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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柳宗元来莆游智泉并改名之谜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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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曹学佺《兴化名胜志》对梅花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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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书》对智泉的记载

      笔者考查玉涧的历史文化时,见有数种资料称,莆田二十四景之一的智泉瀑布,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尝“到此一遊”,又命名之“愚溪”,云云。①

      众所周知,历史上,柳宗元是以文章名世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韩愈、苏东坡等被譽为“唐宋八大家”。若不远千里来莆游智泉,不能不是吾莆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时显示当年玉涧地区奇异自然景观的引人入胜,否则是不足以吸引柳氏到此一游的,何况其人又是大名鼎鼎的柳宗元!

      与此同时,心中亦难免为之疑惑。昔日诵文读史,只知柳宗元曾经贬官湖南永州与广西柳州,未闻有去其他地方,尤其是到闽莆来游智泉之说,更是闻所未闻矣。然而,柳大师游智泉及命名之事,报刊有文,书籍见载,网上广传,言之凿凿,三人成虎,令人将信而将疑,成为莆阳又一个历史文化之谜。

      近来发兴探寻城北玉涧北岩的历史文化,对柳宗元来游智泉及命名之事,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则极大地提高智泉的人文品位,非则亦排除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清除智泉尝名“愚溪”的附会之说。几经考证,柳宗元来游智泉之谜,业已揭晓,特以此文抛砖引玉也。

      一、柳宗元来游智泉于史无据

      对柳宗元是否来莆游智泉之事的确认,以史为据是唯一遵循的原则。一是查阅《唐书·柳宗元传》是否有相关记载;二是查看其故友韩愈所撰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三是查阅后人作的年谱(鉴于诸家年谱系考据大量柳宗元本人撰写的文章,包括墓志神道表,书信和序文诗等,事出有据,多有佐证,又经过必要的辨析,故可信度是较高的)。二、三两项可弥补史传记载简略之失;四是查阅本人的传世文字资料,包括诗文、游记、书信等;五是查阅其友人、家人的有关文字;六是有关文物等等。同时须对上列六方面的资料须作综合考辨,尤其要注意有无反证。如此这般,则基本上可作出判断。

      笔者尚未能完全查阅上列各方面所有的资料,但仅就部分见阅的史传、年谱、墓志、书信和诗文,基本上可窥其一斑。

      据新、旧《唐书·柳宗元传》,②韩愈《柳子厚墓志铭》,③与宋绍兴柳州知军文安礼《柳先生年谱》④及今人施子榆《柳宗元年谱》⑤等,柳宗元的主要经历如下: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长安,幼年居长安。德宗兴元元年(784),12岁。父为鄂岳都团练判官,随父至湖北夏口、湖南长沙及江西一带游历。贞元五年(789),17岁,为举人;21岁中进士,后丁父忧。常住邠州省侍其叔,至24岁回长安。贞元十四年(798),26岁,第博学宏词科,为集贤殿书院正字。贞元十七年(801),29岁,调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31岁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永贞元年(801),33岁,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宰相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活动失败,贬为邵州剌史,未至改贬永州司马。十年始返京,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卒于任上。

      由上可见,柳宗元一生的足迹,主要在长安(出生与读书出仕地,前后有二十多年)、永州(十年)、柳州(四年,直至病逝)。早年曾随父任官到湖北夏口,湖南长沙和江西等地游历,仅二三年时间。出仕前后在邠州、蓝田(今属陕西省)亦仅数年而已。除此之外,未见有去其他地方的记载,尤其是没有到福建莆田游观智泉的记载。

      还要特别指出,根据笔者的读史所见,地方史志对于一方之胜,及其历史名人行踪的记载,一般是比较重视的,多数作为佳事加以记载。即便非要人要事,亦往往不忍割舍之。如莆郡史志中,对壶公山、九华山、凤凰山、延寿溪、九鲤湖等名山异水,乃至于不是很有名的一些山川胜景,诸如鸡足峰(北岩)、上溪等,凡是名人所至并有唱咏者,总是不惜篇幅加以记载。黄仲昭《八闽通志·地理》“壶公山”条,引入唐翁承赞、黄滔,宋朱文公、刘克庄等名人唱咏的诗。⑥周瑛《山川考》“上溪”条,引入蔡襄的《游兴化西门上溪(即下磨溪)》诗,⑦等等。此类实例旧志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据此,作为唐代文学大家的柳宗元,倘若来莆游智泉,又名之愚溪,肯定会有唱咏之作,必为史家所青睐而大书特书的。

      考莆郡史志,集莆阳宋志之大略的李俊甫《莆阳比事》,涉及莆仙山川名胜者为数不少,包括壶山、龟山、烏石山、西岩、九仙山、囊山、城山、陈岩、碧濑溪、金钟潭、九鲤湖、瑞泉、蟹井等等,⑧唯独未尝提及智泉瀑布。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对莆田众多山川的记载,仅有西淙瀑布泉的条目,而无智泉瀑布。⑨表明智泉的名气尚不如西淙。因此,从当时福建范围看,智泉瀑布泉毕竟是缺少名气的。

      明周瑛的《兴化府志·山川考》,仅莆田、兴化两县山川名胜就记载了170多条,包括西淙瀑布泉,但亦未载智泉瀑布。⑩表明至明孝宗弘治时,智泉瀑布的名气,依然不及西淙瀑布泉。由此可以推测,智泉在唐宋时,更是藏身深闺人未识的无名之泉,缺少其应有的名气。

      只是到了明万历间,智泉才始见于诸莆郡载籍。明“闽中十子”、学者曹学佺《一统名胜志》之《兴化名胜志》,特以“梅花漈”为条目,谓“正德间,学宪陈伯献隐此,名之曰智泉。”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的何乔远《闽书·山川志》,记载莆田的溪、泉,并无“智泉”条目,但在“石室山”条目中,则对智泉记述颇详,曰:“(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之水出焉。智泉水,旧名梅花漈。相传鸡峰道人陈清牧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圃也,勿牛饮污水。’皇朝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并全文引录了陈伯献的智泉题记。

      邑人林登名《莆舆纪胜》在《近郭纪胜》中专设条目详加记载。记述其源流与县令何南金构建“智泉来苏亭”并作记,以及与正德间督学陈伯献隐居并易名之事,并无所谓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清廖必琦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舆地志》均作专题记载,并全文转录了何南金的《来苏亭记》,依然没有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林扬祖县志、张琴县志沿袭之。

      因此,就闽莆史志而言,自宋至明弘治时未见对智泉瀑布的文字记载,更无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明正德间陈伯献的《智泉题记》与何南金的《来苏亭记》,是现存最早的两篇专题记载智泉的文献。万历间智泉虽始见于莆郡载籍,但都没有关于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这个严酷的事实,既并非史家的粗心遗漏,亦非其刻意回避什么。只因实无其事而不可书而已,这才是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总而言之,不论是柳宗元史传、年谱、墓志、书信和诗文,还是闽莆史志,未见有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换言之,所谓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之说,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子虚乌有之事,因而亦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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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许志挺《智泉珠瀑》《湄洲日报》2010年3月17日;陈文麟《智泉珠瀑》(载《壶兰小叙》,中国楹联出版社,2011年10月);黄秀峰、陈金瑞《莆田二十四景智泉珠瀑》(《莆阳风情录》中国楹联出版社,2011年4月)。

      ②《旧唐书》一〇六卷,《新唐书》一六八卷。

      ③④《柳河东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⑤《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笫一期。

      ⑥⑨〔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地理》,卷十一。

      ⑦⑩〔明〕周瑛《兴化府志·山川考》,卷七“上溪”条。

      ⑧〔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七等。

      〔明〕曹学佺《一统名胜志》之《兴化名胜志》。

      〔明〕何乔远《闽书·山川志》卷二十三。

      〔明〕林登名《莆舆纪胜》,卷八,《近郭纪胜》。

      〔清〕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一,《舆地志》

     

      二、柳宗元平生无出游智泉的经历

      柳宗元来游智泉之说,不但于史无据,从其人生经历看,亦不能吻合。笔者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他缺少来游智泉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上文开列的柳宗元主要经历表明,其一生以永贞元年(801)九月,贬官永州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时年33岁。前段以北方的京都长安为活动中心,读书、登第、为京官,至贬官,大约二十年时间,其中任官约七八年时间;后段以南方的永州、柳州为中心,共十四年时间至病故。

      就仕途而言,前段为进取时期。其间除少年尝随父至鄂湘赣一带游玩,及调任蓝田县尉外,是无暇外出游历的;后段属衰败时期,长年处于贬谪生涯之中。永州为湘粵交界的蛮荒瘴疠之地,借寺居住,缺衣少吃,病痛加身,缺少人身自由,无异于流放,一贬永州达十年之久。后为广西柳州刺史,依然是贬官身份,亦是蛮荒瘴疠之地,四年后卒于任上。更缺乏专程出游莆田智泉的理由与条件。具体理由:

      其一,唐时司马一职,为州、郡、府佐吏,位在别驾、长史之下。实际是无任何权力的闲职,多为安置贬官之位(此次与柳宗元一起被贬为司马的共有八人;当年白居易亦贬为江州司马)。柳宗元作为贬官,带着无形的政治枷锁,尤其受到政敌的严密监视,很难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行动。其诗《冉溪》曰:“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①自己视同囚徒;“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寄许京兆孟容书》曰“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暱”②“自余为僇人(泛指罪人),居是州,恒惴慄(恐惧而战栗)”(《始得西山宴游记》)。③《与李翰林建书》曰“永州于楚为最南,狀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④可见所游仅限于永州一地。

      而且,世人视同罪犯般的柳宗元,心难自安,惶惶不可终日,根本不可能脱身远游莆田智泉的。《寄许京兆孟容书》曰:“宗元於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惸惸然欷歔惴惕(意忧心忡忡,恐惧叹息),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悯惜也。”⑤《与杨京兆凭书》曰:“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⑥

      其二,柳宗元当时带着老母、小女和两个堂、表弟来永州。因无官房可住,不得已寄居于龙兴寺,又多次遭遇火灾。半年后老母病逝,五年后爱女夭折,遂于冉溪购民宅居住。《与杨京兆凭书》曰:“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⑦《与李翰林建书》曰:“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饴矣。”⑧其生活之拮据艰难可想而知,很难有经济力支持赴莆远游。

      其三,永州为蛮荒瘴疠恶地,使柳宗元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以至于“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股骨麻痺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⑨《与杨京兆凭书》曰:“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能。眊然内生霉雾,填拥惨沮……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⑩《与萧翰林俛书》曰:“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睧眊重膇(视力模糊,腿脚肿胀),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寒冷),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警惕戒惧)以为异候。”《寄许京兆孟容书》曰:“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昏沉貌)忘行,尤召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如此严重恶化的身体状况,身心交瘁,实难以支持其远游莆田智泉的。

      其四,湖南永州距莆田千里之遥,柳宗元为游观一个无名小瀑,即便是个行动自由的人,既无朋友之邀请,亦无官府护送接待,不辞千里,不惜花费,贸然远游,实乃不可理喻之事。

      综合考量上述四点,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期间,既无机会亦无条件赴莆游观智泉的。同此理由,其后改贬柳州,乃是其生命最后的四年,更无足够理由赴莆远游。总之,从柳宗元的一生经历看,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及其仕途失意、生活拮据、病痛缠身的处境,均不足以支持其外出远游的条件。

      况且,中晚唐时期,莆田经济社会文化交通尚处于开化初期。智泉小瀑尚未闻为邑人所知的记载,在国中更无名气,即便在福建省内亦可谓无名之泉,只是在明万历间才以“梅花漈”之名见诸莆郡载籍,并无令人慕名前来一游的吸引力。且又未见有莆田士人同柳宗元同交游的记录。柳氏何以为之牵怀挂肚,必欲到此一游而后快?显然与莆田开发史、地名志格格不入而难以立论。这就为史志未载所谓柳宗元远游莆田智泉其事,提供了充分有力的佐证。总而言之,所谓柳宗元游观莆田智泉之说,既于史无据,又同其仕途实情不合,故判定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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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三,《古今诗》。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卷三十四,《书》。

      三、柳宗元未将智泉改名为愚溪

      所谓柳宗元游智泉事,既史无所据,又不合其生平实情,纯属子虚乌有之事。上文的论证,实际上亦已基本排除了所谓柳宗元将智泉改名为“愚溪”的传言。试问,宗元既未尝来游智泉,亦未闻其与莆田文士有所交游,而应约为智泉命名之事,如何能有将智泉改名为“愚溪”之事呢?显然是缺少历史依据的。那么,所谓柳宗元来莆游智泉,并为智泉改名“愚溪”的动人故事,又是如何空穴来风的呢?

      为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历史背景资料的基础上,留心检读柳宗元的传世文集《柳河东集》,果然找到了颇为重要的线索。原来,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期间,尝将所居住的染溪(一名冉溪),改名为“愚溪”,并写了十多篇谈论愚溪的诗文、序记,①借以抒怀言志,却未尝为莆田智泉的命名(愚溪)写下一字半句。如此,对多年来流传的所谓柳宗元命名智泉为“愚溪”之说,就不能不打上问号。为了说明真相,有必要对柳宗元当年贬居永州的历史过程作回顾。

      永贞元年(805)十一月,柳宗元自京都长安出发,历尽颠簸之苦,来到三四千里外的蛮荒恶地永州(今属湖南)。在永州,不但继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生活之困苦亦难以想象。因无提供官房,自己一时又无力购房,只得寄居于龙兴寺。老母经不起折腾,半年后就病故谢世,几年后爱女亦不幸夭折。加之多次火灾,生活惶然不安。于是决计离开龙兴寺,在潇水下游一条名为冉溪之畔卜地筑室居住。

      该溪因冉氏居此,故名“冉溪”,又因其水清澈可用于染色,又名“染溪”。可是溪床水位低而不能灌溉;又因湍急多石,不可通行大舟。加之幽邃浅狭,不能兴云布雨便利世人。因其环境清邃,则适合于自己居住。

      宗元回想自己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在于因忠而直,愚而触罪,以至贬谪罹难。想到古时“智而为愚”(因国家“无道”即政治黑暗,原本明智却装作愚蠢)的宁武子,又与睿而为愚“(整日不反驳老师,看似愚钝其实明智)的颜子,他们其实并非真的很愚,而是大智若愚。而自己身逢”有道“(即政治开明)之时,却因自己太愚,做了”违理“之事(指参与王叔文的永贞政治改革)。由此看来,世上所有愚者,都不如自己这般愚笨。于是就把所居之溪命名为”愚溪“。又在附近购买山丘,筑亭建堂,拦水蓄池,寻泉疏沟,把周围的丘、泉、渠、池、堂、亭、岛,建成一组山水景观,一并冠以”愚“字:丘名”愚丘“,泉名”愚泉“,渠名”愚渠“,池名”愚池“,堂名”愚堂“,亭名”愚亭“,岛名”愚岛“,号为”八愚“,以愚对智,以愚自况,并分题作诗八首紀之,号为《八愚诗》,并作《愚溪诗序》。②以自损自的命名方式,一泄胸中蓄积的块垒。既是对自己仕途生涯的反思,同时亦是对朝廷无道的强烈控诉,并巧妙地避开了文字狱的牢笼,《八愚诗》今已亡佚,但则有幸布世流传,成为后世士人必读的柳氏古文代表作。清代脍炙人口的《古文观止》一书,亦收入该文,足见其广泛久远的影响力。

      柳宗元又作《愚溪对》③一文,以恶溪、溺水、浊水、黑水、贪泉,影射凶恶、腐朽、污浊、贪婪、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坎井、榛棘、毒蛇暗喻谗佞小人与朝廷守旧派势力。讽喻和抨击社会愚智不辨、善恶颠倒,说明愚者是”诚无其实“的,只不过被那些称为”智者“的人看成”愚“罢了。以愚假托,讽喻小人得势,智者遭贬的黑暗政治。

      经查,柳宗元直接以”愚溪“为题的诗文,除了《愚溪诗序》、《愚溪对》外,还有《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冉溪》、《溪居》、《夏则雨后寻愚溪》、《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雨晴至江渡》、《旦携谢山人至愚池》等多篇诗文。其《冉溪》诗曰:”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④以自轻自践的口吻,表达心中抑郁愤懑之情。

      然而,柳宗元并没有就此沉沦。他从此寄情山水,反思人生,以文墨自慰,并警示世人,走出一条崭新的以文成名之路。《新唐书》本传谓,”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因”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居间,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而自肆于山水间。“⑥此间由于身体健康的恶化,”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与李翰林健书》),⑦依然决意一搏人生。

      宗元致书京兆尹许孟容,云:”贤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贵於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⑧其《愚溪诗序》曰:”余虽不合予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⑨表明了从文的志趣。于是,多方搜求书籍,在多病加身,记忆力衰退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苦读。在致老丈人杨凭书中曰:”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李翰林建书》曰:”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诖。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⑩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包括《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与《永州八记》等计五百多篇文章,其中三百多篇是在永州完成的。

      因此,永州十年,虽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感伤的岁月,却是他由从政转向为文的人生重大转折与奋发之年。正是长期贬谪生活的磨难,苦其心志,才华迸发,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大政治家王安石《读柳宗元传》云:”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其名卒不废焉。“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谓柳宗元”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心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永州万石亭寄知永州王顾》)

      南宋初端明殿学士、文学家汪藻,罢居永州时,作《永州柳先生祠堂记》曰:”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则予所谓幸不幸者,岂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于学,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几,而莫之敢废。“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无不对柳宗元的文名成就,作了充分的高度评价。二百七十多年后,苏东坡被流放湖北黄州,作诗云:”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故周茂叔先生濂溪》)又诗云:”不见子柳子,余愚污溪山。“(《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以柳愚污愚溪,我愚污寒溪,为古今同愚而一叹以愚触罪。

      因此,永州虽是柳宗元”因愚触罪“的落难之地,却是他不甘沉落、自强不息的人生转折点,以文显世的起步点与成名地。恰如汪藻所云,永州因其而名闻天下,其泉石草木亦因之为世所慕。因此可以说,柳宗元命名的愚溪,已是天下士子无不知晓之溪,柳宗元亦为此有”柳愚溪“之号,成为其人生的一张名片。

      由此可见,在柳宗元曲折而辉煌的生涯中,的确有过为愚溪命名之事。但此愚溪乃是其永州所居之溪,与几千里外的,未尝到莆游观的智泉(梅花漈)之溪,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宗元在其病危之际,尝拜托挚友刘禹锡编辑遗文(后编为三十卷《柳河东集》)中,有关永州愚溪的诗文就有《愚溪诗序》、《愚溪对》、《冉溪》、《溪居》、《夏则雨后寻愚溪》、《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旦携谢山人至愚池》等十多篇,唯独没有一篇是写莆田智泉溪(梅花漈)者。这正是柳宗元未曾到莆游观智泉,并名之为”愚溪“的一个得力反证。

      笔者如此不厌其详地回顾,柳宗元贬谪永州的经历及其作品,旨在说明:柳宗元一生,仅在永州之时,尝将染溪(冉溪)改名为愚溪。但仅此一地一溪而已,且具有其独特的人生感悟与地域意义。因此,柳宗元的愚溪命名,只是发生于当年谪居的永州,具有不可复制性。他并未为其他地方的某某溪泉改名过,更不可能有对未尝前来游观过的莆田智泉(梅花漈)改名为愚溪之事。因此,所谓柳宗游智泉并改名愚溪,完全是好事者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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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四库全书》)卷四十三,《古今诗》,卷二十四《序》。

      ②⑨〔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四库全书》)卷二十四《序》。

      ③〔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四库全书》)卷十四《对》。

      ④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四库全书》)卷四十三,《古今诗》。

      ⑤《新唐书》一六八卷。

      ⑥ 〔唐〕韩愈《韩愈集》(《四库全书》)卷三十二《碑志》。

      ⑦⑧⑩〔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四库全书》)卷三十《书》。

      〔宋〕王安石 《临川集 》(《四库全书》)卷七十一。

      吕国康主编《永州历代诗文选》。

      〔宋〕汪藻《浮溪集》(《四库全书》)卷十七。

      〔宋〕苏东坡《苏轼集》(《四库全书》) 卷十八。

      〔宋〕宋施元之《施注苏诗》(《四库全书》) 巻十四。

      四、史志未见智泉由愚溪改名的记载

      据莆郡史志,智泉在唐、宋时载籍无名,只是到了明万历间始见诸闽莆史志。考史志,智泉旧名“梅花漈”。明正德间,邑人广西督学陈伯献隐居于此,改名为“智泉”,并作题记。大约于万历三十六、七(1608-1609)年间,莆田县令何南金,在智泉左侧一席之地,构建“来苏亭”并撰《来苏亭记》。陈伯献的“题记”与何南金的“亭记”,是现存最早全面记载智泉瀑布的两篇文献,但均未记述柳宗元对智泉命名“愚溪”之事。??

      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的何乔远《闽书·山川志》,记载莆田的溪、泉,并无“智泉”条目。但在“石室山”条目中,则对智泉记述颇详,曰:“(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之水出焉。智泉水,旧名梅花漈。相传鸡峰道人陈清牧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圃也,勿牛饮污水。’皇朝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并全文引录了陈伯献的题记①(详后)。又在“八濑溪”条目中,引述何南金的《观止亭记》曰:“(八)濑与智泉並附郭。以瀑则濑之带溪,信不及智之悬崖;以石则濑之光洁苍翠,嵌透玲珑,什佰智泉而无算也(谓不止十倍、百倍)。”②

      万历间,邑人林登名作《莆舆纪胜》(万历四十六年〔1618〕成书),专设“智泉”条,对其源流景观记述颇详。言其名称沿革书曰:“智泉,旧名‘梅花漈’,正德间陈督学伯献隐于此,为易今名(智泉)。”③

      两则史料的记载较为一致,清楚表明:“智泉”旧名“梅花漈”,而非“愚溪”之名;“智泉”是直接由“梅花漈”改名而来的。这就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智泉”系由“愚溪”改名而来之说,实际上否定了所谓柳宗元将智泉改名“愚溪”的说法。

      这里还要指出,生于万历间的林登名,所载莆田胜迹多为亲身经历。然而,《莆舆纪胜》仅记述由旧名“梅花漈”改名“智泉”之事,而未提及“愚溪”之名。窃以为,《愚溪诗序》是反映柳宗元人生转折点的一篇代表作,几乎是古代士人必读的经典之作。林登名是不会不闻“愚溪”的典故。但在记述陈伯献智泉改名字时却只字未提及“愚溪”。这并非疏忽,亦无任何回避的理由,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清乾隆二年(1737),郝玉麟主修的《福建通志·山川志》“智溪”条,曰:“智溪,发源弥陀岩,出三溪口,旧名梅花漈。相传鸡峰人陈清牧牛于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菜园也,勿饮牛污吾水!’明正德间,郡人陈伯献隐此,名曰‘智溪’,盖反柳宗元‘愚溪’之说云。”④此则史料的亮点,一是以‘智溪’为其异名,二是指出改名之由,猜测大概是反用柳氏‘愚溪’之说。

      近见吾莆文史家萧亚生先生新著《兴化古城寻踪》书稿,记述智泉摩崖石刻时,提及陈伯献侄孙陈应魁的《智泉游记》,亦道出伯献命名智泉之意,曰“……遂名其泉曰‘智泉’,目为小九鲤湖,盖象其泉漈若鲤湖,而取为智者之所乐也。”应魁距伯献不远,智泉题刻当为亲见,为郝氏《省志》之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百三十多年后,清同治间,浙闽总督孙尔淮主持重纂的《福建通志》,明确谓名之“智泉”,而非“智溪”,但未沿用“盖反柳宗元愚溪之说云”的文字。这种更动,反映了史家治史的严谨态度。

      清康熙间,林麟焻《兴化府莆田县志·舆地志》“智泉”条曰:“智泉,发源弥陀岩,出三溪口,旧名梅花漈。相传鸡峰人陈清牧牛于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菜园也,勿饮牛污吾水!’正德间,提学陈伯献隐此,名之曰‘智泉’。万历中,知县何南金构‘来苏亭’其上,而为之记。”⑤并全文引录何令的亭记。亭记记述智泉的方位、发源与景观特色,以及其观感评价,是一篇记述智泉景观最全面而详细的古代文献,但亦只字未提所谓柳宗元将“梅花漈”改为“愚溪”的事。

      清乾隆间廖必琦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舆地志》、民国时张琴的《莆田县志》“智泉瀑布泉”条目,基本上沿用林麟焻《康熙县志》的记载。张琴县志云:“(智泉瀑布泉)正德间,提学陈伯献隐此,名之智泉。万历中,县令何南金构来苏亭其上。”⑥清楚表明,智泉旧名“梅花漈”,并无“愚溪”之谓,智泉是直接由“梅花漈”改名而来的。

      民国十一年(1922)与二十七年(1938),李厚基主修的《福建通志·山经》,在“石室山”(石室岩)条中,引《闽书》云: “(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出焉。智泉旧名梅花漈,明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智泉。”又引《名胜志》对智泉源流及其景观的记载,但均未提及反用柳宗元愚溪之说命名事,⑦表明后世史家对乾隆省志所言的严谨态度。

      综上史料,智泉旧名“梅花漈”,至明正德间,陈伯献更其名为“智泉”;智泉(梅花漈)从未有过“愚溪”之名。这就完全否定了柳宗元将智泉(梅花漈)更名为“愚溪”的传言。

      前文已述,柳宗元作为有唐一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名家,如真有将智泉(梅花漈)改名为“愚溪”之事,必为闽莆史家所垂青,视之为盛事而大书特书,绝不可能一字未载。闽莆诸家史志如此一致未加记载,决非史家一时粗疏遗漏所致;只因史无其事而未书,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同此理由,久居此地的智泉命名者陈伯献,与亲历智泉构亭的县令何南金,二人所撰的题记亦均未提及柳氏尝为命名“愚溪”之事。

      又,后人唱咏智泉,不少引入白衣老人“毋污吾水”的典故。如佘翔《智泉流觞》、林去疾《智泉》、张琴《题智泉观瀑图》等诗,均有借典。倘若柳宗元游智泉并命名愚溪之事为实,后世诗人必将引典入诗,亦属题中应有之义。可是,所有智泉诗咏,皆未见用“愚溪”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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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三,《方域志》。

      ②〔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卷二十四。(按,厦大《闽书》标点本此句句读不当)

      ③〔明〕林登名作《莆舆纪胜》,卷八,近郭纪胜。

      ④〔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三。

      ⑤〔清〕林麟焻《兴化府莆田县志·舆地志》,卷一。

      ⑥〔民国〕张琴《莆田县志》,卷五。

      ⑦〔民国〕李厚基《福建通志·山经》,卷五。

      五、智泉摩崖题刻的佐证

      柳宗元在永州有过题刻纪事的先例。他在买得钴鉧潭西小丘后,特作《钴鉧潭西小丘记》,并“书于石”,以庆贺与小丘的遇合庆贺购买小丘的遇合。①(《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据《愚溪诗序》,柳宗元所作的《八愚诗》,亦是“纪于溪石上。”②《八愚诗》作为一组诗文,惟有巨石方可容纳之,永州至今尚未发现《八愚诗》的勒石。

      柳宗元作为有唐一代的文学名家,倘若真有雅兴来莆游智泉,并为其命名“愚溪”,定有题记或唱咏之作。邑人也一定会视之为至宝勒石纪念。然而,考察智泉瀑布及其周边地域的大石,并无任何柳氏的“愚溪”题刻遗迹。实际亦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柳宗元根本没有来莆田游智泉的经历。?

      十多年前,笔者尝游智泉,因崖壁上苔藓遮蔽,仅有楷书石刻“智泉”两大字可见,其余题刻似有若无,字迹多漶漫莫能辨。现有记述智泉的书籍、文章,几乎众口一词称现今崖壁上有陈伯献的改名题记,但无一人引述题记的文字内容。

      其后笔者在何乔远《闽书·山川志》“石室山”条目中,发现有陈伯献的题记,对智泉的历史沿革及形状记载颇详。又云“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极其明确地表述该记是陈伯献改名“智泉”的“自为之记”。③从其内容看,题记对“智泉”之“智”字的含义,做了深刻的阐释,又以山石之奇,寓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推崇三条“石君子”之道,即特立不群之操,洁身自隐之义,无竞名表襮(自我表现)之心,实际是所推崇的居官做人之道,亦是其一生居官正直,为民请命,后又辞官归山,埋名隐居的真实写照。由此可知,陈伯献对智泉更名的深意,旨在宣扬儒家所倡导的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准则。笔者尝据此以为,此记就是人们所称的智泉更名题记,但因其篇幅多至340余字,很难为石壁所容纳,而迟疑难决。

      今年初,金石家吴国柱三上莲峰,刷藓清崖,探识智泉石刻,颇有斩获。已识得石壁伯献题刻15O余字,尚有5O余字因风化漶漫未能辨识。④全文如下(笔者试加句读并补阙)。

      泉之奇胜,□□□洒□□逓(围绕)城,闽古今无能和者乎,始得起名曰“智泉”。昔柳子厚“冉溪”为“愚溪”,泉□(因)无□(利)于□(世);是泉淳(可)□(用)于灌溉上下之田几千亩,又且轮动碾磑(古代水磨),则于世为有□□(利焉)。自鲤湖招何氏兄弟成仙,□(卜)吉□(凶)□□□□□,四方贵贱贤愚,□趋之□□□□□□□□□□□□。是泉□□用□圣□□□□秋高,人莫知其胜似□鉴于鲤湖□□,愚溪□□之□(坤,钟)灵秀智,其能之乎□(哉)予以为,鲤湖之□□,其□(有)利□之召四方之人,智之过也;是泉□□,其□(有)利于义时 □(也)。智者之乐,智之宜也。嗟乎! 天下之事,无过于智;过于智,则宁为愚溪。

      明正德己卯(1519)夏五月既望,峰湖主人陈伯献记。??

      至此,陈伯献的智泉题记终于昭然,填补了莆田金石文献的空白。可喜可贺!

      吴先生披露的摩崖题记,笔者试加句读,斗胆补阙(括号内字;小字为释义),所识文字虽然不全,但通篇大意基本可以读懂。大意有三。一、智泉为泉之奇胜,闽古今无能比,故起名“智泉”。二、昔柳宗元因冉溪无利于世,改名“愚溪”。智泉可用于灌溉上下之田几千亩,而且轮动碾磑(水磨),则于世有利。三、对智泉,鲤湖,愚溪三泉的坤灵秀智。及其功用作了对比评价,认为鲤湖有利于招引四方之人,是智的过失;智泉则利于义、时。四、点题结论:智者之乐,在于用智适宜。天下之事,不外乎明智;过于机智,则宁可去作愚溪。

      由此可以确认,一、明提学副使峰湖主人陈伯献,尝于正德十四年(1519)将梅花漈改名为智泉,并作题记勒于石。二、陈伯献命名智泉,出典柳宗元之愚溪,反其意而用之,借以推扬君子乐山乐水的中庸之道,强调宜有利于世。这是古代士族精英毕生遵循的人生价值取向。?

      ?-------------------------?

      ①《柳河东集》卷二十九,《记山水》。

      ②《柳河东集》卷二十四,《序》

      ③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三。按,清邑人涂庆澜《莆阳文献》,收陈伯献《莲峰石记》一文。经比照,当为伯献智泉题记的本文,《闽书》所录,作了删节。文见本书第五辑《古籍纪胜》。

      ④吴国柱《智泉古崖刻群》》(载《莆田侨乡时报》2017年3月30日)

      六、解读柳宗元是如何被游智泉的

      陈伯献的智泉题刻,揭穿了莆田文史界传闻已久的,所谓柳宗元来莆游智泉并命名愚溪的故事真相。其事既于史无据,摩崖无迹,传世的柳宗元文集亦未见载,且不合其人生轨迹。然而其说又是如何横空出世、谬种流传的呢?

      综观史志关于智泉的史料,明清时期的记载,总体上是比较真实的。何乔远的《闽书》,林登名的《莆舆纪胜》,陈伯献的《题记》及何南金的《亭记》,对智泉的记述尤其详尽而真实,无疑是了解智泉的宝贵历史文献,成为后世史家传史的主要依据。??

      疏理智泉史料发现,清乾隆二年(1737)郝玉麟主修的《福建通志·山川志》。对陈伯献反用柳氏“愚溪”之说已有记载。其“智溪”条曰“智溪,发源弥陀岩,出三溪口,旧名梅花漈。相传鸡峰人陈清牧牛于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菜园也,勿饮牛污吾水!’明正德间,郡人陈伯献隐此,名曰‘智溪’,盖反柳宗元‘愚溪’之说云。”①不但首称智泉为“智溪”,且指出改名之由大概是反用柳氏“愚溪”之说。

      其后,孙尔淮主纂的同治《福建通志》,林麟焻的康熙《兴化府莆田县志》,廖必琦的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舆地志》、民国时张琴的《莆田县志》,及李厚基两度主修的《福建通志》等,对“智泉”的记载,则均未沿用郝氏乾隆《福建通志》之说,依然采用“智泉”而非“智溪”之名,并舍弃“盖反柳宗元愚溪之说云”的文字表述。表明后世史家对乾隆省志之说的保留态度。

      现代的主流史志及一些大众读物、文章,对智泉的记载,除了个别坚持严谨的态度外(如台北市李嘉谟的《莆田二十四景·智泉珠瀑》),不乏猎奇求胜,信笔走书者。尤其上世纪末,一些记述“莆田二十四景”题材的书籍和文章,对智泉历史的介绍文字,刻意求新,过度解读乾隆《省志》“反柳宗元‘愚溪’之说”的提法,并有所创新,以致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矣。

      本世纪初叶,本市一家主流媒体刊发介绍智泉瀑布文章,率先发声曰:“唐时,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曾游于此,称此溪为‘愚溪’。”②柳宗元居然不远千里,亲自来莆游观智泉,并为之更名了!简直是危言耸听,追求轰动,无奈未能提供必要的史证,令人疑信参半。

      莆田地方文史读物《莆阳风情录》接踵附和其说,称“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经游历到这里,称此溪为‘愚溪’”,③为柳宗元来游智泉的的“盛事”倾力喝彩。《壶兰小叙》亦谓:“柳宗元,字子厚,山西河东人,唐时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曾游于此,称此溪为‘愚溪’。他认为这溪水是愚昧无知的,无能的,无所作为的死水。”④《壶兰小叙》所言的改名理由,其实就是柳宗元当年阐释永州愚溪改名的观点。竟然全盘移花接木到莆田的智泉头上。又无视莆史关于智泉旧名梅花漈的记载,硬说柳宗元曾经到此一游,称此溪为“愚溪”,云云。

      我们终于明白,在诸家妙笔之下,智泉是如何与数千里外的永州愚溪攀上了亲,并被安上了“愚溪”之名;唐代文学大师柳宗元,又是如何被强行绑架来莆游了智泉,并为其命名“愚溪”的真情。其说美则美矣,却因其与柳宗元的人生经历相悖,与莆田的社会经济文化开发史背离,又与智泉的历史沿革不合,一句话,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智泉石壁镌刻的陈伯献题记,一旦重见天日,这些美丽动听的莆田人文盛事的神话,就同当年梅花漈漂浮的花瓣一样,随波逐流而逝去矣。

      就历史研究法而言,其误区在于:不了解柳宗元的人生经历,不懂得柳宗元在永州命名“愚溪”的典故,不了解智泉旧名“梅花漈”的历史沿革,不了解当时莆田的社会经济文化及旅游开发的情状。而捕风捉影地把“愚溪”移植到“智泉”来。由此进而推测,柳宗元既将智泉名之“愚溪”,则其必到智泉一游也。层层相因,草率而武断,极力把智泉与历史名人柳宗元紧紧挂钩,包装出一个美妙动听的“文坛盛事”,借以抬高智泉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以臆想附会代替科学研究,以移花接木创造历史事件,总之一句话,违背了“以史为据”的治史基本原则。反映出一种浮躁的史风。

      总而言之,所谓柳宗元来游智泉并为之更名的“神话”,宜须辨析,澄清事实,拨开迷雾,还其历史真相,以免继续谬种流传,以讹传讹,搞乱历史。            (部分图片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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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郝玉麟主修的《福建通志·山川志》,卷三。

      ② 许志挺《智泉珠瀑》,载《湄洲日报》,2010年3月17日。

      ③ 黄秀峰、陈金瑞《莆田二十四景·智泉珠瀑》(《莆阳风情录》)中国楹联出版社,2011年4月。

      ④ 陈文麟《 自然景观·智泉珠瀑》(《壶兰小叙》),中国楹联出版社,2011年10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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