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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泠泠夹漈水 谡谡长松风——纪念史学大家郑樵诞辰915周年

      □林祖泉

      宋代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着书,走上一条与科举考试相反的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他就是世称夹漈先生的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自称“莆阳田家子”,别号“溪西遗民”,兴化军兴化县广山村(今属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人。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郑樵从小就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感兴趣。然而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他父亲从京师太学回故里,途中病逝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年仅16岁的他急忙赶赴苏州护送其父灵柩回到莆田,葬于越王山。

      从此以后,郑樵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在越王山下搭了个茅屋,一边守墓,一边读书。后来,郑樵又在夹漈山中筑了3间草堂,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夹漈草堂”。在这里,他励志自学,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

      夹漈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峰峦叠嶂,树木葱茏,是读书的好地方。郑樵搭建的夹漈草堂就处在苍松翠竹和奇石中,置身其内,但见云天景色如画,有郑樵诗为证:“堂后青松百尺长,堂前流水日汤汤。西窗尽是农桑域,北牖无非花葛乡。罢去精神浑冉冉,看来几案尚穰穰。不知此物何时了,待看临流自在狂。”

      在这环境幽静的夹漈山上,与郑樵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兄弟俩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同窗共读达6年之久。两人还以古之贤者为榜样,以前代有节义的文臣武将为楷模。他们身处山林,却心怀天下,立志要扶危定倾。在郑樵一生当中,最为亲密、影响较大的朋友要算是堂兄郑厚。

      郑厚既是郑樵的兄长,也是郑樵的老师。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堂兄弟,在性格上是有差异的。用他们自己的评语,郑厚是“逸迈”,郑樵则“幽邃”。换句话说,郑厚是才华横溢,锋芒显露;郑樵则是内涵精妙,含蓄深沉。尽管“二郑”的性格、气质和为人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学术上能够共同探讨学问,互收切磋琢磨之益,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郑樵、郑厚兄弟俩一边读书,同时又在一起讲学授徒。芗林寺是郑樵和郑厚讲学之地。这是一所古寺,寺建在芗林山半腰一块盆地的边缘,坐东北朝西南,四周群山环绕。虽然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野林之中,讲学着书自为一乐,但郑樵关心时事,同情黎民百姓痛苦的热忱却没有衰减。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如“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弹指。谁为民请命,皇天犹未喜。茂德自不绥,眷眷我梓里。伤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齿”。

      果然不出郑樵所料,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攻陷京城,二帝被俘。莆田虽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动。郑樵心忧时事,怀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书枢密院宇文虚中,请缨抗金,报效国家。但在昏君奸相当道的年代,连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尚且饮恨风波亭,郑樵的一腔热血只能是“有心报国,无路酬君”。

      绍兴五年(1135),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调广西提举司干办公事。此后,“形单影只”的郑樵只好一头钻进夹漈深山,在“困穷之极”、“厨无烟火”的情况下,“风晨雪夜,执笔不休”。把自己的忧国情思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形之笔端,寄托在自己的着述之中。

      然而,郑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愿并非一帆风顺,他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资料乏匮,写史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郑樵修史的最大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1131-1162),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的禁锢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他们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

      郑樵就是在这种“风波易起” 的年代进行修史的。没有执着追求的精神,没有坚定的学术信念,他要坚持修史是不可能的。郑樵不仅仅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避免因恶劣的政治形势而带来的文字灾祸。这也许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3次从莆田赴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他献出所着的140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此时出山奉献部分学术成果,一晃30年过去了。这1万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

      他在《献皇帝书》中,给人们开出一份珍贵的时间表和研究成果目录单:“十年为经旨之学”,着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着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着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着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郑樵献书返回草堂后,一边继续着书“益厉所学”,以毕其志;一边授徒讲学,四方之士,“从者二百余人”。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明邑人周华的《游洋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

      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余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

      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但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听你的高远议论,朕都忘记了疲倦。” 郑樵向皇上请求回归山林,说道:“臣是麋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高宗下旨,“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带着200卷近700万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上(高宗)驾幸建康(今江苏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他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着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五十有九。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郑樵灵柩葬于莆田南崇仁里(今属莆田市涵江区)。

      据《重修郑夹漈先生封茔碑亭记》载:“郑夹漈先生墓,旧在莆田广业里,傍灵源之古刹,迁至白沙之通衢,陈仆射为筑其阡,钟离守为表其遂。”乾道四年(1168),邑人、宰相陈俊卿特地到郑樵墓吊拜,并嘱咐兴化知军钟离松将郑樵墓迁往比较热闹的长兴山主峰,提出要请技艺高超的泥匠为郑樵迁墓安葬。该墓占地3000余平方米,坐南朝北,面对夹漈山书亭寨。墓碑由陈俊卿亲笔手书苍劲醒目的“宋枢密院编修郑樵之墓”。墓地周边林木苍翠,长兴山主峰屹立在墓地南方,气派雄伟壮观。该墓已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完好。

      郑樵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种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据南宋莆田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记载,郑樵的着作宏富,累计达60多部、800多卷。

      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着,就足于确立他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云:“史通莆郑着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南宋乾道五年(1169)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郑侨非常敬重堂叔郑樵,曾作《题夹漈草堂》一诗怀念先贤:“杪秋寻远山,幽怀鬰冲冲。草堂跨层崖,夕阳山影空。高人辞天禄,结交杖藜翁。游氛暗九土,岁晚余曷从。泠泠夹漈水,谡谡长松风。思之不可见,泪落秋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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