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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会通思想的内涵由来和体现影响

      □余文烟

      在研究史学理论时,一定要研讨南宋大史学家郑樵的“会通”思想,然郑樵会通思想的内涵,即会通思想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会通思想的由来和体现影响都值得进行分析探究。

      --会通的学术渊源与郑樵的会通思想内涵由来

      “会通”是从《周易》的变易贯通观念发展而来的一种人生态度和学术思想。“会通”最初的意思是察阴阳以观“会合变通”。据《易·系辞上》云:“圣我额从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从行其典礼。”孔颖达疏谓:“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程颐在所撰《易传序》中,称“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通过“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宋叶适在《司农卿詹公墓志铭》称詹氏“公立朝,察消长,观会通,劝发善意,助达阳德”,所用会通一词亦是从易的变通观念演变而成的概念。“会通”由《周易》中的变通概念渐引申为对经典本身的“融会贯通”。宋人纵康义即撰有《周易会通正义》道“会通”还具有沟通不同学派和不同类别学术的含义。东晋李充试图将“会通”赋予沟通儒、道的内涵。他在《学箴》中称:“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儒家主张施行道德仁义礼律的有为,与老庄弃圣绝智、丢掉仁义礼律的无为,看起来是相背的观念,但李充却认为由于老庄这样的圣人,”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将二者作了巧妙的沟通。北魏时甄琛曾著有《会通缁素三论》,试图将增俗加以沟通。

      ”会通“另具有贯穿古今的含义。据《隋书·律历志下》载,刘焯编修《皇极历》,自许”正诸气朔,成一历象,会通古今,符充经传“。会通古今,正是郑樵在《通志》中所云”极古今之变“的”会通内涵“,”会通“还有”统一“的意思。据《隋书·潘徽传》载:”车书之所会通,触境斯应“。此处之”会通“显然是”统一“之义。郑樵的”会通“便具有会聚、纵通、横通而后统一成体例完备的《通志》之意蕴。”会通“亦含有对文学辞采的融会贯通之义。南朝梁思勰 《文心雕龙·物色》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 郑樵在其《通志》中便重视辞采的运用,其《通志总序》的气势和对仗,都具有六朝赋体的某些特色。至宋”会通“开始具有贯通各种典籍,学术以成一种新书的含义。宋人田锡欲修史书,”诏史馆以群书借之,每成书数卷,即先进内。锡乃先上《御览》三十卷“。其序称:”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迹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宗经之辞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鉴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经,矢引王者乎!臣每读书,思以所得上补圣聪,可以铭于座隅者,书于御屏,可以用于常道者,录为《御览》,冀以涓埃之微,禆天地之德,俾功业与尧舜比崇,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但会天下之书成一部纵贯古今的史书,则为郑樵之所独有。

      郑樵的”会通“思想正是在承续前人”会通“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形成了自已的特色和体系。他在好几个地方阐进了其”会通“思想:

      ”百川趋异,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澭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总天下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

      从以上两段话中可以看出郑樵的”会通“思想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这就是”会“和”通“。”会“是要把各种史料、书籍及其记载的”理“加以搜求和汇合,以便统一、触合于某一专著之中。所以它是著述的准备阶段,”贯二帝三王于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指是把二帝三王的史实条贯穿连起来,成一崭新体例,以期看出古今变化的轨迹。”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就是说要把古往今来的种种历史现象及其变化规律按先发后次序笔录下来。所以,这里的”通“就是把”会“起来的史实、资料,按时代先后加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线索,缕述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

      郑樵会通史实首选的体例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而对于班固断代为史则斥之为”失会通之旨“。他在《通志·总序》冲指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久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郑樵如此强烈地推崇司马迁并反对班固,就是不仅强调会,而且强调通,即上下贯通,不应断裂或重复。

      很显然,上述郑樵所谓”会“和”通“,只是著述的具体工作和结果。一般学者论及郑憔”会通“思想时,也就到此为止。然而,这还不是会通思想的全部内容,因为上面谈到的”通“只是纵通,按郑樵的话来说就是”上通“;其实郑樵之”通“还有另一个内容,那就是横通,按郑樵的话说就是”旁通“。下面举郑樵两段话为证:

      一、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

      二、按司马迁之法,得处在表,用处在纪传,以其至要者条而为纲,以其滋漫者厘而为目。……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 使命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看出:郑樵所说的”纲“、”上通“,显然是指沟通古今时段的纵通;”目“、旁通,显然是指扩充历史空间的横通。其史著《通志》也使用了”旁通“的概念:”如不限以关键,肆其旁通,则蔓草难除,涓流遂积“。此处”旁通“乃向旁边蔓延和扩展之义,与前引义略同。如果说纵通是指描述事物的演进发展过程和对史料加以条理化的话,那么横通则是指开拓历史的空间舞台和增加历史材料的推广滋衍。上通,历史由是而纵深;旁通, 历史由是而宽广。一纲一目,一纵一横, 是郑樵”会通“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以上这些仍不是郑樵 ”会通“思想的全部内容。除”会“和”通“(包括纵通和横通)外,郑樵”会通“思想中还应该包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会“和”通“之间的联系环节有求实工作及其思想。”会“指求书、读书、做笔录(札),”通“是指著述过程及其所达到的效果。”求实“则是联系两者的桥梁。从郑樵的史学思想体系及《通志》中大量存在着的倾向来看,郑樵的求实精神都应该是其”会通“思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再从郑樵著书过程来看,他求书、读书三十年,然后考证订伪,最后才撰著《通志》,也印证了”求实“是他著述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事实。

      --郑樵会通思想在《通志 》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郑樵”会通“思想的三大组部分:”会“、”求实“、”通“,在《通志》里都有明显的体现。

      ”会“是”集天下之书“,像辐凑似的汇聚和收拢。郑樵在修《通志》前,寻访和会聚了以往的各种史籍,然后在夹漈山中苦读了三十年。他的《通志》就曾引用和汇集了许多史著,例如:《史记》、《汉书》、《南北史》、《通典》等等。同时,他还把南宋以前各门新兴学科的资料加以汇集和整理,如金石学、音韵学、族谱学等等。因为福建在南宋遭兵火较少,所以他能够搜到许多书籍和资料。郑樵自已就说过他”以一介之土,见尽天下之图书,虽不免有点夸口,但也反映了他读书确实不少的事实,《通志》中的《金石铭》是直接或间接地汇集了欧阳修的《集古图》、宋徽宗主编的《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的结果;他的《七音略》则吸收了唐孙愐的《唐韵》、李舟的《广韵》、宋丁度的《集韵》的某些成果;他的《氏族略》则是综合了《元和姓纂》、《古今姓氏辨证》的结晶。在《通志》的纪传部分,他将《晋书》、《忠义传》、《魏书》的《节义传》、《隋书》的《城节传》、《周书》的《孝义传》、宋书的《孝义传》会聚起来,通之以《忠义传》;在《通志·总序》中,自谓“驱天文字尽归六书”,这些都是“会”工作,体现着“会”的思想。

      “求实”是郑樵“会”和“通”的中间环节。郑樵在“会天下之书”后,不是贸然提笔著书,而是对所得来的材料加以甄别,或质之于地书,或质之于亲身实践。他尽量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验证联系起来,对于不能直接联系的,则着重参校他书,以辨其伪,“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由于主张书本知识联系实际,因而他在天文、地理、车舆、器物、鸟兽、昆虫草木、氏族这些易于实际和现实相对照的各科上,深入调查究, 索象核实。他特别注重图谱的作用,认为”为天不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事,为图所以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主张用图的形式把核实了的东西描绘下来。为了核实名物,郑樵“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以便考证古书。他在《通志天文略序》中,叙述自己“核实星象”的经过道:“一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氏族略》中,他在谈到姓氏的时候指出:“三代之前,姓氏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者,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这是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实证方法,今文学家根据方言古音的方法,正是这种调查实证的方法。对于那些不便与现实对照的学问,郑樵则勤于考证辨伪。针对散布在各史书中的“欺天之学(即迷信灾祥之学)”,毫不客气地以揭露和删除。他指出:“先儒多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析天下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谓欺天之学。”

      因而,他撰《通志·灾祥略》是“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他还用了鲁昭公时郑国子产不信灾而终未遭祸的事实,驳斥了灾祥祸福的迷信思想。他著《天文略》“正欲学者重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在写传记部分时,就把旧史中那些荒诞不经、妖魔鬼怪的记载删削而去。例如他在“会通”上古史料时,就把那些无稽之谈删掉了不少,自白道:“按太史公作《五帝纪》择其雅言而书。臣今纪采诸家之言,而以雅驯者为经,……其诞如盘古者,则亦不书。”

      对于那些当时无法辨其真实史实,郑樵则采取“传疑”的方式,把它们以按语的形式附于正文之后,作为参考。在《通志·三皇纪第一·按语》中自谓:“臣今采诸家之言,而以雅驯为经,其不典之言,则列于篇后,以备记载,非传信也。”又说:“三王之事,盖已久矣,臣之所志,在于传言,其传疑者,则降而书,以备记载云。”

      针对渗透史书中的“欺人之学,” 即所谓褒贬之学,郑樵同样加以斥责:“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尽推已意……此谓欺人之学。”“欺人之学”与“欺天之学”一样,都是不实之学,郑樵对此深恶痛绝,指为“伤风败义,莫大乎此!”因而他在会同诸史时“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竭力将各史的纪传统一起来,避免它们相互褒贬和攻击,使“晋史党晋而不有魏。”“齐史党齐而不有宋”的现象尽量减少。

      针对充斥史书中虚华不实的“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郑樵出于“求实”立场也予以抨击。“义理之学”空谈性理,郑樵乃批评它“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操穷理尽性之学,而以虚无为宗,”“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 “辞章之学”专务虚华,郑樵乃抨击:“辞章之学务雕收, ……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批评两者“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于是在著《通志》时,就特别注重用流畅朴实的文字,表达紧要的意思。

      由于郑樵注重求实,因而他的《通志》基本上成为“信而有征”的著作,尤其是《二十略》,为历代学者们所称许。这种求实的精神,把“会”和“通”连接了起来,使“会通”思想得以畅达地贯穿起来。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上所述,“通”分为“纵通”和“横通”。纵通就是纵向的通,在《通志》中主要的体现就是按年代先后的顺序排列史料,贯通思想,以达到“极古今之变”目的。除此之外,某些事物由上到下的排列组合以及上下联系的方法和思想,也都属于“纵通”思想。“纵通”是“通”的思想的最主要部分,是经,是纲。郑樵之所以极力反对班固断代为史,就是认为他割断了历史纵向线索,使世代成了“绝绪”。“纵通”思想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年表。一部史书中,表是全书的主线,和本纪是相互参照的,能把一个复杂的历史阶段中各种重要事物从始到终地加以排比贯通,是集中体现史学思想的形式,是书的主体和灵魂之一。因此,郑樵极为重视表,认为一本史著如果有了年谱的话,就“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他在《通志》中,就曾给年谱以很高的地位,为了使历史发展过程脉络清楚,更好地发挥年谱的作用,郑樵对以往流传的年谱进行增订和修改。例如原来的史家都以一姓一氏为正统来缕述历史过程,每至吕后和武则天时,都在表或年谱中加以回避或删除。郑樵则特意将吕后和武则天的事迹列于年谱之内,使历史线索更加明了。又如《史记》的十表中没有把齐恒公和晋文公争霸、商鞅变法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列进去,《通志》的年谱则将之悉数收入,郑樵“纵通”思想在此得到了充分而畅快地表达。

      在纪传中,郑樵对断代史中不相连贯、互有割裂以及彼此重复的毛病大加讨伐,认为“失会通之旨”,因而他在会通这些史籍时,主张为吕后、武则天立纪,并且在列传部分,改变了《史记》、《汉书》合传、附传的格式,统一采取以朝代为纲,按先后次序编排的分传形式,使附传中的人物事迹更加突出,纵向线索更加明显。对旧史在纵通时缺漏的地方,《通志》则搜集了许多资料作补充。例如郑樵看到《史记》记载不详时,就采取以《补史记》、《通鉴外纪》、《左传》、《国语》、《荀子》、《尚书》等书,新立了一百多人的传,使这一段历史上下连贯,前后相因。

      郑樵《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其“纵通”思想亦集中体现于斯。在《氏族略》里,他探讨了姓氏的起源,认为姓氏是由分到合演变着。他还打破原来的门阀界限,而将姓氏的秩列做了统一的安排,“先天子而后诸候,先诸候而后卿大夫,先卿大夫而后百工技艺。”这种按由上到下的顺序来处理的方法,是“纵通”思想的另一体现。不仅如此,郑樵还对氏族学的发展作了探讨,在著述《氏族略》时,间接地叙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古者,帝王犹以名行”“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中古之前,一代质于一代,中古之后,一代文于一代”。这样就把历史分成了“上古”(三代之前)、“中古”(三代之后近古前)和“近古”(中古之后)这么几个历史阶段,这是对“纵通”的细化。中国自从有了国家以来,就有了官职的设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使得每一朝代乃至每一阶段的官制都有不同,郑樵吸取了前人成果,探究官职的源流,在《职官略》中,把历代官职的演变过程,大都做了探讨。对各种官职设置和记载的年代都做了考证。例如“御史”一职, 郑樵考证道:“御决之名《周官》有之,盖掌赞书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战国时亦有御史,秦赵渑池之会各命书其事。又淳于髡谓齐王曰:”御史在前则皆记事之职也。至秦汉为纠察任……,“在《食货略》中,为了”言财货之源流“,他把田制、赋税、钱币、漕运等经济制度都作了介绍,对于历代的工商业政策也加以说明,並按时先后的顺序加以综合叙述。在《艺文略》里,他认为”古人编书,必究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于是,吸收这种方法,把各种史书按时间先后加以排列登录。例如在列举某一经书时,就把解释该经的其他书目,按朝代的先后排比于下。

      郑樵在处理学术史的时候, 认为文字是由简到繁的,文学音韵是渐趋周密的,《隋书·经籍志》在学术史中承上启下的优点是《史证》、《汉书》所无的,都是其”纵通“思想的疑结和体现。他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认识到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学术日臻完善的趋势,亦显现出”纵通“的思想内涵。

      ”横通“就是横向的通,一般是指在同一时期内,对史料所进行的扩充和横向安排,也就是史实的推衍。”横通“是”通“思想的纬和目,虽不是”通“的主体内涵,但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通志》中也同样有着明确放反映。

      在纪传部分,对于关联较密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主,旧史一般将他们合传或附传,而郑樵则把他的分成两个平行的传记,扩大了史书的篇幅,扩展了历史史料和这些史料所占据的空间。如对《史记》中的合传《廉颇蔺相如传》、《通志》则分列两传。对于某一历史时期漏掉的人物,郑樵则予以补立传记。如在春秋这段历史中,《通志》就补了一百三十多人的传,这就使人们对春秋这一时期的历史能有一个更加详尽的了解。在《通志》纪传的三国部分,在《三国志》及其《裴注》的改写上,也贯通着横通思想。郑樵把《三国志》和《裴注》参照起来改写这段历史,即将《裴注》融进正史之中,补其不足,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场面更加宏阔,内容更加丰富。如《通志》中的《吕蒙传》和《诸葛亮传》就是因这般改写而变得更加饱满。

      在《二十略》中,也体现郑樵的”横通“思想。《图谱略》中,郑樵强调了图谱的重要性,主张图文并茂。其”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的思想就是横通思想的表现。有了文字,再参之以图谱,这对于了解事物和对象会更有帮助。由此可见,横通不仅使人读史时头绪清楚,而且可以加强内容的生动性。郑樵在《昆虫草木略》中把书本知识横向印证与实物相对照的思想和结晶,也是横通思想的表现之一。在《艺文略》中,郑樵除了将同一类的书籍按时代先后顺序加以编排外,还把同一时期的书或解释六经的传注之书横向编排,使部次有序。郑樵还在纪传体的志书部分首创《校雠略》这一门类。其撰《校雠略》的目的,清代章学诚作了代答:”郑樵千载之后,概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豖亥之细,而特从部次条别,疏通论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

      可见,郑樵在《校雠略》里,不纠缠于某书的某一问题,而是考证每本书排列上的伦类。他自己在《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也说:“学之不专者,谓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箱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这种类例就是书籍的横向排列关系,就是横通思想的结晶,郑樵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见名不见书》中指出:“《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

      郑樵的“纵通”和“横通”思想,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就某些地方来看,在郑樵把他的纵通思想表达尽致之时,也就是把横通思想表达清楚之时,反之亦然。例如郑樵《通志》在春秋部分立《艺术传》,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来说是“横通”,但对后世《儒林传》、《文苑传》来说又是纵通。

      --郑樵会通思想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

      郑樵的“会通”思想对后进有着深远的影响。郑樵之后,有着郑氏烙印的“会通”概念被广泛使用。南宋末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自序》中指出:“《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之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这段话,不仅使用了“会通”概念,而且几乎是郑樵“会通”思想的翻版。此后,许多学者撰著书籍经以“会通”为名。元董真卿著有《周易会通》;明张洪撰有《周易传义会通》、汪克宽则撰《集传音义会通》;清黄宗炎著有《六书会通》、孙经世“沉研经义,谓不通经学;不明训诂,无以通经;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明训诂 ,”著有《说文会通》十六卷。此外,还有吴嘉宾的《丧服会通说》、薛凤祚的《天学会通》、《历学会通正集》等等。同时,郑樵偏好“上通”、“旁通”概念也被频频使用。 清修《续通志》卷九十九《天文略》称:“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历元不正。蔡邕议以为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苦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下能下通于今也。”这虽转述的是蔡邕的话,但实际上所使用的“上通”、“下通”等词汇是清代乾隆年间史馆官员使用的概念,明显受到郑樵的影响。又《续通志》卷四百五十一《列传·元五》耶律楚材事迹时称耶氏“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为文若宿搆。”同书述赵頫事迹时亦言“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言,皆人所不及”显然也用了郑樵的语言。

      受宋代学风特别是郑樵“会通”思想的影响,元明清也重视对典籍的融会贯通。据《元史·儒学二》载:董朴“幡然有求道之志”,“自《六经》及孔、孟微言,与凡生儒所以开端阐幽者,莫不研极其旨而会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贯之妙”《明史·方伎传》云:“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鲜闻不足道也。医与天文皆世业专官,亦本《周官》遗意。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谐,参与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世而为后学宗。”

      清代学者也注重会通, 但由于学风的转向和汉学的影响,他们更多地注意某种学问和领域的专精式的会通,像郑樵所倡导的今天下之书下于一书式的大气魄会通,则日见其微。如秦蕙田便专精于礼,《清史稿·秦蕙田传》论赞称:“蕙田治礼,综历代政事学术,贯串会通,体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业也。”凌延堪也专注于礼经的会通,著有《礼经释例》十三卷,自谓:“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陈寿祺也专力于典礼的会通,《清史稿·陈寿棋传》称他为阮元的《经郛》“撰条例,明所以原本训辞、会通典礼。”吕飞鹏著成《周礼补注》,自序和各家注疏“遗文轶事,散见群籍,”“或与郑(玄)义符合,或与郑义乖违,同者可得其会通,异者可博其旨趣,”于是,“广搜众说”,“要于申明古义而已”。梦兰撰《周礼学》一书,“取《司马法》、《逸周书》、《管子》、《吕览》、《伏传》、《戴记》诸古书参互考证,合之《书》、《诗》、《礼记》、《三传》、《孟子》,先儒所病其抵牾者,无不得其会通。”《清史稿·雷学淇传》称他“生平好讨论之学,每得一解,必求其会通”,务于诸经之文所牧牾“。能够欣赏郑樵会通的乾嘉学者,章学诚算是少数者之一。他专成《申郑》一文,肯定郑樵极其《通志》的历史贡献在于”成一家之言“的”会通“思想:郑樵生千载而后,概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是赞扬郑樵“会”的功夫;“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是赞扬郑樵“纵通”和“横通”的思想。

      章学诚认为:抱定“会通”宏旨的郑樵,其高远识见和博大气象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家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又称郑樵《通志》“创条发例,巨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未学吹求,则在小节。”

      章学诚还指出: 学者研究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独断之学,一种是考索之功,而郑樵及其《通志》所反映出来的学风旨趣,就是“高明”的“独断之学”:“由汉代从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现者,盖亦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 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

      在章学诚眼里:“郑樵独断之学表现出来的通识和会通思想,最终还是比考索之功要高明一些;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稍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这样就把郑樵及其会通思想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上面。此后顾颉刚、张舜徽、白寿彝、吴怀棋等学者都对郑樵的会通思想推崇有加,颂扬备至,郑樵终于从普通的“九通”编纂家之一,被确定为伟大的史学思想家,成为中国文化名人乃至世界文化名人。

      综上所述,郑樵“会通”思想的学术由来甚深,从《周易》的会合变通引申发展而来,成为会聚众书和各种学术並加以贯通和统一学术风格及思想体系。郑氏“会通”内涵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会”,第二是“求实”,第三是“通”。“通”又包括“纵通”和“横通”。它们构成了撰史的准备阶段、实证阶段、进行和完成阶段前后相接的过程和完整的体系。“会通”思想所表现的这一过程呈现着先收后张的态性。在这一收一张的运动中, “会通”思想的光华得以闪现。郑樵的代表作《通志》正是“会通”思想实践的结晶。郑氏“会通”思想对马端临、章学诚等后世学者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使崇会重通的学术风格得以绵延不断地承传下去,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延伸到无限的年代中去,永远也划不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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