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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一武一文两颗璀璨巨星——岳飞和郑樵

      □余文烟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岳飞所以能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也是因为他能在非常动荡不安的南宋初期和非常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表现出非常伟人的爱国精神,才使得他成为一位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尽管北宋王朝因腐败透顶,被北方金兵一锅儿端走,但当时作为抗击金兵主战场的中原各地,广大人民反抗金兵人侵的斗争,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在这时,正在河南一带组织力量抗金的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得到父兄被掳的消息后,遂在抗金名将宗泽和中原百姓的大力支持下,于当月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登基受命为宋帝(即宋高宗),重建宋王朝,并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历史上的南宋就这样开始了。

      应该说,当时宋高宗能在国难当头之际重建南宋王朝,使得一度被金兵用武力中断的宋朝国祚,得以很快又能延续下去,这无疑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好事情。然而,当他刚刚建立南宋王朝时,一件又一件令天下百姓寒心的事便接踵而来:

      由于北方金朝统治者灭宋的目的,是要用武力统治中国。所以,当他们看到赵构重建宋王朝与之相对抗时,就又出兵南侵,企图把南宋政权消灭在根基未牢固之前。面对金兵咄咄逼人的攻势,南宋朝廷内部的文武百官,围绕着要在什么地方定都,以及对金兵入侵要采取坚决抵抗政策,还是要采取屈膝妥协讲和的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主战派认为应该还都东京,以重振宋朝天威和激励天下军民抗敌斗志,努力收复中原失地,这一派人物先是以右相李纲和大将宗泽为主,后以赵鼎、岳飞、张浚为主;主和派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对金妥协讲和的政策,以保存自己,并主张南逃,把国都迁到江南(后定都杭州),在南方建此派人物先是以枢密院事汪伯颜和中书侍郎黄潜善为主,后以臭名昭著的大奸贼秦桧为首。

      很显然,主战派是站在以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高度来看待问题,所以他们往往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以一统江山为已任的民族英雄人物;而主张和派则是一批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来换取自己生存私利的投降派,因此他们往往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

      在这事关民族荣辱和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上,由于宋高宗也是个与他父亲徽宗一样有贪生怕死畏敌如虎的心性的皇帝。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全然不顾收复中原失地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并且不顾主战派多次痛陈,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来议和的害处,终于还是采纳了主和派的意见,并迁都江南,做了一个苟安江南半壁江山的小皇帝。

      如此一来,不仅使得南宋小朝廷自建立之初,就显得毫无生机和老是处于被动挨打的衰弱局面,而且自此之后,宋高宗自然也就成了整个南宋朝廷主和派(投降派)的总头目。于是,在宋高宗赵构在位的30多年时间里(公元1127年-1162年),不知有多少主战派爱国人士惨遭赵构和秦桧的残酷打击迫害,从而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像李纲、赵鼎、岳飞、韩世忠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抗战派领袖人物最终大都落到蒙冤而死的人间悲剧!而死的最为惨烈的竟是在抗击金兵南侵和收复中原失地作出最大贡献的民族英雄岳飞!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阳(今河南汤阳)人。公元1103年(即微宗崇宁二年),岳飞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因此,他自幼就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但他人穷志不穷,从小就一边下地参加劳动,一边努力攻读《诗》、《书》和《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因此儒家的爱国爱民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岳飞除了读书、劳动之外,还特别喜欢武艺。于是,当他还是个少年时, 就拜同村武艺高强的周侗为师,从而很快成为一个武艺高强的青年。

      公元1125年,20出头的岳飞,因亲眼目睹自己家乡受到入侵金兵的烧杀掳掠,遂愤然人伍参军,投身于抗金的战场。由于他智勇双全,屡立战功,所以很快得到当时大将军宗泽的赏识。

      岳飞人伍参军的唯一愿望, 就是精忠报国和收复中原,所以当他看到宋高宗赵构刚刚登基就要抛弃中原,逃往江南,于是他就愤然越级上书,要求宋高宗抗金收复失地,不要听信黄潜善和汪伯颜的求和论调。然而,他的这种正义行为,很快就被朝廷主和派以“妄论天下事”而受到革职的处分。后来由于朋友赵九龄的介绍,他才被留在张所率领的一支军队中任职。

      然而,政治上的打击不但没有动摇岳飞抗金报国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早日收复中原失地的意志。因此,他在接下来的抗金斗争中愈战愈勇。这时,由于金兵步步紧逼,宋高宗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不得不起用一些主战派来帮助他把金兵赶走。于是,岳飞便在朝中主战派的大力支持下,抗金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儒将智慧,得到全方位发挥:

      他率领的岳家军,以“冻死不拆屋,俄死不掳掠”的严明纪律,得到广大百姓的衷心拥护,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以至于所向披靡,敌人遇到岳家军,不是溃败,就是投降。

      士兵们有病,岳飞亲自为他们熬药;将领们出征远行,岳飞派妻子去慰劳他们的家人;为国牺牲的人,岳飞为他哭泣并抚育他们的后代;朝廷凡是有奖赏,岳飞都发给军吏,自己从不据为己有。

      更值得一书的是,岳飞显然智勇双全,但他每逢有重要军事行动中,总是要召集诸将领一起来讨论和策划,从而用集体智慧来战胜敌军。因此,向来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金兵和金兵将领,都很害怕与岳家军打仗,甚至还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敬畏之语。

      由于岳飞连打胜仗,一些将领就向他请教用兵的方法,他就用非常简明扼要的言语回答说:“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

      岳飞虽然连年在江南抗金兵,但他非常牵挂仍留在黄河北岸的慈母,因此派人去寻找,并把母亲迎在自己身边侍候,极尽孝道。当这位曾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的慈母不幸去世时,哭成泪人的岳飞竟一连三天滴水不沾。

      岳飞因战功显赫,所以先后被授以都统制、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制置使等诸官职。宋高宗为了进一步利用岳飞来保住他统治地位,于公元1133年9月,赐了一面他自己亲书的”精忠岳飞“锦旗以示嘉奖,并把他所率领的部队改为神武军。但岳飞一点也不悖功白傲,生活也非常朴素。同为抗金名将的川陕宜抚使吴玠(福建崇安人),一直敬服岳飞,见他家中没有小老婆、侍女之类,就送给他一个很有名的美女,但很快就被岳飞以国难当头不是大将安乐之时为理由给退回不受。就连高宗要给他建造住宅,也被他拒绝了。他说:”敌人未消灭,我要家做什么? “

      有人见岳飞料事如神,就问他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依然用言简意赅的言语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岳飞虽为一位统领诸军的武将,但他非常喜欢和尊敬有才德之人,自己每逢有空闲时,就阅读随身携带的经典和史书,还时常吟诵《诗经》,与将士们举行投壶的游戏。在与将土娱乐时,他像一个老老实实的书生,从不摆架子。甚至在每逢朝延为他论功加官晋爵时,他总是以”战斗胜利是将士们的努力,我岳飞哪里有什么功劳?“的理由予以辞免。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抗金大将,在驰骋江南各战场十年之久后,由于高宗一直采取和议妥协政策,害怕岳飞的抗金会激怒女真族统治者,竟不许岳飞在将士们面前提及”收复汴京“之类的抗金誓言,使得岳飞所怀壮志一直难以付诸实施。

      公元1136年(绍兴六年),年已32岁的岳飞在镇守襄阳时,一部分岳家军因追击金兵,从襄阳出发,一直打到河南洛阳西南的长水县境,收复了洛阳附近的一些州县,军锋逼近黄河。黄河北岸的民众见状,兴高采烈地日夜盼望岳飞能早日到来,把他们从金兵和金朝扶植的傀儡政权齐朝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岳飞也满怀信心地对将士们说:”总有一天要打回中原,并一直打到敌人的老家黄龙府(今吉林农安)。“

      然而,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的牵制,岳家军不但不能北上,反而奉命退守鄂州,使得岳飞不禁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于是,这位斗志难酬的儒将只能在鄂州以填写一首表明自己一生志愿的《满江红》词,来抒发自己的一腔忧愤: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巨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使人更为可恨的是,就在岳飞和他的将士日夜都在盼望北上收复中原故土时,宋徽宗竟和秦桧狼狈为奸,不顾岳飞等人的极力反对,于公元1139年(绍兴九年)正月,与金朝统治者正式签订了对南宋来说无疑是丧权辱国的《绍兴条约》,和议规定,自此之后,金朝与宋代是君臣关系,宋朝对金不仅要俯首称臣,还要在每年进贡给金朝白银25万两,丝绢20万匹等。

      第二年, 由于金朝统治内部发生变乱,军事统帅金兀术掌握了金朝的大权,因此他就一手撕毁和约,于公元1140年5月,又向南宋发起大规模进攻。宋高宗见投降不成,为了保全自已的统治地位和身家性命,只好被迫再次起用抗金派应战。

      岳飞接到出击的命令后,当即挥师北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接连收复了郑州(今河南郑州)、中牟(今河南中牟)、西京(今河南郾城),从而对金朝在中原的战略要地开封(即汴京)形成三面包围的攻势。金兀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遂以主力在郾城与岳家军展开一场殊死的决战。岳飞毫不畏惧,他一馬当先,亲自督军迎战,结果把金朝副统帅宗翰、宗弼杀得大败而归,岳家军的前锋直抵朱仙镇,离京东开封不过四五十里地,吓得宗弼慌忙准备弃城逃回北方。

      由于郾城大战是宋朝抗金兵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宋军反败为胜的斩转点,所以岳飞决定乘这大好形势追击金兵,以便一举收复沦陷多年的中原所有失地,并彻底打败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金朝统治者。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由于害怕岳飞胜利后会把他的那个囚禁在北方的沙漠里的哥哥宋钦宗给救回来朝,到时他的帝位也就保不住了;而宰相秦桧则更怕岳飞的胜利,会逼使金朝统治者把他在靖康三年被金兵掳走时为苟且偷生而答应充当金朝内奸的事给抖了出来,到时自己连葬身之地都没有。因此他们就串通一气,竟一连下了十二道的金牌,勒令岳飞即刻班师回朝。

      面对朝廷的巨大压力,岳飞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因此他只好被逼撤离。他知道此次撤离,不要说金兵从此将难以打败,就连中原故土也难以收复,因此他不由仰天悲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岳飞毕竟是岳飞,由于在他的精忠报国思想里,百姓的利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当他在撤离时,而对号啕大哭的百姓,特意驻留五天时间,以安排这些愿意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的百姓,安全地退往后方。果然,岳飞刚刚搬退,前方已经收复的城市,又全部落人金兵之手。

      更为世人所痛恨的是,因高宗和秦桧愈感到岳飞的存在对他们以后对金朝的讲和不利,所以他们就想把一向忠愤激烈的岳飞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在这时,金兀术也送信给秦桧,要他必须先杀了岳飞,然后才可以讲和。于是,这个历史上最阴险毒辣的奸相秦桧伙同宋高宗,先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了岳飞手中的兵权,继之唆使党羽万俟卨、何铸、罗汝楫等相继诬告岳飞犯有”违背圣旨“、”按兵不进“诸罪,把岳飞革去官职,随之把岳飞逮捕入狱,进行严刑拷打,并逼迫岳飞承认自已犯有”谋反“之罪。

      岳飞见自已赤胆忠心报国,竟落到如此地步,当即撕裂自己的衣裳,露出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审讯岳飞的御史中丞何铸还算有一点良心,见这四字深入肌肤,不由肃然起敬,因此不忍给岳飞定上死罪。秦桧见自已的门生也替岳飞说话,气急败坏,当即改命心狠手辣的万俟卨负责审问。

      公元1142年1月27日(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位一生以精忠报国和”还我河山,收复故土“为奋斗目标的旷世儒将,终于被奸臣秦桧一伙以”莫须有“(或许是有的)的罪名,害死在冤狱中,年仅39岁。同时被害的还有岳飞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等抗金名将。临刑前,这位没有倒在抗金战场,却死在媚虏求和的宋高宗、秦桧一伙手里的民族英雄,仅能在狱案上挥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对当权奸臣残酷迫害忠臣志士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

      岳飞--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虽然只能落到惨死冤狱的凄境,但他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精忠报国精神,却与天上的日月一样,永远照耀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国学发展史上一道永恒的文化风景线。应该说,儒门能涌现出一位如此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连孔老夫子和孟夫子,也是脸上有光彩的。

      且说与岳飞同时代,并且出生年月仅比岳飞晚一年的南宋大史学家和学界泰斗郑樵(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郑樵生于公元1104年),他虽然未能像岳飞那样在抗金战场上立下举世瞩目的赫赫战功,从而为儒家树立一面金光闪闪的”精忠报国“旗帜,但他却能以一介草民只身之力,在高山虚谷中,为中华民族奉献出一部长达二百卷、七百多万字、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巨著《通志》,从而为中国史学史、学术史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且还能以雄视数千年时空的科学精神,向天下学者发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学经典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号召,并以此来医治儒学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许多人为的弊病,即胡乱解释”六经“,空谈道德心性,把读书当作自己谋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无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等错误做法,使得儒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南宋动乱岁月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反而还能在逆境中以更加昂扬向上的姿态,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如果把从一介草民成为伟大史学家的郑樵,与从一介小兵成为伟大英雄的岳飞相比,那么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樵与岳飞真可谓是儒家在南宋初期黑暗天空中出现的一文一武两颗璀璨巨星。

      好个郑樵,其为何许人也?竟然以一介草民在高山虚谷中创造如此辉煌的成就?

      且说郑樵,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他生于北宋微宗崇宁三年,为福建兴化军兴化县(今为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山村林边村民小组)人。他的老家位于莆田西北万山之中的一个僻静农村,父亲郑国器虽为北宋政和年间的太学生,但当郑樵刚长到16岁时,他就不幸死于苏州路途中。自此之后,郑樵一家只能靠耕种数亩薄田来维持生计,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

      郑樵虽然生长在一个清贫农家之中,但从小立志高远,决心要读尽古人书,要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并以”六经“作为实现理想的羽翼。因此,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把家中所有藏书读尽。由于家贫无钱买书,郑樵就与从兄郑厚一起,自带干粮前往各地求借书读。当郑樵刚刚20出头时,就成为一个富有学问的儒家知识分子。这时候,由于郑樵特别推崇司马迁及其所著的《史记》,他认为中国的史书从司马迁之后,都是断代为书,不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像长江、黄河一样源源不断向前发展的特征。因此,他决心用孔子编《春秋》和司马迁修《史记》的修撰方法,为中华民族修撰一部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贯通古今的大通史。

      更为可贵的是,由于郑樵生活的环境是一个万山环抱的村庄,所以他很早就对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及至长大,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作为国学的儒家思想文化,如果没有及时加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就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对儒学的需要。因此,他在一边研究经史的同时,一边认真学习动植物的知识,甚至连当时被天下学者认为不值得一提的鸟兽昆虫草木知识,也被他当作一种与能儒学经典同样重要的知识来学习和研究。他认为学者如果没有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就难以真正理解《诗经》,为了学好这些知识,他就经常与农夫野老交朋友,并虚心拜他们为师。而郑樵的这种举动,在当时被许多世俗之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愚蠢之事。因此,他们就讥笑郑樵是一个”痴呆“、”愚蠢“和”狂妄“的人。但郑樵从不因世俗之讥而停止学习脚步,他甚至还想将来修史时把昆虫草木的知识也一并编入《通志》中,以此来向天下学者说明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并以此来医治自古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只重伦理道德学问,而轻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毛病。

      郑樵虽然长年身处山林,但他与岳飞一样,怀有一颗强烈的报国之心。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当时年已22岁的郑樵,一俟得到北方金兵大举入侵宋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消息,就急不可待地与从兄郑厚一起,以布衣之身,先后两次联名,向当时担任枢密院事(主管全国军事长官)的宇文虚中投书,表示自己兄弟俩将在国难当头之际投笔从戎的决心,并以毛遂、蔺相如、马援、范滂等古代那些能解救国家危难的杰出人物自命,要求朝廷不拘一格起用他兄弟俩出山报国。兄弟俩甚至还不远千里,赶赴汴京要求抗金报国,但终因他兄弟俩人都是布衣书生,而且当时朝廷当权者正忙着与金朝统治者讲和,朝中主战派已无立足之地。所以郑樵兄弟终于还是落得个有心报国,却无路可走的地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宋灭亡。

      南宋建炎初年(即公元1127年),随着北宋灭亡,南宋初建,郑樵又与从兄郑厚联名投书朝廷门下省纠正政令失误的给事中江常,陈说宋金形势,指出宋朝廷应该驱饮愤之民,收复中原失地,不能寄希望于以议和投降来苟安,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朝军队所以屡打败仗,是由于军队教导不明,典刑不正,纪律不严,军心不振,以及士大夫龌龊不图远略所造成的,并自信一旦能得到起用,定能胜任国家转危为安大事。然而,这封信发出之后,依然如石沉大海。为此报国无门的郑樵,唯有以悲吟”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之诗,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心情。

      从这以后,屡受打击的郑樵便把自己的拳拳报国之心,倾注于学术研究和修史著书之业中。并且,由于他生怕自己的修史之业会被黑暗的仕途所断送,所以,他宁愿终生不入科举之门,以一介山林穷儒之身来完成这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大《通志》。

      好个郑樵,尽管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要著述这样一部经世致用的大《通志》,不仅需要渊博的学问和非凡的毅力,而且必须取得朝廷的许可和支持,否则就是属于私史,而私史则是朝廷禁止之列。并且,如果没有官方提供的大量参考资料和所需的纸笔,《通志》也是难以完成的。凡此种种,对一个山林穷儒的郑樵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困难。然而,郑樵硬是迎难而上,他先是用将近五年的时间,利用福建没有兵火之厄的环境,读尽东南各地的民间藏书,从而成为一个被时人称赞”唯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的大学问家。继之深居夹漈山中,把平时所得知识分门别类为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图谱、虫鱼草木等各种学问,然后依类著述各种新书,并把这些当时学者远远不及的近百卷学术著作,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秋寄给礼部,以此来要求朝廷支持他著述一部自宋高宗建立南宋,上达秦、汉之前的《通志》。

      应该说,此时南宋朝廷的图书文物由于北宋三馆四库所有图书都被金兵抢走,所以国家图书馆乃是空空如也。如今,郑樵要为国家著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的《通志》,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理应得到朝廷的支持。因此,当时担任宰相的抗金派领袖赵鼎看到郑樵的新书和来信之后,非常重视郑樵的高明学术和修史大志。然而,赵鼎刚想给郑樵创造一个良好的修史环境时,由于宋高宗也在这一年的十月再次起用投降派首领秦桧为相,因此赵鼎很快就被谪贬出朝。自此之后,秦桧窃取相位竟长达17年之久(公元1138-1155年)。而秦桧为相后,不但不支持郑樵修撰《通志》,反而一连多次下令严禁私人修史和著述。并借禁私史之名,残酷打击迫害天下抗金志士,使得郑樵不仅修不成《通志》,就连著述学术类的新书,也被列为禁止之列。

      然而,一生以继承司马迁为已任的郑樵,岂肯在秦桧的政治高压下,把自己的修史著述志向付之东流?因此,当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秦桧再次下令严禁私史和私著,违者以”擅修国史“和”异端邪说“论罪,年已45岁的郑樵强忍和家破人亡的巨大精神痛苦,毅然于当年隆冬季节背上自著的一百二十卷新书,冒着严寒,徒步一千余里,来到南宋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皇帝,请皇帝支持他继续著述新书。但因秦桧百般阻挠,所以郑樵所献之书虽然被”诏藏秘府“,而他的修史著述之业依然得不到朝廷的许可和支持。

      眼看着时光流逝,自己生命随时都会有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消失的可能。郑樵在献书归山后,再次顾不得私自修史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于是在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孤身一人在夹漈山的高山虚谷中自筑三间草堂,开始著述部上自羲皇,下逮五代,并且包罗天下古今大学术的纪传史书《通志》。

      经过长达十一年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年已五十八岁的郑樵在历尽一番又一番磨难和几陨余生后, 终于在公元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完成了二百卷、七百多万字的《通志》创作,使得这部中国历史上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著,得以在郑樵有生之年问世。

      且说这部书后来被世人誉为《三通》之一的《通志》,其全书全为本纪18卷,年谱4卷,二十略(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乐、谥、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详、昆虫草木等略)52卷,世家3卷,四夷传7卷,列传108卷,载记8卷,共计200卷。其记事断限,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朝,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则从远古到唐朝。它不仅综合了古代的各种书籍而包罗万象,记载了历代社会的典章制度,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字、音韵等学术领域。它不仅分门别类记载了各种学术内容,而且研究了这些科学本身发展过程,从而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郑樵在史学和学术上有此杰出成就,而他以雄视古今的科学精神来医治儒学至末弊病的成就,则更是蔚为壮观!

      且不说当年郑樵如何在夹漈山间与田夫野老往来,从而成为历史上首先向天下学者倡题知识分子要与广大劳动人民交换知识的号召,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不说当年郑樵在其所著《诗辩妄》中提出石破天惊的”《诗》、 (书》为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对当时社会和后世学术界产生的反响有多大;更不说他是如何通过各种努力来试图为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科学体系付出了多少苦心,人们仅从他的《通志总序》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可以看出他锐意改革儒学至未之弊的决心有多大,以及他期盼弊病已久的中国学术,应该尽快有一个崭新面貌出现的满腔希望有多么迫切!其字字句句,对儒学千年弊病发出了如火山喷发般的批判,至今读来还是如春雷响彻大地:

      呜呼!酒醴之未,自然浇离;学术之未,自然浅近;九流设教,至未皆弊。然他教之幣,惟在典刑,惟儒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

      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如此,千载之后,其弊将何?

      况利禄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于文辞。三百篇《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六十四卦之《易》,该于象数;自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卦之《易》;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一家,不明一字之宗。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一家,不达一音之旨。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

      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来,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质,无复余龄,葵藿之心,惟期盛世!

      看得出,郑樵期盼建设的科学体系,不仅仅是建立在向天下学者倡题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重要性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对上千年来那些任意曲解经旨,使“六经”变得面目全非、并把读书当作自己谋取功名利禄敲门砖的弊病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应该说,郑樵这种既能批判又能建设的伟大精神,不仅是我国上世纪中世纪学术界最为珍费的精神财富,而且是中华民族国学发展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郑樵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一个政治黑暗、学术僵化、统治腐朽的动乱时代,使得连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都只能落到蒙冤而死的境地,所以尽管郑樵以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毅力,使出浑身解数,拼尽全力,想为中华民族国学建立一个科学的世界,从而把新儒学引到一个以研究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上,但终于还是为当时的黑暗社会所不容,从而受到来自各方面邪恶势力的重重压制打击,使得这位上世纪中世纪最伟大的学者和杰出的史学家,不仅只能一生困居在远离人烟的高山虚谷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且在晚年还接连遭到两次以“莫须有” 的罪名的弹劾,最后竟落到刚把凝结他毕生心血的《通志》献给国家,就再度遭到朝中权贵的无端妄劾,使他刚入朝为枢密院编修不到半年时间,就于公元1162年4月22日(即绍兴三十三年三月初七),蒙冤屈死于杭州的客馆中,年只59岁。

      应该说,宋朝尽管历经大起大落,但它毕竟还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因此,其科学技术,在郑樵诞生之前,就出现一派可喜现象,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其中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其中天文,数学医学、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梦溪笔谈》,曾详细地记载了这些伟大的科技成就。但从整个学界来看,尚未形成一种崇尚的社会风气。更不用说会有哪一个思想家会把研究自然界动植物摆在与研究儒家经典同等重要地位来看待。因此,可以说,尽管郑樵期盼建设的科学由于重重压迫终于没有建成,但他那超越时空的科学思想,却是远远走在了宋代许多思思家的前头,使之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不可多得的科学思想家之一。

      为此,在郑樵逝世800年后,当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在其所著的学术论著《郑樵著作考》和《郑樵传》中,高度评价了郑樵的科学思想。他说:“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作,综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精神的。”“郑樵的为学宗旨,一不愿做哲学, 二不愿做文学,他实在想建设科学。”“吾不敢说全部的中国史里没有类似他的见解的人,但吾敢说全部的中国史里没有像他的真确,做的勇敢的人。”

      “他(郑樵)的一生,研究学问和发挥他所做学问,真勤劳极了,但社会没有如何的容纳他,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他耐着穷,耐着苦,抱着’不看来世,贪生托立言‘的野心,只管拼命地做下去,但别人看重他的很少,甚至加以牵制。他只是做古学,做科学,并没有和当时的政治家有什么衔碰,但竟来了两次的御史弹劾;社会上用很冷酷的面目对(郑樵),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以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的确,郑樵的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死的。儒家能涌现出如此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大学者和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当是儒门又一幸事。大概是因为儒家的学说,毕竟是建立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三个文明完整的理论基础上,而且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毕竟也是一个完整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所以尽管研究自然科学是儒学发展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但把属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范畴内的人性修养的学问不断推向前进,也是一个任何学术都不能取代的重要文化工程。因此,北宋著名哲学家二程等人创建的理学体系,在历经一番又一番的磨难后,终于又以其任何黑暗统治势力都扼杀不了的强劲生命力,伴随着南宋初期动乱岁月一起顽强地向前发展,尽管它前进的脚步,依然是那么一步一坎坷,甚至是寸步难行。

      而在这时,理学发展的趋势,出现了一个与南宋政治、经济中心一样南移的现象。并且,或许是因为福建有天生的重重闽山,可以有效地阻断中原久燃不息的战火,所以才使得本是在中原大地产生并饱受摧残的理学,选中了福建这方具有独特自然优势的宝地,从而举家南移入闽,并在八闽大地上落地生根。紧接着,它在八闽优秀儿女的共同精心哺育下,迎着时代的风风雨雨,不断地茁壮成长,最后终于长成一棵巍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

      总而言之,岳飞精忠报祖国,郑樵科学治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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