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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先民移民广东海南缘由初探

      莆田对外移民始于唐,多见于宋元明。移民目的地以广东海南两省为最,广东的潮洲、汕头、湛江等地普遍有“先祖迁自莆田”的说法,考证族谱,所言非虚,而很多海南人都视莆田为其原乡。据统计,移民海南的姓氏有100多个,其中有80多个姓氏入琼始祖原籍莆田,占入琼姓氏始祖的近八成。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莆籍先民选择移民?选择移民该地?综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地理、人文等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出仕落籍。史上莆田科甲鼎盛,文化发达,单宋代莆田就有进士1000多名,宋王安石在《陈执方神道碑》中赞道“兴化多进士。”  宋祝穆《方舆胜览》“兴化军”四六云:“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几于邹鲁”;“濒海而居,颇擅渔盐之利”,自闽而论,素称文物之乡。明朝莆田进士数更是居全国各府之首,史志中有记载的,明一代由进士出身的,正四品(知府)以上的兴化(莆田)籍官员就有近200人。正是在“多进士、多仕者”的先决条件下、大量的莆籍先民外出入仕为官,相当多的先民继而在当地入籍,在广东海南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比如高宗建炎间曾任广东运使的郑徽,潮州通判黄詹,元朝雷州知府黄行可、林民止,推官李文献,通判陈宗虞、方山,同知朱子宣,明朝历任的海北巡道(驻廉州,辖雷廉二郡)方良永、陈伯献、方万策、游伯槐,遂溪知县柯重光,县丞陈朝政,徐闻知县郑普、康云程,海康知县王诰、陈遂、林齐圣,典史郑桂、陈大辉、陈科、胡秀,雷州府儒学教授朱阙石,训导王正,徐闻儒学教谕李天民,宋高宗时入琼任琼州安抚史的林暹,南宋昌化知县郑志灏,宋端宗年间雷州太守何仁德,温姓入琼始祖、宋代海口参将温自生,黎姓入琼始祖、琼州府琼管副使黎中乐, 以及吕、许、方、苏、郭、孙等姓的入琼始祖,皆是因出仕、而由莆田在为官处落籍或是由为官处再迁第三地落籍。

      避难外迁。封建社会动荡频频,灾难多发。莆田是宋末抗元最顽烈的地区和明时饱受“倭寇”肆虐的重灾区、乃至两度被诛城。很多莆田先民,为了躲避战乱,逃难、参与战争而踏上移民之路。 入琼丘姓始祖丘文材,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随张世杰部攻雷城兵败渡琼,落籍澄迈县。落籍琼山县的宋进士、翰林院大学士周秀梅, 宋末落籍江门、化州、吴川一带的陈八宣、陈汝楫(抗元英雄陈文龙族人),揭东登岗涵涛方氏派系、其始祖为方真、于南宋理宗六年(1233),为避战乱由福建莆田涵江来揭邑,卜居于揭邑桃都溪围涵涛(今登岗镇涵涛村),明未落籍海南的李兴衙,以及总人口超过10万的湛江乾塘陈氏、吴川中山的郑屋村郑氏、东海蓼村林姓、西山村沈姓,海康南罗村雷姓,廉江平山村黄姓,吴川杜村杜姓等,龙湾肖村肖姓,徐闻曹家村曹姓,北英村蔡姓,潮汕厚屿(洪阳一带)的方氏等等先民皆是在宋末和明朝、因为战乱、为了避难而迁居外地的。

      经商离莆。莆田自古就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在唐朝、莆田已经成为福建重要的商业中心,在北宋时经营地域已涉及广东海南等地。 如揭东县登岗镇方坑村方氏、其始祖为方桃溪,于南宋年间经商入潮,遂携家眷由福建莆田落籍揭东。汤姓入琼始祖汤肇基,元朝末年从莆田渡琼从商,卜居文昌县。明代、潮汕成为粤东、闽西南、赣南三地物资集散与进出口的据点之一,良好的经商环境吸引了各地的商人,也包括很多早期的莆田商人。枫溪区英塘村的王氏、其始祖王纯叟在明初(约1400)从莆田到潮州经商之后定居该地、开拓了英塘王氏。

      除以上几大因素之外,莆田地狭人口稠密的地理特点,也迫使部分莆田人选择移民外地。还有因为婚嫁、从军等等原因而落籍广东、海南等地的。有人把莆田和“山西大槐树”、“宁化石壁乡”同列为中国的“移民的中转地”,其实并不完全正确。相比,其它几处所谓的“移民中转地”、莆田存在明显的不同,潮汕、海南等地的族谱系统相当的完整,这些族谱对“先祖迁自莆田”的记载非常的清晰,清楚地记明了莆田入当地籍始祖的年代名字,他们多是地道的莆田人,祖上多在莆田居住过几代、数十代,乃至相当一部分入籍始祖的姓氏本身就是发祥在莆田的中国名门望族,比如潮汕湛江海南等地的林氏多为发祥于莆田的“九牧林”、黄氏多为“莆阳黄”、郑氏多为“南湖郑”等等。与其说莆田是北来移民向广东、海南等地移民的中转站,不如说莆田是潮汕湛江海南等地先民的原乡来得贴切和接近史实。     (林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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