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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谏诤纠弹看蔡襄监察思想

      “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位于仙游县枫亭锦岭的蔡襄墓前石望柱上这对题联,形象概括其一生政绩和后人敬仰。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仙游枫亭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任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要职。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

      蔡襄一生为官清廉、下徇私情,刚直敢谏。他的监察思想既承我国历代传统,又具时代精神。在言谏监察方面,既重视对皇帝的谏诤,也能展开对宰相及百官的谏诤;在御史台监察方面,既重视弹劾纠举,又创设言谏御史,开台谏合一之先河,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宋仁宗补点蔡襄为知谏院,他与欧阳修、余靖、王素并称“四谏”。仅过一个月,他就上奏《言增置谏官书》,系统提出谏诤监察主张,强调“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即主张要任用谏官,倾听谏言,更重要的是采纳谏言,落实施政。当时京城连年发生火灾,蔡襄听说仁宗要大兴土木重建开宝寺塔,即上书极力反对,认为“一塔之费数百万钱,一钱之资皆民生膏血,当此匮乏之时,岂可虚费”。

      蔡襄在《明谏》等论著中批驳强加在谏官身上的好名、好进、彰君过等偏见,鼓励谏官直言无隐、同时也斥责一些谏官投机取巧,不知廉耻,不敢进言等劣行。而且建议皇帝“擢官必自主之”,即选拔忠于朝廷、敢于直谏的人担任谏官,使其能真正履行职责。为解除谏官进谏后顾之忧,蔡襄在《乞不令中书出谏疏宣示札子》中建议,谏官论列官员的奏疏必须保密,不能给当事人看,方有利于谏诤,避免受打击报复。作为专职谏官蔡襄只用一年半时间,便与其同僚为北宋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动———庆历新政作好舆论准备,有力推动新政的施行。

      对于监察制度另一翼御史纠弹监察,蔡襄也很重视。他在《尚书都官员外郎郭申锡可御史制》中指出,御史台官员应有“鲠正之志”,方能纠弹奸匿,肃正纪纲。蔡襄升入谏坛第一件事,就是上疏解除宰相吕夷简的职权。他从“体、方、行、职、事、略、谋”七个方面,列举吕夷简为相压制忠良、进用朋党、专事姑息、大坏纪纲,导致内忧外患的罪责。吕夷简不得不引咎辞职,终结擅权20多年宰相生涯。此外,还先后数次直言上疏罢免贪奢忘公、擅权误国的另外两位宰相晏殊和梁适。

      为确保御史切实履行职责,蔡襄又向宋仁宗呈上《乞令御史中丞举属官状》提出应由御史台长官荐举属官,既可选得人才,且能使其责任更专一,“苟利国家,岂顾后患”,为驱除奸邪,令国家长治久安,蔡襄坦言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充分体现其尽忠守责的坦荡胸怀和崇高节操。

      “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这首至今仍在莆仙民间流传的民谣,正是后人对蔡襄为官形象的评价。林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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