引进人才?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便先后找了韦梓凯、县林业局和科委等有关单位了解情况。

      43岁的韦梓凯是福建林学院森工系63年本科毕业生,夫妻都出生在印度尼西亚。1954年后,韦梓凯同三个姐妹和未婚妻,先后回到祖国。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他们5人都上了大学。韦梓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仙游县木材公司工作。他在工作中了解到这个县木材较紧张,一年要用4000多立方米的木材去加工包装箱,感到很可惜,便产生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甘蔗渣制作纤维板的念头。他先后找原农林部设计院、南京林学院、省林业厅的有关单位联系,花了几年时间收集到大量的资料。1976年,他又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建设人造板厂学习,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试验成功用甘蔗渣制作纤维板。可是,由于当地财力困难,他的成果未得到推广应用。

      1977年至1981年,韦梓凯在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先后为仙游县东溪水库和双溪口水库架设了林业集材索道,首次把林业集材索道推广应用到水利工程上去,在水利工程上发挥了其他工程机械所不能发挥的作用。1982年3月,他经县林业局领导批准,受聘到莆田东圳水库,又设计和安装了林业索道,为该单位的加固工程节约投资费用12万多元,节省木材120立方米,少花3万多个工日,缩短两个多月工期。福建林学院已将他在3个水库工程运用林业集材索道的效果,写进大学讲义里。

      韦梓凯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早在1960年就入了团。1970年后,他又多次申请入党,但一直未能解决。大学毕业20年来,与他一同入学的,有的已经提了两级工资,而他的工资一级也没提,现在仍只有56.5元,但他没有怨言。一年前,他一家五口人还住在城关镇东风街34号一间又矮又破的小屋里,门口就是厕所和猪圈。母亲和亲人从国外回来,没有地方住,他就把床铺位让给亲人,自己睡在地板上。他不但没有向组织上提出安排住房的要求,还耐心地向海外的亲人解释,消除了他们的顾虑。1982年初,县科委副主任王金春发现他的住房条件很差,便同县林业局主要领导商量,才给他在苗圃安排一套住房。

      1982年4月,县职称评定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韦梓凯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能独立解决本专业中较复杂的技术问题,并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已具备晋升工程师的条件,便请林业局给予上报。可是,林业局拿到他的晋升职称呈报表后,迟迟不上报。四个多月后,评委会主任傅启庆亲自到该单位催办,才勉强上报。后因表格没填好被退还,至今未再上报。1982年12月初,县科委决定把“林业集材索道在水利工程的运用”作为推广应用科技成果上报到省里。莆田东圳水库管理局、仙游县水电局和科委等单位,都在“推广应用科技成果登记表”上盖章签署了上报的意见。可是,县林业局却不同意盖章上报。我走访了仙游县科委、县职称评定委员会、县林业局等有关单位及韦梓凯在福建林学院森工系的老师,不少人对韦梓凯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县林业局个别领导的刁难感到气愤。

      当我在县林科所找到韦梓凯时,只见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含着眼泪说:“我父亲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过,梓凯啊,在国外哪怕是有鱼有肉吃,但还是不如家乡的咸菜香、萝卜甜。我为什么给你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够凯旋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想不到30年后的今天,我却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又要出国了。人总是有感情的,不是我对祖国没感情想出国。30年来,祖国把我培养成人,送我到大学里深造,我也想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点贡献,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我对组织上并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只要求把我当一个普通的公民看待。可是,有的人有偏见,连合理的要求也要刁难。现实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走出国这条路了。但有一点可以放心的是:我出国后决不会干任何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

      我除了将韦梓凯的遭遇向县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后,又执笔写了《归侨知识分子韦梓凯为什么要求出国》。1983年3月7日,福建日报的《福建内参》增刊第11期刊登了这篇文章。6月13日的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摘编》和9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主办的《群众反映》第204期也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9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看后作了批示:“请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再深入查查这两个案子,然后再考虑适当处理。你们两个部要指定专人管这方面的事,至少抓三年,使这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我现在是到处呼吁:大力加强检查督促,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不作不太解决问题的一般号召、通知和规定。”耀邦总书记所指的两个案子,另一个是辽宁省锦州市水利局工程师庞爵华、姜朝丽夫妇被逼离职去港问题。

      为了落实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精神,1983年10月下旬,劳动人事部和福建省人事局、林业厅,莆田地区以及仙游县有关部门联合组成调查组,到韦梓凯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确认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韦梓凯确实受到歧视和压制。他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调查组在向莆田地委、仙游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调查情况时建议:1、县委应将韦梓凯同志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尽速向劳动人事部、省、地有关部门写出报告,同时,还应引以为戒,进一步对全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进行普遍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妥善解决。2、韦梓凯同志业务技术职称的评定,以及科技成果的认定,请有关部门继续按规定办齐手续,待评定职称工作整顿后,予以办理晋升。3、在处理韦梓凯同志问题上,仙游县林业局副局长陈××利用手中的职权,对本单位应该办的事推拖敷衍顶着不办是错误的,应责成作出检查。如何处理,由县委研究决定。4、由于无辜受审,以及长期借用在水库工作,致使本人现有工资比同年毕业的科技人员低了一级,建议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给予晋升一级工资。5、为了调动韦梓凯同志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发挥他的专长,对他的工作适当调整,请地县先作研究。如无法对口妥善安排,征求本人意见后报省人事局,由省负责调整。

      调查组走了之后,县委、县政府责成县林业局补办给韦梓凯晋升工程师和上报科研成果的手续,并根据韦梓凯的表现和能力,于11月1日任命他为县科委副主任,同时根据他在科技上的贡献,决定给予奖励晋升一级工资。县委书记陈瑞祺等领导还主动找韦梓凯谈心,挽留他不要出国。韦梓凯感谢党组织的关心,打消了要求出国的念头,决心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原想,这件事到此可以结束了,便写了一篇消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仙游县纠正一起压制知识分子的错误》。福建日报于1983年11月21日头版头条发表,并配发了《少说空话 多做实事》的评论。我试图通过这篇文章从正面肯定县委和县政府在处理韦梓凯受压制的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也是想给县委、县政府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县林业局有些人坚持认为“我们没有压制韦梓凯。”在呈报科研成果上对韦梓凯多方刁难的副局长,只承认自己“客观上是起了打击知识分子积极性的作用”;另一位副局长直到年底,还当着到仙游采访的光明日报记者王晨和孙月沐的面说:“韦梓凯搞的究竟算不算成果,该不该由我们上报,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个问号。”林业局个别人还矢口否认经调查组核对的事实,并继续散布中伤韦梓凯的讽言冷语。韦梓凯的处境更加困难,向两位光明日报记者表示,如不能调离莆田地区,他只有两条路:一是出国,一是死。

      1984年1月9日,劳动人事部向胡耀邦总书记上报了《关于韦梓凯同志受压制情况的调查报告》(劳人科〔1984〕3号),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属实,同时指出仙游县委和县林业局某些领导人,只是迫于形势作了检查,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仙游县有关领导人仍然阳奉阴违,可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阻力之大!拟同意和支持《光明日报》发表一组批评性的报导和评论,请耀邦总书记批示。

      1984年1月20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记者王晨和孙月沐的报道《仙游林业局某些人压制助理工程师韦梓凯》,并配发评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继续肃清“左”的流毒》。文章批评仙游县林业局某些人坚持错误,仙游县委亦处理不力,指出韦梓凯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仙游县委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在调查组离县以后,县委虽然做过一些工作,决定提拔韦梓凯为县科委副主任,并给他奖励晋升一级工资。但在去年3月省委统战部领导过问此事后,负责查处此事的两名县委常委连韦梓凯本人都没找过,便把事情拖了下来;在调查组离县后的近两个月里,仙游县委对于林业局某些人坚持错误的态度也没有提出严肃的批评和采取果断的措施;县委内部有些同志对自己的责任认识模糊,甚至有“不要抬了一个再打了一个”这样是非不清的问题。之后,光明日报又连续在头版发表了一些读者来信和全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和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胡与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

      1月25日至29日,仙游县委召开了4天的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胡耀邦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和光明日报的有关文章,以整风的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于1月31日再次向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和福建省有关部门作了深刻的检查。同时对有关责任者重新进行了处理,负有主要责任的一位林业局副局长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另一位副局长受党内警告处分,对其他有关责任者也作出了处理。1984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消息《仙游县委重新处理压制打击归国华侨助理工程师韦梓凯事件》,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少作一般号召,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在胡耀邦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新闻媒体的推动下,韦梓凯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并被调往漳州工作,其科技成果《林业索道在水利工程的利用》获得省林业技术扩广二等奖,奖金500元。

      韦梓凯受压制的情况,虽然只是个案,但在全国却有着普遍的教育意义。从仙游县出现的这件事,可以看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阻力还不小,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定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要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要狠抓落实,决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更不能阳奉阴违,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胡耀邦总书记正是从党和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上,对韦梓凯的问题作了批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年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按照胡耀邦的批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检查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通知》,提出了6项检查内容,要求各级党委都要继续抓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在两三年内做出成绩,使知识分子工作走上轨道。

      (胡耀邦批示内容已经从中办秘书局和福建省档案馆有关档案中核实过,在此谨向这两个单位表示感谢!)   □陈金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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