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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音未改耄耋会

      □今闲

      大约是在2010年或其前后,我陪同从台湾回来的柯先生,一起前去探访他的小学同学和同村玩伴蔡文德先生。在台湾与大陆人员交往疏通甫始,柯先生便回老家探亲过。首次回大陆探亲之时,柯先生便夜以继日地会见了诸多亲友,而这位蔡同学小伙伴,却因种种原因未得重逢,让他挂念不已。此行回来之前,柯先生即以书信央人打听文德情况,终获确切消息,知其居处,并约定相见日子。负责联系的也是一位蔡先生。这三位是同龄人,都是同村玩伴和小学同学,时年均已过八旬。

      见面的那天,我和柯先生,在蔡先生的引路下,前往蔡文德先生位于涵江塘北的居所。由于之前有电话联系过,文德先生由儿子、孙女陪伴,已经早早地站在楼梯口恭候。两位蔡先生同住涵江,偶有来往见面,算是近邻,彼此相熟,自然无需客套。但是,文德先生不认识我,而他面前的这位老者,他自然已经知道是谁,因此,他一时误以为我也是陪柯先生回来的“台湾仔”。两位耄耋老人,彼此端详片刻,然后在同一秒钟各自喊出对方的小名;然后两副龙钟臃肿的身躯就紧贴相拥在一起了。他们没有老泪纵横,也没有泣不成声,只是用白暂而泛着黑色斑点的手掌,不停拍打对方的肩背,嘴里重复着一句相同的话:“难得!难得!”面对眼前情景,我忽地记起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并联想到一宗唐诗公案。有一位唐诗研究者指出,贺诗中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在传抄过程中发生了“错误”,从全诗意思和事物逻辑看,贺知章的本意应该是“儿童相识不相见”!这两位“儿童”时代的玩伴(相识),一别六十年,乍地相逢,就在对面也迟疑着不敢相认(不相见)!看来,我要笑话自己“错读唐诗几十年”了。

      蔡文德老人把我们一行三人让进屋里。他住在二楼的套房内。套房客厅中堂挂着一幅红色宣纸的书法,配着对联,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寿”字,联句已记不太清楚,大约就是祝寿常见的“东海长流水南山不老松”之类的。从书法风格看,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即尾款所署的“蔡兆钟”者。文德指着书法说,兆钟是他兄弟。文德老人是民军首领、二十世纪初莆田风云人物蔡春庭的儿子,在他们党城蔡姓家族中属于“兆”字辈的,“兆钟”不是他亲兄弟,应该是他的堂兄弟或从兄弟。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蔡兆英早年牺牲,是革命烈士;他的一个堂兄弟蔡兆锋是离休军人,享受师级待遇,现居住上海的军人干休所(2018年,我和柯先生到他在上海的寓所拜访了他)。客厅的一张方形桌子(即过去常见的“八仙桌”)上,放着一块不知是玻璃还是水晶的透明的牌子,牌子正中内嵌一枚国徽,记得好像是为“功臣纪念”颁发的?竖镌的“共和国不会忘记您”和“武平县人民政府”的款识,我至今倒还记得清楚。屋子里有点乱。陈旧的茶几沙发上,随意搁着一些报纸、杂志和衣服杂物等。文德的儿子、孙女忙着收拾,让我们坐下。卧室里传来一声苍老虚弱女人的询问,说的是普通话。文德应答了一下,然后悄悄地告诉我们,他夫人是福州人,是他们在革命工作中认识的;夫人卧病很久时间了,不便起来“待见”(方言,或作“答应”)大家。茶泡好了。每人手里端着一次性纸杯,边喝边聊。

      柯先生说,那一年,他险些被蒋中正派去“反攻大陆”,连“反攻胜利”后的官都安排好了,大概是福建一个什么县的县长。蔡文德先生接着柯先生的话说,他也是那一年差点去“解放台湾”的。他们的“东渡志愿团”在集美训练了一个多月,主要任务是支前,每天训练抬担架、扛弹药箱、送饭菜什么的。当时的组织给很多人安排了接管台湾的工作,他记得清楚,是花莲的粮食局长。连同陪同的蔡先生,三位老人一起笑了起来,笑声爽朗。我似懂非懂,也跟着笑了;不过估计当时只是咧咧嘴,并没有发出笑声。蔡文德同志虽然是蔡春庭的儿子,但他解放前夕在哲理中学读书时,就参加地下革命工作,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一个妹妹也是共产党员。文德母亲姓韩,他参加地下革命时,就取母姓,化名“韩强”。他宣誓入党就是在他母亲娘家所在的常太马院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举行的。那个小山村叫漈兜涧腹里,现今旅游开发,建有“忘忧谷”“爱情海”“跑马场”诸多景点。文德回忆说,当时他们四五人就在他姥姥家一间小屋里,围着一张吃饭桌坐着;桌子上点着一盏火灯,放着一块厚纸板,纸板上画着犁和锤子;领头的人叫大家手指摁着纸板上的犁和锤子,跟着他咒誓(宣誓);咒誓的话不多,主要是不许当叛徒,万一被国民党抓去,对认识的同志和做过的事情,“打死不说”。其实,当时他还不知道那就是入党仪式,直到解放后,那位领头的人已经当了干部,在党员登记时才告诉他,就是在那个晚上,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写好标语,然后偷偷摸摸地在城里各处张贴。有一次,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疏忽泄密,还是有什么人告密,几个警察找到他正在上课的教室,说是要抓“共产党韩强”。他吓了一跳,不知道要如何脱身?恰在这时,刘先生闻讯赶到,急忙与警察理论交涉。刘先生是常太熨斗人,乡里人和老师同事都称他“老虎”(方言刘、老同音),实际上他应该是大名“剑成”字“焕章”,或者名“焕章”字“剑成”。刘先生曾经和翁祖烈等人组团前往福州、上海、南京参加田径对抗赛(1947年?),他的三级跳远成绩很好。由于是同乡,刘先生与春庭熟悉,常太在哲理读书的学生大都与他关系很好,经常得他帮助庇护。他对文德的一些秘密早已有所觉察。刘先生肯定地对警察说,他们班上没有什么“韩强”!警察不信。刘先生拿出点名册,叫警察一起点名。点名册念完了,全班同学也都站起来“有”了。当然还是没有“韩强”。警察还是不信。刘先生“建议”说,他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上,排好队,让警察自己去问去找去认;找到了就带走,免得耽误了孩子们读书。警察一脸茫然,迟疑了片刻,阴险地留下一句话,然后悻悻而去:他跑不了的。你们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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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西天尾镇下垞村的陈国柱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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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柱,曾化名廖华

      柯先生说,警察可能是被“虎威”镇住了。这个“老虎”他也听说过,据说很早就和一批学生在龙桥地方,拦住行人“剪头发”,因此留下一句“刘剑成剪头发”的口头语。同行的蔡先生补充说,后来修建东圳水库,刘剑成移民到了莒溪。好像有一段时间被“管制”,后来又“平反”“落实政策”了。三位老人继续聊着让我听来如“古装剧”里的故事。

      偶尔,他们也互相关心地询问一些家人儿孙的出息,身体状况,以及共同认识的旧友故交的存亡去向,其间不免发些感慨,但极少听到他们对人、事是非得失的评论。或许,这便是老年人间言谈的标准模式?他们三位,童年时一起在春庭创办的党城小学读书,但都很少触及春庭的所谓“轶闻趣事”和晚年生活。文德说,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外地,几乎没有回过家,对老家的人事和变化,知道的和柯先生一样少,现在的况味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了。对于春庭,文德还是满含感情地提及了一件事,那就是春庭曾亲笔写了封给廖华的信,叫文德去向廖华“请教”参加工作的事情。廖华即陈国柱,中共莆田党团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中共莆田党史首屈一指的人物,解放初期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文德并不知道春庭与廖华是什么关系,只是听春庭的话,拿着亲笔信,找了廖华。廖华看了看春庭的信,盯着文德问:你想找什么工作?文德:盐务局,福建省盐务局。在来教育厅的路上,他看到一个“福建省盐务局”的牌子,就随口而答。其实他当时不知道有些什么部门什么单位,要叫他再说出第二个,还真说不出来。廖华饶有兴趣地问,去盐务局干什么?“当局长!”文德不假思索,又是脱口而出。“去当盐务局局长?”廖华一愣,突然大笑起来,重复了一句“当盐务局局长”,又马上收起笑容,用莆田话夹杂一二句“粗嘴”,狠狠地教训了文德:想做官?做我这“灵泡”官,书读都未曾成,就想做大官!“大约是看我被训得红着脸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他,他又变得温和了。廖华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让我去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继续读书。”文德说,也不等他答话,廖华就给时任福建人民革命大学校长的张鼎丞打了电话,大概意思是有一位年轻的党员同志,想去报名读革命大学,让张校长考查一下,看看是否合格?“后来我就进了革命大学。”文德说,他在革命大学读了不到一年,也可能只有几个月或半年,就去参加“东渡志愿团”,准备去解放台湾。感觉三位耄耋老人都有倦色,我们就停止了聊天。他们都站起来了。柯先生拉着文德的手,说:“那时候台湾解放了,你会不会找我?”文德说:“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你在台湾?”柯先生说:“你要是从花莲调到台北当粮食局长,我去买米时就可能遇着了。”于是,一屋子的人都笑了。看来,老人家说话,有时也是会打趣的。

      路上,我一直有个困惑,不得其解。据我所知,春庭曾是国民党领导的民军首领,后又任国民党的莆田参议员;而廖华却是国民党一直要捕杀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他们之间怎么会有可以信任相托的关系?当晚,我在陪柯先生时,提出了这个疑问。柯先生说,当时天下大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虽然政见相左甚至敌对,但很多人的亲友关系却很深厚,所谓“各事其主”罢了。据柯先生介绍,当时常太有三个“土匪头”,洋边车茂(音),外坑雷烟(音,或即雷觉苍?),还有党城蔡春庭。三个人中,要算春庭名声最大,结局最好。春庭能文能武,本事最大,人际关系活络,口碑甚佳。他几度沉浮,都能遇难呈祥,全身而退。在他军旅生涯处在低谷之时,就选择逃亡上海,经过大约一二年时间的“漂白”(柯先生原话)后,回到莆田当参议员了。柯先生猜测说,廖华较多时间在上海活动,或者是春庭在上海“漂白”时,他们之间有了什么联系?

      分隔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位耄耋老人,未改乡音的会晤之后数年,我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再次拜访了蔡文德老同志。此时,蔡老已年近九十了。一次,我看到一本原莆田县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内中有一篇蔡春庭的遗作,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莆田民军的回忆文章。我很兴奋,就把这册已经有点破旧的文史资料送给蔡文德。蔡老抚摸着印有春庭文章的页面,陷入沉思,默不作声。在他情绪平复之后,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提出我的困惑。蔡老并无过多顾虑,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原委。廖华祖家西天尾下垞,过去同属常太乡,与春庭算是“乡里人”。常太山里人在城里、涵江多遭人歧视乃至欺负,因此,常太“出社会”的头面人物,老乡观念很强,感情很深,互相照顾,互相帮衬的事是常有的。春庭与廖华关系好,并不奇怪。当年,常太不少子弟都尽其所能在城里求学,不少人都得到春庭或多或少的帮助;而廖华在哲理中学教书,他的学生中也有许多常太人,比如蔡老和雷光熙(革命烈土)都是哲理的学生。这样,廖华与春庭相识且要好,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廖华被国民党抓去,关在一处军营里,据说是一个叫什么林寿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春庭获悉廖华的同志转来的消息,立即动用人际关系,甚至亲自出马,上下运动,四处周旋。说实在,那时国民党“下面”的人,表面上抓共产党很积极,实际上都是为了赏银大洋。春庭以同乡亲戚的理由,以自己的名望地位,当然主要还是“看在王番(大洋、银元)的面子上”,把廖华“保”(蔡老的方言说法是“宝”或“母”)出来了。之后,春庭又通过一些关系,把廖华送到厦门,经香港转到上海。廖华原先就是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这回应该算是“又回到”上海了。蔡老说,春庭向他提起这件事,是在他持春庭亲笔信到福州找廖华,回到家里的时候。文德回到家中向春庭禀告廖华的问安。廖华的话很简单,大约是要春庭保重身体,有闲时“打打十番”。春庭听了,微微一笑,点点头,似有所悟,然后就漫不经心地向文德说了“保”廖华的这一件“小事情”。蔡老说,春庭讲完这件“小事”之后,又特别嘱咐他几句,意思是这样的事情不必“红腔”(方言,这里的用法是自夸、炫耀的意思),否则对人对己都可能招惹麻烦。蔡老说,他不太懂得春庭所言有何深意,之后也就忘了,因此也就从不对人言及。古人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之孝。蔡老笑了笑说,春庭已经死去几十年了,他现在对我说,应该不算不孝;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写进文章,发表出去,或者也可以当作对春庭的一种纪念。我深以为然。

      今年(2018年)春天,柯老先生以92岁高龄再次从台湾回莆田老家探亲,乡音依旧未改,但是二位“儿童相识”的蔡先生已先后溘然谢世,是真正“不相见”,更无从“笑问”了。于是,我默默地吟诵贺知章那首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并且毫不顾忌得罪古人,径把第三句“改了回去”: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识不相见”,笑问客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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