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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难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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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莆田文化网再次发表余文烟等先生原发于《湄洲日报》的《南湖“三先生”是唐时人》一文,否定郑露三兄弟即“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传统记载。此前还有陈金添发表的《南湖三先生本是唐朝人》、郑庆模等发表的《南湖露、庄、淑三先生是唐朝人》等文章,另外近年莆仙郑氏出版的《南湖郑氏通书》《仙游浔阳郑谱》,还有《莆阳名篇选读》等等,皆发出否定南湖三先生不是梁陈时人的呼声。“南湖三先生”事关莆田文化发祥时代、莆田文脉以及莆田佛教历史等重大问题,目前,莆田市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十月份又将在莆田市广化寺举办“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贸然否定“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则莆田的文化史、教育史乃至于宗教史等都需要改写。可见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学术问题争论,应加以十分慎重的论证。经与《莆田通史》主编林国平教授深入交流后,我们认为现有资料尚远不足以否定“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历史记载。

      (一)

      关于“南湖三先生”所处的朝代,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泛称是南朝梁陈时人。如康熙《福建通志》卷48:“梁陈郑露,字恩叟,与其弟庄、淑,从永泰徙莆,据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人化之,至今称开莆来学。”也有锁定为梁朝人或陈朝人的。如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7“灵岩广化寺”条:“在莆田县城南,梁时邑人郑露舍宅建,唐赐名灵岩,柳公权书额。”明何乔远《闽书》卷105“郑露传”:“莆至陈时,犹未为县,人未知学,露与其弟庄、淑来庐坟侧,据南山之胜,构书堂湖上,勤修儒业,莆人化之。”

      第二种认为是隋朝人。如弘治《兴化府志》卷34“郑露”传:“按《郑氏家谱》称,露为隋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也有泛说为“陈隋”时代的,如明成化进士、刑部尚书林俊《明瓢湖居士郑朴轩墓志铭》文中谓:“郑姓,陈隋时南湖三先生,开先莆学,功为大宋溪东湘乡、溪西夹漈二先生继之,为莆文字著述之祖。”

      第三种认为是唐朝人。其中又有不同年代的歧说。如有唐文宗至懿宗间说,有唐德宗间说,但大多说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入莆,如明郑善夫《南湖三先生传》载:“三公,旧谱云唐玄宗时人,世居侯官,天宝二年避李承昭之难,自侯官徙永泰,又自永泰徙莆之南山……《谱》称露为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皆无可考。”

      以上说法,认为是隋朝人的,主要出自郑氏家谱记载,多不为人所认同。而以第一种与第三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且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认同倾向。如目前就流行郑氏三先生为唐朝人的说法。当然说南湖三先生是唐朝人,并不是今人的标新,其来有自。今人认定为唐朝人的证据大抵有以下诸端:一是郑氏族谱记载;二是南湖三先生生卒年时间;三是现存的郑露、郑积、郑淑墓碑;四是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三道;五是“开莆来学”牌坊横梁上文字;六是宋代史学家郑樵于绍兴十二月初十日为“郑氏族谱”写的“前序”,落款为“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的代数自述。其他尚有《乡贤科第仕进》以及当代学者的一些言论等。

      研究历史,对待有争议的史料原则,就权威性来说,历来是以早出文献为强,以后代新出资料为弱;以官修及学者之著为强,以民间及私家著述为弱;因此不能只取有利资料而摒斥不利资料,否则是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

      我们注意到三先生为唐朝人的资料证据,几乎都是出自清代以来的郑氏私家谱牒,包括南湖三先生生卒时间、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三道乃至于郑樵的《荥阳谱序》。在新出的郑氏族谱中,南湖三先生的生卒年、月、日、时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倒令人生疑,因为根据族谱研究经验,对于远祖世系生卒年月日记载得越清楚者,实际是越不可靠的。又如郑樵的谱序实际也不见于郑樵《夹漈遗稿》诗文集,而最早见载于清咸丰十一年所刻樵月斋《郑氏宗谱》,其落款原文为“过江二十九代孙夹漈郑樵述”,现在的“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乃是清道光郑惠元《郑氏族谱》所收该文的落款,因此郑樵其文实际只见于清代族谱,且文字辗转引用不一致。

      而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则更可一眼认定为假。其文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官府命官,恩沾于佐命卿贰诏爵望,轶于揆衡,乃国家式用之,弗倾实出纳律,贯之无滑尔。郑露禀衷,敦固节钦岑巽命重申,既郁勃厥洪茂式猷……钦哉!”

      先不论这些半通不通的诰文,单说“奉天承运”就是明清时代的诏书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有了皇帝,秦朝诏书开始用“皇帝”‘“诏”字眼。汉朝沿袭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于是汉代的皇帝开始在文书中使用“诏曰”二字,此后诏书形式屡有变化。唐朝的诏书通常都是以“门下”二字开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显示天子“受命于天”以及君临天下之威,表示皇帝言行皆出自天意。因而明代开始诏书的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另外,明太祖还把其宫殿称为奉天殿,手中所执大圭也刻上有“奉天承运”字样。清承明制,皇帝们都继承了“奉天承运”的诏书形式。而依诏书形式,清代“制辞”(清代皇帝用于祭典等重要仪式)的开头,则改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由此可见,郑氏谱中所谓的唐代《诰命》实际是按照清代制辞的形式编造的,不伦不类。

      莆田各本郑氏族谱,基本都是入清以后的编著,因为莆田经过元代的文化浩劫,明季的倭乱后,姓氏族谱这种流传不广的私家著述损失殆尽。据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郑氏族谱调查》(《海涛集》,海洋出版社,2015)介绍,莆田郑氏旧谱“至今所能或见者,最早为明末隆武年间郑凤超所辑《郑氏大宗系》残本,其余均系清朝雍正以后的残本了”。既然郑氏旧谱基本都是清代重修的,对其中历史资料的使用就必须慎之又慎。陈支平教授在《福建族谱》专著中亦指出:“《莆田南湖郑氏谱》也记载其入闽始祖郑昭,永嘉时为福、泉二州刺史。两晋之交是北方人民入迁福建的一次高潮,林、陈、郑等诸大姓很有可能于此时同时避乱入闽,但其祖先同时均为闽中地方长官,则不可信。更何况当时福建仅设晋安一郡,又何来福、泉二州?”

      再说文物部分,不论是“唐太府卿郑公之墓”,还是“开莆来学”牌坊上所书“倡学先儒唐太府卿祀乡贤南湖郑露”,这些文物都不是唐代的。经过文物考察,莆仙郑氏几个“唐墓”都是后代重修的,墓碑也不是唐代所刻。而“开莆来学”坊文革被毁时仍十分完好,这是一座木牌坊,因此绝不可能是唐代所立,据说历代重修过,最后一次重修为1933年。据《南湖郑氏世系》说此坊是“唐贞元三年(787)岁次己丑冬率旨赐金敕建”,然未见于明代前史志。而若据《南湖郑氏巩桥族谱》记载,则“开莆来学”坊是明正德间,提举刘玉倡建的,“开莆来学”匾则由兴化知府鄞县人张琦书。因此“开莆来学”坊建于唐朝的可能性极小。那么,用后代产生的这些文物来否定前代文字记载,是没有逻辑力量的。

      不过,对于这些墓碑、牌坊文字渊源,又似乎不可率尔否定。对于“南湖三先生”的唐代官职,已故的莆田姓氏研究专家林祖韩先生在《南湖郑氏族派》文中是这样表述的:“郑露,字恩叟,唐赠太府卿。墓在莆田县胡公里壶公山西宝胜院东;郑庄,字敬叟,唐赠中郎将。墓在兴化县浔阳;郑淑,字善叟,唐赠常州别驾。墓在仙游县巩桥。”考之文献,林祖韩之说是有依据的,如明代学者郑岳(山斋)在《族祖清公墓志铭跋》中谓其族祖郑清墓志铭“所载世次甚明,有可以正家谱之缺误者。如云露公梁陈时人,唐观察常袞推尊乡先师,表赠太府卿。诸家之谱皆无之,此必别有所据。”清代刘尚文在“南山樾荫”《跋》中亦说:“露之太府卿,由死后追赠,非及身而授也。”郑露的太府卿官衔既是唐观察常袞因尊“乡先师”所表赠,这就解释了“三先生”为梁陈时人与唐代官衔的矛盾,也破解了“三先生”一生究竟是以书堂讲学为主,还是到外地为官为主的疑问。按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三先生”既有“表赠”之官衔,后代子孙,自然会刻于墓碑之上。即如郑樵这样一生无意于科举的草野史学家,其后代也还是把墓碑刻成“宋枢密院编修夹漈郑先生之墓”。这应是没有官衔的梁陈“邑儒”郑露有了“唐太府卿”这样官衔墓碑的由来。

      (二)

      反观“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说法,我们则可以找出一大批的史志和学者记述,朝代均早于清代郑氏族谱,其可信度亦远超族谱这种私家著述。

      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的唐代御史黄滔的《莆山灵岩寺碑铭》是目前已知最早记载南湖郑氏开莆来学的文献。略曰:“昔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既而秋一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见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宇,善莫大之。生拜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黄滔的碑铭,既涉及“开莆来学”时代和人物,亦涉及广化寺前身灵岩寺的创建渊源。其文中的邑儒“郑生”,就是“郑先生”的意思,其不直接指名,或是人所共知,或是避讳尊敬,总之,历史上,除了南湖的郑露三先生外,再无法找出第二家可以与之匹配的开莆来学人物了。近有所谓“伯纯、伯雄、伯良三兄弟”为梁陈南湖郑氏三先生之说,则为于古无征之谈。

      到了宋代,传世莆田方志和新出著述不少,如郡志《莆阳旧志》《莆阳志》,还有《闽川名士传》《莆阳人物志》《莆阳杂记》《耆旧记闻》《游洋志》以及不少墓志、族谱等等,这为宋代史学家李俊甫著《莆阳比事》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莆阳比事》卷一“干戈不动,弦歌相闻”条载:“莆为文物之地,旧矣。梁陈间,已有南湖先生郑露书堂(露一名褒,今广化寺讲堂是也)。唐林藻,弟蕴,肄业其地。欧阳詹自泉山诣焉,原其所倡,非在常衮入闽之后也。国家涵养日久,迄今有‘三家两书堂’之谚云(以郡志、郑家谱参出)。”又卷七“罗汉化院,神人请地”条载:“广化寺,梁陈间邑儒郑露之居。俄有神人,鹤发麻衣,夕见于堂,请易为佛宇。露诺而献之,为金仙院。时永定二年也,隋升为寺,唐景云因白泉之瑞,改灵岩(唐柳公权书额犹存,详见寺碑记)。”可见宋《莆阳比事》这两条资料是引自官修郡志(《莆阳志》)、广化寺碑记并参考郑氏家谱的,亦可证宋代之郑氏族谱实际是记载南湖先生郑露为梁陈人的。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卷十三“兴化军·风俗”亦有类似的兴化郡志引用。

      后代方志、通谱更是众口一词。如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卷77:“凤凰山,在府城南三里,梁时邑儒郑露书堂在焉。”凌迪知《万姓统谱》亦持梁陈说。明《八闽通志》更不厌其烦地提及梁陈郑露。如卷3:“兴化府,儒风非在常衮后(本志:梁陈以来,已有郑露书堂。及唐贞元,林藻伯仲之肄业,欧阳詹来自泉山,原其所倡,盖非常衮入闽之后也)。卷11:“凤凰山,在南厢,山形如凤之展翼,故名。梁陈间,邑儒郑露书堂在焉。”卷44:“按旧志,莆人郑露倡学于梁陈之间。”卷45:“郑氏湖山书堂,在府城西南凤凰山下。梁陈间邑儒郑露读书于此,号南湖先生。后以其地施为金仙院,今广化寺讲堂是也。”卷71:“郑露,字恩叟,莆田人,梁陈时卜居南山,与群从庄、淑构书堂于其间,号南湖三先生。郡人业儒自露始。”卷79:“灵岩广化寺,在凤凰山下。梁陈间邑儒郑露家焉,俄有神人鹤发麻衣,夕见于堂,请易为佛刹,露拜而诺之。永定二年为金仙院。”弘治《兴化府志》亦多处涉及,如卷15:“湖山书堂,在莆田县南五里,梁陈间邑儒读书之所也。莆未塍海时,海潮直至南山之下,波光山色,互相动荡,故书堂据其胜以名。露有弟曰庄、曰淑,同读书与此,莆人称南湖三先生。后露以其地施为金仙院,吴四辅《事述》以为今广化寺崇胜庵地是也。”卷25:“梁陈南湖三先生祠堂,在今广化寺中。初,邑儒郑露与弟曰庄、曰淑家于此。后感异梦,以其地归释氏,即今广化寺是也。今寺讲堂东北隅,有三先生祠,像如仪。郑氏子孙每岁三谒祠,寺僧皆为斋供云。”卷34:“梁陈郑露,字恩叟。其先出荥阳,过江入闽。远祖昭尝过泉之莆口,爱其风土,因迁坟于南山葬焉。至陈时,莆犹未为县,人不知儒学。露与弟庄、淑自永泰徙莆,庐护墓侧,卜居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后因梦舍书堂为永丰庵,又舍所居为金仙庵,别架小书堂以居。自露倡学后,莆人始兴学,号为南湖三先生。”

      其他如康大和万历《兴化府志》卷2载:“梁陈郑南湖三先生祠堂,在广化寺中。初,邑儒郑露与弟庄、淑三人家于此。后感异梦,以其地归释氏,今广化寺是也。”明周华《游洋志》卷4载:“陈郑庄,字端叟,其先出自荥阳,过江入闽,远祖昭尝过泉之蒲田,爱其风土,因迁坟于南山葬焉。至陈时,庄乃与兄露、弟淑,自永太徙莆,庐护墓侧。据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作篇章以训子弟。”

      而明代文人学士之记,几乎亦不见异议。其中弘治六年(1493)进士、兵部侍郎郑岳更是力主先祖出“梁陈”之说,其所编《莆阳文献》序中谓:“郑、黄家学渊源,最号长远,梁陈间读书于众人未读书之时者,南湖郑恩叟先生也。”在《郑露传》中云:“郑露,字恩叟,其先出荥阳,过江入闽。远祖昭尝过泉之莆口,爱其风土,因迁祖坟于南山葬焉。至陈时,莆犹未为县,人未知学。露与其弟庄、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庐护墓侧。据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时作篇章,以训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兴学。”文末还注明资料“出吴源《名公事述》”。又《南湖郑氏祠堂记》云:“广化寺为吾祖露公所舍,寺故有祠。”又《赠宗彦于成守徽州序》云:“莆文献开先自吾郑氏,梁陈间,吾祖露公者始以其学倡于乡人,浸浸日盛,历唐而宋,遂为海滨邹鲁矣。”

      实际上,郑岳之前的不少乡先辈也都是持梁陈说的。如明宣德五年(1430)探花、翰林学士林文《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曰:“吾闽有太府卿郑露偕弟中郎将庄、别驾淑三先生,在梁陈间自永泰入莆,因祖坟于城南凤凰山麓,构书堂于南湖之上,讲圣贤之道,以倡文学,时人称为‘南湖三先生’。”又如明天顺四年(1460)进士、户部尚书仙游郑纪《屏山家庙记》亦云:“梁陈间,庄、露、淑三公结庐南山,倡道于莆,时号南湖三先生者,莆阳诸郑之祖也。”甚至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吴县祝允明的《梁太府卿郑公湖山书堂铭》亦云:“莆之郑,自昭始,由永嘉南渡,家而墓于邑之凤凰山。莆之学,自昭之孙露始。庐昭之墓,因湖山之胜作室其间,与弟庄、淑共学焉,是所谓湖山书堂。而露之季昆,当时所谓南湖三先生者也,时在梁、陈间。”清代以来,梁陈说始终还是占据主流地位,例证不再赘举。

      综上所论,“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史载,切不可以轻率加以否定。我们与其指责古代“许多方志和文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讹传讹”,不如自省今人对先贤留下的文献尚未能深入了解背景与正确解读。(刘福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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