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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游历史渊源

      远古先民 群居生息

      旧石器时代 20世纪80年代前,因福建始终没有发现旧石器遗址,因此学术界认为福建可能是较后发现的大陆,也就是说现在的福建本来是海,海水退下去的时候较晚,所以没有原始人类,福建的原始民族是从外地迁入的。但据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考古发现,福建也有旧石器文化,将福建的人类历史推前了五、六千年。首先是1987年东山岛渔民在海底打捞起一件古人类左肱骨化石,经鉴定是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人类骨化石,距今约1万年;1988年5月又在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狐狸洞发现了一枚古人类下臼齿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猪、熊、虎等,这些伴生动物多生存在六千至三十万年之间,经鉴定上述化石距今约3万年,这就确定了福建有旧石器时代文化。仙游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福建古人类向东迁徙的必经之地,必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但因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因而对当时的社会无法具体描述。

      新石器时代 仙游地处福建东南沿海,背倚戴云山脉,面向台湾海峡,木兰溪流经境内。远古时代,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丘陵台地上森林繁茂,栖息着各种动物;港湾和溪流中,生长着丰富的水产品。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人类繁衍、生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仙游园庄土楼溪尾山发现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园庄乡土楼村溪尾山。1976年1月开山造田时发现。遗址散布范围约5500平方米,采集到大量的石锛、石戈和饰有刻划纹、网纹、方格纹的软陶壶、陶罐等20多件。陶器随着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而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仙游溪尾山遗址与闽候县甘蔗镇昙石山文化遗址极为相似, 可能属于同一类型。“昙石山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重要的、富有时代性的文化遗址。溪尾山遗址与昙石山文化遗址相似,反映了当时仙游的原始社会生产力与当时的福州乃至整个福建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证实了当时的社会以渔猎为主,先民们在这里群居生息,有了原始的小村落。据考古鉴定,福建新石器时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主要是蒙古利亚和尼格罗人种。当时,这些海洋蒙古利亚种人由亚洲北方南下,部分定居在我国东南地区的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省,仙游地方亦在其定居的范围内。他们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生活;他们在征服大自然中积累经验,不断创造,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衣冠南渡 八姓入仙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处于长期战乱分裂的状态,百姓流离失所。福建偏处东南海滨,相对比较稳定。因此北方汉族人大量移民闽中,进一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仙游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

      三国时,孙吴五次进军闽中,花去62年的时间,才基本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为了加强对闽中的统治,吴国于永安三年(260年)撤销南部都尉,在福建设立建安郡(在今建瓯),下辖5个县,仙游地方当时属侯官县。撤都尉改设郡,实现了以文治代替武人统治的局面。建安立郡前后,随着闽中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展,仙游地方的社会经济也相应得到较大发展,人口也有所增加。农业生产摆脱了西汉时期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提高了水稻栽培技术;尤其当时闽中造船业发达,东吴的海船大的可乘数百人,载重万斛,小的也能载马八十匹。仙游地处东南滨海,造船业亦得到发展。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西晋在统一全国之后,于太康三年(282年) 从建安郡分出部分地域,另设晋安郡,下辖8个县,仙游地属晋安郡侯官县。西晋末期,中原地区更加动乱,南迁入闽的北方人更多。据清乾隆《仙游县志》引宋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胡、何、邱、詹是也。”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衣冠南渡、八姓入仙”。实际上,在此之前,北方汉族人就有进入仙游的,但为数较少;永嘉年间及其以后,北方汉人入仙较多,形成了一次高潮,使仙游人口第一次大幅度增加,汉族成为仙游境内居民的主体。1987年6月,在榜头镇坝下纺织厂基建清基时,在距地面2米深处,挖到几块刻有“晋咸和八年”字样的长方形土砖和半截古陶罐; 1992年5月,在龙华镇团结村发掘到东晋古墓葬,这些发现证实了仙游地方晋代已有北方汉人南迁入境。中原地区人民迁入仙游,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了仙游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莆仙方言的形成,是西晋末期及其以前中原汉人南迁,外来的中原语系和当地的土著语系混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化,逐步形成独特的莆仙方言体系。

      闽越融合 逐步汉化

      中原入闽 古闽族人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在周朝初期已纳入王朝版图。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国力强盛,越国的势力开始进入福建。越族人不论体质特征,还是生活习惯,都与中原华夏族有很大差别,越人身体矮小、短面、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 善于驾舟行筏, 还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战国中期(公元前334年) ,越王勾践六世孙元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及居住在越国周围的其他越族,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剧烈斗争造成大动荡、大迁徙而纷纷移居福建,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吴越文化,同原有的土著闽族人融合,这就是“闽越族”的由来。也称为“闽越人”。无疆又七传至无诸,自立为闽越王,成为闽越族的首领,在福州的北郊新店修筑土城,逐步实施对福建的统治,仙游一带也纳入其势力范围。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六国后,向福建进军;第二年,在闽越人活动的区域设置闽中郡。当时秦王朝认为闽中远离中原,是“荒服之国”,地处偏远,山高路险,而且越人强悍,难于统治。所以,它虽为秦王朝的四十郡之一,建制却不相同,未派守尉令长到闽中来,只是废去闽越王的王位,改用“君长”的名号让其继续统治。因此,秦只是名义上建立了闽中郡,实际上并未在闽中实施统治。但是,为了加强对闽中的控制,秦王朝一方面把大量闽越族人迁移到现在的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境内等处;另一方面又把中原的罪犯流放到闽中来。这一政策客观为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和闽越族的汉化创造了条件。

      秦朝末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无诸率闽越兵从闽中北上,响应中原的农民起义,打击秦政权。同年,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再次北上中原,佐刘邦击败项羽,为汉王朝的建立和中国的重新统一作出贡献。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 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统治闽中,仙游一带在其势力范围内。此间,北方人民为避战乱,有的南迁闽中。据传,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6年),安徽庐江有何氏九兄弟为避淮南王刘安叛汉之祸,历尽千难万险,几经辗转来到仙游九鲤湖隐居,采药炼丹,为民众解除疾苦,后来羽化登仙,千百年来被人们传颂,仙游的县名也源于此。羽化跨鲤登仙是神话传说不必深究,但从这传说却说明早在汉代即有中原人迁入仙游,开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

      两宋时期 东南壮邑

      宋朝建立18年后,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陈洪进上《纳地表》,将其所辖漳、泉二州14县献给宋廷时,才取得对仙游的统治。在两宋的三百多年中,由于宋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也因地处东南一隅,交通阻隔,免遭兵燹之灾,仙游百姓基本过着平静的生活,仙游经济又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耕地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更加丰富,手工业、采冶业、制糖业、制盐业、建筑业及交通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北宋末年,北方大部分土地被金兵占领,中原汉族人民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有相当一部分在仙游定居。南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全国政治重心南移,促进了仙游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仙游被核定为望县(即上等县),宋《仙溪志》称:“真东南之壮邑也”。

      林居裔起义   北宋统一福建之前,陈洪进割据漳州、泉州(当时包括莆仙在内) 达19年之久,拥有近2万人的武装部队,莆仙农民负担繁重,阶级矛盾尖锐。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十二月,游洋林居裔招集农民万余人起义,自称“平西王”,曾一度掌握莆田县政。并率队从何岭关南下,经仙游、南安,越过晋江朋山岭,攻打闽南重镇泉州城。通判乔维岳带领3000官兵死守。浙西南转运使冯翊与漕使杨克让从福州率部驰援,泉州解围。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林居裔率部回师游洋,据险设寨固守。宋廷下诏就近调兵收讨。涵江人陈应功,自请任前锋,带兵进剿游洋地区,陈被义军所杀。后杨克让奉命以剿抚兼施策略镇压义军,莆田县令黄禹锡收用盐贩凌应、凌灵、凌惠三兄弟为向导,从莆田莒溪小路攻入,林居裔兵败请降,义军瓦解。

      兴化县设置始末 林居裔起义军被镇压后,宋太宗赵光义披阅舆图,叹游洋地势险要,山民 悍,不易征服,遂下诏把永福(今永泰)和福塘(今福清)的部分地段,合游洋、百丈二镇单独划出,置兴安县,建太平军领之;旋改称兴化县、兴化军,取“欲施德政,治以化民”之意。军治和县治均设在游洋。这时的“兴化”,还仅限于今莆、仙两县的部分山区和今永泰、 福清的一部分。东西相距160里,南北相距50公里, 周围265里,面积约8000平方里。行政区划为三乡、九里,范围相当于现在莆田县的广业、白沙、庄边、新县,仙游县的游洋、钟山、石苍、象溪以及永泰的陈山头,福清的氵祭 头、百丈岭、下庐岭等乡村。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廷又将原属泉州管辖的莆田,仙游两县隶于兴化军。自此,兴化军辖有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兴化”遂包括全部今莆仙区域,军治仍设在游洋。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 ,段鹏知兴化军,把军治迁往莆田县治(今荔城),兴化县遂为支邑。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兴化军改称兴化路。元皇庆元年(1312年),兴化县治迁到莆田广业里湘溪(今新县),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兴化路为兴化府。明正统年间(1436 ̄1449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加上连年灾荒和虎患的危害,兴化全县仅存300户。贡士出身的南京武功中卫经历萧敏(兴化县人)上疏朝廷,奏请裁革兴化县,以减轻百姓负担。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英宗朱祁镇下诏裁革兴化县,将其长乐、武化二乡六里并入莆田, 永贵乡三里划归仙游。于是这个延续了469年,有过80位续任县官的兴化县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nextpage}

      盛唐置县 诸业渐兴

      置县始末  在公元699年前, 仙游这块沃土并无单独的行政区划,也无仙游这一县名。在置县之前的唐代初期,属莆田县的一部份。公元618年,隋朝太原留守李渊攻占长安,建立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州、县大加并省,并依山河形势、地理区域分全国为十道。福建属岭南道,下辖丰州(治所在今泉州) 、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建州(治所在今建瓯)。唐武德五年(622年),析丰州的南安县复置莆田县,属丰州。唐贞观初 (627-649年) ,废丰州,将它并入泉州(今福州) ,莆田县隶于泉州(今福州)。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周。为加强武周统治集团对全国的统治,武则天对全国州、县建制进行调整,在丰州旧地(今泉州)置武荣州,并于唐圣历二年(699年) 析莆田县地西半部设清源县,属武荣州,这是仙游设县的开始。当时仙游被核定为中县。唐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清源县属泉州所辖。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 ,唐廷下诏改州为郡,并将泉州易名为清源郡,仍属岭南道,清源县的隶属不变,别驾赵颐正以“县名同郡非便,奏请改之”。并根据境内有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羽化登仙的民间传说,将清源县改名为仙游县,隶属清源郡。

      经济文化初步发展  唐朝前期的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励精图治,轻徭薄赋,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政权。自唐太宗“贞观之治”至唐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唐朝进入全盛时期,这为仙游的开发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安史之乱”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地处东南一隅的仙游,却又成为北方人民避乱南迁的乐土。

      唐初,仙游沿海平原一带低洼处还是蒲草丛生的沼泽地,据清乾隆《仙游县志·舆地志》载,在宋元丰六年(1083年)木兰陂建成之前,海潮会涌入仙游县折桂里的灵陂 (今榜头镇村碑) ,“回流八十余里”。由于唐廷施行重农政策,仙游山区的农村和沿江沿海的鱼盐贸易经济发展加快。先后在仙游东北部设游洋镇,在大蜚山之南设立县治,加强对仙游地方的开发和管理。唐末至五代期间,中原战乱,中原士族又一次大量南迁,仙游人口再次剧增,他们又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对仙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仙游兼有山海之利,唐代仙游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沿海发展。仙游有东乡、西乡、南方和枫江四个河谷平原,地域平坦,适宜种植双季稻,甘蔗、荔枝、龙眼等水果栽培已相当普遍;制糖和造纸业、酿酒、砖瓦制作等已相当兴盛。近年考古发现有度尾埔尾、霞溪、云居、圣山和大济溪车、古濑等地大量瓷窑遗址就是物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通的改善,福州往广南的通道从境内郊尾、枫亭过境,唐代辟为驿道,在枫亭设馆管理,接送过往的官吏,传递官府公文,加强与福州及朝廷的联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游洋一带受入莆先儒郑庄、郑露、郑淑三兄弟办学影响,教育先兴,儒风颇盛。武德二年(619年) 金鲤举进士弟,为福建省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在唐至五代的336年间共举行304次进士科考试,共录取7168人,福建被录取74人,仙游被录取13人,而游洋就占8人, 按当时人口比例计,远远高于全省乃至全国比例,所以当时游洋有“山中邹鲁”之誉。随着教育的兴起及中原文人的迁入,仙游的文学创作活动亦逐步活跃,至今还留有诗文的作家有陈峤、陈乘、陈郁仙、郑良士等,其中晚唐诗人郑良士,擅长五言、七言诗。景福二年(893年) 献诗500首给朝廷, 唐昭宗赏识其才华,授予国子四门博士,传为佳话。佛教文化的迅速传播,是唐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唐代中期以后,皇帝发布诏令,禁止佛教活动,当时中原被强迫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但福建远离政治中心,天高皇帝远,佛教反而兴盛。当时仙游相继建有龙华寺、三会寺、 仙门寺、 九座寺等,佛事昌盛,宋《仙溪志》载:“晚唐以来,地有佛国之号”。宗教兴盛,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播,仙游释叔端的《宗镜边缘》在佛教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艺苑搜隐》对当时的诗歌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评论,可谓开福建诗评风气之先河。

      元廷残暴 民穷世乱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福建全境入元版图。元朝统一全国后,施行行省制度。中央设置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政权机构;行中书省下设路、 府、 州、县。同年,在莆仙设兴化路。元皇庆二年(1313年),兴化县治由游洋迁至湘溪(今莆田新县)。兴化路仍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

      因为南宋末年,福建作为抗元根据地,兴化路是福建省最小的一个路,南进的元军在莆仙一带却遇到最强烈的抵抗。德佑二年(1276年)闰三月,陆秀夫奉旨入闽抚民,驻枫亭驿,发布《抚安闽民檄》,招兵勤王;七月宋代少帝赵 及部分遗臣南航,驻枫亭莫厝埔,在天王寺招兵、筹船抗元。枫亭及仙游一带有一部分人投入抗元队伍,因而元朝统治者,对坚决抗元的仙游人民,管制尤严。元朝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首先,统治者毫无掩饰地把各民族按族别和地区划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仙游人民属于列为末等的“南人”,不准学武艺、不准执武器打猎、不准养马、也不准学蒙古人和色目人文字。地方上必须要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达鲁花赤(即掌印官),一切事务都必须听从达鲁花赤的裁决,由汉人担任的县尹只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己,对达鲁花赤只能唯命是从。在法律上,汉人也受极大的岐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杀死汉人,受到的处罚也很轻。民族岐视政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灾年赈灾时,汉人要跪着接受救灾财物等。

      南宋末年元兵入仙,到处掳夺人口为奴隶,“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仙游人民因此骨肉分离,受尽苦难。

      元初,统治者为了分化汉人,极力拉拢、利用当地的官僚、地主。仙游豪绅谢必恭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升官,担任仙游县尹,这在回避本籍制度极严的封建社会里,是一次极特殊的破例。因此,大部分地主官僚并未随宋王朝一起灭亡,宋末土地集中的情况并无改变,广大农民仍然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元代在江南仍沿用南宋的夏秋两税制,每亩田税上等田三升,中等田二升半,下等田二升,水田五升。秋税征实,夏税折钞,田赋虽然不重,但按人头摊派的科差、包括丝科、包银、俸钞,每户须纳丝科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五钱至一两。此外,还有夫役(即门役),由官府依据一时的需要而任意征发。上述情况说明当时赋役主要集中在以人头摊派的部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负担极其沉重。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建八路每年夏秋的田赋共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按人口摊派的盐课每年竟有三十九万锭之巨,弄得“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地方”。

      明代鼎盛 仙游复兴

      仙游人民在元朝九十多年的统治中,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元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元至正二十七年 (公元1367年) ,朱元璋在东南一带击败方国珍,决定分水陆两路向福建进军。其中水路则由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廖永忠率舟由明州(今宁波)浮海取福州。不数日,汤和取得福州,派人招谕兴化、漳州、泉州等地。翌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莆田、仙游等13县归附明朝;二月,明在仙游的政权建立。洪武二年(1368年)兴化路改称兴化府,仙游属福建行中书省兴化府。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废除行中书省机构,各省分别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等“三司”,以掌行政、司法、军事大权,并直属明朝中央。布政使司下领府、州、县,兴化府属福建承宣布政使司,仙游县归属其管辖。

      明朝初期,统治阶级汲取元代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的措施。朱元璋登基后曾说:“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洪武初年,“令天下田地山林溪塘海荡等悉书其名数于册。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明初废除了元末的多种苛捐杂税,除了窑冶、房地租、门摊以外,其余额外之课都予取消。并规定: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小沟小港山涧及灌浇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不许豪强狡吏去夺民取采虾鱼器具。商税三十而税一;农具、书籍及其他不在市上出售的不课税。一切客商货物投税之后,听任发卖。朝廷还减少了贡物的品种和数量,朱元璋反对官府开矿,与民争利,甚至各地的银矿,也允许民间开采,而且课税极轻。役法也不算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在减轻赋税的同时,明政府还大力招集流亡还乡复业,并鼓励人民开垦荒地。颁布法令:“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己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这就使劳动人民得到了耕地,增多了自耕农的人数。明初,仙游原有人丁6500多户,后因天灾人祸、虎患等,人丁只剩下1400多户,但州府官员仍按明初核定的军户人丁数课纳军户役和丁米,弄得小民百姓无力交纳,逃避流落他乡。当时任南京左通政的县人郑纪得知惨状,致函新任闽按察司庞大参,要求“改正名册,从实核查”,并上 朝廷,要求免除仙游军户的苛法。皇帝准奏,免除仙游军户役,减免钱粮,使远走他乡的老百姓回乡耕作。至明天顺年间(1457-1646年)全县恢复到6400多户,万历四十年(1612年)增至8522户。

      明初的政风比较严肃。朱元璋鉴于元代吏治腐败,贪官污吏的搜刮引起了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因而对官吏的督察很严,贪污的官吏往往被处于极刑;也禁止府、州、县官吏任意下乡扰民。洪武二年五月置福建行省,派蔡哲任行省参政,朱元璋告诫蔡哲:“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 于罪戾”。要蔡哲“必坚所守,毋蹈其罪”。蔡哲果然“至官廉明自持”。为了剔除奸蠹,朱元璋曾把福建右布政陈泰押到京师处死。洪武九年,福建有猾吏犯法,被左参政魏鉴和瞿庄笞死,朱元璋就亲自赐玺书表彰他们。为了禁止地方上里长侵凌百姓,朱元璋订了很严的戒律,犯者“杖一百,迁徙”。在这样严厉的管制之下,明初的吏治比较清明。朱元璋以后的几个皇帝对官吏的督察也比较严格,因此,明朝的福建吏治澄清百余年。明朝初年与民休养生息,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在仙游一直实行到成化初年, 老百姓大约过了近100年比较安静的生活,因此,仙游县受元代苛政和元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nextpage}

      前清盛世 晚清血泪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自缢死,明朝覆亡。同年五月初三日,清兵入据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但在福建,由于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明朝在福建的地方政权得以维系至1645年八月二十四日福州失守;而仙游的明地方政权又延续至1646年农历六月。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当时满族的人口不超过六十万人,为了维护满州贵族的统治,清初实行高压政策。清军占领仙游之后,强占民房,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强迫汉人依照满族习俗剃发垂辫,凡清军所到之处,限在十日内废弃明朝衣冠,削发留辫,违者处死。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清贝勒博洛“招抚福建班师,进献金银、锻匹、人口”,皇帝“令分赐随征贝勒、贝子,各官有差”。在福建的清兵向民间征派月米,每月按地亩均派,征输百出。清兵严刑勒索,加之各地部队系统复杂,各自为政,一年强派米谷数十次。顺治十七年,达索领兵入闽,一次就预征后三年的田赋。清初政府对人民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激起了富于反抗精神的仙游人民的坚决斗争。

      林兰友抗清 清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明东阁大学士朱继祚(莆田人)与杨耿在莆田起兵攻兴化府城。明南京御史林兰友(仙游枫亭人)在仙游起兵响应,奋战月余,攻克府城。七月,清军反攻,明兵败退。十月,抗清义军又攻克兴化府城,攻进仙游县城,将仙游县署焚毁。不久,受清兵围攻败退。冬,清军驻枫亭武营曹寅下令砍伐枫亭荔枝,十里荔荫遭毁。林兰友誓死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携带全家逃亡到海南岛隐居十多年,病逝异乡。

      郭尔隆起义抗清 清顺治十年 (1653年) 八月,郭尔隆(大济三会人)起义抗清,驻兵寨硎山(今社硎乡)。翌年春,郭尔隆率众万余,占领五坪寨(今郊尾镇五狮村)。清政府派武进士杨瑞凤征剿,杨败退。七月十三日,郭尔隆在五坪寨惩治劣绅,清浮财、济穷民。秋,清政府用诱降计挫败义军,郭尔隆被迫到惠安避难。

      郑成功义师攻克仙游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郑成功重兵围攻漳州,镇守漳州的清军千总刘国轩和魏标起义献城,郑成功进入漳州。郑成功遣部林胜率兵攻仙游县,仙游县知县陈有虞率兵拒守,城上炮石俱下,攻不下仙游城。郑军神器镇洪善进计说,此城状如葫芦穴,可用滚地龙破之。滚地龙,就是开地道作葫芦口,直通城下,安放火药在内,再用大竹,空其节,导药线于外,然后堆土填石以塞其口,用时烧其药线,则火药爆发而城可破。林胜采纳洪善的意见,用“滚地龙”攻破仙游城,知县陈有虞自缢死。正月十八日,林胜移兵攻打兴化府城不克,次日退回仙游。二月,清军援兵大队入闽,林胜退回厦门,清军收复仙游城。

      人民觉醒 革命潮涌

      “五四”运动以后,仙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仙游人民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在仙游   民国8年(1919年)5月,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5月4日,北平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瀑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仙游后,仙游城区各学校的学生于5月7日举行大规模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黄震、王于洁、林步云等进步学生,组织“仙游东区学生联合会”,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民国9年(1920年) 冬,仙游民军为了争夺地盘,大动干戈,百姓遭殃。仙游东区学区联合200多名学生,在黄震的组织下,发起请愿,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开展反对股匪骚扰百姓的斗争。“五四”前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厦门、福州等地求学的仙游籍大中专学生,他们身在城市,却始终没有忘却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家乡人民。他们以自己所接受的新文化、新思想来影响家乡人民。民国10年秋,仙游籍泉州第四师范学生许子烈、莆田省立第四师范学生陈丙中,在厦门求学的陈侃,以及出洋留学回乡的张兆焕等人,共同创办《新仙游》报。《新仙游》创刊后,以破除旧习俗为主要内容,对封建礼教和陈规陋俗等束缚仙游民众的绳索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于封建军阀、民军、劣绅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等丑恶勾当,《新仙游》更是给予无情的揭露。原民军头目吴威,在仙游巧立名目,每月征收烟草捐3万元作饷银,民众怨声载道,《新仙游》进行公开抨击。在省城福州的仙游籍学生揪出依仗北洋军阀势力、鱼肉民众的仙游劣绅傅瑛游街示众,在他们出版的《仙游特刊》上抨击其罪行。留日和在京的仙游籍学生通电声援、请愿。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省当局核实傅瑛罪行,对其处以极刑,反对劣绅的斗争取得胜利。“五四”运动为中共仙游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风云 邑人多难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11月9日福州宣布光复,孙道仁被举为都督,派万国发来兴化。翌年1月1日,中华民国仙游地方政权建立。是年,撤销兴化府,仙游属福建省南路管辖,县级行政机构改称县公署,知县改称县知事。民国3年(1914年) ,废路为道,全闽设闽海、厦门、澄漳、建安等4道, 仙游属厦门道。民国17年,改县公署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不己;民军纷起,军阀、土匪为了占踞仙游地盘,战事不断;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仙游人民多灾多难!

      黄濂义军两度攻陷仙游城   黄濂,莆田县三十六乡洋面村人,粗通文墨,为人豪爽。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十六,人称十六叔。清光绪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捐税繁多,民不聊生;教会横行,武断乡曲。三十六乡一带,地瘠民贫,受祸尤烈。黄濂目击心伤,曾领导三十六乡一带的穷苦农民,进行抗捐斗争,被捕入狱,备受拷刑,后设计脱狱。适逢武昌起义,黄濂拥护革命,经人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福州光复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政治腐败。其时莆田地方不靖,官府认为是三十六乡人在捣乱,因而准备对那里进行清剿。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黄濂于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端午节,在莆田壶公山凌云殿宣布起义,成立统刀会,以“黑虎忠义堂”的名义发布文告,率众连挫官军,进攻莆田城。但因莆田县城未能攻下,乃决计改变战略,先攻打官军力量薄弱的仙游城。

      民国元年十一月初十日夜,黄濂率义军2000多人,自壶公山出发,取道东沙,突袭仙游县城,仙游驻军唐岱云营仓惶应战。翌日晨城破,义军猛攻县署,牺牲7人。其时,县知事孙时雍已逃跑,守县署的官军以排炮反击,黄濂义军攻不下县署,自行退回莆田。

      民国二年三月,正是枇杷成熟的时候,黄濂决计二度攻仙,乃派其手下若干人,装成卖枇杷的小贩,潜伏在仙游北门内居民家中, 作为内应。

      同月二十八日晨,黄濂率义军500多人沿着前次行军路线进攻仙游城,因城内布置有内应,与驻仙军队唐岱云部在北门和东门一带激战一阵后,就攻下仙游城。黄濂攻下仙游城后,便打开监狱,尽释犯人,捣毁圣公会教堂,焚毁县署,贴出安民布告。省都督府得报后,从福州和安溪防军中抽调兵力,由泉州统军使黄培松率领来仙游,进行复城。黄培松所部拥有精枪大炮等新式武器,农民军仅有老式土枪土炮,只好凭城固守。官军架大炮于南门外虎啸山上,对准城垣猛轰,农民军难以支持。而先前退据县城北门外的驻军唐岱云部看到这种情况后,就借用民梯,爬上北门城垣,向列陈在南门外虎啸山的黄培松部摇旗示意,发动猛攻。于是,官军从东、南、北三个城门猛攻,农民军应战困难,于四月二十一日沿着城西南的龙华磨头一带退出仙游城。黄濂占守仙游县城期间,城内商民照常营业,没有发生扰民事件。而黄培松部攻陷南门后,沿城内下街猛攻,沿街被杀害的商民8人,连孕妇也惨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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