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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厚:生前命途多舛 身后遭人曲解

      □范育斌

      公元1100年,八闽兴化县广业里夹漈山下霞溪的东岸(今莆田市新县镇巩溪村溪东)诞生了一位著名的人物。这个人怀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走出兴化大山,通过毕生的努力,曾经闪光的名片镌刻着:

      中国伟大历史学家郑樵唯一的良师;

      面对金兵入侵与郑樵从弟联名力主抗战、名动天下的爱国志士;

      莆田第一个通过自学考中进士的才子;

      莆田第一个在中国封建科举时代以赋魁天下的进士;

      被南宋名相龚茂良视为“莆田文章的开山祖”的一代名人;

      史称“诋孟”(批判孟子)最厉害的人;

      廉政史鉴称其为清操廉勤、刚直敢言的好官;

      在诗学上提出“真诗论”“天籁”自然说;

      身后被当地百姓尊为“郑湘乡”,而享有此尊荣只有后世“曾湘乡”(曾国藩)。

      这个人就是郑厚(1100-1160),字景韦,一字叙友,学者称为“溪东先生”、“湘乡先生”,当时与从弟郑樵齐名,号称“莆阳二郑”,闻名遐迩。

      郑厚生前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身后遭人曲解,以致于他的高蹈的风采仿佛被千年的岁月蒙上尘埃,还有人不经间的“扬樵抑厚”,让他雪上加霜,渐渐地失去了他原本的光彩。

      我原本也并不了解郑厚,当年看到“由于宋高宗畏敌如虎等,社会依然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其从兄郑厚在悲观失望中下山参加科举,郑樵则不愿下山应试”,我接受过这种说法。又有人在一篇《郑樵的夹漈山》写道:“堂兄郑厚难耐孤寂,决意下山参加科考……不久郑厚就被授了官,而且官越做越远,直做到湖南湘乡知县。而坚持在夹漈山读书修史的郑樵却因家庭变故而陷入了极度困穷之中,常常‘厨无烟火’,但他仍然‘风晨雨夜,执笔不休’,独力著述‘汇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出仕后的郑厚,似乎官声并不显赫,遗著也不太丰盛。而穷愁潦倒的郑樵,历30年的寂寞和30年的坚韧,最终完成了200卷近700万字的《通志》。”该文章提到了“二郑”,写郑厚与郑樵最初六年的的生活来衬托郑樵读书授徒的志趣,目的是通过反衬的手法来突出郑樵不追求功名利禄的著书的品质;写郑厚参加科举考试,衬托了郑樵淡泊名利的品质;写郑厚的官越做越大,衬托郑樵在极度穷困中仍然著书并且坚持30年完成《通志》的可贵精神。当年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郑厚,我曾经人云亦云,附和过这种说法。

      然,此一时彼一时也。通过阅读,我与郑厚渐渐熟悉,认识了一个本真率性的郑厚。现在我既非议以上“扬樵抑厚”的说法与观点,又不满有的人运用文章写作的衬托手法来曲解郑厚。郑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有必要还原一个客观公正历史真实的郑厚。为此,作为“二郑”故里的后生,我难以抑制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驱使着我一遍遍翻检着相关的历史资料,目光穿行于字里行间,上下求索,寻找答案。

      郑厚的故里是个人文荟萃之地。郑厚、郑樵是从兄弟,同住广业里湘溪的下溪,“溪东则湘乡郑厚故宅,溪西则夹漈郑樵故宅”。所谓下溪,指的是新县湘溪的下游溪段(亦称下茅)。下茅溪段的下溪,恰在夹漈山下,日出东方,云蒸霞蔚,景色迷人,故后改称“霞溪”。宋时下溪属广业里瓢湖里社。下溪的东岸称“溪东”,因后山就是险峻秀丽的夹漈山,亦称“夹漈”。北宋文学家、政治家黄中庸是巩溪广宫人,在故里创步云书院而闻名;他的孙子黄彻著有《巩溪诗话》,在中国古代文学诗话中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又在故里创建“巩溪宫”(亦称“广宫”)而扬名。后“溪东”又因为地理位置与巩溪广宫连成一体,辖区与里社经过变更,故称“巩溪”至今。下溪的西岸早前称“溪西”,所以郑樵自称“溪西遗民”。“溪西”称“霞溪”后因背靠绵延的大广山,其后“广山”的大名逐渐取代“霞溪”。

      郑厚所属的兴化广业里郑氏属于八姓入闽之一。郑樵作《荥阳谱序》记载:“吾祖自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在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东晋十六国的五胡乱华时代,是中国第一次亡国亡种危机,是中国人的千年恶梦。为躲避胡人的残暴统治,汉族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徒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本系中原大族,入闽后先在闽北及晋安(今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中和闽南沿海扩散。“晋乱,中原衣冠避地而南,于是有所谓八姓入莆者”(《莆阳文献》)。由此可见,八姓入闽与八姓入莆只是时间的先后问题。

      郑厚出生于书香门弟。先祖是开启莆学的“南湖三先生”之一的郑庄,他为南湖郑氏十二世孙。郑庄之孙郑方迕,唐朝乾封三年(668年)戊辰进士及第,历官殿中丞、上骑都尉;后从福兴里浔阳(今仙游县菜溪)徙居莆田广业里下溪。郑方迕的孙子郑璩,乾元元年(758年)进士及第,历官侍讲,兼光禄 ,直言不隐,朝野惮之。郑璩创建“南峰寺”(今涵江前埔村),后来郑樵兄弟与郑厚曾在寺内借读讲学诵读,世称“南峰书堂”。祖父郑宰,熙宁三年庚戌进士。可以说,郑氏重学的家风为郑厚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决心继承家风,把自己培养成为才华出众的人。

      郑厚聪明好学,博闻强记,自学成才而成为学识渊博的一代名人。郑厚比郑樵大四岁,也是一位天资聪明、年幼好学的学子。他四岁读书,过目不忘;七八岁精通四书五经,所作诗文引经据典,下笔成章,其文采令诸多老先生自愧不如。他在乡试、会试中均名列前茅。主考官夸赞他的文字:“索之古人中,当无一、二。”《兴化县志》:“绍兴五年(1135年),(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刘忠肃公时为主司,评其文曰:‘天下奇才也,索之古人中,实未易见耳。’廷对六千言,指陈无隐。”他还涉猎甚广,“读书一览成诵,时舍法行,士子惟通一经,厚独兼之”,“文辞高古奥博、议论自成一家”,兼通五经,旁通史治和军事,被人称为是个“通才”。后人赞他:“器识高远,诸子百家,靡不淹贯,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从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脱,别成一家。”毫无疑问,郑厚是个天资聪颖、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这就是他之所以被人称为“莆阳二郑”之一的主要原因。

      郑厚是郑樵的良师,更是益友。郑厚比郑樵大四岁,郑樵得以师事郑厚。郑厚跋郑樵所作《乐府四怨》后亦自称:“予,兄也,且师也。”而后郑樵“后从溪东先生学。尝作《乐府四怨》,及赋竺‘山静暗藏石’之句,溪东先生赏异之,竟与齐名,号二郑云。”郑厚家在溪东,郑樵家住溪西。少儿时,郑樵往“溪东学堂”与郑厚一起读书,传说溪水泛滥时,郑樵常在攀藤过溪读书。郑厚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担负对郑樵的教学任务,从不懈怠。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郑樵的父亲不幸病死苏州,年仅16岁的郑樵徒步扶柩而归,并结庐在越王峰下一边护墓,一边闭门苦读。此时,“二郑”一起读书于越王山下的“南峰书堂”,共同度过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读书生活。后“二郑”创办“芗林书堂”,一边读书,讲学论道,互相切磋,学业精进。同时,又在一起讲学授徒,虽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但却为青年后生所敬仰。郑厚对郑樵的读书指教是多方面的,诸如在文学创作上,郑樵写的一组《乐府四怨》诗,郑厚为之作跋,文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一既指教又研讨的状况。

      “二郑”情同手足,志趣相投。当年“二郑”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郑樵在《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作了生动的描述:“春风二三月间,弟兄二人,手挈饮囊酒瓮,贸贸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人意向者,即释然坐卧。一觞一咏,累月忘归;山林蓊荟,禽鸟不知人来,争食,挥之不退。牧子樵夫,泽薮相适,呼而不就坐,即疑为神仙怪物,不问姓名,睥睨而去。或采松食橡,浇花种药,随渔狎猎,优游山谷间,自得名教中乐地。”在郑厚考中进士、当官前,在家乡度过了一段既读书讲学又喜山乐水的美好时光。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受到金兵侵犯,国家危亡之际,激起了“二郑”满腔爱国热情,他们联名上书朝廷,愿以投笔从戎,请缨抗金,报效国家。然而,昏君奸相当道,“二郑”满腔热血只能“犬马有心虽许国,草茅无路可酬君”(郑樵诗)。由此可见,“二郑”同为爱国志士,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志同道合。

      “二郑”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二郑”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堂兄弟,性格有异。用他们自已的评语,郑厚是“逸迈”,郑樵则“幽邃”。换句话说,郑厚是才华横溢,锋芒显露,“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无留手”;郑樵则是内涵精妙,含蓄深沉,“见理如攻坚木,终自擘折,稍迟耳”。实际上,郑厚的志向是从政,因此关心时,乐于交游;郑樵的志向是修史,因此习惯于谢绝人事,闭门读书。郑樵下笔“如狂澜怒涛,滚滚不绝”又“如迅马历陇陂,终日驰骋而足不顿,且无蹶失”;郑樵著文“如悬崖绝壁 ,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又“如大匠抡材,胸中暗有绳墨”。在处事上,“厚应变多方略,樵迟纯有隐思”。尽管“二郑”的性格、气质和为人各有不同,后来各奔前程,一个忙于官场事务,一个在“夹漈草堂”修史,但他们始终互帮互助,心心相印,所以郑樵明确“二郑”的关系为:“厚失之易,得樵而后峻;樵失之纷,得厚而后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郑樵五十五岁,当郑厚得知郑樵被举荐召对之事,特补右迪功郎,欣然作诗:“别墅生涯富古今,凝旒梦卜苦追寻。一封细札三家布,万卷新书四海心。北阙龙吟清昼永,东阜猿啸白云深。满怀经济今休勒,闻道举生渴传霖。”绍兴三十年(1160),不幸的是,郑厚病逝于官位湘乡,郑樵悲痛欲绝,数月内不思食寐,呼喊着“景韦兄,景韦兄”的名字。可见“二郑”兄弟亦师亦友感情深厚亲密无间,仿佛一个人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

      郑厚具有批判的精神,在学术上是位“狂夫”。郑厚是一位思想解放、有独立见解的人,他有那种敢于放论批评的狂放锐气,无不浸透着“求真”的科学精神。他在《游存古易状》说:“臣愚幼而读书,粗通正理,老而闻道,稍见大方。好读古书而不为古书所蒙,多识前言而不为前言所惑。”这段话批评了迷信经书的态度,自己不应盲从。他写的《艺圃折衷·论君臣》一篇公开宣称:“汤武非圣君,伊周非纯臣,孟子非贤人,扬雄非君子。”并且一一作了分析。他批评汤武犯上,说“汤武之罪当无所逃……使汤武不为乱臣贼子倡,未必后世敢兆是乱也。”而受郑樵非难最多的是《孟子》一篇,指孟子“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雄也。其资薄,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岂君子长者之言也……挟仲尼以欺天下”,郑厚排斥孟子、批评理学家十分尖刻,所以史称郑樵为“诋孟”(批判孟子)最厉害的人

      历史上,孔、孟并称,孟轲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被尊称为“亚圣”。南宋朱熹将《孟子》编入《四书》,后来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郑厚“诋孟”的这些言论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影响,深刻地揭露了儒家学派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难以自圆其说的虚伪性,所以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认为郑厚是“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斥为离经叛道的“邪说”,群起而攻之。宋理宗时代,朱熹的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其结局可想而知,郑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因“诋孟”而以“谤议朝政”之罪,先被贬,后罢职,十年不得升迁,许多诗文著作因“诋孟”被禁毁而所剩无几。邑人状元黄公度特意为郑厚被免职写了《送郑察推以罢官之潮阳》诗二首。其一:“官达身何补,才名陆未沉。不妨吾道在,休较吏文深。城廓春将暮,风云晚更阴。相看炎海阔,魂断欲分襟。”其二:“春草故人去,落花离绪多。芙蓉少颜色,薏苡尽风波。尘土非长策,功名一醉歌。周南暂留滞,莫改岁寒柯。”但是,在郑厚的深刻影响下,郑樵后来的治学宗旨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的精神,如否定《诗序》的“美刺观”,反对《春秋》研究中的“褒贬说”,斥责五行学说是“欺天之学”等,这与郑厚的富于批判的学术精神一脉相承,抑或这才是郑樵师从郑厚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郑厚为官清操廉勤,刚直敢言。与郑樵不仕表现出对科举强烈的反感和憎恶相反,出仕为官是郑厚的志向。绍兴五年(1135),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成为莆田第一个在中国封建科举时代以赋魁天下的进士。他进士及第后进入仕途,满怀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而从政,自信“使厚司台谏,则世无豺虎迹”,立志扶危定倾,为国为民奋发有为。他在泉州为官时,居官清正,疾恶如仇,深受朝延参加政事赵鼎、刘大中器重;绍兴八年(1138),由于赵、刘的举荐,入朝于高宗殿前奏上“御将、固本、揽权”兵权策略,其言切中时弊,受到高宗的嘉纳。郑厚当上福州考官,他将福建有识之士全部选中,人称郑厚选尽福州人才。绍兴十年(1140),他被外放广东路盐茶司干办公事,郑厚生性刚直敢言,素来反对和议,诸多言论皆不为当权者所喜。绍兴二十五年(1155),奸相秦桧病死后,郑厚重新被起用为昭信军节度推官。他虽备受“诋孟”打击,但其爱国爱民之心没有改变,节义之气没有改变。在其任上,郑厚清操廉勤,平反冤狱,缉拿强盗,颁布律令,力保一方平安,颇受当地群众的爱戴。绍兴二十七年(1157),因政绩显著,升左承事郎,湘潭湘乡知县。他莅任之初,“临事以公”,倾听百姓呼声,体恤民生,轻徭薄赋,恪尽职守,尽心为国家分忧,得吏民敬畏。绍兴三十年(1160),在湖南湘乡知县任上去世,年六十一。是的,官位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为民立命,忠于职守,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刚正敢言,革弊除害,而郑厚能够做到这些真是难能可贵的,为后人绘就了一个清廉高洁、浩然正气的清官形象。

      郑厚是一位写诗作文的名家,龚茂良曾称他为莆中文士的“开山祖”。“厚仰视韩愈如有及”,郑厚志向远大,把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作为自己心中的偶像,学问渊博,诸子百家,无所不通;词赋典雅秀丽,议论自成一家。郑厚的《金山亭记》文采飞扬,独具匠心,意境悠远,留韵邈然,兹摘如下:

      “氵页弥,天下之镇也。岱华衡恒,中国之镇也。金山,潮郡之镇也。郡有镇山,犹人有元气,能卫生者不问四肢九窍,五脏六腑,惟问元气盛衰。如此,则潮于金山何可忽诸?乡者潮之盛时,亭榭竹木,奂蔚于其上。当其文物之美,版籍之饶,甲于二广,抑有所率。兵戈以来,守郡者但务目前,推原之事所未暇举。亭榭圮于风雨,竹木残于斧斤,不恤也。地与时会,翁侯来,儒雅饰吏之余,思所以为潮善后之方。乃致意于是举。即山之阳,为亭者三,曰”凝远“,曰”成趣“,曰”披云“。俯揖金城万家于几席之中,红尘与车马分哗,苍木共闾阎间错,俯仰之际,形容不尽。循山而东,则列岫凝蓝,长江曳练,桑麻近落,烟雨平畴。目力交驰,景趣竞远,身居城郭中,然如在四旷之。于兹作亭以临之曰”就日“。其后绝山之家,亭其上曰”一览“。砌石为道,络绎其间,浇桃灌李,种竹植木。发足其景物。夫潮之形势,不在金山之壮观,不在于亭榭竹木。非亭榭竹木无以为金山之壮观,亭榭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襟袖整,然后见金山之气象焉。金山之气象,实潮之气象也,孰谓太守翁侯是役苟作云尔?亭成,太守暇日宴客于其中,邦人士女,操觚挈木盍偕乐焉。惟兹邦人,见亭之成。宁知太守营亭之功;共亭之乐,宁知太守建亭之意。不敛一铢,不役一丁,鬻材僦工,筑亭宇如筑私室,此太守营亭之功也。粪本木盛,浚源泉长,提纲振领,类非俗吏所能为,此太守建亭之意也。农丰官达,爰自今日。补弊起仆,系属后人。绍兴戊辰(1148)郑厚记。”

      郑厚毕生勤奋好学,年轻时在故宅“溪东书堂”和“南峰书堂”读书,成名之后讲学芗林。郑厚一生著述颇丰,因“诋孟”事件,其书大部分被毁,所存无多。其非孟之著作《艺圃折衷》因余允文、朱熹的批判而被作为“靶子”得以部分保留。其它作品有《湘乡文集》二十卷,《通鉴分门类要》四十卷,《诗杂说》十卷,《艺圃折衷》一卷,《六经奥论》及杂说数十卷,与郑樵合著《六经图辨》、《二郑诗集》。晚岁读书著述尤勤,专心于《易》的研究,写就《存古易》书二十卷献给朝延。时人称他“词赋典丽秀杰,追琢坡、谷,闽中士子,一经指教 ,皆为当世闻人。”龚茂良,与郑厚同辈、同乡,绍兴八年进士,亦皆先后大泉州为官,龚茂良后官至参知政事,他对郑厚的个人与莆田的文化状况应当十分了解,他所说的:“吾莆文字,以湘乡为开山祖”,并非空穴来风。

      郑厚逝后安葬在兴泰里鹤树峰幽化寺侧。宋朝宰相陈俊卿和林光朝、徐林等朝延大臣当时也到郑厚坟前瞻仰,寄托哀思。邑人工部侍郎林光朝撰写悼文《祭郑湘乡叔友文》云:“林某(艾轩)、赵伯达、方秉白、刘朔,以四月既浃,越三日丙辰,哭汀乡先生之柩于西郭,以杯酒盘飱敬酻之。呜呼!海内豪杰,没灭不返,酸痛冤惜,其在我辈。湘乡文律如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识;湘乡道真如峄山野火,后来不及见。湘乡之名,百代凌腾,屈原、贾谊文非不足,而蹈道则未也!客有过长沙者谇之乎!三先生亦欲相与破夫褊迫之度,而为是冲扬眇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滨,一夕卮酒,我思古人。尚飨!”兴化太守钟离松为其立“名贤坊”。

      明代著名方志学家、诗文家黄仲昭对郑厚有很高的评价:“郑厚好奇立异,务聘其辨博之说,以非诋圣贤,先儒谓其学无师承,故其弊如此,而卒为名教之罪人也,信哉!乡先正林艾轩志其墓,有曰:‘言者以先生少时尝著书,如李觏于孟轲之书有所不合,以是不调者十年。’此固先辈忠厚之风,而谓其书为少时所著,亦或然也。但其遗言绪论,至今犹未尽泯。予惧后世复有倡其说者,害人心术,而圣贤之道又为之晦蚀,故不避逾之罪而极论之。”

      诚然,人总是在非此即彼间相互比较着。但是,比较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需要客观公正。即使当今热门的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的比较文学,也是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中国历史上有环肥燕瘦,各擅其美。就象是桂林山水与武夷山水,景色不同,我们也难以分出高下,如果说成“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及武夷一小丘”,势必引起两省纷争。但是,如果写成“”桂林山水甲天下,武夷山水亦神奇,同是祖国好山河,何须评比论高低“,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双方就服气了。中国文学史对待李白与杜甫的评价也是这样,千年以来总是有人要拿来比较,并硬要分出个高低,于是历史上就有了”扬李抑杜“之说,殊不知,他们只是风格不同罢了。”二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即使郑樵在史学界成为领风骚的人物,也不应贬低郑厚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

      历史是曾经活着的社会存在,交织着丰富的人的故事。纵观郑厚的一生,他既没有因为时运不济穷困潦倒而气馁,也没有因为难耐寂寞而出仕,更没有因为远走当官而疏远郑樵,历史上没有人指责过他的人品与风度。倒是到了现代,有人平地起风波,臆度他的种种不是,甚至运用”扬樵抑厚“的”春秋笔法“,采用反衬的手法来描写”二郑“,以博文采粲然,无形中把郑厚当成了反面的人物。这样曲解郑厚, 如果郑厚泉下有知,情何以堪?!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郑樵因为《宋史》一句”独切切于仕进“的错误评价带来的负面影响,使郑樵长期被打入”冷宫“,惨淡无光,到了近代才发现他是”光芒竟天的一颗慧星“(梁启超语),史学的光芒才照耀世界。郑厚的生前受苦受难已经够多了,在他的身后我们应当善待这些为历史做出贡献的人物,让其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

      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文学博士段莉萍关于《宋代学者郑厚及其真诗论考》一文认为,郑厚最早慨叹宋代”不复有真诗“,在诗学上提出”真诗论“”天籁“自然说,他认为”真诗“首先要有”真情性“,即诗中所抒发的或”哀“或”乐“感情,不管是浩歌长咏,还是低吟慢唱,必须真实自然;其次”真诗“要有自然音韵,来寄寓自已的感情从而打动人心。他的这一诗学主张对后代诗学批评影响很大[1]。时至今日,这些独具魅力的见解穿越岁月时光,仍闪灼着耀眼的光芒。不久前,郑厚任上的湖南湘乡也传来消息说,遗憾的是,他去世七百年后所修的同治版湘乡县志上,未见他的名字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记载。但是,他的担当与作为却被当地百姓尊为”郑湘乡“,而有资格被这样尊称的,后世只有一个”曾湘乡“(曾国藩)。

      追怀思远山河美,虽史无名亦是雄。郑厚把为国为民融入了生命,还有他那隽永的诗文滋养着一方水土,最终得以不朽。

      参考文献

      [1]段莉萍。宋代学者郑厚及其真诗论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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