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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的些许遗憾

      □陈文凤

      由福建莆田三一教协会主持组织,经《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点校小组点校的,最新版本的三一教经典著作—《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已于2016年2月出版了,诚如《后记》所说的,此书的出版“为方便今人阅读……为了使这一宝贵传统文化思想继承下去”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版本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先将此版本的《点校说明》全文照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有数种版本,现严格以明万历刻本为准进行点校,书中的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多保持原貌,标点多参照岁次乙亥(1995年)东山祖祠许道发、王易点校版。

      此版本果真严格以明万历刻本为准进行点校吗?答案是否定的。翻开此书的423页,落款处可见“时皇明天启甲子岁初夏上浣之吉门人陈衷瑜顿首百拜谨跋”字样。486页亦有“天启壬戌岁仲秋月门人陈衷瑜录补”字样。天启年号在万历之后,中间还隔了一个泰昌。851页的《心本虚篇》的卷端,更有这样一段文字明明白白地告知读者 “明万历刻本中无此段,民间现使用本中有此段,故暂保留。”由此可知,此版本所依据的刻本肯定不是明万历刻本,也就谈不上所谓严格以明万历刻本为准进行点校了。此版本用以点校的刻本甚至连天启年间都达不到。因为31页的落款是这样的:门人朱如鲁、董史、李相同命梓。董史是三一教继卢文辉、陈衷瑜之后的三传弟子。董史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帝死于1627年,那时董史才3岁。明朝的亡国皇帝是崇祯,亡国于1644年,那时董史20岁。由此看来,充其量这个刻本最早也只能是崇祯末年刊行的。董史25岁时执贽拜三教再传弟子陈衷瑜为师。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董史承接陈衷瑜先生的遗命,主持三一教门。康熙二十七年(1688)左右,董史病逝。因此这个版本最迟的出版时间也不会超过康熙二十七年,当然也可能是顺治年间出版的。我想只要稍加留心仔细查找,就一定可以从该刻本中找到准确的出版年代。这个错讹,本可轻易避免,但由于点校者的疏忽,就造成了这个遗憾。

      请翻开298页,数到第14行,可见这样的一段文字:“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堕其履邳下,故谓良曰:‘孺子下取履!’”凡是熟悉张良到桥下为老者拾鞋,后得赠兵书典故的明眼人,不必去对照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中的原文,一眼就可断定,“堕其履邳下”中的“邳下”应为“圯下”, 因“邳下”不知所云(即使是地名也该叫“下邳”,而不是“邳下”),而“圯下”即桥下,老人是把鞋子扔到桥下的啊!如果实在不放心,翻开《史记》对照一下《留侯世家》,就可以明白无疑了。此外,新版459页第5行“潘生曰:‘孟子何言?’何氏子曰:‘根心而晬面也’”。《孟子·尽心上》的原文是“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据此,“晬面”应为“睟面”之误,

      还有,899页倒数第4行“敬敬敬,出门使民,当主一而无适,斋坐尸立,惟俨然而若思”中的“斋坐尸立”四字,无论是民国戊寅年(1938年)由正本堂印行的,还是岁次乙亥(1995年)东山祖祠许道发、王易点校版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都作“尸坐斋立”。 无疑,“尸坐斋立”是对的。须知古代祭祀时,“尸”是代表死者接受祭祀的人;祭祀前要举行斋戒,以示毕恭毕敬为“斋”。 尸据神位,坐必矜庄,元朝理学家吴澄云:“为尸者有坐而无立,故坐以尸为法;祭者有立而无坐,故立以齐(斋)为法。”“斋坐尸立”将尸、斋二字互换位置,就完全错了,象征受祭者的“尸”,怎么可能让他立着呢?该坐者不坐反立,该立者不立反坐,错的离谱,确实太让人遗憾了。

      翻开966页,第一自然段中的“伯阳为柱史,甯封为陶正,方回为闾士,吕望为太师,仇生仕于殷,马丹宦于晋,范公霸越而浮海,瑟(疑为琴)(”疑为琴“三字是点校者所加,笔者注。)高执笏于宋康,常生降志于执鞭,庄生藏器于小吏”一段引自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释滞》,但有四个字不一样,即“宦于”应为“官于”,“浮海”应为“泛海”,“瑟高”应为“琴高”,“庄生”应为“庄公”。这里,特别需要辨明的是“琴高”与“庄公”。据汉刘向《列仙传·琴高》:“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可知,“瑟高”是错的,琴高才是对的。“庄公藏器于小吏”说的是鲁庄公起用小吏曹刿,一鼓作气击败齐军的典故,所以,“庄公”是对的,“庄生”是错的。

      另外,还有一个讹字,就是1041页最后一行第一句“林子问道”中的“林子”,对照其他版本应为“林生”。只要你看一看下文中的“林生问”、“黄生问”、 “江生问”、 “王生问”等等,你就可断定此句必为 “林生问道”。

      莆仙各堂祠大都有东山祖祠赠送的2016年版《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大家可以将以上几个错处更正过来,以免以讹传讹。

     

      道光年间三一教公开活动的证据

         □陈文凤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本石印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它将原为36册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每3册合为1册印刷,所以若全套齐全的话应是12本。其中一本的内页印有“道光己酉仲秋明镜堂弟子吴隆美林日轩仝重梓”字样。熟悉三一教史的人应该知道,在清朝,三一教曾二次遭禁,第二次遭禁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时距道光己酉(1849)已有61年。学界一般认为,两次遭禁后的三一教急剧衰落,“吾道式微,继起无人,书多散失”。自那以后各堂祠纷纷改名,以书院为掩护,转入秘密活动。直至咸丰、同治年间,陈智达、梁普耀重举三一教大旗,三一教才恢复公开活动。

      根据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可知,直至咸丰、同治年间,三一教才恢复公开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首先,它公开标明印刷时间—“道光己酉”;其次,它公开亮出堂名—“明镜堂”;第三,它公开表明重梓者身份—“弟子”;第四,它公开亮出重梓者姓名—“吴隆美、林日轩”。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统统公开,有此四公开,简直就是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又何谓秘密?由此可见,在陈智达之前的道光年间,我们莆田已有三一教的公开活动。那时候,陈智达(1840—1872)才九岁呢。

      书中提到的明镜堂究竟在哪里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查了许久,问了许多人,不得而知。机缘巧合,前些时候,我在写《三一教珍籍民国重印本〈龙华别传〉》时,从陈唐彬所作的序中得知原来明镜堂就在笏石。你看,世间有些事就这么奇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需要说明的是,石印技术是在同治十五年(1876)前后才在中国传开的,因此这三本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并不是道光年间印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是根据道光年间的版本重印的,否则就不会留下“道光己酉”的印记。用石印技术印书在我国只存在了几十年。以前的资料从未见有石印本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这个版次的石印本《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是不是唯一的,有待考证。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张照片,它是另一套36册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的最后二页(图2)。从最后一页的“宣统元年岁舍己酉荔月穀旦重修”字样,我们可以得知它重修于宣统元年(1909年)。从最后第二页的 “道光岁次己酉门人程天霖倡梓、同治岁次壬戌蒲月门人方天赐梓竣”字样,我们又可以得知它是根据道光岁次己酉(1849年)程天霖倡梓版重修的。

      如果说只有一套,或许有人会说不足以证明,现在有了不同版本的两套,那就不是孤证了。据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道光年间,我们莆田已有三一教的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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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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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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