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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难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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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莆田文化网再次发表余文烟等先生原发于《湄洲日报》的《南湖“三先生”是唐时人》一文,否定郑露三兄弟即“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传统记载。此前还有陈金添发表的《南湖三先生本是唐朝人》、郑庆模等发表的《南湖露、庄、淑三先生是唐朝人》等文章,另外近年莆仙郑氏出版的《南湖郑氏通书》《仙游浔阳郑谱》,还有《莆阳名篇选读》等等,皆发出否定南湖三先生不是梁陈时人的呼声。“南湖三先生”事关莆田文化发祥时代、莆田文脉以及莆田佛教历史等重大问题,目前,莆田市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十月份又将在莆田市广化寺举办“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贸然否定“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则莆田的文化史、教育史乃至于宗教史等都需要改写。可见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学术问题争论,应加以十分慎重的论证。经与《莆田通史》主编林国平教授深入交流后,我们认为现有资料尚远不足以否定“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历史记载。

      (一)

      关于“南湖三先生”所处的朝代,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泛称是南朝梁陈时人。如康熙《福建通志》卷48:“梁陈郑露,字恩叟,与其弟庄、淑,从永泰徙莆,据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人化之,至今称开莆来学。”也有锁定为梁朝人或陈朝人的。如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7“灵岩广化寺”条:“在莆田县城南,梁时邑人郑露舍宅建,唐赐名灵岩,柳公权书额。”明何乔远《闽书》卷105“郑露传”:“莆至陈时,犹未为县,人未知学,露与其弟庄、淑来庐坟侧,据南山之胜,构书堂湖上,勤修儒业,莆人化之。”

      第二种认为是隋朝人。如弘治《兴化府志》卷34“郑露”传:“按《郑氏家谱》称,露为隋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也有泛说为“陈隋”时代的,如明成化进士、刑部尚书林俊《明瓢湖居士郑朴轩墓志铭》文中谓:“郑姓,陈隋时南湖三先生,开先莆学,功为大宋溪东湘乡、溪西夹漈二先生继之,为莆文字著述之祖。”

      第三种认为是唐朝人。其中又有不同年代的歧说。如有唐文宗至懿宗间说,有唐德宗间说,但大多说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入莆,如明郑善夫《南湖三先生传》载:“三公,旧谱云唐玄宗时人,世居侯官,天宝二年避李承昭之难,自侯官徙永泰,又自永泰徙莆之南山……《谱》称露为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皆无可考。”

      以上说法,认为是隋朝人的,主要出自郑氏家谱记载,多不为人所认同。而以第一种与第三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且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认同倾向。如目前就流行郑氏三先生为唐朝人的说法。当然说南湖三先生是唐朝人,并不是今人的标新,其来有自。今人认定为唐朝人的证据大抵有以下诸端:一是郑氏族谱记载;二是南湖三先生生卒年时间;三是现存的郑露、郑积、郑淑墓碑;四是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三道;五是“开莆来学”牌坊横梁上文字;六是宋代史学家郑樵于绍兴十二月初十日为“郑氏族谱”写的“前序”,落款为“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的代数自述。其他尚有《乡贤科第仕进》以及当代学者的一些言论等。

      研究历史,对待有争议的史料原则,就权威性来说,历来是以早出文献为强,以后代新出资料为弱;以官修及学者之著为强,以民间及私家著述为弱;因此不能只取有利资料而摒斥不利资料,否则是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

      我们注意到三先生为唐朝人的资料证据,几乎都是出自清代以来的郑氏私家谱牒,包括南湖三先生生卒时间、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三道乃至于郑樵的《荥阳谱序》。在新出的郑氏族谱中,南湖三先生的生卒年、月、日、时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倒令人生疑,因为根据族谱研究经验,对于远祖世系生卒年月日记载得越清楚者,实际是越不可靠的。又如郑樵的谱序实际也不见于郑樵《夹漈遗稿》诗文集,而最早见载于清咸丰十一年所刻樵月斋《郑氏宗谱》,其落款原文为“过江二十九代孙夹漈郑樵述”,现在的“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乃是清道光郑惠元《郑氏族谱》所收该文的落款,因此郑樵其文实际只见于清代族谱,且文字辗转引用不一致。

      而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则更可一眼认定为假。其文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官府命官,恩沾于佐命卿贰诏爵望,轶于揆衡,乃国家式用之,弗倾实出纳律,贯之无滑尔。郑露禀衷,敦固节钦岑巽命重申,既郁勃厥洪茂式猷……钦哉!”

      先不论这些半通不通的诰文,单说“奉天承运”就是明清时代的诏书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有了皇帝,秦朝诏书开始用“皇帝”‘“诏”字眼。汉朝沿袭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于是汉代的皇帝开始在文书中使用“诏曰”二字,此后诏书形式屡有变化。唐朝的诏书通常都是以“门下”二字开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显示天子“受命于天”以及君临天下之威,表示皇帝言行皆出自天意。因而明代开始诏书的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另外,明太祖还把其宫殿称为奉天殿,手中所执大圭也刻上有“奉天承运”字样。清承明制,皇帝们都继承了“奉天承运”的诏书形式。而依诏书形式,清代“制辞”(清代皇帝用于祭典等重要仪式)的开头,则改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由此可见,郑氏谱中所谓的唐代《诰命》实际是按照清代制辞的形式编造的,不伦不类。

      莆田各本郑氏族谱,基本都是入清以后的编著,因为莆田经过元代的文化浩劫,明季的倭乱后,姓氏族谱这种流传不广的私家著述损失殆尽。据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郑氏族谱调查》(《海涛集》,海洋出版社,2015)介绍,莆田郑氏旧谱“至今所能或见者,最早为明末隆武年间郑凤超所辑《郑氏大宗系》残本,其余均系清朝雍正以后的残本了”。既然郑氏旧谱基本都是清代重修的,对其中历史资料的使用就必须慎之又慎。陈支平教授在《福建族谱》专著中亦指出:“《莆田南湖郑氏谱》也记载其入闽始祖郑昭,永嘉时为福、泉二州刺史。两晋之交是北方人民入迁福建的一次高潮,林、陈、郑等诸大姓很有可能于此时同时避乱入闽,但其祖先同时均为闽中地方长官,则不可信。更何况当时福建仅设晋安一郡,又何来福、泉二州?”

      再说文物部分,不论是“唐太府卿郑公之墓”,还是“开莆来学”牌坊上所书“倡学先儒唐太府卿祀乡贤南湖郑露”,这些文物都不是唐代的。经过文物考察,莆仙郑氏几个“唐墓”都是后代重修的,墓碑也不是唐代所刻。而“开莆来学”坊文革被毁时仍十分完好,这是一座木牌坊,因此绝不可能是唐代所立,据说历代重修过,最后一次重修为1933年。据《南湖郑氏世系》说此坊是“唐贞元三年(787)岁次己丑冬率旨赐金敕建”,然未见于明代前史志。而若据《南湖郑氏巩桥族谱》记载,则“开莆来学”坊是明正德间,提举刘玉倡建的,“开莆来学”匾则由兴化知府鄞县人张琦书。因此“开莆来学”坊建于唐朝的可能性极小。那么,用后代产生的这些文物来否定前代文字记载,是没有逻辑力量的。

      不过,对于这些墓碑、牌坊文字渊源,又似乎不可率尔否定。对于“南湖三先生”的唐代官职,已故的莆田姓氏研究专家林祖韩先生在《南湖郑氏族派》文中是这样表述的:“郑露,字恩叟,唐赠太府卿。墓在莆田县胡公里壶公山西宝胜院东;郑庄,字敬叟,唐赠中郎将。墓在兴化县浔阳;郑淑,字善叟,唐赠常州别驾。墓在仙游县巩桥。”考之文献,林祖韩之说是有依据的,如明代学者郑岳(山斋)在《族祖清公墓志铭跋》中谓其族祖郑清墓志铭“所载世次甚明,有可以正家谱之缺误者。如云露公梁陈时人,唐观察常袞推尊乡先师,表赠太府卿。诸家之谱皆无之,此必别有所据。”清代刘尚文在“南山樾荫”《跋》中亦说:“露之太府卿,由死后追赠,非及身而授也。”郑露的太府卿官衔既是唐观察常袞因尊“乡先师”所表赠,这就解释了“三先生”为梁陈时人与唐代官衔的矛盾,也破解了“三先生”一生究竟是以书堂讲学为主,还是到外地为官为主的疑问。按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三先生”既有“表赠”之官衔,后代子孙,自然会刻于墓碑之上。即如郑樵这样一生无意于科举的草野史学家,其后代也还是把墓碑刻成“宋枢密院编修夹漈郑先生之墓”。这应是没有官衔的梁陈“邑儒”郑露有了“唐太府卿”这样官衔墓碑的由来。(刘福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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