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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化芭与张边华侨村

      城厢区有两个著名的华侨村,一个是华亭镇的园头村,另一个是灵川镇的张边村。

      位于莆田城厢区灵川镇南部,北靠笏枫公路的的张边村,原称“场边村”。因村里有个地标性的宫庙叫“文场宫”,村以宫名,自古称“场边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名普查时,更名为“张边村”。在外的华侨可不这么称呼,至今仍碎碎念乡愁所寄,称“祖国的家园”、“场边村”,在异国还设有“兴化场边同乡会”。如今的张边村总人口两千多人,在马来西亚砂捞(罗)越诗巫场边村人也有两千多人。人口可是旗鼓相当哦。

      (一)

      说起张边村华侨的迁徙史,得提到一个人,这人就是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蒲鲁士是美国人,出生于牧师家庭,1883年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大学,1890年来到福建兴化(今莆田)传教,直到逝世。据教内人士回忆,蒲鲁士是位通权达变、办事果断的教会领袖。

      蒲鲁士参与发起海外移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黄乃裳组织移民沙捞越建立“新福州”的影响。有感于兴化地区地狭人穷,如何处理当地多余人口,是个棘手问题。唯一出路在于南下马来群岛。1903年,英属马来半岛霹雳州政府与新加坡美以美会柳依美、林称美签订协定,招募1000名福州劳工在实兆远开发。应征者多是美以美会福清、古田两地的教友,兴化地区亦有少数会友南下。移民实兆远正式开启了兴化美以美会组织移民的先河。

      1910年6.7月间,蒲鲁士通过新加坡美以美会了解到,当地美以美会教友以种植树胶致富,奉献教会十分慷慨。1911年,蒲鲁士、李长水两人从莆田启程前往沙捞越查勘垦场之地,到达诗巫埠后,与沙捞越官员约定,在“新福州”垦区对岸划地“长十二公里,广随其开垦所及,无限制”。随即,蒲鲁士发布招工启事和11款章程。章程要求:“赴垦场者,当立约,如有生息,十输其一,献于兴化教会”。1912年,莆田、仙游各地移民教友齐集莆田、涵江,准备经厦门、新加坡前往沙捞越。适逢当地民间秘密宗教“经堂教”首领黄濂(灵川镇硋灶村人)起事,声言“教堂遍布乡曲,美以美会尤为嚣张。”他们在兴化“除教友,焚会堂”,破坏严重。蒲鲁士决定留在中国处理这一突发事件,101名移民改由平信徒方家明、牧师陈秉忠率领南下。1912年5月,首批兴化移民到达,被安排在新珠安附近伊干河畔。1913年陈秉忠再度回莆招农,带着第二批40名教友到诗巫埠。

      “兴化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她的建立属非强制性移民运动。教友移民南洋建立“新兴化”时,正是兴化地区“世乱、民困,信徒中有为道而受迫者,有失业而赋闲者。”恶劣的生存环境推动着人口向外迁移。在迁入地沙捞越,白色拉惹王朝之所以欢迎华人移民,甚至定下优惠政策,其原因是拉惹布洛克二世为了开发初创之国土,一向欣赏华人刻苦耐劳的精神和做生意的头脑。教会的网络为中国信徒海外拓荒提供了流动途径。而蒲鲁士“教养兼至”的理念是决定他领导移民的要因。

      自从1912年、1913年两次兴化移民到达诗巫后,兴化移民零星不断南来。开拓的地区,也已从发祥地的诗巫亚越港到埠港、巴拉术、杯港,几经数度拓展。而兴化人自1912年南来沙捞越诗巫,到1937年始组织“兴化公会”,战后改为“莆仙公会”,1958年新会所落成,又改名为“兴化莆仙公会”。莆田地区由此逐渐成为福建的一个重要侨乡,沙捞越诗巫地区,也成为海外兴化人重要聚居地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福建侨乡和东南亚华人的空间分布。

      (二)

      其时,美国传教士富雅各被砂捞越当局任命为“福州人”领袖,同时,也是砂捞越管“兴化芭”的兴化人。他有较强的办事经验和管治能力。教会为“新福州”、“兴化芭”移民社群提供的资源是多方面的——

      经济:富雅各直接从美国输入近代的工、农业技术和近代生产方式。在这个来自封建中国的移民垦场,这位传教士创下了许多项的“第一”。他引进了许多工业、农业技术方面:第一个引进自行车、第一个设立辗米机器、第一个装设发电机、第一个装设制冰机、第一个引进机器船、第一个介绍移民种植橡胶;又组织华人基督徒采用近代生产方式,成立各类商业公司:第一家汽船股份公司、第一家电力股份公司、第一家制冰股份公司等等。

      政治:当局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权术,美以美会传教区域限定在诗巫“新福州”、“兴化芭”,富雅各成为“华人的保护者”,负责华人移民的日常事务,与砂捞越政府彼此联络。

      教育:二战前,美以美会在当地兴建42所中小学校,每所学校均附设一个教堂。由于绝大部分美以美会友是福州人和兴化人,这些学校基本上只收录福州人、兴化人的学生。这一方面使福州人、兴化人因自己是华人教徒而引以为荣。

      宗教:美以美会的发展伴随着移民垦区的拓展。

      富雅各的报告说,“人们砍伐树木,开芭种地,他们定居的地方有些已经有了名称,有些还没有名称。大家都来要求我们建学校、建教堂,给他们土地,替他们建屋子,并付传教士兼教师的薪金。……”1921年至1930年间,美以美会共兴建了15座教堂。概言之,美以美会在“新福州”、“兴化芭”扮演了极为复杂的角色。一方面,教会为移民社群的发展提供组织、经济甚至道德资源。在黄乃裳、富雅各管治下,“新福州”、“兴化芭”两个垦场很少涉及赌馆JS铺和鸦片烟馆这类在南洋华人地区极普遍的生意。富雅各和新加坡美以美会向福州人、兴化人社群输入了近代商业生产和多项工、农业技术,强化了移民社群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这次移民运动缔造了“新福州”“兴化芭”两个南洋华人社群,更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发展发生长远影响。

      注:参考陈凯《福建兴化美教会与砂捞越“兴化芭”的建立》一文。

      (三)

      场边村人的迁徙同样来源并借助于蒲鲁士的教会移民运动,场边村最早移民诗巫的是萧照生。1918年,萧照生带同乡共5人来到南洋。先在兴化芭驻脚,像那边的兴化人一样,做工、割橡胶、栽菜,也布田。张边村姓氏是萧(后改肖)姓和林姓,到南洋的萧、林几大家族起先经营橡胶,后来做新鲜海产批发,再到后来做冷藏海产批发。早期逐渐发家的亲戚牵头,一个牵头一个,把老家的亲戚不断往外带,这其中有林梓玉、林乌菊、林冬菊、萧仙景、萧孝江、萧玉先、萧元仁、萧德云、萧政发……

      林文贵是第二代移民,1945年出生在莆田灵川镇场边村。当年,为逃避抓壮丁,他父亲林梓玉带着大儿子和一班乡亲逃至马来西亚砂罗越诗巫。1954年,9岁的林文贵跟母亲及三哥,又启程去诗巫并定居下来。

      林文贵回忆说——

      “我们一路上经过千难万苦,搭轮船经过一个星期才抵达新加坡,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星期,又搭轮船才到诗巫。说起来也好辛酸,大轮船抵达诗巫码头时,一上岸看到的都是高脚房屋,母亲哭成泪人,今后的日子该何去何从?在亲戚的协助下,住屋获得解决。渐渐地,全家经过刻苦耐劳的劳作,有了点积蓄,买下两片树胶园。每天早上,二、三点就得起身割胶了,还要种胡胶补家计。我来了三年之后,我二哥跟我母亲的两个养女又过来了。我一家几乎都来诗巫了,目前还有一个大姐在家乡,她八岁时,就跟同乡的人订婚了。她今年85岁了。我10岁时才进入华文小学读一年级,念完初中,我就停学了,之后就出社会工作了。当时,家里有了一点积资之后,就买了渔船出海打鱼。我也曾经出海捕鱼,后来赚到钱就转行经营酒店业。我大约在1970年左右开张的联邦大酒店,中级型的,当时旅游业不发达,外客很少,只靠本地木山营工人入住收入。楼高4层,有客房35间。渐渐地,住客量有90巴仙(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用语,普通话称为‘百分之’或者‘%’)。经过逐步的改善,每间客房都装上空调,洗手间设备完善,装上自动电话等。我做酒店生意直到退休。”

      说到宗教信仰,林文贵说:“在中国家乡时,大多都是信奉神明的,记得家乡住家旁有一间土地公庙,来到诗巫后,大多数人都奉祀了,不过如江口人还是拜神的较多。诗巫这边福州人占大部份,这边有一间大伯公庙宇,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谈到文化传承和反哺家乡义举,林文贵饱含深情:“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总人口约三千万。在我们砂罗越州华人有20多万,各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这边的华人都传承了我们的中华文化,一切风俗习惯都依据中国古代的传承下来。诗巫场边人大约二千多人,早期分布二个地区,一个叫后埔港,一个叫做兴化芭,这三个地区都是兴化人的聚居地。随着现在地方的发展,有加入其他的族群。兴化族群大多会讲自己的方言,但下一代的子女,因为娶了其他藉贯的女性,如福州人、广东人、厦门人,下一代的子孙就不会讲兴化语,只好用华语交谈。就如我的媳妇,她是福州人,他们用华语交流,方言就不会讲了。我们场边人也成立兴化场边同乡会,来为场边同乡谋福利,我任财务之职24年,现在任顾问一职。张边华侨小学,是由兴化场边同乡会出资筹建,当年由萧孝江乡长带领同乡所筹办,捐款数目不太清楚,也有几十万元。我所知道的,每一位同乡如果有出资马币一万以上,就以一间教室命名,我爸爸林梓玉也命名一间教室。我所知道有命名教室者,有林乌菊、林冬菊、萧仙景、萧孝江,萧玉先、萧德云、萧政发、萧元仁各乡长,除元仁、政发外,全部作古。”

      (四)

      城厢区宣传部、文联组织的采风团在2017年末采访当天,正值场边宫演出莆仙戏。在咿咿呀呀的唱腔中,在铙钹锣鼓的乐声里,村里请来刚好回国的几位华侨相聚谈心,林文贵,兴化场边同乡会顾问;林福荣,场边同乡会主席;萧纪仁,场边同乡会理事。侨亲林亚荣很健谈,讲起他叔叔林乌菊下南洋往事,颇为动容。

      林亚荣叔叔林乌菊是由亲戚牵头带到诗巫的。当时去诗巫的都是在家无出路的,也有人坐帆船去,人就在海里飘荡,飘得到岸就落地生根,飘不到就葬身海里。可以想见,天上白云悠悠荡,海里海水浸骨冷,海风凛凛刮,海浪滚滚打,若非无法,谁愿漂流?从家出发时,林乌菊未满20岁,长兄即林亚荣父亲,因被抓去当壮丁,林乌菊就像一个“无祖蒂(意无家人看管)”的人,吃穿都成问题,无路可走,幸亏亲戚带他去了诗巫,后来才发展得那么好,林乌菊很感激牵头的亲戚。刚到马来西亚时,正值日本人打过去了,三年时间不知留下了多少“炸弹枯”。笔者翻下史料,大约正值二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了诗巫,并在诗巫修建机场供军事使用。林乌菊无赚钱路子,起先是到码头给日本人做工,当搬运工。省吃俭用了几年,林乌菊逐步买橡胶山,每期四亩,买下来就成了家当,辛辛苦苦割橡胶卖。后来,跟子孙们逐渐转型做海产鲜品批发,还投资两千万建冷冻厂设仓库做海产冷藏批发,他生意做得大,可以说是张边村华侨里做得比较成功的。场边人在诗巫就三家从事工业,林乌菊在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资产公司,长子林春汕连续当了十二届场边同乡会主席,子辈还有移民新西兰的。

      在张边,华侨出资建了张边华侨小学、原张边大桥(9914台风后重建新桥)、华侨纪念馆、华侨图书馆,林乌菊不论大小事均捐献。六、七年前,他还捐资八、九万,在何寨村往张边村的大路间建路亭供人休息。

      在林亚荣和几位华侨的口述里,如今老家张边村人的经济及生活水平均高于在诗巫的场边村人数倍。诗巫场边村人无甚文娱生活,晚饭吃完就在家看看电视;老家张边村经济富足,文化生活丰富,晚上跳广场舞的、喝茶聊天的热热闹闹。诗巫场边村人住房都是二层,统一规划,住着舒服,虽说家家买房买车,大多数人月资只够培养孩子、交车的费用;老家近年来建起了规划齐整气派的别墅房,华侨们回乡看了也是打心里高兴。

    (刘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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