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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樵——我国著名的藏书家

      □余文烟

      我国历史进入南宋时期,统治阶级政权不稳,社会纷乱不安。这时,却在莆田广业里出现了一位淡漠功名,忧心国运,生活清苦,痴心学问,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承前启后人物,他就是著名学者、史学家、藏书家郑樵。他在“厨无烟火”、“困苦至极”的夹漈草堂上“诵声不绝”、“执笔不休”,聚书万卷,著书千卷,给后人留下一份精辟独到的精神财富,在我国文化史和藏书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郑樵的先世为晋代中原南迁的望族,于唐代时入莆,先辈均为读书和做官的,至其父时家道衰落,经济地位下降。其父郑国器是位太学生,曾举贡元,生平乐善好施,曾变卖部分家产,捐资修筑家乡的水利工程(苏洋陂及霞溪渠)以灌溉农田,颇受乡人敬重。郑樵受其父影响,也有急公好义之举,修建永贵桥和过来庵,在民间广为流传。

      郑樵出身书香世家,天资聪颖,尊长敬贤。他常称自己“为儿时候楚楚便有脱略流俗志,闻君子长者风,即规绳矩履,不避风雨一求”。长大后更是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知识渊博。16岁时,其父逝于苏州,他便不应科举,埋头读书。起先他与胞弟及堂兄结庐越王峰下的南峰草堂闭门读书,不久弟死又与堂兄郑厚结伴前往芗林草堂后到夹漈草堂山上,筑屋三间,两人志同道合,刻苦读书,互相切磋学问,孜孜记录学习心得。他们常常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白天整理简编,晚上观察星象,研读辩论,不畏困苦。”他在《献皇帝书》中对这段经历作了如下描述:“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虽困苦之极,而寸阳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他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出坚强的意志,置身于苦读、著述和聚书的生涯。

      在南宋政权建立前后,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凸现,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坚决抗金的爱国精神,激发了郑樵兄弟俩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他们义愤填膺,决心投笔从戎,于是,离开古书堆,结伴下山,先后给江常、宇文虚中去信,慷慨陈词,自荐为国效劳,但未能如愿。不久堂兄郑厚赴泉州做官去了,郑樵报国无门,又孑然一身重返夹漈草堂,继续钻研学问,著书立说,搜访藏书。他在这里度过了几十个春秋,终于写出了有关经旨、礼乐、方书、图谱等数百卷著作。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郑樵已完成的数百卷著作中,精心挑选了一百四十卷,分别眷写成十八韵类,徒步二千里,带到京城临安,要求进献朝廷,藏于秘府(国家图书馆),终于得到朝廷接纳。当所献之书被诏藏秘府后,他受到极大的鼓舞,满怀兴奋地回到家乡。这时他的名气大增,从学者越来越多,达到200多人。他写的文章,总是一写完就被传诵,有的甚至未及终篇便被传抄。许多达官显贵也纷纷来访,推荐他出去做官,或举荐当”考廉“,或推荐他为”遗逸“,他都不曾动心,始终专志于《通志》著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元),高宗下诏,要郑樵进献《通志》,但此时郑樵已积劳成疾无法成行,不久即病逝。郑樵一生著作宏富,共84种,千余卷之巨,遗憾的是他的著作大都散逸,现在流传于世的只有《通志》、《六经奥论》、《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等数种。

      郑樵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天文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学家。他不但有丰富的藏书,而且对藏书的搜访、典藏、分类、编目、校雠、考证等都有很深的造诣。郑樵祖先为他留下丰厚的家藏典籍,加上自己著述的千卷以上书及一生广访四方藏书,每遇新书、好书,即不停抄录,日积月累,使家藏图书日丰,达万余卷。当时,莆仙一带藏书家很多,著名的有郑氏、方氏、林氏、吴氏四大家。郑樵逝世65年后,陈振孙仕莆,传录四家旧书,至51000余卷。这四大家藏书中方略藏万卷,吴与两万卷,林霆有数千,郑樵居四大家之首,其藏书量至少有万余卷。

      我国刻版印刷图书始于唐代,至宋代才进入初盛时期,那里书价相当昂贵,私人有条件购书家藏者多为政界学者或乡绅,富豪中的学士,像郑樵这样一介寒士能聚书万余卷,的确不易。郑樵的藏书目的是”为用而藏“,不同于一般为鉴赏而藏或为炫耀门庭而藏的藏书家。他一生好读书,勤著述,孜孜以求读天下书,并有周密的读书计划:”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闻人有字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往曾不吝情“。

      莆田为邹鲁之邦,其藏书家之多,藏书之富,全国闻名,莆田的藏书家方略、方渐、林霆等人与郑樵同时代,相互交往甚密。方略家有”万卷楼“藏书1200简,编有《万卷楼书目》。郑樵到他家借阅,其中许多书郑樵早已读过,所以只三天就浏览了他家所有的藏书,书中有错之处还做了记号,可见郑樵的家藏和学识颇厚。方渐家”富文楼“,藏书也达数千卷,郑樵也常往借阅、抄录。林霆除藏书千卷外亦好金石,与郑樵结为金石之交。此外,郑樵还远游漳州、泉州、福州、厦门等地,搜访图书,遍读了吴与家藏书及《书目》等。《宋史》记载他:”游名山大川,搜集访古,遇藏书家必留,读尽乃去。“明代的陈循在《寰宇通志》中亦称赞曰:”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这就是郑樵他为读而藏,立志”读天下书“的例证。

      郑樵藏书除文字典籍外,还十分重视图谱、金石的搜寻和研究,他专门撰写了《图谱略》与《金石略》。他认为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十六种学问,仅有文字记载难以使人一目了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还认为古代各种鼎彝款识、碑文载记等文物资料比图书更真实可信。他在《通志·金石略》序中说:”方册者,古人之语言,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在《通志》总序中还说:”盖金石之物,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因此,他写《金石略》时就广泛采用了”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之石鼓,汉魏之丰碑“等等,从理论和治史实践中肯定了文物资料的地位和价值。由于他的倡导、图谱、金石之学在宋以后得到很大的发展。

      郑樵对藏书学方面的建树,主要表现在《校雠略》、《艺文略》等著作中,他在《通志·总序》中写道”册府所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致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蠡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他对图书的搜求、典藏、校雠、考证、分类、编目、使用等,从实践到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论述。

      郑樵对藏书搜访工作涉足很深,有独到见地。他从自身长期搜访图书的经验出发,具体分析了亡书的缘起,认真总结了历代文献散亡的各种原因,提出避免图书散逸的理论原则,著有《书有名亡实不亡论》、《编次失书论》、《见名不书论》、《收书之多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乱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求书阙记》、《求书外记》、《求书之道有八论》等专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和可行途径。《求书之道有八论》就是他总结出的带有规律性的八条:”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他还举例说明了”八法“:一、”即类以求“,就是按各个行业去寻找专门的书,如:”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二、”旁类以求“,是从相近的学科或相关的流派去求书。如”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有释氏;《仓颉篇》、《龙龛手鉴》之类,释氏皆有“。三、”因地以求“,是按出书处去找书。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四、”因家以求“,是顺着书所写的家族去寻书。如”《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五、”求之公“,是依靠官府藏书楼去访书。如”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六、”求之私“,是指有些书秘府已亡失,而民间私家藏书却或能查到。如”漳州吴氏之书,多逢山所无者“。七、”因人以求“,指”其人曾任职其地,则其人可能有当地之书“。八、”因代以求“,指出”当代著作,到处可见,因而常被忽视,若不及时收录,将来可能难得“。这一套”求书八法“是郑樵十余年搜访图书实践经验升华的结晶,是我国全面阐述访书门径的首创者,曾被后代藏书家们奉为圭臬。

      郑樵对所收藏的典籍都不厌其烦地进行校正,对书籍的序跋进行研究,考证及写作及刻写年代、收藏地点等等,因此他收藏的珍本、异本、金石临本、图谱等较多。著有《夹漈书目》、《图书志》、《群书会记》等。郑樵卒后,由其从子郑侨继承,后浙江藏书家陈振孙仕莆时曾传录了不少郑樵的藏书,在陈振孙著的《直斋书录》解题中还可以看到。

      在图书分类和典藏方面,郑樵提出了”类例“的概念,指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洽。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学之不专者,为书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明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深刻地阐述了图书分类与学科分类的关系和区别类例对典藏图书所具有的重要性。郑樵有关”类例“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历代编修书目,整理文献资料和科学典藏等都具有借鉴甚至规范作用。他在典籍分类上突破了传统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的框框,独创了一个类目层次分明、学科体系完整的分类体系,这就是三级类目的分类法。这三级类目分别为类、家、种。其中一类目为类,共有十二大类,即:经类、礼类、乐类、小学类、史类、诸子类、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文类。把原来的经部分为经、礼、乐、小学四大类,把原来的子部分为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六大类,使各类目都能按学科分类。二级类目为家,有一百家。如经类就有九家,即:易、书、诗、春秋外传、国语、孝经、论语、尔雅、经解。三级类目为种,分得更细,共有四百二十二种,如易一家就分为十六种,即: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正、数、图、音、谶纬、拟易。郑樵纵观古今典籍全貌,剖析了图书的学科属性,调整了传统图书分类的归属,将图书按新的体系层层展开。这种分类体系的形成,对后代图书分类法的改革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郑樵对藏书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图书的编目实践上。他认为图书分类编目首先应以学科内容为主,根据这一原则,他将图书重新进行分类编目,自编有多种图书目录留世。在编目中改正了以往不少图书的类目错误。他在实践中发现一些类目的书由于漏归或归错,造成图书类目混乱,从而不便使用,降低了图书的流通利用率。二是要求准确审核书籍内容,不应仅看书名,或仅看书的一部分内容就草率归类编目,如果那样的话,就难免不归错类目。三是要将书归入最恰当的类次,一部书该归入其上位类目或下位类目中,要细心斟酌。四是将某种图书的注释、考证、校正、研究的相关图书与原书归到一起,这样就便于读者利用。郑樵长期读书、藏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分编经验,他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古今图书进行了系统分类编目,共编目图书一万九百余部,十一万九百余卷,比北宋一代三部国史艺文志著录图书的总和还多出四万卷,充分展示了郑樵为图书分类编目所作出的贡献,这一点高宗皇帝赵构当年在迩英殿召见郑樵时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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