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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廷杖与莆田谏臣

      □林祖泉

      廷杖,即在朝廷上杖打大臣。这种野蛮行径,据说始于金元。元代大臣被杖之事屡见不鲜,甚至有中书省长官在朝被杖的记录。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完全承袭了这种粗暴的做法,而且似成定制,施行得变本加厉,不论官职尊卑,稍忤皇帝旨意,立即拖下重打,打毕拖回,杖毙了事。终明之世,朱元璋及其子孙杖杀朝臣之事,史不绝书,形成了有明一代皇权极化与高压政策相结合的时代特色。

      明代杖打大臣,行杖的是锦衣卫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杖打的地点在午门外。执刑之时,众官穿朱衣陪列于午门外西墀下,左列宦官,右列锦衣卫,各30人;下列旗校百人,皆穿紧身臂衣,持木棍。宣读以后,一人拿麻布兜将“犯人”自肩脊以下捆好,使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脚,四面牵曳,仅露臀部受杖。所谓宣读,是司礼大珰数十人捧驾帖来,喝喊“带上‘犯人’来” ,下面千百人大喊相应,“声震甸服” ;带到“犯人” 跪下,听宣读驾帖毕而后行刑。杖时喝“着实打” ,喊“阁上棍” ,都要大喊如首喝。“阁上棍”指的是杖打股上。杖毕,校尉4人用布袱拖曳而去。

      最重要的是:被杖人的轻重死活,全操于行杖校尉和监刑太监之手。锦衣校尉行杖,只看监刑太监的两只靴尖,若两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受杖人还不致被打死;若两只靴尖向内收敛,则予杖者就休想活命了。被打的人在明宪宗(1465-1487年)以前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毡叠帊,示辱而已。到明武宗(1506-1521年)时,刘瑾擅政,“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从此,去衣受杖也就循以为例了。

      廷臣受杖多数是由于奏谏言事,违忤皇帝旨意,很少是因为罪过而受刑的。

      明朝莆田的许多谏臣,为了社稷的安危,为了百姓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进谏君王,仗义执言,与权奸作斗争,因而遭受廷杖、下狱、贬官或革职者,史志有记载的就达20多人。

      成化朝,莆田人监察御史林诚,因论大学士商辂失职事,忤旨被廷杖下狱。

      林诚(1425-1486年),字贵实,号井庵。登天顺八年(1464)进士第,授广东道监察御史。

      《兴化府志》载:“成化四年(1468),……(林)诚因疏‘内阁辅臣商辂,在康定时遇易储不能执节,非宰相器,宜策免如故事。’不允。复入疏,且谓‘乞罢商辂,以谢天边;臣愿罢职,以谢商辂。’宪(宗)庙怒,下之狱;既而以(林)诚言官,挞于朝而释之。……(成化)八年,谢病归养母,家居凡十年。” 乾隆《福建通志》亦载:“尝因星变,上言大学士商辂,当康定易储时,不能执节,宜策免。宪宗谓:‘辂时有诤言,外人不及知。’(林)诚复疏论之。下诏狱廷杖,遂引疾归。” 乾隆《莆田县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成化十九年(1483)林诚复入京,仍任湖广道御史。不久,命理两浙盐政。“适初春地震,驰上弭灾十事:其一、修人事以回天意;二、开言路以达下情;三、给粮赏以收人心;四、复巡抚以固藩篱;五、实边储以备急用;六、慎刑法以苏民困;七、重马政以恤民穷;八、汰老疾以通人才;九、绝攀指以息刁风;十、改附近以惜军士。不报。至浙,锄奸豪,革宿弊,鹾法一清,无敢犯者。老吏谓:‘百年间无此御史也。’”

      成化二十年(1484),林诚“再陈八事,大概皆疏通盐政,以纾国家之急,咸见采纳。时(林)诚得风症,口眼喎戾,坚乞致仕,不待报而去。比俞旨下,已抵家矣。居二年,卒年六十二” 。史家评他:“莅官明达事体,精勤不懈,有所弛张,皆切实弊。凡事人所难为者,一皆易之。”

      成化朝,莆田人翰林院编修黄仲昭,因疏谏“花灯诗词” 事,被廷杖降职。

      黄仲昭(1435-1508年),名潜,以字行,号未轩。登成化二年(1466)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升任编修。次年,宪宗骄奢极欲,下诏于元夕为两宫太后大放花灯,并命词臣撰写“多鄙” 之辞的“花灯诗词” 进奉。

      《兴化府志》载:“时曰内府作鳌山以奉两官,命赋诗授优人,(黄)仲昭与同辈章懋并耻之,同上章谏止其事。上(皇帝)怒方命,皆打二十,补外。”

      《明史》亦载:“(黄)仲昭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学。……与章懋、庄昶同以直谏被(廷)杖。谪湘潭知县。” 乾隆《莆田县志》和民国《福建通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后改任南京大理寺评事,迁左寺副,寻养病家居。弘治改元(1488),“御史姜洪疏荐,吏部尚书王恕檄有司敦趣。比至,恕迓之大门外,揖让升堂,相向再拜,世两高之。除江西提学佥事,诲士以正学。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学者称‘未轩先生’。卒年七十四” 。著有《八闽通志》 《南平府志》 《邵武府志》 《未轩集》等。

      成化朝,莆田人监察御史邱天佑,因弹劾权臣王越勾结太监李广阴谋复职事,被廷杖下狱。

      邱天佑,字恒吉。登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第,授瑞安知县,改任饶平知县。乾隆《福建通志》载:“访陈献章于白沙,究性命之学。秩满,授监察御史。论咸宁伯王越附事中贵,李广寅缘三边总制,疏入,忤旨廷杖六十,下锦衣狱。” 乾隆《莆田县志》和民国《福建通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民国《莆田县志》亦载:“县时遭毁,(邱)天佑经营重构,不以扰民,有芝产于舆人,以为德政所致。秩满,召入授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咸宁伯王越附汪直,启衅榆林已褫爵矣,复附李广引复都御史,总制三边兼绾院篆,(邱)天佑率同列抗疏,极言之略曰:‘爵赏予夺人主之操柄也,公则治,私则乱,出于台阁则为公,出于近幸则为私。’忤旨廷杖六十,下锦衣狱。” 后巡按广西,“又按南北畿郡故事江南苇场,岁遣巨珰一人,往核实贾怨病民,(邱)天佑疏止之,由是苇场事,权尽归工部矣” 。居台三十年,以疾乞归卒。

      正德年间,曾有上百的大臣集体受杖,甚至有的身穿朝服予杖,廷杖的朝臣也最多,而且是成群被打。

      这一次的大廷杖是在正德十四年(1519),起因是奸佞江彬撺弄朱厚照(明武宗)南巡。史载:该年二月二十五日,厚照下谕礼部拟定巡行仪制,称说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 ,将南巡祀神祈福。此时,江西宁王朱宸豪也有谋反之意,暗中与朝中宦官、奸臣相互勾结,谋划篡逆。眼看大明江山即将倾倒,朝臣们焦虑万分,纷纷上疏谏阻。

      莆田人兵部郎中黄巩首先具疏,言词激切,痛斥江彬,被廷杖下狱。

      黄巩(1480-1522年),字伯固,号后峰。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第,授德安府推官,历任刑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兵部郎中。正德(1506-1521年)间,面对皇帝南巡,他独自冒死上《六事疏》,劝谏武宗一要“崇正学” ,不要盘游无度,流连忘返,必须凝神定虑,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从而做到圣学惟新,圣政日举;二要“通言路” ,让忠言日进,聪明日广,使乱臣贼子也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狂为;三要“正名号” ,削去自署的“威武大将军” 、“太师” 、“镇国公” 等不尊朝廷、不正体统、不分上下的诸名号,以正视听;四要“戒游幸” ,下诏罪己,放弃南巡,发帑赈济饥民,撤宣府行宫,解散边军使归率伍,纠正以往的谬举,以收回失去的民心;五要“去小人” ,尤其要把外挟边卒、内拥兵权、被天下人所切齿唾骂的江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六要“建储贰” ,于宗室中遴择亲贤一人,养在宫中,以示四海之望,他日诞生皇子,使继体有人,宗社有托(参见《明史》)。

     

      此疏内容正是当时许多朝臣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一时“海内争传诵之” 。车驾员外郎陆震本来也已草疏准备进谏,当他见到黄巩奏疏之稿后,深为黄巩激昂的文辞所折服,感叹不已,便毁弃已拟草稿,在黄巩的奏疏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呈送上去。

      据《明通鉴》载,翰林院修撰舒芬和庶吉士蒋应轸、江晖、王廷栋、马汝骥、曹嘉等也上疏谏阻。改日,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又连疏奏谏,跟着吏部郎中张衍瑞等14人,刑部郎中陆俸等53人继之,礼部郎中姜龙等16人,兵部郎中孙凤等16人又继之。太医徐鏊也从养生角度具疏,说“养身之道犹置烛然,室闭之则坚,风之则泪” ,劝武宗“就密室之安,违暴风之祸” 。诸疏既上,武宗与江彬大怒,于3月20日下令将黄巩等6人逮下诏狱,舒芬等107人在午门外罚跪5日。

      其时,正直朝臣又连疏进谏,极言江彬怙权滋事、黄巩等无罪。武宗更怒,22日,又逮大理寺正周叙等10人;转天继逮行人司副余廷瓒等20人以及工部主事林大辂(莆田人)等3人下诏狱。接着,又令黄巩等6人俱跪阙下5日,并加梏拳,到晚上仍系狱中。诸人晨出暮入,累累如重囚,道路行人观者,无不叹息泣下。25日,舒芬等107人跪完5天之后,武宗下令杖午门,人各三十。江彬怒诸臣斥其罪恶,打得特狠,呼号声响彻禁入掖。舒芬伤势最重,被抬回翰林院,掌院者畏得罪不敢收留。4月15日,又打下狱的黄巩等6人和林大辂等3人,每人杖五十;其余联名具疏的30人,各杖四十。总共20余天中,先后两次廷杖,被打的共168人,当场打死的15人。幸而未死的,下场也很悲惨,或斥为民,或谪戍瘴方,或降级与降级外补(乾隆《莆田县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陆震受杖后,因伤势过重死去;黄巩身体虚弱,众人都以为他受刑必死,但却死里逃生。世宗朱厚熜即位,改元嘉靖。黄巩被新皇帝召入朝中任南京大理寺丞。他不改当年耿直秉性,又进千言奏疏,请圣上稽古正学,敬天勤民,取则尧舜,保全君子,辨别小人。他对新君抱有强烈希望。遗憾的是,正当黄巩想重新施展报国才能之时,却旧病复发,卒于任上,年四十三。赠大理少卿,赐祭。天启(1621-1627年)初,追谥忠裕。《明史》又载:“(黄巩)尝叹曰:”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载不朽。世人顾往往以此易彼,何也?“

      因疏谏南巡也被廷杖下狱、贬官的莆田人还有工部员外郎林大辂、监察御史周宣、兵部给事中余瓒、刑部员外郎林迁乔、户部郎中朱可宗。

      林大辂(1487-1560年),字以乘,号二山。登正德九年(1514)进士第,历任工部主事、工部员外郎。乾隆《福建通志》载:”武宗南巡,兵部郎中黄巩等疏谏下诏狱,(林)大辂偕同官蒋山卿、何遵论救,请与诸臣同效死,并下诏狱,廷杖,几死,谪夷陵州判。“ 乾隆《莆田县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民国《福建通志》亦载:”武宗南巡,同邑黄巩与诸臣疏谏,帝下巩等诏狱。(林)大辂与同官何遵、蒋山卿亦联名上疏,……帝怒,并下诏狱。……(林)大辂杖五十,谪州判官。当下诏狱时,其妻黄日夜焚香吁天,祈(林)大辂免罪。有缉事缇骑,居(林)大辂邸旁,辄言大辂妻为咀咒,帝大怒,并逮黄入狱。……妇入狱,与(林)大辂诀曰:‘妾今有身分,不任刑,且死矣。国恩未报,老亲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释,夫妇出狱,都人聚观,称黄氏铁夫人也。(林)大辂补夷陵州判,曰:‘一日食君禄,当一日尽职。’于是,厘隐田,清积课,均徭役,建书院。公余与诸生讲论,文风以振。“

      嘉靖(1522-1566年)初,重起为江西佥事,擢任江西按察使副使,升任河南按察使,迁任河南右布政使,复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湖广巡抚。据《闽大记》记载:“属水灾,民多流徙,加之藩封工役,诸司告匮,(林)大辂引咎自劾。言触时忌,取旨罢归。居家二十七年,累荐辄罢。(林)大辂以读书养亲自娱,时称其孤忠大节,娴于文辞。”年七十四卒,著有《愧瘖集》。

      周宣,字彦通,号秋斋。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第,授常德府推官,升任监察御史,巡按山西。乾隆《福建通志》载:“武宗南巡,率台官疏谏,罚跪端门外,烈日中三日。” 《莆风清籁集》也载:“谏南巡,予杖。” 后历任山西提学、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著有《秋斋集》。

      余瓒,字君锡。登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历任济宁州学正、兵部给事中,《全闽诗录》载:“以谏南巡,予杖。寻转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卿,告归。” 《莆风清籁集》也载:“以谏南巡予杖,历官太仆寺卿。”

      林迁乔,字迁于,号西谷。登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第,历任刑部郎中、刑部员外郎。《闽大记》和《全闽诗录》均载:“谏南巡,拜杖,罢归,累荐不起。” 乾隆《莆田县志》也载:“谏南巡,廷(杖)秋归,累荐不起。”

      朱可宗,字端夫。登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第,任户部郎中。乾隆《莆田县志》载:“谏南巡廷杖。” 《莆风清籁集》也载:“建言拜杖。”

      正德朝,莆田人大理寺评事林富,因上书弹劾太监刘谨乱政,被廷杖下狱,后降职。

      林富(1475-1540年),字守仁,号省吾。登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第,授大理寺评事 。《闽大记》载:“忤逆(刘)瑾,下诏狱 ,谪潮阳县丞,复以大理狱事文致,罢归,仍罚米百石。瑾诛,起袁州府同知,宁波知府,复出处州,升广西参政,入觐。廷旌治行卓异十六人,(林)富与焉” 。

      民国《福建通志》也载:“有台臣子请恤典,刘瑾下之狱,欲法司重绳之。(林)富执不从,并下狱,廷杖三十。……嘉靖改元(1522),升广西参政。广西粮储素乏,(林)富句稽审核,尽厘宿弊,疏请广东折银五万两益之。……擢广东右布政。先是,魏校督学广东,毁寺籍其田,巨室争利之。(林)富定议以田充军饷,给学膳,以地为书院、社学有差。其他立驿传,定里甲,修筑南海卫城,开设大埔县治,皆百世之利。”后升任四川左使,进都察院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两广总督王守仁卒,以林富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代之。年六十六卒,著有《省吾遗集》《奏议》二卷,参修《广西通志》。

      正德朝,莆田人刑部主事郑懋德,因劾太监钱宁,被廷杖、贬官。

      郑懋德,字成昭,号雪斋。登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历任铅山知县、刑部主事。《全闽诗录》和《莆风清籁集》均载:“以劾钱宁,予杖,谪外。”

      嘉靖时,朱厚熜(世宗)初即位就施行了一次大廷杖。

      这次的起因是为了“议大礼” :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十六年(1521)因荒淫无度死去,无子嗣继承帝位。孝宗(朱佑樘)妻张氏命立兴献王朱佑杬的儿子即武宗的叔伯兄弟厚熜入承大统。按礼法,厚熜要称他的父母为“本生父母” ,算是过继给他的伯父孝宗朱佑樘为子。到嘉靖三年(1524)七月十二日,厚熜忽然下旨叫除去“本生” 之名,要称兴献王朱游杬为“皇考” ,孝宗朱佑樘为“皇伯考” ,意思是不愿再做朱佑樘的儿子了。 

      于是引起朝臣大哗,自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以下凡229人,于十五日俱跪伏在左顺门下力争。厚熜“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谕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锦衣卫先执为首者,于是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庭。上益怒,命收系四品以下马理等134人” 。5天以后,便杖马理等于庭。编修王相等16人因杖伤过重,先后死去。再过4天以后,命复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等7人于庭,罪名是他们引头纠众大哭。结果给事中张原因“受伤创重卒” ,毙于杖下。

      这次为“议大礼”共杖打大臣134人,因伤重致死的17人。它和朱厚照时的“谏南巡”引起的大廷杖,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其中,因“议大礼”被廷杖的莆田人有监察御史林有孚、礼部主事刘勋、户部郎中邱其仁、监察御史郑洛书、户部郎中黄侍显、监察御史张日韬、吏部给事中郑一鹏、户部郎中陈腾鸾、户部主事郭日休、礼部郎中方一澜。

      林有孚,字以吉,号石崖。登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授监察御史。

      民国《福建通志》载:“嘉靖(1522-1566年)初,与同官三十人伏阙谏大礼,被杖。又疏劾内监芮景贤、勋戚陈万言,人重其风裁。三年(1524),给事中邓继曾疏论中官干政,帝怒,下继曾狱,(林)有孚与给事中张达、韩楷、郑一鹏,同官马明衡、季本各论救。(林)有孚疏兼劾抚宁侯朱骐,言:‘继曾论列时事,言甚剀切,陛下下之诏狱。朱骐赃私败露,法所必治,陛下悉与宽免。当宥而不宥,不当宥而宥,臣窃以为未平也。臣恐此后言路益塞,贪奸益肆矣。乞谅继曾之戆愚,曲从宽宥,以作言官敢谏之风。布骐之赃迹,显加削罚,以示守臣不职之罪。庶臣工皆有所劝惩。’疏入,不报。”

      后督南北畿学政,升任大理少卿,擢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年(1531),有诏革边隘镇守内臣,(林)有孚因言‘紫荆诸关城堡险隘,各有分守等官,防御已周,乞将镇守耿精忠、张辅等取还,永不铨补’。部议从之。寻告归。”

      刘勋,字绍功。登正德九年(1514)进士第,历任刑部主事、礼部主事。乾隆《莆田县志》载:“世宗(1522-1566年)初,尝伏阙抗疏与议大礼,以忤旨廷杖。” 乾隆《福建通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民国《福建通志》亦载:“嘉靖(1522-1566年)初,伏阙抗疏议大礼,忤旨受杖。已,历考功郎中,为桂萼、方献夫所不喜,调南京礼部,历官至四川参政,平巨寇李和尚之乱。累迁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引疾归。”家居二十年卒。

      邱其仁,登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第,任户部郎中。乾隆《莆田县志》载:“议礼廷杖,守潮州,民有去思。” 民国《莆田县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郑洛书(1496-1534年),字启范,号思斋。登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第,授上海知县,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全闽诗录》和《莆风清籁集》均载:“建言,拜杖,出为南畿督学,以忧归。补浙江道御史,遭诬免。” 年三十九卒,着有《郑思斋文集》。

      黄待显,字君俊。登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第,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全闽诗录》载:“以议大礼,予杖,谪戍碣石卫。隆庆元年(1567),追赠太常少卿。”

       民国《福建通志》也载:“嘉靖三年(1524)七月,更定兴国太后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黄)待显与何孟春等言:‘尊崇之典,明诏已定,今忽去本生二字,是重所生而忘所继也’,帝不省。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二百二十一人俱跪伏左顺门,户部三十六人,(黄)待显为之首。帝命司礼监谕退,不去,帝大怒,遣锦衣卫执为首者。于是,(黄)待显与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并系诏狱。越五日,杖(黄)待显等八人于廷,寻论戍碣石卫,居十三年。及九庙告成,释归,年余卒。隆庆改元,追赠太常寺少卿。”

      张日韬,字席珍。登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第,授常州府推官。《明史》载:“世宗即位(1522年),召为御史。杨廷和等之争织造也,(张)曰韬亦上言:‘陛下既称阁臣所奏惟爱主惜民,是明知织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犹不已,实由信任大臣弗专,而群小为政也。自古未有群小蒙蔽于内,而大臣能尽忠于外者。……’帝不能用。席书以中旨拜尚书,(张)曰韬与同官胡琼各抗疏力争。既受杖,犹占疏劾奸人陈洸罪,未几,竟死。”

      《闽大记》也载:“嘉靖(1522-1566年)初,入为御史,在台四月,七疏时事,最后抗议大礼,廷杖几死。” 乾隆《福建通志》亦载:“世宗登极,擢监察御史。入台四月,陈七疏,最后抗论大礼,廷杖委顿越三日卒。隆庆改元,赠光禄寺少卿。”

      郑一鹏(1494-1552年),字九万,号抑斋。登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户部给事中、吏部给事中。

      《明史》载:“(郑)一鹏性伉直,居谏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论大学士杨廷和,因言内阁柄太重。(郑)一鹏驳之曰:‘太宗始立内阁,简解缙等商政事,至漏下数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几?张锐、魏彬之狱,献帝追崇之议,未尝召廷和等面论。所拟旨,内多更定,未可谓专也。’……寻伏阙争‘大礼’,杖于廷。”

      《闽大记》亦载:“嘉靖三年(1524),伏阙下,请正大礼,忤旨廷杖。又极论桂萼、张璁、方献夫妄议摇国是,武定侯郭勋怙宠乱政。皆人所难言者。会令科道京考,拾遗得互纠。(郑)一鹏以故事执奏。上怒,诸权贵从而挤之,又廷杖六十,罢职不叙。(郑)一鹏家贫,其操易厉,能以菽水为二亲欢。年五十九卒。隆庆改元,赠光禄少卿。” 乾隆《莆田县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陈腾鸾(1480-1527年),字士远,号浴江。登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第,授户部主事,历任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全闽诗录》和《莆风清籁集》均载:“以议大礼,拜杖。” 卒年四十八,著有《浴江诗草》。

      郭日休,字德夫。登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第,任户部主事。乾隆《莆田县志》载:“适世宗议兴献大礼,(郭)日休疏持濮议,争甚力,诏下锦衣狱杖三十,落职。久始复官,迁曹郎,以京朝官典湖广试郎,补其省参议。秩满,升浙江参政,调云南寻按察贵州,以事与按使相持,即口投绂归柩舆奉母,母年百岁终,(郭)日休亦八十矣,犹作孺子哭甚哀,人以为孝。” 《莆风清籁集》也载“以议大礼拜杖,落职。寻复官,迁郎中,历官贵州按察使。”著有《九华山人集》。

      方一澜,字世佩,号西皋。嘉靖二年(1523),与兄方一桂同登进士第,任礼部郎中。《全闽诗录》载:“以议礼受杖。” 《莆风清籁集》和民国《福建通志》均载:“议礼拜杖。” 著有《少微堂集》。

      嘉靖朝,莆田人监察御史林若周,因劾霍韬、张璁乱大礼,被廷杖。

      马明衡(1491-1557年),字子萃,号师山。登正德九年(1514)进士第,授南京太常博士,升任监察御史。《全闽诗录》和《莆风清籁集》均载:“建言,廷杖削籍。” 卒年六十七。

      嘉靖朝,莆田人礼部主事林应标,因被诬廷杖。

      林应标(1499-1554年),字君仪。登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第,任礼部主事。

      民国《福建通志》载:“是时为主客司郎中者,陈九川也。天方国贡玉,九川别好丑过当,又怒詈译者胡士绅等,夷人皆怨。寻失玉,士绅等因诈为夷人怨词,讦奏九川。时张孚敬方欲攘费宏相位,诬九川以贡玉馈宏,九川坐下诏狱,乃委罪(林)应标自解。(林)应标并系受杖,不自白。久之,夷人再对玉,译者问之曰:‘是日孰主尔?’因熟视(林)应标,夷数摇首,指九川,抚掌颔之。朝士皆称(林)应标长者。” 乾隆《莆田县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后历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江西岁出籍钱数十万市上方物输内府,严嵩当国,前官率听其子若婿与驵侩之徒司之。(林)应标至,嵩女婿袁应枢复以请,力拒之。先是,藏中无名钱,前使辄括以遗嵩,(林)应标诫封识,慎管库,无纤毫阑用。坐调山西。晋府以子钱蚕食诸王子禄,(林)应标每给禄,必召诸王子,以次面受。晋府积空券,无从泄愤,摭他事诬讼阙下,嵩从中可其奏。(林)应标叹曰:‘吾独不念主客时不自白耶?’趣装归。”卒年五十五。

      嘉靖朝,莆田人刑部主事林允宗,因疏谏被廷杖、贬官。

      林允宗(1497-1589年),字希曾,号方渠。登嘉靖八年(1529)进士第,授乐清知县,升任刑部主事。

      乾隆《莆田县志》载:“会戚畹建昌侯被劾击狱,奉昭圣太后旨,稍为持平,上(皇帝)怒,杖谪。……以刑部郎拜衡州守。……征苗召调郡兵,故事以罢民尝贼,(林)允宗部良家子三千人往,刍粮器械悉备。苗平得全军归,人甚德焉。”

      嘉靖朝,莆田人御史林应箕,因疏诛陶仲文以谢天下,被廷杖、贬官。

      林应箕,字辉南,号石海。登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升任京畿道御史、巡抚云南。

      民国《福建通志》载:“建沾益、大姚二学,袪杂夷陋俗,浚诸水利,民用沃饶。复按浙江,会台州倭寇大至。(林)应箕阅丁壮,授兵登陴,檄旁郡兵赴援,阅月倭遁,追斩无算。疏陈御倭事宜及战守数十策,请复巡抚重镇,筑沿海诸邑之无城者。俱报可。后倭寇复至,瓯东列城屹立不为患。迁京畿道,时道士陶仲文以长生术得幸宫中,斋醮无虚日,采芝采香使四出,香蜡派买动盈数十万。(林)应箕疏诛仲文,以谢天下。帝怒,诏杖四十,仍供职。……坐谪六安州判。浚复安湖,东坡、查陵、龙阳诸塘数十区,州人立祠以祀。”乾隆《福建通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万历朝,莆田人知县林錝,因被诬廷杖、下狱。林錝,字毅卿。万历四年(1576),中乡试举人,历任临淄教谕、合肥教谕、临淮知县。

      乾隆《莆田县志》载:“万历三十年(1602)春,中使李凤以矿税事至县,苛敛暴索,邑中惶惶。(林)錝曰:‘临蕞尔地,吾极力煦沐之不足,而阅竖乃肆薰灼乎!’令民逐之。遂被诬奏逮,廷杖六十,诏狱三年。狱中吟咏自若,无几微怨,凭见于辞色。临淮民日夜为祷于神,其词有:‘宁为百姓而掷一官,忍奉虎狼而庇赤子,欣然就逮,惨毒备尝。赵广汉之冤,万人伏阙;夏侯胜之系狱,终日投书’等语。”

      此外,因忤旨没有被廷杖,而下锦衣狱的还有林俊、彭韶、郑岳、马思聪、姚鸣凤、林有年等人。

      终明之世,廷杖不绝,愚忠之士不以为辱,反以为荣,甚至毙于杖下而不足惜,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明初朱元璋执行“礼主法辅”的政策,礼和法既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又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礼包括的内容更广泛,对社会所起的约束作用更深入。因此,尽管礼不具备国家的强制力,却仍然是束缚广大臣民的精神枷锁。明代臣僚大多是由科举入仕,其思想灵魂已为“明礼” 所浸透。愚忠臣僚为维持封建国家的长期统治,保卫他们君臣之间的共同阶级利益,勇于犯颜奏谏,干怒“天威” ,落得皮肉受苦,或者死于非命,成了皇帝淫威下的牺牲品。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及政体必然造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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