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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名臣蔡襄的人才观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谥忠惠,兴化军仙游(今莆田市仙游县)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数十年的宦海沉浮中,敢于冲破封建官场妒贤嫉能的陋规恶习,善于举才、选才、识才和用才,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人才观,这在90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一、举贤任能,为政之首

      人才,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它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济济则国运兴隆,人才廖落则社稷衰败。诚如王安石所言:人才“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安石《材论》)注重人才,举贤任能是安邦治国的首要问题,也是蔡襄人才观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治国之要,莫大于用人。因此,要选拔贤能之才,关键在于皇帝设法因其道而求之、用之。“汉之兴,驱驭英雄,以成大业,皆秦之遗士也。唐之兴,取隋之弃人,以安天下。……愿陛下劳于求贤而佚于任使,修明纪纲,兴行礼教,则太平之治,其犹指诸掌乎!” (《蔡襄全集》卷23)

      正由于人才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蔡襄提出举贤任能必须革除按 “资序”的旧例,即主张改革择官的旧规,用举荐的办法来发现人才,选拔贤能。他特别强调要选拔好两种官员:一种是选好朝廷执政大臣。因为两府大臣是皇帝的股肱,系天下之轻重。另一种是选好地方府州守令。因为这些朝廷命官是 “亲民之官”,位虽卑而所系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乱,“恒必由之”。他们起着沟通上下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代表着朝廷执行各项朝纲政纪,这些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形象和社稷的安危。“父母官”的贤、廉与否,与百姓的安居乐业息息相关。因此,强调“慎选”地方官吏,对修明吏治,造福百姓是很有意义的。

      蔡襄还把举贤任能看作自己的天职,身体力行举荐清正贤能官吏予以重用。如庆历三年(1043年)他与欧阳修一起联名上状向朝廷举荐姚光弼之才,姚光弼后被朝廷授将作监簿,果然不负众望,在军事上屡有建功。又如嘉祐二年 (1057年),蔡襄推崇周希孟举荐他充任福州州学教授。周希孟后来成为宋代著名的学者,著有《易义》《诗义》等,培养 “弟子七百余人”。

      二、改革考试,选拔“真才”

      我国自隋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蔡襄本人也是沿着科举之路,从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著作佐郎馆阁校勘一步步上升到福建转运使、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礼部侍郎等,成为一代名臣。由于他一生为官37年,从地方官做到京官,又从京官到地方官,几上几下,宦海沉浮。故对科举选才之弊、有才的士子进身之难认识颇深,有切身感受。

      北宋王朝沿袭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进士科主要是通过笔试来选拔人才,笔试的内容有 “诗赋”和 “策论”。“诗赋”测试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了解其吟诗作词的能力;“策论”要求考生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当时“进士虽通试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而明经科则采取 “对义”和 “帖义”两种考试方法。“对义”即考生回答经义问题;“帖义”即采取掩盖经书前后两头,仅露中间一行,裁纸贴其数字,让考生默填被贴之字。对这种考试之法,蔡襄认为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很难体现考生的真才实学。在他看来,宋时取士,所谓制科,是博学强记者;进士科,是能诗赋、有文词者;明经科,是诵史无前例经而对题义者。三者得善官至宰辅,皆由此而来。这里就存在着科举制度本身与现实政治需要的种种矛盾和缺陷。蔡襄进一步指出,这种科举取士的片面性,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被及时发现,甚至还会出现高分低能之辈登科进仕。如不进行改革,难以“取天下之士,将以治民而经国耳”,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选拔出来的人才更不能“敦其行,欲以表风俗;试其才,欲以济成务。” (《蔡襄全集》卷21)

      为此,蔡襄在《论改科场条制疏》中,对科举取士问题提出了三项具体的改革措施:一是放宽设置学堂的规定,广开培养人才之路。这一条建议被朝廷采纳,据《宋史·仁宗记》,庆历四年三月,“诏天下州县之学更定科举法。”二是改革考试内容,选拨真正的人才。他主张变革重诗赋轻策论的惯例,以策论为主,但策论决不是引经据典地空发议论,而要有切中时弊的改革内容。三是采取灵活的考试方法,革除僵化教条。蔡襄认为当时的考试方法缺乏灵活性,呆板僵化。只能使考生死记硬背,无法考出应试者的真正水平,使 “真才”难以脱颖而出。尽管蔡襄改革科举考试的主张并没有被北宋统治者全部采纳,但他所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为后人展示了一条选才取士,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三、“任材以宜” ,“委之欲专”

      蔡襄认为,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对某一职务有宜有不宜。所以,要任其长避其短,方能人尽其材。针对当时用人大多数都是 “文词进”的弊病,蔡襄指出,除了宰辅大臣,要总理天下大事,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外,其它各应使用各有的专长,做到知人善任,此乃用人至善之术。如庆历四年,宋朝廷任命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之事,蔡襄就认为不妥。他在《乞留欧阳修札子二道》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朝廷让欧阳修留任知制诰、知谏院一职,以发挥其才能。

      在使用人才方面,蔡襄提出了自己的又一独特见解,即主张对人才的使用要 “委之欲专”。蔡襄认为,人才对于安邦治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了人才而不能很好地使用,那就等于失去了人才。他特别强调,要使人才久于其职,因为事业的成就,需要时间、过程,需要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久于其职,才能使优劣自然分明。同时,不要究吏之细过。任用人才,还应放手让其按自己的策略规划大胆行治,不要过多过细地指责而干扰其谋略,使其无所措手路,搅乱其长久之计。

      四、“裁汰冗官”,整肃吏治

      改革用人机制使人才脱颖而出是蔡襄人才观的又一重要内容。蔡襄认为,要摆脱北宋的危机,稳定宋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对官僚制度进行整顿,对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北宋吏制之混乱,官僚机构之臃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十分突出的。造成这种 “滥官满朝”的直接原因,就是北宋实行三年一迁的“磨勘法”和“恩荫”特权制度。所谓“磨勘法”即朝廷官吏,不管政绩、才能如何,混上三年五载,就可以照升不缺。所谓 “恩荫”,就是北宋朝廷给予封建官僚的一种政治特权,“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少者一人,多者数十人。不仅“恩荫”本朝的官员子孙,而且还荫及前朝的官员后裔。这种恩荫得官的用人政策,危害极大,既徒耗无穷经费,又竭民力以养冗官,也导致吏治腐败,官僚队伍庞大,甚至还压制和埋没人才。

      对此,蔡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腐败的官僚制度和用人机制,如不加以改草,“为蠹实深”。他建议朝廷尽快废除“磨勘法”和“恩荫”特权,裁汰冗官,整肃朝政,澄清吏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在朝官吏人人砥砺廉偶,改变因循守旧的腐朽作风,收到兴利除弊之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襄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套改革吏治的方案,而且在实践中带头贯彻实施。如至和元年 (1054年),43岁的蔡襄来到了被历任官员视为“难治而易以毁誉”的开封府任知府。虽然在任不满一年时间,但他却不避权贵,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史称“襄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宋史·蔡襄传》)又如嘉祐元年 (1056年),蔡襄初知泉州,“威惠并行,民畏而爱之”。(《泉州府志》卷10)严惩了贪赃枉法的晋江知县章拱之,“按以赃罪,坐废。”(《闽书》卷54)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坚持吏治改革的主张和付诸行动的决心,这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本质上是一致,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改变腐败的用人制度,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林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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