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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嘉略: 漂泊成就传奇,汉学成为先驱

      □范育斌

      距今316年前的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这是一个平年,就在这一年一个中国人的身影出现在了欧洲,这个名不经传的莆田人名叫黄嘉略,曾经在欧洲引起轰动并大放异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中国(文)翻译、汉语拉丁语词典《中国官话》的编纂者、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中国眼”……他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的先驱者,为欧洲打开了中国的文化之窗,让他们走进了一个美丽的东方国度,使当地的精英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无疑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立国之后,清政府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人员的往来更是受到严格控制,黄嘉略怎么会从八闽的莆田远涉重洋来到远隔万里的欧洲,这在当时传统的中国,有着“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即使在中国国内旅游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出国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而他能够到达万里之外的欧洲,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黄嘉略与天主教

      莆田是一座背山临海,风景秀丽,文化发达的静谧的中国东部沿海小城。世居于小城凤山(村)的黄氏家族,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11月15日诞生了一个五官清秀的男婴。男婴的祖父——黄江卿(译名),曾任明朝御史,巡视过江南和山东两省,作为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为其孙起了一个响亮而吉祥的名字:黄日升。男婴的父亲1638年出生,早年名字不详,是家中独子,有慈善之心,常接济穷人,其中有一位受其恩惠的天主教徒,为了报恩,引其信教。1651年,黄父由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以下简称耶稣会士)何大化施洗,取名黄保罗(Paul Hoang)。此后他非常虔诚,更希望过独生修士生活,致父母要挟报官,他不得已才于1670年迎娶江西省广信府杨氏。

      黄嘉略出生前,其父母生有四女,或许是黄家重男轻女求子心切,抑或是个虔诚的教徒,为得男丁,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生下个男孩,就会“献给上帝”。因此,他出生不足半月,便由当地教会的会士施洗,取名为黄嘉略(法语:Arcade Huang)。黄日升之名遂被黄嘉略所取代,并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天主教属基督教三大流派之一,以“圣经”为经典,信徒多为欧美国家。天主教以自己的“普世性”,自称公教,信徒称其所信之神为“天主”。天主教以梵蒂冈教廷为自己的组织中心,以教皇为最高领导,实行“圣统制”和“教阶制”。天主教堂中一般有圣母、耶稣、圣徒等塑像。天主教教职人员均为男性。主教、神甫、修士、修女,必须独身。天主教不主张信徒离婚。天主教主要节日有复活节、圣诞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四大瞻礼。教徒在天主教节日和星期日到教堂望弥撒。

      中国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可追溯到元明两朝。当时的罗马教皇曾经向元朝派出使臣,企图劝说他们皈依基督教,但随着元朝灭亡而一度中断。自明万历十年(1582)西方传教士首次获准入居中国后,也正是这一年,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被派到澳门学习汉语。其后来华传教士便络绎不绝。

      利玛窦(1552~1610)是中国人最早认识的传教士。他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学者,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1583年,他来到中国传教,在广东肇庆创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点;1601年到北京,1605年主持建造了宣武门大教堂。

      正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与欧洲在历史上首次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文化交流。当时,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西方耶稣会士为了能在中国立足以便传播天主教,他们采取“补儒、合儒”等符合了中国人心理的策略,遂采用“学术传教”的方式向明朝施加影响。这也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切入点,所以他提出传教要“入乡随俗”,提倡穿汉服,用“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使用汉语举行宗教仪式。他博学多才,有“泰西儒士”之称,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以扩大影响,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

      利玛窦不仅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而且还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典籍并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学者,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其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亦对东北亚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病卒于北京,明朝万历皇帝破例准许葬于北京西郊的藤公栅栏,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莆田这座江南小城是何年传入天主教?《莆田县志》记载:“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天主教已传入莆田,至是年有教徒107人。”这个记载距利玛窦到中国相差恰好半个世纪。但是,在此之前的1626年初夏,有个耶稣会士名叫艾儒略,成为首个进入莆田进行拓荒的传教士。

      艾儒略(J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是一个著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来华在澳门神学院讲授数学,1613年到中国各地传教,1619年艾儒略在泉州发现景教碑,1623年所著《职方外纪》一书是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文献。明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邀其来福州,为外国人入闽传教之始。他在福建活动长达25年,不倦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八闽的山山水水,所到之处广交朋友,并利用医学一枝之长,救死扶伤,倾心尽力争取当地百姓皈依天主教,曾任耶稣会华南区省会长,建大教堂22座,受洗礼的达万余人。艾儒略学识渊博,对天文、历学、医学等均有研究,且通汉学,并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有“西来孔子”之称。1649年他病逝于福州,葬福州北门十字山。他是继明末利玛窦之后又一来华传教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的重要人物。

      艾儒略在莆田传教并不顺利,甚至受到挫折。从《莆田县志》记所载,如果从1626年至1632年他用了6年的时间才发展107人教徒,从这个数字来看,与他在福州城发展的情况相比,天主教在莆田传教不尽人意。因为尽管他举旗为号,走家串户,莆田民众并末随声附和很快聚集于麾下,这大概是莆田独特的宗教文化环境所致。

      莆田宗教多种并存,突出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南朝陈永定二年(558),金仙禅师创建莆田南山广化寺,为莆田宗教最早的汉传佛教,故有“未有兴化,先有广化”之说。该寺至宋盛极一时,为莆田最大寺院,其后屡遭灾难。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时,广化寺遭倭寇侵扰,再次化作焦土。后来虽重建修复,到清朝时又常年失修,日趋衰落,致“门前冷落鞍马稀”。宋代莆田林默娘的民间传说演变为妈祖信仰,妈祖亦成为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神信仰而走向世界各地,在明后期已经是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成为海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到明朝中后期,林龙江先生创立三一教开始盛行并风靡东南沿海,传播到台湾、东南亚等地区,也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此同时,莆田的道教、孔教及民间神教信仰深入人心,况且早已成为定势。因此,艾儒略在莆田传教受挫也是必然的。

      面对“撼山易,撼莆田难”的局面,艾儒略屡败屡战,并改变策略。他认为莆田这一文化名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科举文化独领风骚,所以他采用了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广交莆田知名士大夫,率先开展文化交流。此后艾儒略一次又一次叩开了莆田的城门,他在莆田的挫折更凸显出他坚韧的品性,在西湖寓所里开始他紧张的传教工作,暗淡摇曳的烛光,并不妨碍他朗读《圣经》的声音飘荡在莆阳夜晚的上空,他在那长夜里坚持着,相信那被冬日的阴云长久笼罩的莆田,终会云开日出。在传教与交游的过程中,艾儒略不懈的努力对莆田天主教信仰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并有了成就。这不仅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莆田人兼收并蓄包容吸纳异域优秀文化的精神自信的结果。另一方面,他的西学带来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西化”的儒学无形之中影响甚至转变了部分士大夫的思想,成为“西学东渐”的先声,为其后福建尤其是莆田新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赴欧缘由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始终是罗马教廷和在华欧洲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对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独特,客观条件所限,成效不大。所以,当时就有让年轻的中国教徒跟随欧洲传教士同去欧洲,在那里的教会学校或者修院中学习深造,若干年学成获得神职后回国。17世纪的沈福宗、郑玛诺等人都是去欧洲的此类中国年轻教徒,而黄嘉略的命运也同样是被这样安排的。

      黄嘉略从小就倍受教会青睐,长期受到精心培养。他儿时便被在莆田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李斐理认为义子。七岁不幸丧父,其父临终前嘱其妻子一定要让嘉略完成自己未能实现的遗志——全身心的侍奉天主,而不要象自己一样,迫于家庭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世俗婚姻的束缚。母亲后来将黄嘉略交给李斐理抚养。李斐理聘请当地最好的老师教他中文,让他熟读四书五经,自己则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文,准备培养成为中国籍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并随他云游四方。三年后,李斐理又把黄嘉略托付给主教梁弘仁(Artus de Lionne)。在两位传教士调教下,他在汉语、拉丁语与基督教教义和中国经典方面不断进步。十六岁时不知何种原因,他一度离开传教士返家与亲人团聚,而后又离家出外独自游历,五年之内曾在若干省份逗留,了解各地的民情风俗。二十一岁回到家中,不久,母亲辞世,他离开家乡,选择漂泊,漂泊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艰辛。1701年在四川与梁弘仁重遇。此次重遇,真正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要漂泊更远的地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欧洲。

      说起来,黄嘉略的欧洲之行显然明显携带着复杂的宗教与文化背景。17、18世纪之交,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在罗马教廷内甚嚣尘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到了关键时刻。

      十七世纪中叶与十八世纪初,正值康熙执政,他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由于他重视西学,起初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但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中国文化传统和清朝政治引发他的警觉,特别发现欲利用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对天主教有所抵制,引发“礼仪之争”。

      所谓“礼仪之争”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内部产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翻译“神”的称谓与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利玛窦认为,对于“神”的称谓除了用“天主”之外,亦可称“天”或“上帝”,并同意中国信徒保留祭祖和祭孔的传统习俗。则反对的一方则认为祭祖、祭孔属于偶像崇拜,违反《圣经》规定,并派人到罗马教廷控告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天主教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也使得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最早在莆田出现。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皇帝介入“礼仪之争”,声明祭祖祭孔属于中国传统习俗,不属于宗教活动。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公然下令,禁止中国教徒举行祭祖、祭孔等活动,禁止把“上帝”和“天”作为“天主”的别称。1706年罗马教皇特使——级别为宗主教的铎罗来华声言,他的使命是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得知后大怒,认为此属于干涉中国习俗,并降旨称:“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之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于是对在华的传教士下了“逐客令”。想不到的是,这场“礼仪之争”居然持续了300多年,一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了有关礼仪的一切禁令,才为这场争论画上句号。想不到的是,仅过了10年,罗马教廷与新中国政府的另一场争拗却在上演,持续至今,尚无结果。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传教士梁弘仁返回罗马负有重大使命,即处理与“礼仪之争”的有关事宜,顺带黄嘉略、李若望前往。也许是黄嘉略年少时期就有四处漂泊的经历,或许在他的心中,为了那圣洁的向往,注定要去远方。1702年2月17日,他随梁弘仁等一起在厦门登上了一艘开往欧洲的英国船。八个月后他们抵达伦敦,万圣节前夕的10月31日到了巴黎。他们一行在位于巴克街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待了两个月后才踏上了去往罗马的马车。

      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黄嘉略的罗马之行无疑是他今生梦寐以求的朝圣之旅。不久,教皇因诺森十二世召见他们,黃嘉略用拉丁语与教皇交谈。他在罗马的三年时间相对轻松,除了觐见教皇与陪同梁弘仁出访外,他只负责信仰,即使罗马教廷内几乎吵翻天的“礼仪之争”,梁弘仁多次会见罗马教廷,反驳耶稣会的立场,他也“两耳不闻窗外事”,过着纯粹与宗教有关的日子,惬意自在。黄嘉略几乎走遍了罗马城内的宗教场所,尤其他几乎天天去教堂做弥撒和瞻礼,更多的还是去圣伯多禄大堂(圣彼得大教堂),并用中文在日记中记录多项见闻和当地人的故事,其日记就是后人熟知的《罗马日记》,这是早期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欧洲的实录,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黄嘉略通过这些教堂和对当地的观感,领略了欧洲的繁华富庶与文明进步,并对欧洲产生了向往,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如果说,这三年时光里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而他的另一个同行李若望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也得了同样的病,却没有挺过这一关,同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永远地消失在异国他乡。

      1705年,罗马教廷关于“礼仪之争”已有定论,黄嘉略也随着梁弘仁离开了罗马,又回到了巴黎。完成任务的黄嘉略在欧洲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按理说,是该返

      家的时候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定居法国呢?

      巴黎浮沉

      黄嘉略想留在巴黎,一个看似偶然又是必然的机会呈现在他的面前。“礼仪之争”导致清政府的“逐客令”显然是对罗马教廷传教事业的最大打击。而此时得到消息的黄嘉略心中五味杂陈,他在自述中写下了要求定居的理由:“中国的事情即使不是越来越糟糕,至少也是丝毫不见起色,我于是决定在法国定居,以免我的信仰处于险境,因为在我的国家中,基督教徒们不知道该向谁请求保护。”他的意思是如果回国,“信仰处于险境”,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他有了留下的充分理由。由此可见,“礼仪之争”使黄嘉略有机会来到了欧洲,“礼仪之争”也使他有机会留在了巴黎。

      “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是一件人人关注的事。”这是法国第一代汉学家,与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的合作人傅尔蒙曾经说过的话。为什么中国人会在欧洲那么吃香?这是因为康熙年间,清政府已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国力强盛,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成为世界强国而雄踞东方。同时,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及“丝绸之路”的长期影响,中国自然而然成了欧洲人的迷思,文化精英更是情有独钟。况且当时巴黎正掀起“中国风”的浪潮,中国工艺流入当地,在黄嘉略重返巴黎的三年前,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刚从中国返回法国,引起轰动。

      中国当时是一个让西方着迷的国度。黄嘉略的凑巧出现,中国人面孔、汉语素养、基督徒身份以及良好的拉丁文基础让巴黎乃至法国都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尤其是黄嘉略结识了享誉法国文化界的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之后,自然引起当地文化圈及王室兴趣,无形中成为了巴黎的明星。经过比尼昂的引荐,黄嘉略成为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而定居巴黎。即使这个结果与梁弘仁的初衷南辕北辙,但事已至此,他也无可奈何。黄嘉略定居巴黎,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国王的翻译这一职务。法国20世纪知名汉学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曾说:“他在国王图书馆做了一个闲差,有人说他是太阳王的翻译,此话让人觉得言过其实。”但中国史学家许明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却找到与黄嘉略一同编写汉法字典的傅尔蒙的手稿,文件指出:“黄先生是中国人,起先是罗萨利主教(梁弘仁)的秘书,后来担任国王的翻译。”当时的中法的外交鲜有往来,即便是国王的汉语翻译也是有名无实,但对王室来讲必不可少,而对黄来说这种任命不只是荣誉的象征,还是定居的理由与谋生的基础。

      作为国王的翻译,他究意做了哪些工作?较公认的说法是,黄嘉略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兼管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编目工作。他当时毋须在皇宫或外交部工作,主要只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中文书籍,其中不少是由传教士带回法国。正是他,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有了清晰明了的中文图书目录以及简介。

      如果说,他从小成为天主教徒这个非同寻常的转向是父母之命,定居巴黎是他成人后生命的转向,而接受法王路易十四的任命更是他职业上的一次转身。这种转变使他成为了法国文化、政治圈子的座上宾。除了傅尔蒙外,还有最早与他合作编撰《汉语语法》的弗雷莱,还有天文学家德利尔,以及一个叫孟德斯鸠的年轻人等都是黄嘉略在巴黎时期频繁交流的人。黄嘉略逐渐地介入法国各种知识社交圈,进入巴黎上流社会,他的打扮也从长袍马褂改为头戴礼帽,腰带配剑。幸好早年的独自出走远行的所见所闻为他向法国介绍中国的风土民情、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以及历史演变派上了用场,他写道:“那年我十六岁,这次游历延续了五年。我有理由称颂上帝对我的关照,因为当我丝毫不曾想到,这次游历中获得的知识如今能帮助我在外国体面地生活。”他曾在社交圈里与文稿中努力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加深了法国人士对于中国的了解,让法国人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有人丰满的认识。可以想见,他声情并茂的讲述,让法国人听得如痴如醉。

      黄嘉略对法国的伟大人物——孟德斯鸠产生了重要影响。年青时的孟德斯鸠曾频繁地会见黄嘉略,听他讲述中国的一切。孟德斯鸠多次笔录并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三次记录,最长的长达20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故有人称黄嘉略是孟德斯鸠的“中国眼”。早年的孟德斯鸠本来是司法界人士,后来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出版了《波斯信札》一书而名声大噪,成为了著名作家。他在《波斯信札》这部名垂千古的文学杰作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叙述了中国事物,而这些文学素材的来源基本认为与黄嘉略有关。毫不夸张地说,黄嘉略的这些谈话与演讲,通过法国的文化精英尤其孟德斯鸠对欧洲认识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官话》

      今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的当天,一个名为“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的展览在澳门巴黎人剧场前厅开幕。在这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展览上,第一部汉语拉丁语词典——《中国官话》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这册对开本《中国官话》居于正中位置、被一个玻璃盒子罩着的一本泛黄大书,全书516页,斑点小牛皮装帧,烫金书脊。它诞生于1742年,比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撰的世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还早了70多年[2]。而这本书的背后所要讲的正是黄嘉略的故事。

      当时整个法国有一种开疆拓土的雄心,而伴随而来的是深深的文化焦虑:因为法国不仅在汉学的研究上落后于德国,而且对汉语的认知上存在着恐惧,更在不断拓展的海外贸易中为找不到合适的汉语人才而苦恼。直到他们等到“罗萨利主教(梁弘任)带来了黄嘉略”,他的到来,仿佛是巴黎期待已久的春风,为春寒料峭中的法国吹来了丝丝暖意。

      法国王家学术总监的比尼昂眼光深邃,深谋远虑。他确实是慧眼识宝,认为黄嘉略是一座宝藏,留下他对法国太重要了。比尼昂的思路是,汉语不仅仅是学问,而是通过黄嘉略让法国人可以掌握一种学习汉语的路径,这样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在出国之前都可以学到基本的汉语用法,就可以获得一把打开汉语大门的钥匙,意义非凡。黄嘉略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他的价值对法国来讲不啻胜过一座金山。也许,这是法国人的功利,他们太想留住这个中国知识分子来为法国服务了。定居巴黎是比尼昂许下的诱人条件,还是黄嘉略自己的决定,抑或是两厢情愿,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不管黄嘉略是否愿意,是否能够胜任这一使命,比尼昂的思路已经决定了他定居巴黎的命运走向。

      法国把汉学研究的希望寄托在了黄嘉略身上。从1711年开始,黄嘉略遵从比尼昂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上。这是一件前无古人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可以说是一项巨大工程,没有任何中文语法资料可资借鉴,手头中文图书的数量也非常有限。黄嘉略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只好先后跟着弗雷莱和傅尔蒙学习法语语法,然后再把汉语语法装进这种西方的语法体系中去。实际上,编写《汉语语法》对黄嘉略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作,而在编写《汉语字典》的过程中,黄嘉略似乎找到了真正的感觉。他象蜜蜂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吸食花蜜,他在选字、设置词条和释义这三个方面来看,他不仅考虑了法国人的需要,更适当地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常识。黄嘉略在书海里游走追寻,开始了他艰难的工作并乐此不疲。

      在法国期间,尽管身为黄嘉略上级的比尼昂更是对他的婚姻、生活有所照顾,但他在巴黎的生活并不如意。黄嘉略始终未曾返回中国,在巴黎与法国姑娘结婚,成家立业,生有一女,但因产后重病去世。不久,其妻先他而去。由于一直饱受肺结核困扰,当时医疗条件所限,他拖着病体,劳累过度,贫病交加,又受到丧妻失女的打击,1716年10月黄嘉略在编写完《汉语语法》之后倒在了书桌旁,病逝于法国卡耐特街寓所,年仅36岁。他在巴黎短暂的时间里留下了:

      将中国小说译成法文的第一人。

      将中国诗歌与音乐介绍给法国的第一人。

      为皇家图书馆编写了所藏的中文图书目录及简介。

      最重要的是,未出版的遗著《汉语语法》(以他为主)与《汉语字典》(未完成)遗稿。他是用法语编写汉语语法的第一人,是向西方介绍汉字214个部首的第一人。

      尽管“出师未捷身先死”,但黄嘉略丰厚的历史书写,打开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大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魂归来兮

      黄嘉略遗下的文稿法国皇室当然很重视,比尼昂专门写了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最终傅尔蒙接手了当中不少遗稿,这也是《中国官话》最后出版时作者标注为傅尔蒙的部分原因[2]。

      《中国官话》耗时30多年,终于在1742年巴黎面世。据说花费了1.6万枚金币,这笔钱足以打造一座凡尔赛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傅尔蒙与弗雷莱两人整理黄嘉略的遗稿,竟然为了《中国官话》的署名还闹上了法庭。两人的争名夺利致使黄嘉略的贡献被刻意淡化也就见怪不怪了。假如不是黄嘉略的英年早逝,《中国官话》的署名肯定有他的一席之地,也不至于令他数百年在法国汉学界寂寂无名。

      “黄嘉略的那个梦想,那个中西交流新纪元的梦想,就这样,像流星一样在瞬间划亮了天空,又在瞬间熄灭了。”汉学家史景迁曾经这样哀叹。黄嘉略的一生,漂泊异国,闪亮登场,演绎出一段精彩绝伦的历史时光,突又悄然熄火,来去勿勿,真的是如一颗流星划过巴黎的上空。可悲的是,这位在漂泊中成就传奇的人物,他葬身何处,甚至都没有记载,更没有墓地,那无处寻觅的魂兮,亦无归处,让人扼腕长叹!

      如果说,发掘地下文物是考古学家的职责,那么,还原历史的真相就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从浩浩汤汤的汩罗江的浊水深潭里打捞出楚国诗人——屈原,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有了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从此如长江之水奔腾不息,而粽叶飘香与龙舟竞渡的端午节,让中国人年年岁岁无不端视着屈原那伟岸的身躯与不屈的脊梁。

      相较于屈原,难道黄嘉略的历史书写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他真的还要以一种更为彻底的方式从东西方世界里消失:历史真相淹没,灵魂无所归宿,名字与成就再无人提及?!不,一个叫许明龙的中国历史学家,锲而不舍,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淹没到失去光泽的名字——黄嘉略,让他的英姿从模糊不清到须眉毕现,令人可喜。

      许明龙,中国社会科学会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从事世界历史研究。感谢许明龙先生,正是由于他主要学术专长是研究法国史,曾编撰《孟德斯鸠与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朗世宁(主编)、《欧洲18世纪“中国热”》以及诸多的译著与学术研究论文,使他能在对黄嘉略的研究方面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在他的认真发掘和梳理下,2004年《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由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充实了不少研究成果,揭开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一个清晰、真实而又充满真情实感的黄嘉略,并给了他客观公正的评价。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也因为黄嘉略的现身而更加丰富多彩。

      曾经倾注黄嘉略全部心血的《中国官话》回国展览,可谓双喜临门。这次在祖国澳门展览的“十八世纪巴黎人生活”全部展品,均来自法国巴黎卡迈尔家族的收藏。提供本次展览全部展品的卡迈尔先生是家族第五代传人。卡迈尔古董行是巴黎最古老的家族古董行,这个原居住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50年。他告诉记者,据了解《中国官话》当时印刷了250本,现存大约15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属于国王的那本,还有几本在几个大学图书馆或私人手中,中国一本也没有。他说,他把宝藏送出去与得到的荣幸是一样的,“这样我的名字就会与这个词典一直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决定将这本《中国官话》捐赠给中国[2]。

      幸好有了许明龙,还有卡迈尔先生以及更多的中欧友好人士的帮助,《中国官话》得以回到祖国展览,这仿佛是黄嘉略魂归故里,如果他在天有灵,定会倍感欣慰。

      屈指算来,黄嘉略在异国他乡魂无所归已经有302年了。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祖国并没有忘记他。如今强大的祖国,深情地呼唤您——黄嘉略先生,魂归来兮!

      参考文献:

      [1}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

      [2]苏宁。讲述《中国官话》的前世今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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