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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与朱熹

      □林劲松

      在宋代中外贸易中,妈祖和朱熹是两位有影响人物,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妈祖姓林名默,又称林默娘,诞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逝世。一出生则不哭不闹,因而取名为默,小名默娘,为莆田九牧林六房之后。小时受到良好的家风教育,勤奋好学;长大后,她专心致志地做慈善公益的事业,平素精研医理,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她性情和顺,热心助人。不断为乡亲排难解纷,还经常引导人们避凶趋吉。世人遇到困难,也都愿意跟她商量,请她帮助。

      生长在大海之滨的林默,还通晓天文气象,熟习水性。湄洲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有不少礁石,在这海域里遇难的渔舟、商船,常得到林默的救助,因而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她还会测吉凶,必会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所以又说她能“预知休咎事”,称她为“神女”、“龙女”。妈祖逝世后,海船上就逐渐地普遍供奉妈祖神像,以祈求航行平安顺利。所以,妈祖所作所为,有助于中外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

      但是,朱熹主张北伐、复仇,恢复对中原地区统治,却不利于中外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1041年宋金议和协定签订以后,长达十五六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为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20多年后,宋孝宗继位,张浚、朱熹等人,不是以和为贵,继续实行宋高宗的和亲政策,而是上书天子,主张北伐,恢复对中原地区统治。

      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帝锐意恢复,浚乞即日降诏幸建康。帝以问史浩,浩对曰:‘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敌退则论赏以邀功,敌至则敛兵而遁迹,至快一时,含冤万世。’及退,诘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复辨论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其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曰:‘胜、广以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浚因内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机会,且谓金人至秋必谋南侵,当及其未发备之。帝然其言,乃议出师渡江,三省、枢密院不预闻。”在这里,“恢复”即收复失地,恢复宋朝后期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原必无豪杰”是说金在中原的统治没有政治危机,不存在陈胜吴广式人物,所以,宋孝宗北伐不是时候,所谓“待我兵至为内应”只不过是张浚想当然而已。

      隆兴元年(1163)五月,宋孝宗不听周围大臣的劝谏,一意孤行,悍然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北伐战争。十二日,张浚渡江视师。李显忠自濠梁渡淮,收复灵壁,首战告捷。十六日收复宿州。《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说:“捷闻,帝手书劳张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 但是,一星期后即二十三日,面对金军强大攻势,李显忠连夜弃城逃跑。次日,金兵“追至符离,宋师大溃,赴水死者不可胜计。金人乘胜,斩首四千余级,获甲三万。于是,宋之军资殆尽。” 六月初四,“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帝不允”。

      胜败虽是兵家常事,但却是衡量政治家是否成熟的试金石,北伐战争失败后的宋孝宗便是如此。失败了,他的风度和他人有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冷静,沉着,勇于承担责任。他不是惊慌失措,马上派人去谈判,而是首先稳住军心,立足于备战。在那时,宋孝宗为什么会懂得那样做?学了宋史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龚茂良急中生智,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纠正了“主战派”失败之后往往会变成投降派的毛病,立了功,得到了宋孝宗的信任,授于监察御史之职。

      另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记载,隆兴元年(1163)十月二十四,“是日,召朱熹至,对于垂拱殿,其一言:‘陛下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其二言:‘非战无以复雠,非守无以制胜。’末言:‘古先圣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纪纲。愿纳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先务之急,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 ’”在这里,“恢复”即恢复宋对中原地区统治。北伐战争失败后,宋朝付出沉重代价,有些支持北伐战争的人都引咎辞职,离开了东京,去地方任职,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但是,朱熹呢,他不仅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宣扬“复仇有理”,还要等待时机“恢复”!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除朱熹为武学博士”。这次朱熹去了,还做了官,但是没做几天就回去了。据《宋史》的《龚茂良传》记载,朱熹入朝做官,是龚茂良推荐的。离开的原因,“未几,手诏付茂良,谓‘虚名之士,恐坏朝廷。' ” 这显然是宋孝宗经过考察,深思熟虑以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朱熹之所以坚持对金“复仇”,是因为对老子、孔子等人“慎战”缺乏正确认识。《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在这里,“交”即进行全方位外交活动,想方设法,尽可能制止战争的发生或者继续,取得双赢。所以, 1141 年绍兴和议,不是卖国条约,而是宋和金都取得胜利的硕果。从此,中国南北经济文化得到了不断发展,平民百姓过上了太平盛世的日子。

      所以,在那时,朱熹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属于“乱臣行为”,不利于中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北伐战争给宋金两国人民带来了大灾难,宋朝也差一点灭亡。但是结束后,朱熹仍然执迷不悟,不好好吸取教训,却扬言要再北伐,简直是战争狂人!

      遗憾的是,朱熹多次来莆田讲学,不能先当学生,好好向妈祖学习,学习她小时勤奋好学,努力掌握亲民爱民本领,长大后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富有无私奉献精神,像龚茂良后来那样,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上书宋孝宗,劝他不可轻举妄动,及时制止了又一次即将发生的北伐战争,为南北人民继续过着太平盛世日子,做出贡献。龚茂良称得上是“太平宰相”。那么朱熹呢,那也就不言而喻了,无非是学风差,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误国害民。

      综上所述,妈祖小时好读书,努力掌握许多亲民爱民的好本领,长大后学风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了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富有无私奉献精神,推动和促进了中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宋金和议签订20多年以后,朱熹不是继续坚持以和为贵,做宋金友好往来的促进派,而是主张北伐,“复仇”,“恢复”,散布南北方敌对情绪,干扰和破坏了中外贸易和南北方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所以,历史比较以后,他们俩一个爱国,一个误国;一个爱民,一个害民,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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