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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彻:投印南归隐夹漈 《巩溪诗话》存风雅

      □范育斌

      八闽大地的莆田夹漈山是一座气质独特令人景仰的名山。其山林壑幽深,奇石瀑布,山峦与青松交织,云雾与群峰缠绵,似是绿野仙踪。而夹漈山下的巩(注:巩下有石)溪,溪水自群山而来,至巩溪造就出石奇潭深,水光潋滟,碧波涵空;溪畔两岸的村庄,古属夹漈村,阳光洒落田野,稻果散发芳香,一派诗意胜景,仿佛世外桃源。时间追溯到南北宋之交的同一个时代,有一位世人称之为夹漈先生的“高人”在山上构筑草堂,“风晨雪夜,执笔不休”,潜心撰写《通志》。而山下有位“隐士”自称巩溪居士,濯足巩溪陂潭,行吟夹漈山麓,放歌步云书院,沉浸于诗歌,埋首著述《巩溪诗话》。山上之人是我们所熟知的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郑樵,而山下之人颇具五柳先生之风,追求宁静,诗意栖居,这位“隐士”就是中国宋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名叫黄彻。

      黄彻(1090~1168年),字常明,号太甲,晚号巩溪居士,行元十七。故居在福建兴化军兴化县游洋乡广业里巩溪宋洋中厝(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广宫村),新宅位于兴化军城府西巷(今莆田市城西雷山巷)。他诞生于宋元祐八年庚午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的那一天。明月高照,全家团员,作为长子长孙的出生,家人心中充满喜悦,期许特高。

      莆田市百家姓之黄氏宗族是一个望族,绵延千年,英才辈出。莆田黄氏始祖黄岸迁居莆田黄巷后,至第六代繁衍为莆田的黄巷、东里、巩溪三支。自此后,莆田黄岸后裔支分“三黄”。黄彻在《黄氏资圣院碑记》一文中,对黄岸后裔分居状况作了详细记述。其碑记是一篇最早关于莆田黄岸派下三黄的文献。对于莆田巩溪黄氏《游洋志·大姓志》有简单记载:“黄氏 古江夏人。居於广业巩溪。宋时有中庸者,为太常博士,其后子孙相继以甲第显名。”

      黄彻出身于官僚家庭。曾祖父黄宠为北宋景祐甲戌进士大理寺评事。祖父黄中庸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而闻名,后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父亲黄偊宋绍兴进士侍御史长春令。科举制带来的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黄府亦不例外。黄彻的家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奉儒为官,另一个是“立功立言”。这样一种家风对黄彻有很深的影响。他是在繁荣富庶的盛世里长大的,从小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先辈已经给他勾画出了他的人生轨迹,希望他循着科举道路登上卿相之位,光耀门庭。所不同的是,黄彻生活在南北宋之交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宋室南渡后政治更加黑暗。黄彻早年他在祖父创建的巩溪步云书院读书,后就读于国子监太学。宋宣和六年(1124),那一年是他圆梦时节,他在而立之年后考中了进士。

      黄彻在位时适逢南宋初期乱世,但他有志于国,是位能臣“循吏”。他登科后被授辰州辰溪县令时,“以才谞称”,五年后得以升迁。任职沅州军事判官时,其“郡将汪长源与猺首有隙,酋鼓众数万,言渡江乘城”。此时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福建通志》卷三六《循吏传》中记载:“彻单骑入猺巢穴,开谕祸福,悉愧慑谢罪,州赖以安。”黄彻奋不顾身,只身闯穴,平定骚乱,足见其胆略过人。宋绍兴元年(1131)“继权沅州麻阳县。巨寇曹成逼境,彻率群猺拒敌,擒其首领数人,贼宵遁。”宋绍兴九年(1139),“辟鄂州嘉鱼县令,下车未几,流移还集”。后杨幺“抄掠数郡,遏绝水道”,他发动民众,提供粮饷,“官军得以仰哺,贼垒遂平”。丞相张浚在福建期间,欣赏黄彻才干,欲招幕帐下,委以重任,他竟不肯留任。张浚对其他人说:“如黄令之才,使稍宦达,何所不至”,对他赞赏有加。宋乾道四年(1168)六月廿一日黄彻病逝三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七日,陈俊卿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034530&ss_c=ssc.citiao.link>在拜相前夕为《巩溪诗话》作序评价他:“公少负才,取名第,宰剧邑,藉甚有能声。”由此可见,他为官期间,政治抱负得以施展,其官声政绩得到时人的称颂。

      黄彻为官有政绩,得到百姓爱载,他完全可以继续为官,但他却中途选择“投印南归”而退隐,令人惊诧不已。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他,就连张浚未能慰留黄彻而引以憾事说道:“今恬于名位,甘老林泉,故平生抱负弗克施,良可惜也。”他究竟是“权贵阴排之”使他仕途不畅升官无望而退隐,还是他不愿屈身逢迎厌倦官场而抛官而归,抑或是他崇尚自然流连巩溪田园风光而“甘老林泉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773648&ss_c=ssc.citiao.link>,实其本心”?或者兼而有之?黄彻引人遐思的退隐,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黄彻的退隐,陈俊卿在《序》中云:“一旦与当路轩轾不得,弃官而归,优游里闬”而黄彻在自序曰:“予遊宦湖外十余年,竟以拙直忤权势,投印南归。自寓兴化之巩溪,闭门却扫,无复功名意,不与衣冠交往者五年矣。”

      “投印南归”退隐之后的黄彻“不与衣冠交”,闭门谢客,“平居无事,得以文章为娱。时阅古今诗集,以自遣适。”[1他研究历代诗歌,进行评论,家乡的山水给他带来灵感,《巩溪诗话》一文如夹漈山泉奔涌而出。当拜相之前的陈俊卿看到《巩溪诗话》后写道:“得诗人之关键,窥作者之阃奥,详而正,讽而不刻,使人心开目明,玩味不能去手,斯可谓难得也已。”[1他理解了黄彻的心意,赞曰:“其中浩然,未尝戚戚于外物,而其用志不衰如此!”[1所谓“用志不衰”,就是即使退隐之后仍在诗话方面有所作为。黄彻的《巩溪诗话》十卷,《直斋书录题解》著录于集部文史类;《遂初堂书目》著录于文史类,作《黄微诗话》,“微”疑“彻”字之误;《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其提要云:“彻论诗大抵以风教为本,不尚雕华,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471012&ss_c=ssc.citiao.link>绝者”。

      中国是诗的国度,数千年以来的诗歌研究与诗歌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诗歌理论。而在宋代,作为诗歌理论的集大成时期,涌现了许多诗话。诗话是一种笔记体的文学批评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诗话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观点,是重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的第一手资料。诗话产生于北宋,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资闲谈”是其写作诗话的初衷。继之而起的诗话是司马光的《续诗话》以及欧阳修的朋友刘攽的《中山诗话》。从此以后,诗话越来越多,到南宋更是蔚为风气,现存宋代诗话大约有三十来种,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正是由于宋代诗话著作丰富,又有《沧浪诗话》、《岁寒堂诗话》等著名的诗话阻挡在前,加之“崇唐抑宋”思想的影响,对《巩溪诗话》的研究和其应有的地位都被忽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沉寂许久的《巩溪诗话》,其中超越意识的诗歌理论,发表比较全面的意见,独特精辟的见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评论。由此可见,《巩溪诗话》的真知灼见及其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经过历史的筛选依然保存下来,足见其价值所在。

      “作诗固难,评诗亦未易。”作为诗歌评论家的黄彻,他首先应当是一位著名诗人,故有“然彻本工诗”的说法。但可惜的是,由于黄府发生火灾,他的诗作全被烧毁,仅存《巩溪诗话》。由于他不曾入朝做官,故《宋史》无传,南宋诸史家的著作中亦无记载。其生平行事只有《福建通志》有其简传,余只能从其诗话的序、跋等资料中略知大概。这样人们对他的诗歌创作观就了解有限,只能从其留存于世的《巩溪诗话》中探询他诗歌创作观的走向。又由于《巩溪诗话》并非《沧浪诗话》式的评论性作品,而是评点式的文字,计有214条,粗略统计涉及点评的作家有70人左右,主要的代表性作家有13位,故只能从中逐条加以梳理,以管窥豹,可见一斑。

      黄彻的思想价值取向及诗歌创作观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黄彻的《巩溪诗话》能被当世接受并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说明作者的思想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他出身官家,书香门第,为官多年,建功立业,政绩不俗。后尽管是遭受贬谪还是“投印南归”,但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没有消减,总是强调诗歌的思想性,主张儒家诗教,赞颂忠君言行。他也没有因退隐而消沉,“而是像司马迁那样,退而深惟,发愤著作……便通过写诗话来抒发他的抱负”[1],他在《自序》中说:“士之有志于为善,而数奇不偶,终不能略展素蕴者,其胸中愤怨不平之气,无所舒吐,未尝不形于篇咏、见于著述者也。”[1]表露了他想在“立言”方面有所作为。可见他的退隐,亦有儒家传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思想在其身的表现。

      从《巩溪诗话》中可以看出,黄彻的道家思想也很浓厚。道家思想来源于老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黄彻的道法自然还可追溯于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对陶诗泼墨较多,欣赏其浓厚的自然之趣,亦受影响之深。黄彻评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意思是陶渊明一切都发乎自己内在的本性,对别人的评价全不在意。陶渊明归隐田园以偿素志,并无意于别人的赞扬抑或讥讽。陶渊明素性恬淡,但在经历了人生的复杂思考之后归隐田园,就不是简单的选择某种个人爱好,而是到田园中去体会世界的根本与真意。他对陶渊明精辟的论述,受到后世评论家的好评。另一方面,中国道家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深入人心,而家乡的灵山秀水更让他情有独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自然而然就会在他身上繁衍生息,而南宋那个纷乱的时代更容易使他从崇尚自然中寻求精神寄托。如果说陶渊明向往道家净土的“桃花源”,那么,或许此时的黄彻真的是“优游里闬”,“甘老林泉,实其本心”。

      黄彻还受到莆田故里妈祖信仰的影响。莆田湄洲天后妈祖显圣故事,自北宋以来就在民间流传,莆田所在地特别盛行,其神迹亦见于南宋以后许多人的散文杂记之中。特别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成为妈祖信仰的主体,表达着信众对于追求心灵原乡的诉求,展示出妈祖文化在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虽然黄彻的文章无一字提及妈祖,而在莆田妈祖信仰无处不在,他尊崇孟子爱民之“仁”的思想,并本身作为仁爱诗人的感同身受,追求“善”的行为,无形中与妈祖的精神是相通的。据老家世代相传,宋绍兴十五年(1145),黄彻辞官乘船回家时,途经白涌海峡突遇狂风大浪,他望空祷告妈祖保佑而化险为夷。为感恩妈祖显灵救难,他在本宅附近的山麓创建妈祖宫,即今天的巩溪宫。巩溪宫现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宋、明建筑风格,宫中仍然保存宋代创建时的瓜楞石柱,是福建省为数不多的保持宋元原构件的庙宇之一。从当地信仰妈祖的风气浓厚与黄彻创建妈祖宫,可以确定他对妈祖的虔诚,受其深刻的影响。

      诚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儒道互补”与“三教合一”现象,相互融和而不相互排斥也是很普遍的事。应当说,人生受各种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看本人是否汲取精华去其糟粕而有益于人生,就象《周易》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起来黄彻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能够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巩溪诗话》“存风雅”。风雅一词源自《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诗经》最有价值的作品主要保存在“风”与“小雅”(“雅”的一种),是诗经的精华部分。《诗经》曾是儒家经典六经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学诗词之源与经典。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对后世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深远,后世也用“风雅”泛指诗文方面的事。《诗经》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当时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主张方圆具备,用功深刻,一味追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结果造成破坏诗歌的美感,使诗歌流于尖巧生涩,成为弊端,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面对这种有背于“风雅”的诗歌创作,黄彻着重批驳了黄庭坚所谓:“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詈于道,怒邻骂座之所为也”的主张,指出黄庭坚论诗的缺点,揭示江西派的不足,彰显时代的面影。正是这一点,陈俊卿看到黄彻难能可贵的是“要中存风雅”。

      黄彻的“存风雅”还表现对李杜的评价上。传说黄彻弃官归里后为巩溪步云书院山长,并在此讲学,论道其中。如今的莆田新县中学还保存有原书院的古建之一“步云洞”,中祀李太白。传说黄彻因陶醉李杜诗篇,夜梦太白指点,因供奉李太白,才文如泉涌,写就《巩溪诗话》。这个传说只是人们的想象罢了。而事实上,李杜作为唐代诗歌文化的两座高峰,他在著作中引用杜甫的诗达87条,而引用到李白的诗仅14条,他的偏向使人一目了然。为什么会出现扬杜抑李?因为他喜爱的是“有诚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舍弃的是“嘲风雪、弄草木而无与于比兴者”。他称杜甫“子美世号‘诗史’”,杜诗“史笔森严、寓有褒贬”,“诚春秋之法也”,这是他推崇的理由,也是他“存风雅”的准绳。他这套维护正统思想的传统诗学观念,确实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这也是拜相之前的陈俊卿愿意为之作序的主要原因。而在今天看来,它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巩溪诗话》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能苛求古人,按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人的思想。

      黄彻在具体评述诗歌时,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强调诗歌的思想性。例如,唐代诗人韦应物创作的一首投赠诗《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这首诗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黄彻评说:“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他的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2]

      无论何种形式的诗话,总是体现着诗话作者的审美观念。《巩溪诗话》品评诸家之诗,极崇杜甫,亦体现他的诗歌的审美观。首先,他认为杜甫诗模写景物,出于风花,亦极绮丽,然能“穷尽性理,移夺造化”,所以妙绝古今。他要求作诗贯穿精绝,和韵工妙,但不可“以辞害志”。杜甫作诗又善用俗字,避艰涩而能通彻无碍。要“语缓而不迫”,方“可为作诗法也”。其次,他赞同诗贵自然,“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认为“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第三,汤新祥认为,“黄彻有关诗歌的语法、修辞方面的论述极有创见,这也是《巩溪诗话》不同于其他诗话的一个特点。”[1]第四,黄彻还提出要“巧于用事”的主张。他说,用事造语,皆有出处。然而“用事之法,不拘故常”,当“用其义,而隐其语”。但是,在黄彻的诗歌审美观方面,人们探讨与研究相对较少,成果亦有限。

      黄彻《巩溪诗话》中的直谏观内涵丰富。“谏”的观点很早就产生了,后人对于“谏”的争论,多在直谏和风谏之间。在《巩溪诗话》中,黄彻多次表明对于切直分明的直谏的推崇,赞颂轻官爵、重人命、敢直谏的良吏。殷红认为,他的直谏观主要强调于君臣之间,此外,他认为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也应该直接表明对于君主的规谏,这样才能将孝道与仁心统一到忠之中。他强调直谏,既有其时代的原因,也受其个人性格和忠君爱民思想的影响。黄彻的这种直谏观,受到后人的重视,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

      任何作品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黄彻的《巩溪诗话》所体现的诗歌理论主张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巩溪诗话》所提出的诗歌理论符合当时理论的总体走向,且很多批评理论是十分精辟的,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理论特色,极大地丰富了此期的诗歌理论。因此,可以说《巩溪诗话》丰富了我国诗歌理论的宝库,为后世的诗话创作和研究作了充分的铺垫,也为研究宋代及以前的诗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梦里家乡,世外桃源。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夹漈山麓家乡的风水宝地,黄彻真的是流连忘返。从就读于巩溪步云书院到退隐巩溪故里,从诗话以《巩溪诗话》命名到逝后选择葬于这块福地,莫非正是家乡大自然一幅万物归于本真天然的画卷,才是诗人兼诗评家唱和陶渊明并悠然自得的灵魂栖息地?!

      参考文献:

      [1]黄彻著,汤新祥校注。巩溪诗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683-684.

      [3]殷红。论黄彻《巩溪诗话》中的直谏观[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27(10),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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