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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郑樵的政治态度

      □余文烟

      几百年来,在评价南宋大史学家郑樵的政治态度时,史学界的意见颇有分歧。有的学者根据《夹漈遗稿》中的《上宰相书》等材料中郑樵对宰相和皇帝的几句谀美之词,就说他向高宗和秦桧进行了“廉价的歌颂”,又有些学者根据郑樵的交游人物的分析,认为郑樵一生前期是进步的,后期由于专心著述,不关心政治,为了使自已的著作得到流传,不惜向投降派头子(宋高宗、秦桧)求助,因而“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也有些文章则回避郑樵上书给秦桧这件事。近几年,有的文章虽然涉及郑樵的政治态度的问题,但没有作较为系统的分析,郑樵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特别是在他晚年是否坚持抗金的主张?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给秦桧上书这件事,这些都是全面评价郑樵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坚持抗金主张 反对分裂投降

      郑樵生活的年代正是宋金对峙,人民遭受沉重灾难的时期,郑樵早年曾与从兄郑厚,投书宇文虚中,主张抗金,痛斥腐朽的朝政,表达了“为国捐躯”之志,政治态度十分明朗。到了晚年,他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上《通志》一书中所提出的“会通”思想,既是郑樵长期对历史深沉思索的结晶,也可从中看出他晚年的政治态度。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明确地指出了“万国殊途”,发展的结局是“必通诸夏”,把这种历史趋势作为一种“必”然提出来了。但是,我们若把他的“会通”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便能看出它的真实意义。在宋金对峙下,秦桧为保持大地主阶级偏安一隅的局面,提出所谓“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分裂国家的罪恶主张。秦桧这个主张,就是在他死后,也一直为宋高宗所奉行。就在郑樵上《通志》的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人再度南犯,高宗离开临安到建康,次年,即绍兴三十二年三月癸卯,郑樵就逝世了。可见郑樵的“会通”思想就不单是历史编纂学的问题,也是他晚年对民族统一前途的信念。这同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一套投降分裂主张是截然对立的。

      郑樵在《通志》中还提出了建都南阳以恢复失土的主张,从而在实际上批判了赵构、秦桧南逃及偏安江左的路线。郑樵在《通志?都邑序》中写道:“鸣呼,江沱不足宴安也。毋已则采唐人之议,取南阳为中原新宅,且以系人望云。”希望当局要记住北宋覆亡的夷门之痛,定都南阳,以系入心。

      当时正值南宋朝廷内部抗金派与投降派围绕建都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东京留守宗泽主张还都汴京。李纲开始认为新都应以关中为上,南阳次之,建康为下。后来,李钢又认为应当把都城定在南阳,所谓“纲既相,遂主南阳以议”。许景衡则“请幸建康”。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主南逃。公元一一二七年高宗南渡之后,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且演变为定都建康与临安之争,但此时抗金派中依然主张定都南阳的人还是很多的。如陈亮认为临安“城可灌”,坚主定都南阳;而岳飞则奏请以“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可见定都北方,或者主张以北方为基本阵地维系人心,坚持抗金,是抗战派的一贯主张。

      郑樵上《通志》的时间,是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即绍兴三十一年。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把学术工作与当时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表现了十分炽烈的民族感情,所谓郑樵晚年只埋头学术,不问政治,不知从何说起,应该认为是有的学者乱猜测或对郑樵年谱不熟而得出的结论。

      郑樵修《通志》,往往在“按语”中寄寓他的抗金思想。比如《通志》本纪部分,取材于正史,但对正史中的论赞制诏,大多削删。两汉部分的论赞还保留一些,而对《南史》、《北史》部分本纪后的论赞几乎全部删去。但唯一例外的是,他对《梁武帝纪》中原有的论赞作了精心的处理。郑樵删去《南史》中原有论赞中天意说教的内容,自已另写了“按语”,并且将《梁书?本纪第三》后姚思廉的“史臣曰”略加改写引进自已的“按语”中,这就颇具微意了。梁武帝和宋高宗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偏安一隅的开国之君,表面又都是慈爱孝悌,节俭忠厚的长者,而实际又都是虚无透顶、懦弱无能的君王,且看郑樵在《梁武帝纪》后所加的“按语”:

      “臣谨按,候景陷城之夕,武帝不知,永安候萧确挞入启曰:城已陷矣。帝曰:犹可一战否?对曰:人心崩溃,不可复战。武帝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不累后人,亦复何恨。自古未有身取天下而身失之也。”

      郑樵选择梁武帝事来加按语,其含意也是明确的。他是在授引历史的事例,向高宗发出警告,不要“身取天下而身失之,”接着,郑樵引了姚思廉的一段话:

      “又按,姚思廉云……及乎耄年,委事群幸,朱异之徒,作福作威,扶朋植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纲混杂。黜陟无章。《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谓也。”

      这既是在论史,也是在议政。梁武帝与宋高宗如果说有一点差别的话,那是梁武帝早年尚有一些作为,但当朱异这些群幸掌握了朝政,则“朝纲混杂,黜陟无章”,导致“黍离官室”的结果出现,所以开国人君要注意“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宋高宗时的“作福作威,扶朋植党”,“服冕乘轩”掌握朝政的小人是谁呢?难道还要多说吗?

      总之,郑樵晚年从事学术工作,并没有忘怀政治,他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寄寓在自己的史著之中。他坚持了抗金的主张,批判了秦桧和赵构的分裂和投降的政策。

      无奈上书宰相  并非要求做官

      《上宰相书》的写作年代,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写于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秦桧是死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这样,上书所指的宰相当然不是秦桧了;另一种意见认为《上宰相书》只能写在绍兴十八年以后,或者说是绍兴十九年,上书中所指的宰相是秦桧。

      《上宰相书》不是作于绍兴二十九年。郑樵在上书中申述自己当时的境遇是“暮龄余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己成,既无子弟可授,又无名山石室可藏。可以看出,上书时,郑樵的前妻及长子已亡,而尚未续娶游氏,所以才有”形单影只“,”既无子弟可授“等话。按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中提到,郑樵死时,其幼子年方八岁。周必大的《辛已亲征录》明确地指出郑樵的卒年是绍兴三十二年,逆推之,郑樵继娶不能晚于绍兴二十四年。因之,《上宰相书》只能是在绍兴二十四年之前,而不可能是在此之后的绍兴二十九年。

      《上宰相书》也不是作于绍兴十九年,根据有关史料可以断定是写于绍兴十七年。《宋史》卷四百三十六记载了郑樵献书时间是”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这是《上书》诏藏秘府的时间,而不是《上宰相书》的写作年代。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七,绍兴十八年二月丙申条载,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一事。如果郑樵接受了秦熺之荐为右迪功郎,那郑樵在此后的《上宰相书》中就不会称自己是”兴化军布衣“等。如果郑樵拒绝了秦熺之荐,而此后的上书中又有希望”庶沾寸禄“等语,这岂非矛盾?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上宰相书》作于绍兴十八年二月之前。现将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绍兴十七年十一月作《上宰相书》。《上宰相书》说:”十一月十二日,兴化军布衣郑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途,……“

      2、绍兴十八年二月,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七,绍兴十八年二月丙申条载:”布衣郑樵为右迪功郎,以经筵官秦熺等言其学术也。“但事实上此时郑樵并没有接受秦熺的推荐。《宋史》本传载,郑樵是在绍兴二十八年才授右迪功郎的。《宋史》本传说:”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王纶在荐词中有”终老苇布,可谓遗才“之语,可见在绍兴二十八年之前,郑樵仍是个布衣,足见绍兴十八年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郑樵并没有接受。这与《兴化县志》,《莆田县志》等书关于郑樵拒绝荐举的记载是一致的。

      3、郑樵所上的著作,在绍兴十九年诏藏秘府。《宋史》本传载:”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宋代布衣献书,要经过”看详“,才能得以诏藏秘府,这中间应有一个过程,也是合理的。

      专心著述修史,坚定爱国信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月赵鼎罢相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是秦桧擅政时期。因此,《上宰相书》中的宰相,当然是秦桧,这无须讳言。郑樵上书给秦桧,确有谀美之词,如说什么”恭惟相公拔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公之业不坠于地,…“等等。但笔者认为,不能脱离郑樵的一生的主要活动而仅仅抓住这几句话来否定一个历史著名人物,很明了显失公平,以偏概全。对郑樵所写的《上宰相书》更应作出全面的分析,完整地辨别,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本清源地还其历史的真正面目,给郑樵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首先,秦桧是惯耍两面派的奸贼,是一个”机宑而深险,外和而中异“的独夫,对他的认识应有一个过程,宰臣如赵鼎,武将如张浚,大儒如胡安国等,都曾说过秦桧的好话。久处山林的布衣之儒郑樵诣阙上书,说了几句空洞的谀美之词,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说,郑樵上书后,绍兴十八年二月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但郑樵拒绝接受,并返回到莆田,《福建兴化县志》说:”…部使者举孝廉、再举遗逸,不就。“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事实联系起来看,不正反映了郑樵对秦桧认识发展的过程吗?

      再者,考查历史人物的政治态度,应当分析他作品的真实的思想动机,郑樵上书秦桧的真实目的有这么几层的意思:其一,是希望将已成之书纳入中秘藏,他说”每诵白乐天‘恐君百岁后,岷灭人不闻,赖中藏秘书,百代无湮论’之句,未尝不呜咽流涕,念兹天理,不负夙心,仰荷钩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封建时代的布衣之儒,做成一点学术事业是很艰难的。为了使自己”已成之书“,不至于湮论,他”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对这样的一个学者,苛责于他,实在是不公平的,其二,是希望能够”博极群书“以成自己的著述,他说:”万一使樵有所际会,得援国朝陈烈徐积与近日瑗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庶沾寸禄,乃克修济:或以布衣入值,得援唐蒋义、李雍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稍有变化之阶,不负甄陶之力,噫,自昔圣贤犹不奈命,樵独何者,敢有怨尤?然穷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穷达而废著述可乎?此樵之志所以益坚益励者也。“

      他不为自己”穷达“而”废著述“,而是希望得到一个小官职,以为完成自已著述取得一些方便的条件。

      其三,上书中郑樵在表明自已修史志趣时,也流露了他对秦桧搞文化专制行径的不满情绪。他说自己”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鸣呼,功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当时秦桧害怕实录式的历史著作会揭露他卖国的丑行,于是采取专横的手段,来打击和迫害私自修史的士人。他曾数度下禁”野史“之令。私修史的人,甚至连家藏私史的人都遭受迫害。绍兴年间,秦桧开”相互陈告“之例,以所谓”私史“案为由,打击异己,迫害儒林之士,株连的面也越来越广,直到秦桧死后,方才收场。在这样恶劣的政治气候下,郑樵修史是要冒风险的,他怕”擅私修国史“的罪名而上书,最后尽管他并没有能得到修国史的机会,可是他

      私下修史的工作也没有因为秦桧的禁令而中缀过,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秦桧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藐视与抗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郑樵一生一直是坚持抗金的主张,他在实际上是反对秦桧的。从郑樵作《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一诗,可见他抒发炽热的爱国情怀。”昨夜西风到汉军,塞鸿不敢传殷勤。几山蓑草连天见,何处悲笳异地闻。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微臣一缕申胥泪,不落秦庭落暮云。“诗中描写的是:春秋战国时,吴国军队攻陷楚国埕都。楚国大夫申包胥为了救国,赴秦国请求出兵救援,秦国不肯出兵,申包胥在朝堂上哭了七天七夜。秦国君臣为他的爱国之心所感动,终于出兵解救。显而易见,郑樵的诗,借申包胥长哭救国故事,表达自己为国报效犬马之劳的意愿,同时,也足以证明郑樵是一位热心爱国正直优秀的史学大家。这就是郑樵一生矢志不渝,始终如一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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