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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界外”一词的由来

      莆田“界外”一词的由来清军入关,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南明将领郑成功不满于异族统治,在沿海竖起“反清复 明”的旗帜,得到内陆人民的响应,清ZF对此深恶痛绝,绞尽脑汁想 断绝内陆与海内的联系,把郑成功的抗清部队困死在海外。郑成功的叛 将黄悟向清廷献策:“台厦二岛,弹丸之地,得延至今日而抵拒者,实 由沿海居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著徙山东江浙闽粤沿 海居民尽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不攻自灭也。”清ZF于顺 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诏谕户部:“福建濒海地区,逼近海岛,郑氏 时有侵犯,致民不宁守。冬十月遣满员前往设界督迁,凡有官兵民等, 违禁出界盖房居屋耕种田地者,但以通敌处斩,务使片板不许下水,粒 货不许越疆。”从此,在莆阳境内,便按清廷规定的界线,筑墙垣立界石,设堡垒,布营哨,凡界外居民,尽往界内迁徙,这是莆田历史上的 第一次截界。

      截界的强制实行,使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被清廷屠杀者无数。

      史载:“当搬迁之后,大起民夫,将官统率他们出界,毁民撤墙,民有被压死的,至是一望荒凉了。”同时,又砍其树木,把多年的大树和成林的果树以及合抱的松柏,一概砍光,又令“巡界兵丁割青,使寸草不留。”清廷截界举动遭到莆田人民的强烈反抗,百姓自发起来把界墙拆除,但不久又再度被逼搬迁,使界外再次沦为废墟。然而,清ZF的高压政策,始终扑不灭人民反抗的熊熊烈火,此后一直斗争了数十年。

      那么界内与界外的界线在哪里呢?因为人民对截界极为反感,所以界线一拆除,大家便马上把痕迹弄得荡然无存。对界线,民间至今有两种说法:一指“笏石南一带的渚林、北高、忠门、莆禧而至平海。”另一种说法是“从渠桥的壶山开始,沿着黄石的谷城山,绕经水南至宁海桥,然后回到涵江的新浦、鳌山一带,再往北至江口镇近海地区。”这后一种说法是指北起兴化湾南至湄洲湾的大片土地,都是当时界外的地界,流传广些。

      余飏《莆变纪事》简介近读心仪已久的《莆变纪事》(下简称《莆变》)一书,这是一册记载清初莆田沿海迁界事变的珍贵史籍。该书系明代莆田县人余飏所撰。余氏字康之,自称生长于芦中,为芦中之人,故号季芦、芦中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知安徽宣城县,善折狱,有政声。后迁浙江上虞县。弘光时,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出为广东按察副使。未几归里,杜门不出。鲁王监国,曾召为左都御史,累辞不就。清顺治初年,与阁部朱继祚等在莆参加抗清起义,兵败被俘,逾年得释。此后,隐居海隅,读书著述,独喜为诗,间涉为文,著有《芦腊史论》《芦中诗文集》、《识小录》等书。

      余飏所作《莆变》,全书文不足三千字,较为翔实记载明末清初莆田沿海地区,经历郑成功海上起兵抗清,和清廷施行海禁迁界等事件,引发社会的重大动乱,对迁界事件记述尤为详尽,是研究明末清初莆田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情况的一部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

      《莆变》对清廷迁界海禁事件的记载,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迁界时间。迁界海禁作为清初福建沿海重大事件,现有史乘不乏记载,对其实施时间多认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新编莆田市志、县志亦然。《莆变》之《虎患》目称“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仲夏,有虎突至。不二年,而有迁界之变。”《人稀》目称“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文中二处均称壬寅年即康熙元年(1662)迁界。此说与杜臻所撰《闽粤巡视纪略》一书记载相符,杜氏为清廷特遣巡办复界事务长官,所记当有官方文案依据,可证《莆变》对迁界时间记载的精确性。

      二是划界过程。该书《画界》目载:“时有满(州)大人苏达海,巡历形势,定为清野之议,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刻期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以壶山、天马侧入雁沁为界,初议犹存马峰(今属北高)、惠洋(今属黄石)、笏石,及满州官自来定界,并三乡而截之。”

      三是迁界行动。该书所记颇为详尽:“(边海界外)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起初,近界十余里及大度通平海、莆禧一带,“房屋尽毁,足迹如扫”;东沙(今属灵川)、尾莲塘等远界地区,原塞未隳,居民复集其中。后京师派员巡界,勒令尽迁,乡民负塞拒命,乃督兵攻下,系累男妇入城。播迁之后,又大起民夫出界毁屋撤墙,又令巡界兵割清,使寸草不留于地,“至是一望荒芜矣!”《画界》目记述边民内迁惨况:“方其时,就居城乡,填门塞巷。有亲戚者,兴采葛依居之叹;无亲戚者,尽离鸿中泽之哀。糗粮薯麦,富者足支一年,贫者日月可计。于是,流离转徙,死亡荡析。”移民们起初视为暂时办法,后见焚屋撤墙,砍树筑寨,法禁日严,“始有无归之叹。”

      四是边界管理。该书《墩塞》目云:“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厄塞,建塞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墩塞以石为身,石取界外屋址、墓石,至于丰碑穷碣,辇致靡遗。又起盖墩寨内兵房官厅,木植瓦料,尽取民间。”塞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由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并披露巡兵营弁求赂索骗的FB行径。南洋以天马、陈墓为海道咽喉,每日放出验入,各有钱多二三十金。每一换汛,营弁钻求赂百四五十金。

      五是严重后果。该书以重笔浓墨记载了迁界事变,造成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及民众生活惨状。由于划界迁民,致使沿海地区撤村毁屋,良田遗弃,居民无以为生,四处逃亡流窜,更有铤而走险者,聚徒抢掠,加重了匪患。同时因大肆砍伐山林,破坏生态环境,逼使山虎闯入都市袭人,啮人事件踵生。加之连发水旱大灾,三季失收,天灾人祸并袭,民众生活甚为悲惨。作者进而从历史角度,专立《人稀》一目,考察明末清初莆田人口增减情况,深刻揭露海禁迁界事变,对莆田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创。指出:“自倭寇扰乱,十年生齿损耗,嘉靖壬戌至崇祯甲申一百余年休养生息……故吾乡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祯时也。国变以后,丁亥戊子之乱,山海纠合,乡树一帜,家兴一族,乡与城仇,南与北敌,山与海閧,杀戮如草,白骨盈郊……壬寅之秋,截界令下。

      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刀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吾乡人民,真九死一生矣!”显示其深刻史识,及其对民生的深厚同情之心。

      《莆变》一书,向无刊本,仅以抄本行世,余所见系福建省文史馆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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