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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莆田籍宰相

      □林祖泉

      宰相是中国古代对于辅佐君主并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员的一种通称或俗称,并非具体的官名。史传商代有伊尹为相,周代周公为太宰,皆为辅佐君主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太宰与相就合称为宰相。宰相为百官之长,其职责范围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 。可以说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

      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宰相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例如汉代的丞相可以称之为宰相,很长时间就是一个人;唐代的三省长官,甚至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算宰相,宰相就是一群人。

      宋朝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官名,以知政事为副。从汉至唐,皇帝待宰相之礼,逐渐降级,至宋太祖 废“坐论”之礼,使宰相地位大降。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中央虽设三省,但三省及六部 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力归属“中书门下”这一机构,又称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员。

      元丰改制前,设宰相三人,照例兼馆职,依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院大学士,即“昭文相” 、“史馆相”、“集贤相”。宰相常不满编,以位次高者为首相。此外,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 ;“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号称“计省” ,长官为“三司使” ,号称“计相” ,地位略低于“二府” 。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

      神宗元丰改制,废除二府三司制,设宰相两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徽宗政和时,改左仆射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右仆射为少宰兼中书侍郎。高宗建炎间,再改宰相官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副相。孝宗乾道以后,又以左右丞相为宰相,仍复参知政事副相。此外光宗、宁宗、理宗都曾设“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 ,由老臣或权臣担任,处理军国大事,位高宰相。

      按照以上标准的话,兴化军(今莆田市)只有陈洪进、蔡京、叶顒、陈俊卿等4人可以入选,其中蔡京、叶顒、陈俊卿3人为名副其实的宰相,有职有权;而陈洪进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享受宰相待遇罢了。

      1.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军仙游县(今莆田市仙游县)人。父亲蔡准,景佑元年(1034)进士,历任都官郎中、秘书丞,官终侍郎,赠太师。

      熙宁三年(1070),蔡京登叶袓洽榜甲科进士第,入仕初为钱塘(今属浙江杭州)县尉、舒州团练推官。时值宋神宗任用宰相王安石进行变法,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其中,博得新党人物的好感。熙宁十年(1077)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

      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公事,权提点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兴化府志》载:“时弟(蔡)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蔡)卞乞班(蔡)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改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

      元佑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执政,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所有官员都担心时间太紧逼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了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虽然已升任宰相的司马光很赏识蔡京,但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此后,蔡京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江苏扬州)、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各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后,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次年,其弟蔡卞升任尚书左丞(执政)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不久,章惇想改革差役法,又不知道如何是好。蔡京就对章惇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遂恢复募役法,因而受到章惇宰相的重视。

      在宋代,翰林学士号称“儒生之至荣”,担任者都是进士出身而且“文学名天下”的博学鸿儒,他们不仅为皇帝起草诏命,还经常出入宫禁,与天子共议天下之事,地位既清贵,又荣耀。翰林学士又有“储相”之称,往往直接迁升为宰相、执政。翰林学士承旨的地位更高于学士,是学士之长,做到承旨,被誉为是“上到鳌峰最上头”,离宰相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元符三年(1100)三月,蔡京受排挤,外放出任太原(今山西太原)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永兴军,后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决定重新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定州(今河北定州)知州。崇宁元年(1102)二月,升任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知府兼留守;三月即召回朝复任翰林学士承旨;六月升任尚书左丞(执政);次年正月,进左仆射(宰相)。累转司空,封嘉国公。崇宁五年(1106),进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改封魏国。大观元年(1107),复拜右仆射,拜太师。政和二年(1112),召还京师复辅政,徙封鲁国。

      此后,尽管蔡京在仕途上五起五落,但他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近20年。志书评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蔡京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以“乱政”、“误国” 而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这里暂且不论其在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只谈他倡导的“崇宁兴学”。

      崇宁元年(1102),宰相蔡京继范仲淹的“庆历兴学”(1041-1048)和王安石的“熙宁、元丰兴学”(1071-1078)之后,又发动了第三次兴学运动,史称“崇宁兴学”,这次兴学的主要内容是强化第二次兴学中提出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的兴学措施,并将熙宁、元丰兴学时创立的中央太学三舍升贡法推行到州县学校中去。

      朝廷规定:“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充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

      崇宁三年(1104),又规定各地县学校养士人数,小县30人,中县40人,大县50人。并且停罢科举法,诏令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或扩充州县学校,福建路的州县学规模也得以扩大。据史料记载,崇宁(1102-1106)年间,全国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都是空前的,这对于为赵宋王朝“长育人材”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虽然蔡京的崇宁兴学因规模过大,经费难以为继,加上罢废科举不合时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国尤其是对福建地方官学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如福州府学“崇宁元年,行舍法,始自朝廷选择教授,增养士之额,益广为三百五十一区”;建宁府学“崇宁大观间,行舍法,生徒众盛,增至三百余间”;泉州府学“崇宁舍法行,郡人何术白于郡,复还旧址”;漳州府学“崇宁中改讲堂为二斋,以学东偏贡院为讲堂”;汀州府学“崇宁中,郡守陈粹又迁于兴贤门内”。

      2.叶顒(1100-1167年),字子昂,兴化军仙游县人。他生于书香门第,高祖叶宾,景德二年(1005)进士,“宋初,县之登第者自(叶)宾始”,是宋代仙游的第一位进士。历任南安知县,都官员外郎、南剑州通判;曾祖叶傅,景佑元年(1034)进士,官至晋江县尉,赠少师;祖父 叶宝臣,元符三年(1100)特奏名进士,官至保州文学,“例赠少傅,以避父讳,改赠少保”。

      绍兴二年(1132),叶顒登张九成榜进士第,授南海县(今属广东)主簿,摄尉。《兴化府志》载:“盗发,州檄巡、尉同捕。巡检获盗十余人,归其劳于(叶)顒。(叶)顒曰:‘掠美、欺君、幸赏,三者皆罪,不忍为也。’帅曾开大喜之。”府尹曾开为他的职业操守所感动,称他“仕不求速,劳而能逊”。后升迁从事郎、建州(今属福建)录事参军。

      绍兴十七年(1147),叶顒任信州贵溪(今属江西)知县,“时诏行经界,郡议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税,(叶)顒请分为九等,守从之,令信之,六邑以贵溪为试”。5年之后,调任上虞(今属浙江)知县,“凡繇役,令民自推货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实应。催租,各书其数,与民约,使自持户租至廷,亲视其人,咸便之。帅曹泳令今岁夏租先期送什之八,(叶)顒请少纾其期,(曹)泳怒。及麦大熟,民输租反为诸邑最。(曹)泳大喜,许荐于朝,(叶)顒固辞”。

      时知枢密院贺允中以叶顒端方、有守静、退无求而推荐于朝廷,遂召见。叶顒论“国仇未复,中原之民日企銮舆之返”,其语剀切,高宗嘉纳,除将作监簿,知处州(今属浙江)。“青田令陈光献羡馀百万,(叶)顒以所献充所赋。汤思退之兄居处州,家奴屠酤犯禁,一绳以法。思退不悦。属常州逋缗钱四十万,守坐免,移(叶)顒知常州”。后召为尚书郎,除右司郎官,迁左司郎中。

      叶顒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秉公办事,哪怕是皇亲国戚也敢于直谏。孝宗即位后,任命其弟秀王出任台州郡守。叶顒便上疏批评孝宗“凭着骨肉关系,把州郡的重任托付给秀王,这只是对他一个人有利,却害了一方百姓”。 皇帝称赞他的“直言”,并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后升任吏部尚书。

      乾道(1165-1173)初,孝宗召见叶顒,征求他治国安邦的对策:“卿当官何以为先?” 叶顒回答说:“清廉固臣子之本分,臣每以公忠为先。”这并非叶顒空谈,而是他一生为官的准则。他视清正廉洁为臣子的本分,坚守当官不发财的底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擢任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执政),兼同知枢密院事。

      虽然官居高位,但他仍不忘百姓的疾苦。武官梁俊颜向皇帝建议,要对沙田、芦场加以征税。叶顒认为沙田、芦场是随着江水涨退形成的,面积不稳定,利润又不高。自抗金以来,两淮民众苦于兵火,负担已经很重。如果再征税的话,无疑给百姓火上添油。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征沙田、芦场的赋税。御史林安宅要求朝廷在两淮地区实行铁钱。叶顒认为,这样做对朝廷是有好处,但对两淮百姓来说是“钱重民苦之”,应该使百姓“稍知一饱之乐”。孝宗皇帝认为叶顒言之有理,也就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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