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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涵江各行业

         民国时期涵江渔业

      涵江有三江口港,地处兴化湾之滨;内河水渠交错,咸、淡水的水产资源丰富,故镇内有鱼行和鱼店多家。

      鱼行

      鱼行,大都是属于“栈行”性质的,先后有8家,其中经营较大的有顺兴和义和2家,其次有同成、升兴、丰隆、丰泰、瑞兴、海通、同春、洽珍等家。他们分别开设在衙前街至市项最繁华的街道。

      主要的货源,多来自莆田县沿海和岛屿所产的鱼货,也有从平潭、长乐、福清、惠安等县运来的。其中,以渔民自产的为主,也有鱼贩就地收购的。

      主要的品种:咸水的有黄瓜鱼、马鲛鱼、鳓鱼、鲳鱼、带鱼、墨鱼、虾皮和紫菜等;咸杂鱼鱼可有大头丁、三角鱼、狗母鱼、柳鱼可等以及水母、虾、蟹、贝类。还有从外地运来的虾肉、红毛苔,咸的大吊带鱼、鲢鱼、沙鱼、鲳鱼、沙丁鱼、白力鱼、尤军鱼等。淡水的有鲤鱼、鲢鱼、鲭鱼、鲈鱼、鲫鱼、草鱼等以及虾、蟹、贝等。

      为了招揽更多的货源,各鱼行都采取放“船头钱”的办法,即对运载鱼货来涵江的船只,先借给一定数目的现金,那这一只船载鱼货来涵江时,一定要停靠给这家鱼行。有的对运载鱼货来涵江的船只,各鱼行都直接派人到停靠处去招揽,俗叫“接水”。

      渔民和渔贩将鱼货寄托在鱼行里,都由鱼行代为出售,价格比较公道。同时,渔民又可先向鱼行支出一些现金,等到鱼货卖完,双方进行结账,俗叫“合单”,鱼行向买卖双方各收5%的佣金。

      如遇到某些鱼货大发海时,有的鱼行有派人到户地去采购,直接参与买卖。有的鱼行还专人去霞浦、福鼎等县去采购海蜇皮,有联合去的,也有单独去的。运去的是海盐和荔枝柴等,运回的是海蜇皮。

      鱼店

      涵江镇内开设的鱼店,先后共有10多家,其中,还包括专营蚬、虫代、蛏、牡蛎等,分布地带,多在尾梨巷口、市顶、三角埕等地一带最繁华的街路。

      鱼店的门口,都有摆列着几个木架,上面放着几个大“笠弧”,放着各种鱼类和贝类,以便让顾客挑选,故又称为“鱼架”。

      鱼店的主要货源,多来自附近的望江等村,一般是用“竹篓”进行捕捞的;炊熟的鱼类(包括乌贼等),则多来自沿海的忠门、埭头等地。

      鱼店出售鱼货时,商定价格和过秤后,多要为买主把它去鳞、切块,对鲎和梭子蟹等,还要把它全身切开。技术纯熟,服务态度好。

      经营鱼类和潮水有较大的关系。春汛和夏汛时,为旺季;秋、冬两季,为淡季。在同一季节中,一般大潮为旺季,小潮为淡季。(康永福){nextpage}

      民国时期涵江肥皂工业

      民国时期,涵江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中心,其中生产肥皂工业的,当以“美中华”的肥皂厂为最早。

      约在1910年左右,涵江有一位工商界老前辈(姓名未详),租用楼下街卢埕的杨家宗祠及其大埕作为厂址,首建“美中华”肥皂厂。该厂生产的肥皂,年产量约数十吨,是涵江化工生产肥皂的先驱者。

      肥皂是以桕油为主要原料的。先把它放在锅里煮溶,然后按照配方加进碱和辅助原料,搅拌均匀后,任其冷却,再行切块,入模中打“印”,印上自家的商标。最后晒干或晾干,即为肥皂成品。

      到了1930年左右,在涵江开设肥皂厂的,还有兴义、泰源、三友等三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制作肥皂的原料中断,到了1940年后,“美中华”肥皂厂停产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舶来品的肥皂,充斥涵江,占有80%的市场优势。尤其上海北忌洋行的“北忌”肥皂销路最大,几有压倒涵江肥皂市场之势。此外,还有上海的五洲固本肥皂、福州的祥茂肥皂等,也进入涵江的市场,他们竞争剧烈。

      当时有人制作肥皂,以“北恳”为商标上市,与“北忌”商标的肥皂混淆。这就招来了北忌洋行代理商振丰商行的干涉。他虽不敢再以“北恳”二字为商标,但又以“比恳”二字为商标,“混乱”市场,直到涵江解放时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官办的东南食盐精制厂,厂址设在楼下街新桥头东冈海岑前,生产精盐及肥皂化工产品等。莆田城内人陈国钦先生,曾受聘任该厂技术厂长。到1948年,陈国钦先生去职,回家自办家庭小手工业生产福祥肥皂厂,生产肥皂、雪花膏等工业产品。到了解放前夕,东南食盐精制厂解体,陈国钦先生就将家庭小厂迁到此处,继续经营。

      解放后,陈国钦先生任莆田涵中中学化学教师,福祥肥皂厂由他的爱人林金訇继续经理下去。此时,原来的兴义、泰源两家肥皂厂相继停业了。而又有李文峰(即李阿悌)在宫口鳗巷口附近创办福记碱烛厂,只生产白碱、蜡烛。还有卢埕的洪文懋、洪文敏、洪文元、洪文六等四人合伙,在新桥头东冈肃觉祠右边的民房里,开设兴记皂烛厂,生产有肥皂、白碱、蜡烛。

      上面所述的涵江几家肥皂厂,因时代局限,其设备都极为简陋,技术落后,故生产品的质量不高。有的只是家庭手工业而已。但他们———三友、诚记、兴记和福祥等四家,都延续到1956年对私改造之时,更名为公私合营肥皂厂了。 (康永福){nextpage}

      民国时期涵江香烛、冥楮行业

      2009-06-18 编辑:莆田读城网 浏览:18次   香、烛和冥楮(俗叫“纸钱”)虽是用于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以及菩萨诞辰、出游时虔诚之用,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香烛

      民国时期,涵江镇内开设香烛店的,先后有十来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双盛隆和双兴隆两家,此外,还有茂顺、茂源、合珍、同德、芳兴、洽顺、庆盛、瑞云、意诚等家。

      他们经营的品种,以香和(火)烛为主。

      香的原料,有香篾、榆皮、炭末和各种香料(青皮、檀香、一些香味和中药材)等。

      在制作时,将香蔑的一段浸水,沾上榆皮粉;然后,再覆盖各种香料,并增粗香身;干后,将另一段(即“香戈”)染上红色或绿色;最后包装上市。

      火烛的原料,有“烛戈”(即芦杆),较粗的称烛芒;还有灯芯、乌桕、白腊烛、红色颜料等。

      制作时,将“烛戈”的一段扎上挂勾,另一段埋嵌灯芯,再将灯芯的一段插入溶化的乌桕液中,经过多次的插入和提起,以不断增粗烛身。有红烛和白烛两种。前者为逢年过节和喜庆之用,后者大都为丧事之用。

      火烛以大小来分,有烛仔、二更烛、三更烛;再大的以重量来分,有四两烛、一斤烛、五斤烛。如需要特大的,或描金龙烛,或双喜花烛等,那是要定制的。

      销售的季节,一年中从秋季开始,特别是春节和元宵为旺季。如遇菩萨诞辰或出游,或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也是香烛畅销的日子。

      冥楮

      经营冥楮的商店,俗叫“纸钱店”,是一门迷信品的行业。民国时期,涵江镇内开设冥楮店的,先后有30多家,其中经营批发的有15家左右;经营规模较大的,为信春1家,营业额占全行业的一半左右;此外,还有双兴、双宝、万利、万兴、宝兴、益盛等家。批发的范围,除莆田县各地外,还销至福清和平潭等县。

      纸钱是用长连和斗底纸等草纸加工制成的。加工的程序:先将草纸一张一张地拉开,俗称“撕纸”;然后,打成各式各样的孔洞,再裁为小方形的成品;最后用咸草捆成大小捆,一般是按捆出售的。

      主要的产地,在莆田县山区的常太金川、院里和仙游县的社硎、西苑等一带。常太所产的草纸,质量好一些,虽叫草纸,其实是用毛竹做原料的,品种有封挂纸和市挂纸等。还有从温州运来的四六屏草纸,是用草做原料的,色黄、纸白、质量差。

      主要的品种,以纸钱为大宗,还有冥番、贡银等。

      销售季节,一年中以清明、中元(俗叫“七月半”)、冬至这三个节日为旺季,销路最大,特别是“七月半”,所烧化的纸钱,几乎占到全年总销量的一半。正因为“七月半”,天气热,烧纸钱特多,热气腾腾;这样的热加热,故有“公妈热”的俗语。(参见《琐忆杂记》)(康永福){nextpage}

      民国时期涵江玻璃工业

      涵江镇内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玻璃工业行业,起步较迟(一说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一说是在1940年左右)。又因该行业的股东既合又分,既分又合,先后开设玻璃厂的,共有五、六家,都是私营的、自负盈亏的。

      在上世纪20年代,林鸭母、林亚义等人合股在宫下沟岑路开设美爱玻璃厂,以废旧的玻璃碎为原料(向福州购进的),产品有煤油灯用的灯座和灯罩、药水瓶等。销售的范围,除莆田县内之外,还销至仙游、福清、永春等县。但只有2年,因亏损而告停业。

      接着,又有蔡依妹(福州人,落户涵江)与林鸭母合股在上俞村开设振东玻璃厂;林德懋独资在西湖村开设胜光华玻璃厂。其原料、产品和销售等,与美爱玻璃厂大体相同。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蔡依妹退出振东玻璃厂,又在宫下沟岑埕利用原美爱玻璃厂的旧厂址,开设福星光玻璃厂。第二年,振东玻璃厂亦因亏损而告停业。蔡依妹则在宫下开设福兴光玻璃厂,继续经营下去。

      1944年,胜光华玻璃厂迁至楼下东方(东岗),设立工场,并与人合资,进行扩大经营,更名为鸿林玻璃厂,新增的产品有炼乳瓶、墨水瓶、枇杷膏瓶、糖果瓶等。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外来的炼乳罐头中断了,本地的炼乳销路大增,炼乳瓶的销量也大大增加了。至解放前夕,因股东全部退股,这时,林德懋已故,由其弟林德明独资经营,又更名为协兴光玻璃厂,厂址迁到楼下镜鸿里。

      当时,生产技术落后,设备也很简单,只有“老虎灶”、圆炉、眼镜炉和一些吹管、工模具等。

      “老虎灶”分上、下两缸(又称“缸枯”),先把碎玻璃倒入上缸,然后在缸下起火烧烤,等到碎玻璃半熔的时候,即用瓢把它舀入下缸,继续烧熔,直到碎玻璃完全熔为溶液后,再用吹杆蘸取玻璃浆,一边吹,一边甩打,并且随即放入模具之内,压制成各种不同形状的玻璃制品。

      制作玻璃的工人人数,大体视该工厂规模大小而定,一般为15-25人(如协兴光厂有工人25人)。因是高温作业,即使是寒冬天气,也是赤膊上阵的,他们的操作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之,工人们是轮流替换上班的,一般为操作3个小时,就休息(歇工)2个小时。工人的每月工资,据说是视其技术水平而定的,具体未详。当学徒的三年时间内,每日三餐的饭菜,是由厂主供应的,每月工资为大米20-30市斤。

      福兴光和协兴光这两个厂延续经营到1956年对私改造之时。这两家私营玻璃厂合并,成立莆田县公私合营玻璃厂。林德明被任命为玻璃厂私方副厂长。(康永福){nextpage}

      民国时期涵江的各级银行

      涵江是商业古镇,贸易兴旺,经济繁荣。因之,民国时期先后在涵江设立的银行,有“中国银行”、“福建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福建省银行”、“交通银行”和“莆田县银行”等。分别概述如下,以见其一斑。

      “中国银行”是民国时期国家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一。1915年8月1日,在霞徐街陡门头附近吴宅设立兑汇所,由涵江人士黄绶任管事。1917年迁往城内南马路营业,1918年迁回涵江。1928年,该行在涵江的机构撤销。1941年1月,在宫口设立寄庄。福州沦陷后,又迁往城内营业。1946年11月改称为“中国银行”涵江办事分处。1947年升格为办事处。1950年6月,由城内迁回涵江,并入人民银行侨储股内。

      “福建银行”系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省办银行。1921年在霞徐街游祠设立涵江分行,由黄缃任经理。1922年,当孙传芳部下周荫人驱逐王永泉经过涵江时,被拿走银元2万元,因而倒闭了。

      “中国农民银行”该行于1935年在前街路设立分理处,主任为赵本梅。1942年升格为办事处。1949年初歇业。解放后,由人民银行接收。

      “福建省银行”1935年底,“福建省银行涵江分理处”在霞徐街原慎昌钱庄旧址挂牌营业。1936年,租用“鼎和号”在尾梨巷的店房一座为新址营业。1938年,改为“福建省银行涵江办事处”。1941年4月,福州沦陷,该办事处迁往仙游,11月,又迁回涵江营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商业繁荣,银行业务不断扩大,改为“福建省银行涵江支行”,设有经理、襄理及营业、会计、出纳、事务四个股。1949年8月22日涵江解放,由中国人民银行莆田支行行长赵福典带员来涵接收。

      “交通银行”该行于1935年10月在保尾设立办事处。(按:该行行址是属于前街厂的)经理为陈传。该行为当时政府的国家四大银行之一,其主要业务有:公私存款,定活储蓄,各种汇兑,信用透支,票据贴现,抵押贷款,出口押汇,代理国库,金银管理等。在涵江各级银行中是首屈一指的。该行可以说是基本上代行了“中央银行”的职能。

      1944年2月29日,闽中特委负责人黄国璋同志率领一支由15人组成的精悍小分队,出其不意,奇袭了“交通银行涵江办事处”,获缴“法币”400多万元,黄金20多两。这一革命行动,轰动了全省。

      “莆田县银行”该行成立于1948年初,不久即在霞徐街桥头设立办事处,主任为曾广定。后历“法币”贬值,连“金元券”、“银元券”也遭受市场的拒用。因之,该行也曾发行米票,标额为半市斤、一市斤、二市斤、五市斤、十市斤等,在市面流通使用。

      涵江虽是闽中古镇,但从全国来看,仍是弹丸之地。而在民国时期却有县、省、国家级的银行设在这里,可见涵江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康永福){nextpage}

      民国时期涵江的照相业

      涵江是商业古镇,百业兴盛。民国初年,新兴的照相业也在这块宝地上播种、开花、结果,成为利润高、大有发展前景的服务行业之一。

      初期的照相馆,叫“拍像馆”。人们到馆拍影的叫“拍像影”。后来才改名为“照相馆”,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年代。

      涵江的照相馆为何年何人所始设?参见志书、史料所载。其说不尽一致。

      从多种资料来看,在涵江开设第一家照相馆的时间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为1933年;一为1907年;一为1910年;一为1912年。再者,在涵江开设照相馆的第一人,是陈尧三?还是徐丽水?有待核实。

      在民国初期,照相业还是一种新兴的服务性行业。因之,摄影器材简陋,技术落后,又没有电灯装置。如显影所用的药粉,是用黄金磨成的溶液,洗出的照片,呈黄棕色,成本贵又不美观;后来改进了技术.使用了化学的五金粉,才呈白色。当时还没有彩色的照片。底片是用“玻璃底片”;像纸是用溴化银印的,叫“银纸”。冲洗照片,需在太阳光下面晒几分钟,但感光时间很难掌握准确,如照片上某一处感光多些,就会显出黑色,成为废品或次品。如遇到春季阴雨多的天气,则只好用汽灯来进行冲洗。故此,从照过相到冲洗好照片,有时要七八天的时间。

      当时照相馆所用的药粉、底片、像纸等,都是上海柯达公司的产品。像纸的规格,有2寸的,也有4寸、6寸、8寸的,最大的为1.2尺,价格较贵,没有彩色。

      据乡先辈说,涵江初期的照相,叫“摄像影”。因之,有的人产生思想顾虑,误认为人影既被摄进去了,人的灵魂当然也被摄走了,会伤神,影响了生意。

      这时的照相对象,大都是富豪人家。这些人家当家中有人结婚、孩子弥月、老人做寿(俗叫“做十”)时,拍张“全家乐”照片,以炫耀其家世;新屋落成、新店开张,拍张照片留念,寓意大吉大利。主人对照相费也较为优惠。后来,中小学学校增多了,学生的升学考试,学籍卡片、毕业证书以及师生合影、同学互赠照片等所用的照片也多了,就成为照相业竞争“服务”的对象,以增加生意收益。尤其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局“抽壮丁”时“壮丁”用的照片,由照相馆匆匆忙忙地应付,无论是照得好或照得不好,只要完成“任务”,免得麻烦就是好。群众叫它为“壮丁‘巧’(相)”。

      由此可知:当时照相服务的对象,是有其局限性的。广大的山区、沿海贫苦大众以及城镇的贫民,恐怕一辈子是没有上过照相馆拍照的。

      当时,在照相时,照相馆最怕的是拍孩子人数多的“全家乐”。因为淘气的孩子如果随便动了一下,这张底片就会报废了;而再次集中一家人及客人来重拍,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店方往往加拍一张底片,规定照片中有一个孩子的,加收2角,两个孩子的,加收4角(余类推),如孩子人数太多,双方事先协商,以补店方的损失。照“全家乐”是大喜事,主人当然是会同意的。

      当新时代照相馆在大巷里开业时,由于时代的演进,群众思想的开通,摄影技术的进步,它的服务对象也遍及知识界和艺术界人士,尤其群众阶层,生意旺盛,因而同行之间竞争激烈。即使照相同业会有统一规定的收价,但他们往往以亲友关系从中拉生意,是常有的事。

      据内行人说:当时照相业的营业利润,高达80%,即使赠送三四张冲洗的照片,也是不会亏本的。

      民国时期涵江的照相馆都是私人经营的,延续到1956年对私改造之时。这是后话。     (康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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