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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泽上殿领新命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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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臣举荐】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弄权乱政、卖国投降的奸相秦桧病死。南宋朝廷自此有了一线生机,多年来被秦桧迫害贬逐的重臣也复职回朝。困扰郑樵多年的私人修史顾忌,从此彻底解除。

      其实,郑樵的著述早已为朝野有识之士所赏识。尤其他的书收藏秘府后,更是受到士人的推崇。只因秦桧一手遮天,禁修私史,而不敢公开议论,只在私下流传称许而已。

      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一月,工部侍郎王纶、侍讲汪应辰、侍讲贺允中等四人,先后向宋高宗进状,推荐召见郑樵,给予任用。

      王纶,南宋建康(今江苏南京)人,字德言。绍兴进士,历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权兵部郎官、监察御史等职。因不从秦桧意旨被罢职。秦桧死,起用为起居舍人、崇政殿说书兼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为高宗进讲《春秋传》,多数诏命是他起草的,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他的推荐状说:

      兴化军进士郑樵,耽嗜坟籍(古代典籍),杜门著书。顷年尝以所著书,献之朝廷,降付东观(宫中贮藏档案、典籍与从事校书、著述的处所)。比闻撰述益多,恐必有补治道。终老苇布,可谓遗才。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苹、邓名世例施行,庶学者有所激劝。

      王苹,福州福清人,后徙居苏州,字信伯。平江守臣孙祐荐其学行,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后参与纂修《神宗实录》,兼史馆校勘,迁著作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观致仕。邓名世,字元亚,江西抚州临川人。绍兴四年(1134),进所著《春秋四谱》及《古今姓氏书辨证》,赐同进士出身,授史馆校勘,改秘书省正字,除校书郎,迁著作郎。

      汪应辰,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市)人。绍兴五年(1135)考中状元,与郑厚同榜。高宗特书《中庸篇》赐他,又赐名应辰。为宰相赵鼎所器重,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主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而违反秦桧意旨,贬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等地。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权户部侍郎兼侍讲。其举荐状说:

      臣闻舜之所以为大圣者,以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恭惟陛下,与人为善,如舜之德。凡为臣子者,宜仰体圣意,有所见闻,皆以之献之于上。况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远自外。

      伏见福州寄居郑樵,自少笃学,无他嗜好,年逾五(七)十,称道不倦。所著《六书本义》,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证援。疑者阙之,不为强说,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凿之失。又有《诗传》,其考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测经旨,简易明白。伏望圣慈,令福州取索,缮写投进。庶几一经圣鉴,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记事纂言之勤。

      话说郑樵从兄郑厚,因为不赞成和议路线,又是赵鼎荐举的,因此在广东茶盐干办公事任上,十年没有升调。直到秦桧死后,才起用为昭信军(治所今江西赣州)节度推官,后改任湘乡(今属湖南)知县。他对郑樵修史始终竭力支持,利用官场上的关系奔走呼号。汪应辰曾经是他科举同榜的状元,也因受到赵鼎的重用而遭秦桧贬谪。由此推想,汪应辰奏请高宗召见郑樵,可能就有郑厚的促使之力。

      贺允中,字子忱,眉州(今属四川)人。政和五年进士,历任颍昌府(治所今河南许昌)教授,国子监、宗正寺丞,秘书省著作郎等职。高宗时自吏部侍郎除参知政事,后又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绍兴九年(1139),为福建路转运副使,因不愿阿附奸相秦桧,被改为提举宫观闲职。秦桧死后才得起用,任吏部尚书兼侍读。

      四名近臣的荐言,很快得到高宗的采纳,于是召命郑樵进京。民间传说,圣旨传到之前,郑樵家乡霞溪的天空,连续几天祥云满天。前夜,又有一股寒光从溪潭窜起,显示吉祥之兆。后来,邑人、梅州知府薛珩赋诗记录了这一盛事。诗云:

      一夜寒潭阚碧虛,闲云自在卷还舒。

      夜来数仞寒光起,早去溪头听诏书。

      目睹印有鹤头图案的精致诏书,五十五岁的郑樵老泪纵横,激动万分。自从宋廷南渡后,由于时局变迁与秦桧弄权乱政,朝廷已有二十多年没有聘用民间儒士。郑樵突然收到皇帝的特别诏令,为当时的舆论所称快。兴化军还特为郑樵以布衣被召,立“特起坊”纪念。

      郑樵他深知此行的使命,首要是乞请高宗皇帝允许他纂修《通志》。于是精心撰写了一份《修史大例》,简要说明编修《通志》的体例,以便提交皇上阅览知情。并把已经写成的著作书目另编一册,名为《夹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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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旨碑

      【草泽上殿】

      绍兴二十八年(1158) 二月,郑樵启行赴临安陛对。此行为公事,一路上享用官府驿传接送,马不停蹄地抵达京都临安。高宗皇帝在迩英殿召见了郑樵。

      郑樵面奏说:“微臣身居山林三十多年,探讨古今典籍,撰写成书。分作十类:一为小学类,二为经旨类,三为礼类,四为乐类,五为校雠类,六为谱系类,七为天文类,八为地理类,九为名物类,十为方书类,共五十种,都是已经写成的书。没有写成的这部书,臣选取历代的史籍,从三皇时代开始,至五代为止,连贯会通为一书,名叫《通志》。参照采用司马迁的体例,然而又不同于司马迁的写法。郑重而恭敬谨慎地摘抄它的要览十二篇,名为《修史大例》。还有已经写成的书稍多,未能辨识,现有目录一篇,名为《夹漈书目》。”

      高宗高兴地收下两本书,问道:“《资治通鉴》的全本太繁多,节本又太简单,怎样使它繁简适中,便于翻阅呢?”又问:“司马迁《史记》,囊括成一部书,它的功用在于十篇《表》,为什么学者不懂得他的用心呢?”

      郑樵回奏说:“学者把《通鉴》与《六经》并列,老师儒都不能够议论它的得失。班固的《汉书》距司马迁不远,就已经不明白十个《表》的功用,后生晚辈怎么能懂得司马迁制《表》的用心呢?其实是这是由于天赋所得。”

      于是郑樵进一步论述,自班固以来,断代编史的体例,全都失去班彪(班固父亲)、司马迁写作史籍的本意,又失去了孔子编订《诗》《书》时增删相因的道理。

      高宗听后,说:“听说贤卿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详细阐述古代学说,自成一家之言。为何相见这样晚呀!”

      当时的问答已经过了十几刻时间,郑樵于是告辞请退。

      皇上说:“听见贤卿的议论这样高明深远,使朕自然忘记了疲倦。”

      宋高宗一向喜欢读史,平时每日午后必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尤其喜爱《春秋左传》,差不多每月都要读一遍。又安排经筵为他讲读《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因此,饶有兴趣地同郑樵深谈历史,以至于忘记了疲倦。

      郑樵极力请求返回山里治学,说“臣子是麋鹿的天性,终身热爱山林。”

      皇上说:“卿宜当等待,朕将有处置的。”

      这场对话,从早晨一直延续到下午,可见两人谈论得很投机、很深入,也很有成效。

      不久,高宗特下诏令,授郑樵右迪功郎、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所著《通志》,由官府供给纸笔,以便编修抄写进呈。

      授官文告《授兴化军苇衣郑樵迪功郎诰词》,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兴化军布衣郑樵,朕兴学校,崇选举,以网罗天下之士,犹惧有怀才抱艺遗逸于山林者。比因近臣引荐,赐命召尔以苇衣对于便殿。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可以授官,庸示激劝夫学行之士也。尔既力于学,以朕将于此观尔有行焉。授尔右迪功郎,尔宜钦之!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三十日下。

      朝廷至此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聘用来自民间文士了,对郑樵的特别聘任,朝野舆论翕然称快。

      宋高宗的召见,高度评价了郑樵的治学成就,并完全满足了他梦寐以求的编修《通志》的要求。体现朝廷对郑樵修史的肯定和支持,为其编修《通志》铺平了道路。

      为此,郑樵对高宗满怀感恩之情。几年后,对高宗在迩英殿陛对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津津乐道。他后来回忆说:

      恭唯陛对之晨,曲尽宸衷之照。天颜咫尺,玉韵铿锵;平常言语,自成文采,如彼《典诰》,不假雕镂。所谈之经,皆非先儒所能论之经;所谈之史,皆非先儒所能著之史。是日,延英之漏甚久,宣室之席屡前。但觉鼯鼠之技穷,罔测云龙之神化。自古帝王之负学术,未有如此之高明;从来草茅而见至尊,未有如此之委曲。

      生动地描述了陛对的场景和自己的恩遇感受。虽不免有某些恭维之语,却真实地反映了宋高宗重文敬贤、明于学术的儒雅风度。

      【授官风波】

      深宫至尊同草泽史才面谈历史,并称许郑樵治学成就,成为一时盛事,四海传闻。

      郑樵师兄、湖南湘乡知县郑厚闻讯,赠诗祝贺他聘任。

      别墅生涯富古今,凝旒梦卜苦追寻。

      一封细札三家布,万卷新书四海心。

      北阙龙吟清昼永,东皋猿啸白云深。

      满怀经济今休靳,闻道养生渴传霖。

      大意是,郑樵深居草堂,治学、著述生涯雄富古今。他正是帝王梦中苦心寻求的贤才。一封精致的诏书,通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家发布。郑樵的万卷新书,牵动四海的人心。来自东部深山的布衣,同深宫的帝王进行长时间的对话。现在不可吝惜满怀的经世济民的治国才能,为干渴的人民传来滋养的甘霖。勉励郑樵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济世安民。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

      宋高宗授予郑樵的迪功郎、主管礼兵部部架阁文字官职,体现高宗对郑樵修史的关爱与支持。其官阶为文官序列中最末的一级,职务也不过是掌管礼、兵二部的档案事务而已。不料却遭到御史叶义问的弹劾。

      叶义问本是个居官正直、不畏强势的清官。早年任临安府司理参军时,曾上疏检举宰相范宗尹的奸诈行径。其后在江宁县(今属江苏南京)知县任上,不畏权势,一视同仁地指派秦桧的亲信服劳役。后来通判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任上,又严词拒绝按照秦桧旨意陷害豫章(治江西南昌)太守张宗元,以致被罢职。

      秦桧死后,高宗召回叶义问。他进言:“对秦桧的死党,宜当全部罢免驱逐;因言论得罪秦桧的人,应当给予复职。”高宗提拔他担任殿中侍御史要职。枢密使湯鹏举仿效秦桧,培植死党安置御史台,滥用职权清除异己。叶义问连续上章弹劾湯鹏举,说:“一个秦桧死去了,又出来一个秦桧了!”结果,湯鹏举与秦桧的余党都被罢免。叶义问升任侍御史,成为御史台的长官,后来又升任吏部侍郎,拜同知枢密院事。

      由此可见,叶义问是个嫉恶如仇的真御史。秦桧死后,他主张将秦桧的亲党罢逐,对阿随秦桧的奸邪不可宽容,当然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将一生专注于治学、著述的郑樵,只因曾经上书秦桧,请求避免修史之祸,并参照旧例命以闲职以助修史的事,视同于秦桧的亲党加以弹劾,则不能不是误判。宋高宗召对郑樵后,不就是允许他的这两个要求吗?

      面对叶御史的无端弹劾,郑樵有口难言。他一生志在修史,无意做官,并且多次放弃举荐聘用为官。从来没有试图借秦桧之手,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为此,竭力请求辞官归山。宋高宗也深知郑樵其人其志,因此并没有听从叶义问的弹劾,处分郑樵,只是改任潭州南岳庙监官,使他能够享受一份俸禄,得以安心编修《通志》。郑樵并不在意官职的大小、虚实,对宋高宗的新命反而感到称心如意。

      宋高宗这次召见,是郑樵治学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编修《通志》的愿望与计划,终于得到了皇帝的钦定。并且又安置了职位,使他生活上有个稳定的依靠,还指令由官府供给纸笔。对御史叶义问的弹劾,也作了妥善处理。总之,对郑樵修史的支持和帮助可谓关爱备至,显示其重文尊贤的仁爱之心。

      【曹勋赠行】

      郑樵启程之际,他的故友,时任保信军(治所今安徽合肥)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曹勋为他送行。曹勋是颍昌府阳翟县(今河南禹县)人,曾经是郑樵父亲郑国器的太学好友。国器还在曹家东楼住过,两人常有诗唱答。

      曹勋可谓宋朝的一个传奇人物。原为宋徽宗退位后的武官,特命参加进士廷试,赐甲科。靖康元年(1126),与宋徽宗一同被金兵押解北上。途中,徽宗在御衣领上书写下“可便即真,来救父母”一语,命刘勋送交康王(即宋高宗)。刘勋自燕山逃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上御衣书,并请求召募敢死士,由海路北上营救徽宗。当权者不听,刘勋反被黜斥出朝,九年得不到晋升。

      绍兴十一年(1141),金兀术遣使议和,刘勋充任报谢副使出使金国。行前,宋高宗面谕要恳请亲族归来。到了会见金主时,正使何铸匍匐地上,不敢提出要求。刘勋就反复开导金主,终于允许归还宋徽宗梓宫(皇帝、皇后的棺材。因用梓木制作,故名)和太后。不久,金国就护送太后回到临安。刘勋因功升任保信军承宣使、枢密副都承旨。又于绍兴十四年(1144)再使金国。

      郑樵此次来京,适逢刘勋在临安,对郑樵多有照料。他深知朝中的规则,也懂得郑樵的志向与心绪,作《送殿干谯公暂归莆田》一诗赠行。诗曰:

      暂辍京尘扰扰间,一鞭行色冒春寒。

      梅花细雨资能赋,野水遥山好据鞍。

      引道颇闻辞魏阙,觅官况可近长安。

      掀髯西笑归宜早,应及莆闽荔子丹。

      以炽热的语言,安慰郑樵割除京师的诸多烦扰,尽早归莆著述,还来得及品尝家乡的荔枝。郑樵也希望尽快返归兴化,抓紧时间编修《通志》,完成宋高宗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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