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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宋精贡举到元乡试策问

      □林劲松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实行新政。庆历新政三曰精贡举,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开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

      到了后来,词、赋被取消,只试策一道,考核考生政策理论水平。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夹注:“旧制,进士一日兼试词、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只试论一道。至是年,始试策一道。至七年,以进士罢试词、赋,所试策无异。时政阙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贤良等科。”

      熙宁六年夹注:“按《文献通考》,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以经义取士,则此科以下,皆以经义中第也。”这就是说,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开始,庆历新政固定考试的内容又发生了变化,词、赋不要考了,只要试策。

      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政策理论水平,搞好本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具体历史事实却懂得不多,仅仅知道方天若有有关殿试的记载。《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惩罚,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只此一例,其它却是一无所知。

      最近,学了《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集邱居里《元代乡试策问与对策》一文,对精贡举的认识深入了一步。邱先生说:“传世的元代乡试策问只有二十三篇,在有元五百多场乡试策试、一千多份乡试策问及备选策问中,不过百分之二。此外还有乡试对策五篇,其中两篇与策问相因应,另外三篇虽策问已失,仍可从对策中了解策问的主旨。”

      邱先生认为,策问“颇具地方特色”。例如,京师的粮食供应,一直是元朝的重要问题。“延祐四年(1317)的大都乡试策问,即不失时机地提出京师粮食储备问题……策问指出,‘京师天下之本,实粟重内,理所当急’。‘圣天子惠养元元,实粟内畿,间遇不登,漕运或不能足’。如‘今天时雨泽,上协圣心,中外丰熟’,‘上下给足’,正当议行京师储粮,以备不虞。策问举西周统计民数、汉代设置常平仓、唐朝京师转输三例,要求考生说明如何预为设防,以便水旱而民不病。更在探讨本朝便宜之法,是建立社仓,‘藏富于民’?还是官府收储,以防‘谷贱伤农’?如藏富于民,如何使‘贫者得济’?若官为收储,‘积岁朽腐’,又‘何以处之’?期望‘习进士业者,通识时务,宜陈说便利,以俟(朝廷)讲明焉’。”

      邱先生又说,东南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曾是江浙乡试的策试问题:“先儒以经义、治道分斋教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则水利,亦儒者之所当知也。古所谓水利,曰河渠,曰沟洫。沟洫施于田间,故其效易见;河渠限于地势,故其功难成。方今言东南之水利,莫大于吴松江。视古之河渠与沟洫,其为力孰难而孰易?其为利孰少而孰多?诸君子习为先儒之学,必夙讲而深知之矣。幸试陈之,以裨有司馀议。”

      有趣的是,探讨当朝急务,也成为策问内容。泰定三年(1326)的大都乡试策问,提出宋、辽、金三史的纂修问题:“赵宋立国三百馀年,辽金两氏与之终始,其君臣 恶,其俗化隆污,其政事号令征伐礼乐之得失,皆宜传诸不朽,为鉴将来。然当世史官,记传丛杂,不可尽信。虞初稗官之书,又不足征。昔《晋书》成于贞观,唐史作于庆历,盖笔削之公,必待后世贤君臣而始定。圣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礼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

      邱文最后指出:“策试是科举三级考试都要考察的唯一科目,也是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类士子都须应对的考试……较之会试、殿试,乡试策问与对策视野开阔,题材丰富,问题尖锐,特色鲜明,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状况,也更适宜各地儒家学者发挥其远见卓识。现存的乡试策问与对策虽然十分有限,仍然是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与文化的富于价值资料,值得认真关注探讨。”

      元代乡试策问怎么会那样丰富多彩?看一看历史,答案也就出来了,完完全全受到了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而且,还有自己的创新。据《中国状元大典》说,三年一开科场,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这年十月六日诏曰:“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以后一直相沿未改,而且为元、明、清三代所沿袭,成为不易之制。从元代起,各省分别举行乡试,然后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得中后,再参加殿试,这是元代的发明创造,为明、清所沿袭。

      科举是文化教育的总指挥。唐朝科举,重视词赋,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繁荣时期;宋仁宗庆历新政重视策试,宋朝战略家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什么?就因为科举是文化教育的总指挥。国家通过策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让他们去有关部门任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国家这样做,效果好。全国各地学校,无论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都要跟着指挥棒转,考虑对策,解决本地区、本单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科举重视策试,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不是小事情,而是大事情。与大家议论,群策群力,方法多,可以避免南辕北辙的事情发生。所以,庆历新政精贡举,重视策试,成为了划时代创举。从此,策试,或者自测,成为了中国人文化教育生活中一件大事,上自国家,下至普通家庭,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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