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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家郑樵修史成名其社会和家庭影响

      □李福生

      夹漈山坐落在涵江区(宋代其地属兴化军兴化县)新县镇,海拔662米,山上虽无奇峰飞瀑,但山深林密,树木葱茏,山岩错立,泉流潺潺,环境幽静。它是南宋史学大家郑樵伐茅筑庐,著书立传的地方。历经三十载潜心修史,终于写成了洋洋数十万字的史学巨著《通志》及大量的著述、诗词、笔记,成为了继西汉司马迁之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个泰斗。郑樵一生,大部分时间与夹漈山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题夹漈草堂》一文中写道:“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从会,与时逢、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人们从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处极其偏僻而荒凉的地方,郑樵的巨著《通志》正是在这里完成的。夹漈山因此成为了一座文化名山。宋朝时,朱熹来过,后来刘克庄、陈俊卿……来过,今日,外国友人来过,大学学者来过,不计其数的侨胞、百姓来过,郑樵备受广泛敬仰和赞誉。

      郑樵字渔仲,号夹漈先生,自称溪西逸民。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三月三十日,郑樵生于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霞溪村(今莆田市涵江区白沙镇广业村)一个士族之家。郑樵是幸运的。他生于我国历史上推崇诗书礼仪的大宋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教繁荣。单就史学而言,即有新体裁的鸿篇巨制问世。司马光领衔编修的《资治通鉴》一书,共294卷,300多万字;上起战国时期,下至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即“通鉴体”,是后来编年史的样板,铸就了中国史坛的一座丰碑。

      与此同时,私人撰修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称的《东都事略》等。《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中国古代私学著述中规模最大的断代编年史。这些史书至今仍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参考史籍,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鼎盛时期,巨著之多,成就之大,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这一切,都为郑樵日后修史,开辟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提供了示范。

      郑樵生长的福建地区,是宋代的一块宝地。由于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宋廷对它实行“以文教化”的方针,使之长期保持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金国入侵后,北方长期处于烽火兵灾之中,而宋室南渡后,中原人物荟萃东南,引发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从而促使福建地区文化持续发展,教育体系完备发达,科举人才辈出。

      郑樵所在的兴化地区,更是以科甲鼎盛、文教发达冠于国中,有“三家两书堂,一门五学士”之谓。境内私家书楼林立,藏书丰富,仅藏书万卷以上的“万卷楼”就有十多家,总藏书量达数十万卷。“三家两书堂”、“家贫子读书”成为当地风俗。因此,兴化地区又素有“地不大于曹滕,俗已近乎邹鲁”的赞誉。文教的兴盛对郑樵少时确立“读尽天下八分书,汇天下书为一书”的远大志向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也为他苦学成才,著述丰硕打下了坚实基础。

      郑樵出身于儒门世家。据《郑氏族谱》记载,郑氏先祖原籍河南荥阳,晋时避乱南迁。入闽始祖郑昭,曾任福州(治所为今福建福州)刺史,后又改任泉州(治所为今福建泉州)刺史。赴任泉州途经莆田时,郑昭见南湖山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就把祖坟迁到此地。到了五代梁、陈间,其后裔中的一支——郑露、郑庄、郑淑三兄弟自福州候官(今福州闽候县)迁居永泰(今福州永泰县),再由永泰迁往兴化南湖山祖坟处建屋居住,成为河南荥阳郑氏的入莆始祖,史称南湖郑氏。郑氏三兄弟都是进士出身,曾分别为唐德宗的太府卿、常州别驾与中郎将。迁居兴化后,他们在南湖山祖坟之侧创办湖山书堂,研修儒业,授课讲学,“开莆来学”,肇启莆田文化之先河,时人称“南湖三先生”,名震一时。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的郑庄,后来迁往兴化县游洋寻阳(今属莆田市仙游县)居住,至三世时又由寻阳迁往霞溪(俗名下溪)居住,从此世居于此。

      郑樵在《荥阳家谱序》中,颇为自豪地回顾了先辈过江入闽的情景。郑樵就是“南湖三先生”之唐五官中郞将郑庄的后裔。郑樵成名后,曾为《荥阳家谱序》作序,自认是郑庄的第十二世孙。郑樵还专程到莆田南湖山,瞻仰入莆始祖郑氏三兄弟创设的湖山书堂,作《题南山书堂》一诗抒发心怀:“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不向奔流随浪击,独特高洁伴云闲。禅房夜静留清鉴,阆苑仙归坠碧环。每到轩前心转逸,了无纤翳可相关。”诗中,郑樵赞颂了先祖清正高洁、不随波逐流的品格,以及在南湖山创学教化人民的功德。

      郑庄一族,继承发扬郑氏习儒的门风。儿子郑积为唐朝进士,唐高宗时任侍御史兼左散骑常侍。郑积儿子郑方午,也是进士出身,任唐高宗的殿中丞、上骑都尉。郑方午儿子郑朗、孙子郑璩,也都是进士出身,分别任唐中宗的殿中侍御史、唐肃宗侍讲兼光禄勋官职。霞溪郑氏传到第九世,为曾祖父郑子堂(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太学生),天圣五年(1027年)为“三礼”(指儒家礼制典籍《周礼》、《仪礼》、《礼记》)进士。郑樵祖父郑宰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都读过书或做过官。郑樵父亲郑国器是宋徽宗政和间(1111—1118年)的太学生。

      郑樵的出生,对于书香门第之家,意义不言自明。北宋末年,国家政治、经济已经走下坡路,仁人志士并未得到充分的重用。所谓的怀才不遇,在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但在那个年代,似乎更为凸显。作为太学生的郑国器,尽管为现实所困扰,无处施展平生抱负,但他是个有担当的太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显然超过了小我的境界。当时,水利设施落后,给村民造成了耕作和生活的麻烦,郑国器见状捐款兴修地方水利工程,使700多亩良田得到灌溉。太学生的乐善好施却给自己并不宽裕的家境带来了困厄。眼见世事维艰,不甘于命运安排的郑国器决定去京师游学,寻找一条出路。

      当我们翻阅历史,不无惊叹地发现古代读书人的勇气,他们不仅穷读典籍,还要游历四方,这样,他们才真正地实现了放眼大地,心怀宇宙。古人诗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能不说,父亲郑国器的游学时光也感召了年幼的郑樵。

      郑樵的童年时光在清贫中度过,曾说自己“幼而孤苦,长而穷困,视屋漏以无愧,闻鸡鸣而不已”。自称是“田家子”、“天地间一穷民”。虽然郑樵一直以布衣自居,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正因为如此,在少年时代甚至更早,郑樵就进入完全自学状态,这自然和家族遗风有关,但更重要是他的秉性使然。据说,郑樵天资过人,能言便欲读书,幼时由母亲朱氏教他识字读书。他质朴诚实,求知欲强,胸怀远大,常常闭门苦读,夜深方歇,旦日鸡鸣即起,默诵沉思,潜玩不已。当地人好奇地流传着这个少年郎的读书故事,夸他记性非凡,过目不忘。郑樵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以上表明,郑氏家族是个重视教育、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可以说,郑樵从小就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氛围,耳濡目染,三岁开始识字,六岁能日诵万言,七岁能援笔作文,九岁能通《五经》,有神童之美誉。郑樵后来写诗启示胞弟郑槱说:“家风留不坠,少贱自翱翔。”告诫他要传承优良家风,不要中途堕落。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郑樵十岁,随从堂兄郑厚读书于溪东学堂。溪东学堂位于芗林山分支的一座小山脚下,其实就是他的从兄郑厚的家宅。因聘请老师在堂屋教书,又在霞溪东边,人们就称它:“溪东学堂”。后人又称:“溪东草堂”。郑厚就是日后著名的学者、推官,古人赞叹郑厚:“诗文出人意表,下笔成章,援引古今,议论不为空谈”。郑樵随郑厚读书,据说共学了千卷古书,刻苦于钻研琢磨之益。郑厚的《溪东草堂》诗云:“春融天气落微微,药草葱芽脉脉肥。植竹旧竿从茂谢,栽桃新树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兴动便从山上去,人生真性莫教违。”描述当年郑厚、郑樵当年处境困厄仍勤学不辍的情景。郑樵十四岁时,发誓要读遍古今天下书,要精通《六经》和诸子百家。这个宏伟的抱负,对一个偏远山区的读书人来说,无疑太沉重了。年轻的郑樵却甘于清贫和寂寞的生活,把所有精力用于穷究学问,用于借书和拜师,用于行走万里路。

      福建兴化军地区,是全国有名的“进士之郡”。学而优则仕,在当时环境下是莘莘学子的人生奋斗目标。因为昼夜苦读,郑氏兄弟很快把家传的藏书读完。没有书可读,只好四处打听,乡中父老有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的家中藏书,必定要过去看看。有时兄弟两人甚至背上干粮,走了数日,探访藏书之处,上门求读。郑樵对书如饥似渴,读书非常刻苦和专注。后来,他回忆自己少年时的读书情景:“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意思是不管天寒地冻,总是通宵达旦不停地诵读,也不觉得喉舌疲劳。有时一直读到油尽灯灭,才合上书本闭目静思。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郑樵逐渐博览群书,通晓经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使他明智达理。他暗下决心要以古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楷模,砥励自己,为国建功、为民造福。读书成为他少年立志、献身报国的阶梯。

      正当十六岁的郑樵遨游浩瀚书海、博取前人知识财富之际,家里却遭遇了一场让他难以承受的重大变故。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夏天,在京都汴京(开封)太学读书的父亲郑国器,本来身体就不好,回家探亲途经姑苏(今江苏苏州)时不幸病逝。噩耗传来,全家陷入悲痛之中。这时,家中除母亲外,小弟郑槱还小,郑樵作为长子,他控制了自己悲痛的心情,决定徒步两千余里到姑苏扶父灵柩归葬家乡。这次远行,不仅让郑樵获得孝子的美名,也让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想法。他对家国有了新的认识,对读书也有了一番新的思考。

      郑樵把父亲安葬在家乡的越王山,然后按照古时礼制和本地民俗,担负起护墓守孝的责任。他仿照先祖的做法,在越王山父亲墓地之南,搭建了一间茅屋,一边守护父墓,一边读书。从进山的第一天起,他怀苦心,立远志,要读古今之书,贯通百家之学,探讨“六艺”之文,使自己一生没有遗憾。堂兄郑厚能体察郑樵的心。当郑樵一边护墓,一边在越王山中西峰寺西麓修建南峰书堂,与弟弟郑槱励志自学,谢绝人事时,这个从小到大都在辅导、鼓励着郑樵的堂兄,并没有规劝郑樵,相反,默默地支持郑樵筑草屋苦读。他不时上山,关照郑樵兄弟的生活,与郑樵切磋学问。郑樵守孝护墓期间,除了回家拿米、借书外,就在南峰书堂专心读书。在守丧的三年中,读了不少书,《诗经》、《书经》、《春秋传》、《论语》、《离骚》、《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大量书籍,由此激发了他强烈的治学、著述愿望,于是郑樵从以前的单纯读书,开始向治学的方向发展。

      郑樵的治学著作生涯,就是从南峰书堂正式起步的。他从一个柔弱的书生,长成一个刚毅的年轻人。在这段时间里,郑樵全方位研究、有意识地对比阅读礼乐、文学、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学问。“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正是郑樵一次次投身典籍,风晨雪夜,执笔不休的信念。从中不难看出郑樵的抱负,那就是要追随前辈,要像屈原、司马迁那样成为一名品格独特、志趣高尚、壮心烈烈的人物。然而,仅仅在山上苦读是成不了大事业的,呆在南峰书堂这狭小的地方,也和郑樵和郑厚要读尽古今之书的志向不相符。于是,两人商量好,准备继续下山去游历和探寻古书。

      十年间,郑樵背起行囊,四处向有藏书的人家借读,长年累月如此。他自己则说,“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读书心切之情,跃然纸上。由于其时兴化莆田一带文风鼎盛,藏书的人比较普遍,郑樵读遍了方氏“望湖楼”、方略“万卷楼”、方万“一经堂”、方渐“富文阁”、方于宝“三余斋”、谢洪“经史阁”等十几处藏书,甚至步行到数百里外的闽南漳浦,向藏书两万多卷的著名藏书家吴与(字可权)借书读。进而搜尽东南遗书、古今图谱、前氏鼎彝、四海碑碣、残篇断简。他在阅读文献的同时,还进行实地考察。文献和实地考察的互相印证,修正了许多谬误,他以罕见的热情和高度的献身精神对待自己的信仰,为他后来的著作奠定了基础。

      也是在这段时间,郑樵不仅向书本学习,也向实践学习,他四处出游名山大川,探奇访古,还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田间地头,不耻下问,拜各种劳动者为师。即所谓“与田夫野老往来,与晓鹤野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从而得到书本上所没有的学问。这虽然与他家境贫寒必须自食其力有关,但更关键的是,他认识到了从劳动中获取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他和农夫交流关于草木的知识、禽鸟的习性、植物的特征等等,这正是他伟大著作的一个起点。他记下这些发现、添加、补充到那浩繁的笔记中。郑樵的认真,是他治学严谨的一个体现。和一般文人不一样,郑樵从不迷信,从不人云亦云。他对天地自然有自己的看法,凡事总是寻找验证,寻找根据,总是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推翻前人盲目迷信的典籍。

      郑樵贪婪地享受着书籍带来的乐趣。有时他出现在闹市,在藏书楼里借读,有时却登山涉水,到寺庙藏书阁。他见书就读,除经史之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字诸学。正是在一边借读、一边游历的过程中,郑樵和郑厚不仅仅读到了圣贤之书,也读出了社会人生百态。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郑樵在芗林寺旁筑修史堂,开始漫长的修史著书生涯……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通志》初稿完成,一个山林穷儒凭一己之力构筑了中国史学上的一个神话。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五十八岁,二百卷《通志》终于抄写成书。前后历时三十年,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草木虫鱼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图谱之学。《通志》全书六百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鸿篇巨制的纪传体史书。郑樵在每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内,在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另外,在氏族学、谥法知识乃至音乐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成就。

      郑樵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更是世界8大史学家之一,他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世界史学巨匠!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史学家。他一生所写的书非常多,据统计达84种,大部分已经佚亡,现在仅存的有《通志》有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三卷、(文存图佚)和《诗辨妄》六卷。其中鸿篇巨作《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至隋代,部分篇幅还有唐宋的内容,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典》、合称为中国的三通。这部巨著有帝纪18卷,世家3卷,后妃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可谓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凭一己之力完成,实不容易。其中“略”是全书的精华,涉及诸多方面的知识领域,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

      郑樵的学术思想颇具创见。他主张“会通治史”,即尽可能全面地汇集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线索,因此,他主张学“仲尼、司马迁”,而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经验,反对“空言著书”;他批评一些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他反对任情褒贬,提倡写“信史”;他反对灾祥占候,批判“谶纬之学”是“斯天之学”;他重视核实索象,即注重核实所用的材料,对比文献以佐证。他还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综观郑樵的一生,生于儒族之家,承袭诗书传家的门风,又适逢重文的宋代,身居兴化文献之邦,这些是郑樵成名的客观条件。郑樵天资聪明,胸怀大志,又能愽览群书,勤奋治学,得以成为一代杰出史学家、文化巨人。郑樵一生学识渊博,著述如林。在郑樵的全部著作中,《通志》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古代的百科全书,“二十略”是他一生治学著作的学术总汇和精髓所在。这是他少年立志读天下之书、通百家之学,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学术结晶。《通志》以会通为主旨,以批判为武器,以实学为取向,以类例为方法,创新体例,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很高的文献价值,影响广泛而深远。当年可谓首屈一指,很值得世人尊敬。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这样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慧星焉。”评价相当高。

      郑樵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其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是一位淡泊名利,一心为国为民写作的历史学家。在见证了数百年沧桑的“夹漈草堂”前的柱子有一副楹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作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是对郑樵一生卓越贡献的高度概括。八百余年过去,夹漈草堂同它的主人郑樵,已是莆阳的文化地标与文化符号。

      参考书目和文献:

      1.陈  言。《史学大学郑樵》,莆田市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2.阮其山。《郑樵:博学百科的史学大师》,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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