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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克庄与“梅花诗案”

      简介:

      本文主要阐述刘克庄“梅花诗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刘克庄九次被罢官的前后经过以及“梅花诗案”的影响。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福建莆田人。刘克庄二十三岁以荫补官,历任将仕郎、靖安县主簿、建阳县令、宗正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兼侍右郎官、秘书少监兼国史馆编修、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兼中书舍人、史馆同修撰兼侍读、权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晚年以龙图阁学士守本官致仕。逝于度宗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享年八十三岁。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文定”。刘克庄是南宋久享盛名的文坛宗主、诗坛宗主和豪放词代表人物。

      刘克庄一生酷爱梅花,歌颂梅花,赞美梅花。他尊崇的是梅花孤高冷艳,不畏严寒,敢于抗争,“称其美无媚悦之谤,与之厚无附丽之嫌。”的高贵品格。然而,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因为一首《落梅》诗而屡遭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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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祸起梅花诗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刘克庄知建阳时写了一首《落梅》诗云: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这是历代文人骚客最常用的一种诗歌表现手法,本无可非议。然而,刘克庄这首《落梅》诗以及他被钱塘书商陈起(字宗之)收入《江湖诗集》中《黃巢战场》诗中有句“不是朱三能跋扈,却缘郑五欠经纶。”被擅自矫诏废立的权相史弥远的爪牙,时人称为“三凶”的言官梁成大、李知孝指为“谤讪当国”,激怒史弥远。史弥远下令要将他“议下大理逮治”。

      刘克庄遭遇厄运,即将面临牢狱之灾。幸运的是,与史弥远同样有拥立之功的郑清之在朝廷为他力辩,劝史弥远“不宜以语罪人”。刘克庄才幸免于难,暂时躲过了一劫。

      然而,他的这桩“梅花诗案”并不因此而不了了之。就在三年以后的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刘克庄起通判潮洲时,仍然还是被言官赵至道旧案重提而弹劾罢官,史载“毒由梁、李也”。

      那么,刘克庄的这首《落梅》诗以及《黃巢战场》诗中“不是朱三能跋扈,却缘郑五欠经纶。”为什么会被梁成大和李知孝指为“谤讪当国”,而史弥远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有必要了解史弥远其人以及理宗皇帝是怎样由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内便一跃而成为宋朝历史上的第十四位皇帝。

      二、史弥远与韩侂胄

      史弥远,字同叔,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南宋孝宗时的宰相、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史浩的第三子。光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官太常寺主簿、大理司直、司封郎中、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史弥远为人阴险狡诈,善于玩弄权术。他靠的是阴谋和权术一步一步登上南宋的权力巅峰。

      韩侂胄,字节夫,北宋抗金名将、魏忠献王韩琦曾孙。韩侂胄的父亲娶了高宗皇后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韩侂胄以父荫入仕,官历阁门祇侯、宣赞舍人、带御器械、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所谓“知閤门事”只是宫廷中负责朝会、游幸、宴享以及文武官员、外国藩邦来宾朝见礼仪的一个小官。由于他是太后的亲戚,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被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利用,发动了一次近似宫廷政变的内廷禅让,扶持光宗皇帝的第二子赵扩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宁宗”,从此被宁宗皇帝重用,当上右丞相兼枢密使。

      韩侂胄深知他是由一个只管内廷事务的外戚而登上权力的高峰。如果不能建立殊绝的功勋是难以服众的。而他与杨皇后的矛盾更使他感到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韩侂胄认为要建立殊勋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兵北伐,收复中原失土。而当时北方形势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得韩侂胄认为有机可乘,是他北伐,收复中原失土,建立盖世奇功的最好时候。

      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韩侂胄在一些主战大臣的积极鼓动下,错误地认为“金国业已困弱不堪,王师若至,势若拉朽。”贸然发动了对金的战争,史称“开禧北伐”。

      由于轻敌和准备不足,“开禧北伐”不到半年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南宋王朝被迫再次屈辱求和。面对金朝以索取韩侂胄人头、割两淮、增岁币、犒赏军银、降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等无耻要求,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的史弥远竟然厚颜无耻地秘密奏请宁宗皇帝,诛杀韩侂胄以满足与金议和的要求。宁宗皇帝听后沉默不语,无可置否。但对韩侂胄本来就怀恨在心的杨皇后却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与史弥远勾结,于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趁韩侂胄上早朝时派兵埋伏在他上朝必经之道,趁其不备把他拖入玉津园内乱棍打死。

      史弥远在与杨皇后合谋诛杀了韩侂胄以后数日,便由礼部侍郎升为同知枢密院事,不久又升为仅次于宰相的参知政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正月知枢密院,六月入为副相,十月除右丞相兼枢密院事,从而成为南宋继秦桧之后又一个权倾朝野,祸乱朝政长达二十六年的大奸臣。?

      三、韩侂胄与杨皇后的荣辱之仇

      杨皇后与韩侂胄的荣辱之仇,源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十一月。宁宗皇后韩氏突然病故,这对韩侂胄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韩侂胄靠的就是韩皇后的亲戚关系走上政治舞台和权力的巅峰。没有了韩皇后的支持,韩侂胄成不了大气候。韩皇后逝世以后,韩侂胄极力想把与他同样也有一层亲戚关系的曹贵妃扶上皇后的位子。但宁宗皇帝的另一个妃子杨氏对皇后的位子早已垂涎很久。

      杨氏少以姿容被选入宫。她不但“任权术”,而且“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她不甘心就此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此,她与韩侂胄在宫廷内明争暗斗,展开了一场为了尊荣和权力的殊死斗争。斗争的结果以杨妃子的胜利而告终。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十二月,宁宗皇帝下诏立杨氏为皇后。但杨皇后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因为,她认为手握执政大权的韩侂胄对她始终是个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她密谕史弥远和她的堂兄杨次山“择廷臣可任者,与共图之。”

      四、史弥远与理宗皇帝

      史弥远登相位,独揽大权以后,本可就此适可而止。然而由于他与皇子竑的矛盾,使他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因此,他竟然再次铤而走险,阴谋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扶持平民出身的赵乌孙取代皇子竑,登上了宋朝第十四位皇帝的宝座,是为理宗皇帝。

      理宗皇帝原名乌孙,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乌孙虽然自称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但他与宁宗皇帝并不属于同一支脉。宁宗皇帝是宋太祖少子秦王赵德芳一脉。乌孙则是宋太祖次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这二支不同支脉的宗室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蔓延,至乌孙这一代,其与宁宗皇帝的血缘关系已经十分疏远,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也不高。

      乌孙的曾祖父和祖父均无一官半职。他的父亲赵希瓐生前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尉。乌孙兄弟幼年丧父,与母亲全氏三人寄居在浙江绍兴的舅父家。乌孙舅父在地方上也只是个保长,地位低下,毫无权势而言。但其机遇极佳,在宁宗皇帝无嗣,沂王无后,宫廷权力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下被专权朝政的史弥远秘密觅选入宫,并用阴谋送上了南宋权力的最高峰。

      宁宗皇帝虽有后宫、嫔妃先后给他生了八个儿子,但都已早早夭亡,没有一个长大成人。其所选定的宗室子景献太子不幸也在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死去。无奈之下,宁宗皇帝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六月,下诏立与其血缘最近的同房兄弟沂靖惠王赵柄的嗣子,时为福州观察使的赵贵和为皇子,更名竑,进封祁国公。

      而当时史弥远已经专权朝政十余年。皇子竑对史弥远专横拔扈,出入宫闱无所禁忌极为不满。有一次,他在东宫的墙壁上用手指着宋朝区域地图上的琼、崖地区对身边的人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即要将史弥远流放到广东、海南等边远地区去。但皇子竑的一举一动都被史弥远事先安插在他身边的美女耳目如数报告史弥远。史弥远听了非常的吃惊,因为他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谁掌握了太子,谁就掌握了赵宋王朝的未来。现在的太子对他显然是十分不利和危险的。工于心计的史弥远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于是,他开始“日夕思以处竑”,加紧谋划废立之事。

      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他的心腹门客余天赐要回浙江绍兴老家参加乡试。史弥远便密嘱他顺便在这一带寻找与宗室相近的厚贤子弟,名义上说是以备继赵竑因入选皇子而空缺出的沂王府嗣,实际上是在为以后谋夺皇位做准备。

      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秋,余天赐与一僧人同行遇雨,在绍兴西门外乌孙兄弟寄居的全保长家避雨时巧遇乌孙兄弟。乌孙兄弟自称是皇室远族。余天赐觉得十分奇巧,立即就把此事禀报史弥远。史弥远闻罢喜出望外,认为“此乃天命也”。于是他命余天赐秘密接乌孙兄弟来京亲自考察,并根据兄弟俩在宗室中的辈份用春秋战国时的国名,改乌孙名与莒,改其弟名与芮。为了使出身低微,缺乏教养的赵与莒能符合帝王身份,史弥远费尽心机一边安排余天赐的母亲照料其生活起居,一边选派其同乡,时任国子监、国子学录的郑清之教他研习经史礼义、文章翰墨、朝廷礼仪。

      赵与莒被秘密召入宫后,一天,史弥远在杭州净慈寺为其父做佛事时,在惠日阁内秘密约见了郑清之,明确告知他:“皇子不堪负荷,闻后沂邸者甚贤。今欲择为讲官,君其善训迪之。”并允诺“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也。”史弥远深知事关重大,因此,他在告知郑清之阴谋废立的同时也告诫郑清之这些话只能:“出于弥远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语泄者,吾与君皆族矣。”

      在史弥远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赵与莒被确立为沂王嗣,补秉义郎,旋即又授右监门卫大将军,赐名贵诚,进邵州防御使。而当时皇子竑已为检校少保,进封济国公。为了使赵贵诚能与皇子竑的地位均等,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史弥远又趁宁宗皇帝病重弥留之际,假宁宗皇帝诏命以赵贵诚为皇子,改赐名为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为取代皇子竑,承袭皇位做好准备。

      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在位三十年的宁宗皇帝驾崩,一场酝酿已久的废立事件终于爆发。史弥远串通了曾经与他合谋诛杀韩侂胄的杨皇后假传遗诏,命赵昀嗣皇位,贬皇子竑为开封府仪同三司,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并于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湖州事变”后迫济王竑自杀于湖州治所,然后昭告天下济王病故。

      五、“湖州事变”与济王之冤

      “湖州事变”,也称“霅川之变”、“济王之变”。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正月,济王竑被史弥远矫诏废去皇子地位,贬居湖州。湖州渔民潘壬、潘丙两兄弟与其从兄潘甫三人不满史弥远擅自矫诏废立,率领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数百人冒充山东“忠义军”李全的军队,借夜幕掩护翻墙越入济王府,将黃袍强加在躲在水洞中的济王竑身上,拥济王竑为帝,并发表文告历数史弥远擅自矫诏废立等罪名。

      天明之后,济王竑发现拥立他的不是山东“忠义军”李全的军队,而是湖州当地的一帮乌合之众,大惊失色,知道此事难成。于是他急忙与湖州驻军将领合谋反正,并派出郡将王元春向朝廷禀报。“湖州事变”很快就被平定了。

      “湖州事变”给史弥远造成很大的震动。史弥远认为只要济王竑还在,对他和理宗皇帝终归是个威胁。为了斩草除根,根除后患,他派心腹余天赐挟医到湖州以给济王竑治病为名,迫使济王竑自杀于济王府内,然后诏告天下济王竑病故。为了掩人耳目,史弥远还郑重其事地要理宗皇帝下诏追赠济王竑为少师,保静镇潼关节度使,准葬西山寺,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不久,很快又收回成命,不但不予追赠,反之追夺济王竑的王爵,降封济王竑为巴陵郡公,继而再降封为巴陵县公,改葬西溪。史弥远把济王竑的封号一降再降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济王竑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六、 忠义人士的抗争

      然而,史弥远对济王竑的处置,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激起朝野更大的激愤。当时朝廷里许多正直的大臣如理学大儒真德秀、魏了翁,户部郎官张忠恕,大理寺评事胡梦昱,金部员外郎洪咨夔和蜀中进士邓若水等纷纷冒死上书直言,为济王竑鸣冤叫屈。户部郎官张忠恕和大理评事胡梦昱上书理宗皇帝,认为理宗皇帝对济王竑的处置不当,以致招来夺位杀兄的谤议。金部员外郎洪咨夔则把矛头直接指向史弥远。洪咨夔认为:“济王之死,非陛下本意。”蜀中进士邓若水更是指责史弥远“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请求理宗皇帝“行大义然后可以弥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在这一批忠义人士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当为理学大儒真德秀和魏了翁。

      真德秀认为济王竑的爵位被废,理宗由宗室嗣王直接入继大统有违纲常。他上书理宗皇帝指出:“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天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灼然,本末可考,愿诏有司讨论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然兴灭继绝在陛下耳。”要求理宗皇帝能够仿效宋雍熙年间太宗皇帝处置秦王赵廷美的故事,赦免济王竑的罪,追复爵位,并选宗子以继嗣王位。

      秦王赵廷美与其兄宋太宗赵光义均为宋太祖赵匡胤子。宋太宗即位之初,同平章事赵普因与宰相卢多逊有隙,诬其与太宗的弟弟,时任开封府尹的秦王赵廷美阴谋篡夺皇位。卢多逊被贬流放崖州。赵廷美先是被罢开封府尹、西京留守,继而又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房州。赵廷美蒙冤气郁成疾,不久即病殁,年仅三十八岁。太宗皇帝闻之呜咽流涕,谓宰相曰:“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气至亲,不忍置之以法,俾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兹殒逝?痛伤奈何!”下诏追封他为涪陵王,赐谥悼。诏以长子德恭为峰州刺史,左武卫大将军,封安定郡候,判济州。次子德隆为瀼州刺史,右武卫大将军,封长宁郡侯,判沂州。其女婿韩崇业亦为静难行军司马。真德秀的意见虽然与胡梦昱、洪咨夔、邓若水等人不同。他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史弥远和理宗皇帝,而是站在维护皇权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立场上希望理宗皇帝能够“进德修业以掩前失”,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挽回不良的影响。魏了翁在得知济王竑被迫害致死并夺爵位,又不按王礼厚葬非常不满。他每次觐见理宗皇帝时都要劝谏理宗皇帝“请厚伦纪,以弥人言。”然而,史弥远和理宗皇帝害怕恢复济王竑的爵位,并选宗子继嗣王位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和帝位,因此一直不肯恢复济王竑的爵位并为其立嗣。真德秀临终还以不能为济王竑伸冤昭雪为最大的遗憾。

      史弥远对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恨之入骨,指使梁成大、李知孝、莫泽等上疏弹劾真德秀、魏了翁等人。诬告真德秀“大奸似忠”,“舛论纲常,简节上语,曲为济王地。”魏了翁“首倡异论”和“欺世盗名,朋邪谤国。”真德秀、魏了翁和洪咨夔先后被罢官,胡梦昱则被流放到象州(今广西)后不久死于贬所。

      七、 断肠梅花与朱三其人

      刘克庄十分敬佩真德秀、魏了翁和胡梦昱、洪咨夔等一大批忠直人士不畏强权,敢于冒死直谏,伸张正义的勇敢精神,同时也为他们遭受到的打击和迫害打抱不平。他的《落梅》诗实际上就是借咏被无情的东风吹落满地的梅花和历史上屡遭罢黜的柳宗元和屈原,抒发他对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一大批忠义人士因反对史弥远擅自矫诏废立而遭罢逐的不平和愤慨,谴责史弥远擅自矫诏废立,专权朝政的罪行。

      刘克庄《落梅》诗中“东风”指的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掌管春天的神东君。范成大《春后微雪一宿即晴》:“东君未破含春蕊,青女先飞剪水花。”陆游《落梅》词:“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孤高:意为孤峭高洁。古代诗人多以此喻指梅花。

      刘克庄《落梅》诗中的所谓“迁客”,指的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积极支持并参加由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成为革新派的中坚人物。革新派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引起了宦官和大官僚贵族的恐慌,仅仅进行了一百四十几天便告失败。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先是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县)刺史,后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被赦回长安。但由于宰相武元衡的反对,又被贬到更远的秦岭以南的广西柳州。

      “骚人”指的是我国战国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是楚国的士大夫,官居左徒,原来深受楚怀王的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在联秦绝齐或是联齐抗秦的问题上,屈原与楚怀王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言,疏远并流放屈原。当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湖南境内的汨罗县时,听到楚国的都城已被秦国军队攻破,楚襄王出逃,百姓流离失所,悲痛欲绝,遂于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愤而投江自尽。

      刘克庄《落梅》诗赞颂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仁人志士虽然遭受到罢官或流放,但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高尚品德就像“偶粘衣袖久犹香”的梅花一样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刘克庄《落梅》诗的最后一句“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以及《黃巢战场》诗中“不是朱三能跋扈,却缘郑五欠经纶。”更是以史讽今,把矛头直指擅自矫诏废立的史弥远和刚刚登上帝位的理宗皇帝,把史弥远和理宗皇帝比作“谬掌花权柄”的“东风”和唐末篡唐夺位的梁太祖朱温,并严厉谴责那些贪生怕死,不敢坚持气节的大臣。

      刘克庄诗中所谓“朱三”指的是唐末篡唐夺位的梁太祖朱温。朱温,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父朱诚,家道贫寒,在乡村以教书为生。母王氏,生三子,依次为朱存、朱昱、朱温。朱温排行第三,故乡人常称其为“朱三”。朱温的父亲早亡,自幼随母佣食于大户人家。朱温年青时不务正业,以武勇自负,后加入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作战骁勇,屡立战功被提拔为队长、偏将军、同州防御史。唐中和二年(882年),朱温叛投唐朝,诏授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朱全忠率兵反攻黄巢,连克蔡州、徐州、兖州、郓州等地,开始拥有自已的势力和地盘,并逐渐成为割据中原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朱全忠势力强盛以后,野心也随之膨胀。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和朝廷内部宰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最终达到了控制朝廷,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目的。

      唐昭宗即位之初,朝廷中宦官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相当激烈。宦官杨复恭、韩全海等人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宰相崔胤企图利用并依靠朱全忠来打击宦官。朱全忠则趁机派兵进入朝廷捕杀宦官,接着又杀死宰相崔胤,将唐昭宗挟持到洛阳,并于唐哀宗天祐元年(904年)杀死昭宗,立其子祚为帝,是为哀帝。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掉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梁。

      刘克庄诗中的“朱三”是专称,而“郑五”则是泛称。意在借唐末几任宰相崔胤、柳璨,太尉张文尉和枢密院使杨涉等人喻指南宋朝廷中的一些朝廷大臣,批评他们这些人在史弥远的淫威和倒行逆施面前贪生怕死,不但不敢坚持气节,反而纵容史弥远擅权,矫诏篡逆。

      崔胤,字昌遐,为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善于阿谀迎合,唐昭宗时先后四度拜相。唐末王室衰微,大权旁落。崔胤明知朱温有野心,不但没有想方设法阻止,反而助纣为虐,引狼入室,结果招致身败名裂。同样,继崔胤之后为相的柳璨则积极奔走于汴梁与长安之间为朱温篡唐牵线搭桥,充当卖国牙郎。枢密院使杨涉则手捧国玺赴洛阳为朱温称帝加冕授玺。刘克庄认为正是这些“郑五”们“欠经纶”,才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刘克庄《徐先辈集题跋》云:

      呜呼,亡唐者岂朱三之罪哉!盖崔氏、柳氏、杨氏皆唐大族,累世卿相,而缁郎(崔胤)挟温劫天子迁洛,璨(柳璨)为卖国牙郎,涉(杨涉)手提传国宝玺授温。

      八、病后访梅

      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专权朝政长达二十六、七年的史弥远终于死了。当刘克庄听到史弥远死,诗禁解的消息时,欣喜若狂,竟然挥笔一口气连写了九首《病后访梅》诗,泄发他长期淤积在心中的愤慨和不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首诗是:

      一

      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

      幸然不识桃并柳,却为梅花累十年。

      二

      与梅交绝几星霜,瞥见南枝喜欲狂。

      便欲佩壶携铁笛,为花痛饮千百场。

      “梦得”为唐代著名的诗人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他因积极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活动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县)司马。元和十年(815年)他被召还后,旧地重游作了一首《游玄都观詠看花君子》诗,因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当权者认为是在讥讽他们,先后又被贬去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和州(今安微省和县)。所谓“左迁”,古时人论位次以右为尊,左为卑,故称罢官或贬官为左迁。“数”为屡次、多次的意思。“长源”为唐玄宗天宝年间翰林院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因其一首咏柳诗中有“青青东门柳,岁晏必憔悴。”被当权的宰相杨国忠认为是在影射他,被贬出京城,回家过隐居的生活。

      刘克庄第二首诗表现的是他听到史弥远死,诗禁解时的狂喜心情。全诗以瞥见已多年没有见到的梅花正冒着严寒含苞待放,佐以酒、笛子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他长期被压抑的愤怒和难以言状的欣喜心情。

      至于刘克庄因为“梅花诗案”被罢官后究竟被废闲多长时间?有人根据刘克庄《病后访梅》诗中“幸然不识桃并柳,却为梅花累十年。”就不加考证地认为刘克庄被罢官废闲的时间为十年。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宋未元初的方回。方回在其所著《瀛奎律髓》中认为:

      绍定癸巳,弥远死,诗禁解,潜夫为《病后访梅》九绝句云:“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为梅花累十年。”……时潜夫废闲恰十年矣。

      “废闲十年说”由此产生,并一直被许多人沿用至今。

      其实,刘克庄第一次因为“梅花诗”被罢官废闲的时间并没有十年。因为,就在刘克庄被赵至道复劾罢官的次年,即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即已被起通判吉州,但他并没有赴任,而是应时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真德秀的邀请,赴其幕下任将作监兼帅司参议官。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真德秀被召入朝权礼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刘克庄援例求退,诏以匠簿供职。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真德秀在朝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荐举刘克庄入朝任宗正寺主簿,不久又升任枢密院编修官兼侍郎官。

      刘克庄第一次因为“梅花诗案”而被罢官废闲的时间虽然没有十年,但“梅花诗案”对他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史弥远的死而不了了之,而仍然还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影响着他的一生,让他受尽了不少“风流罪”。因为刘克庄的“梅花诗”触犯的不仅仅是专权朝政的史弥远,而且还有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理宗皇帝。因此,他在理宗皇帝亲政的四十年中仕途坎坷也就在所难免的了。 

      九、疏罢端平

      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逝,“渊默十年无为”的理宗皇帝终于可以摆脱史弥远的控制而临朝亲政了。刚刚亲政的理宗皇帝一开始也雄心勃勃地想要有所作为,做“中兴宋室的圣主”。

      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十一月,理宗皇帝下诏求直言,举贤能才识,并起用他的老师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在吏治、财政和军事防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史称“端平更化”。

      在吏治方面,理宗皇帝召回了被史弥远打击和排挤的真德秀、魏了翁和洪咨夔等一批忠义人士。罢黜了被人称为“三凶”的李知孝、梁成大、莫泽和“四木”。所谓“四木”指的是时任参政知事的薛极、工部尚书胡榘、礼部尚书赵汝述以及四川制置使聂子述,因他们四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木”字而名。真德秀被召入朝权礼部侍郎、改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不久又升为参知政事。召魏了翁入朝为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洪咨夔为监察御史。理宗皇帝召回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目的是想利用他们二人的影响,为他的“中兴大业”服务。

      在发展经济,整顿财政方面,理宗皇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楮币发行、食盐专卖、抑制土地兼并、屯田和节制费用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加强军事防务方面,理宗皇帝在“端平入洛”失败以后,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调整军事部署,加强了四川、京湖、两淮地区的防务力量,为抗御蒙古侵略做准备。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真德秀在朝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举荐刘克庄。时任中书舍人的洪咨夔亦以刘克庄举自代。

      是年九月,刘克庄被召入朝任宗正寺主簿。次年六月,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

      初生牛犊不怕虎。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七月,刘克庄初次应召轮对,就敢于对理宗皇帝过份倚重史弥远和恩宠近亲属,以及史弥远及其爪牙擅权,浊乱朝政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出严厉的批评。刘克庄最后在《贴黄》中针对济王竑的冤案和国本未立等“人皆不敢言”的问题,直言不讳地向理宗皇帝提出意见,希望理宗皇帝能够坚定初心,不要被一些流言邪说而动摇改革的决心。

      刘克庄初次论对主要是针对史弥远专权朝政,理宗皇帝心甘情愿地“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做傀儡皇帝,而让史弥远“独专秉国至二十六年。”致使君道丧失,朋党群起,朝纲败坏,边防松弛,冗官泛滥,通货膨胀,经济恶化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进行批评,希望理宗皇帝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远离小人,任用贤人。刘克庄精采的论对得到朝中大臣魏了翁、游似、王遂、赵汝谈和洪咨夔等人的击节叫好。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云:“殿上下之人皆谓公小官初召对,音吐琅琅,从容如许,廊庙器也。疏出,鹤山魏公、果山游公、实斋王公、南塘、平斋时皆在朝,击节不已。实斋因奏疏有曰:‘兼旬之间,嘉谋迭进,有裨圣学。’洪天赐《后村先生墓志铭》亦云:‘疏出,物论浩然归重。文靖魏公、清献游公、相与击节。王公去非读而叹曰:’不意二刘之后有此佳作。知公不专以文名也。‘”

      然而不久,“左府语泄,有锡第表郎之传。”引起时任起居舍人吴泳的疑虑。吴泳认为刘克庄除擢太快将对他不利,于是指使他的弟弟,时任监察御史的吴昌裔出面弹劾刘克庄。刘克庄随之被罢了官。这是刘克庄历史上第一次入朝,第二次遭受到的罢官。?????

      十、袁州解印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十一月,刘克庄起知袁州。然而,刘克庄知袁州仅数月又被殿中侍御史蒋岘以与乡人方大琮,王实之三人“皆尝言故王者”而弹劾罢官。

      所谓“皆尝言故王者”,“故王”指的是济王竑。济王竑的冤案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野内外人们议论不休的话题,也是理宗皇帝最忌谟讳深的问题。理宗皇帝在端平元年(1234年)亲政时在朝野的压力下,虽然已经罢逐了史弥远的爪牙“三凶”、“四木”,但对史弥远仍然是恩宠不减,不断地给他加官晋爵,而且还“宠渥犹优其子孙。”

      理宗皇帝在史弥远病重不能临朝视事时曾特地颁布诏书称:“史弥远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今以疾解政,宜加优礼。”授太师、鲁国公,加食邑一千户。次日又授他为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封其长子太府少卿史宅之为将作少监,权户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赐其次子史宇之进士出身、直华文阁、枢密院副都承旨。长孙同卿直宝文阁,次孙绍卿、良卿、会卿、昔卿并承事郎。女婿赵汝禖军器少监,孙女婿赵崇榟官一转。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数月之内也由大理少卿升至刑部侍郎,京湖安抚制置使,知襄阳府。

      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皇帝对他仍然是宠遇不减,追赠他为中书令,封卫王,赐谥“忠献”,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表彰他“兴辅两朝,备殚忠荩”的功德。

      理宗皇帝对史弥远百般袒护,引起朝廷内外许多正直的大臣和士大夫的不满,每遇有边事或灾异就不断地会有人出来为济王竑鸣冤叫屈。

      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临安城内发生一起火灾,蔓延数日,大火不但烧毁很多民房,而且连供奉历代皇帝位的太庙也未能幸免。宋朝十三位皇帝的圣像、灵位全部化为灰烬。当时朝廷就有人认为这是济王的冤屈未得到申雪所致。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临安城内又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从济王竑的旧宅烧起,一直延烧至仙朴寺,烧毁民房三万多间。殿中侍御史蒋岘认为这场大火只是因为平时疏于防备而引起的一场意外。但当时朝廷中一些大臣和太学生们趁机又站出来为济王竑鸣冤叫屈,联名上书谴责蒋岘,请求理宗皇帝为济王竑平反立嗣。时为右正言官的方大琮和学士院直学士的王迈在与理宗皇帝论对时,也不约之同地为济王竑鸣冤叫屈。

      方大琮,字德润,号铁庵,又号壶山,莆田人。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以弱冠据高第,举南宫词赋第三人,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州字教授。上官送某士,拒不纳,去为江西转运司参议官,知将乐,改永福县。方大琮居官不求速化,沉郁下僚三十余年。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被召至临安。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与之一见如故,擢监六部门、司农寺簿,兼提领安边使。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迁太府寺丞。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擢秘书郎,兼景献府教授,迁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辞而后受。

      方大琮当上谏官,向理宗皇帝上的第一道奏疏就是对理宗皇帝不能正确对待济王竑的问题,以及一味袒护史弥远的作法提出批评。方大琮直谏理宗皇帝说:“霅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犹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笔有曰:’立嗣之事,难以轻议。‘二年御笔有曰:’卫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则如待深仇,一则如拊爱子。”“然故王之冤不雪,他日所属意者可保乎?权奸之罪不讨,它日岂无贪功者乎?”理宗皇帝对方大琮竟敢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批评他,心里很不高兴。

      王迈,字实之,号臞轩,仙游人。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初任潭州(今湖南长沙)观察推官。后应召入京,任殿试详定官,被言官李知孝诬陷贬出京城,任南外睦宗院教授。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皇帝亲政,相旧学,收名士。王迈被召赴都堂审察。既至,郑清之见之曰:“学官、掌故不足以浼吾实之。”召试学士院,旋除正字。入馆数月,有传言说已经被罢黜的史弥远党羽李知孝即将复出。王实之当即上封章予以抗谏,指出:“天下之相不与天下共谋之,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且旧弼奸憸刻薄,天下共知,复用则诸君子空于一网矣。”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王实之还针对理宗皇帝宠幸女道士吴知古和陈贵妃的哥哥陈洵益提出批评:“臣一介疏贱,不知宫掖中妇寺姓名为谁。但道路之人皆言吴知古、陈洵益织巧反覆,最能挠政。大明当天,群阴宜伏,岂应有此?臣愚欲望睿断,将知古、洵益斥逐远方,以绝黃冠、左道出入禁闼,毁誉臣下,得行其私之弊。贵妃之兄虽得外祠,往来湖山,交通关节,巧宦多趋其门,《易》有履霜之戒,《诗》有桃虫之讥,防微杜渐,不可不谨。”

      逾月,王实之在与理宗皇帝的论对中还对理宗皇帝恩宠史弥远,薄待济王竑提出批评:“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大者。”请求理宗皇帝宜对济王竑:“绌谥改葬,以回天意。”

      王实之的谏言引起台官李大同和蒋岘的不满。李大同弹劾王实之:“交结真某(真德秀)、洪某(洪咨夔)、魏某(魏了翁)以收虚誉。”被削官一秩。蒋岘则弹劾王实之:“前疏妄论纲纪,请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又被削官二秩。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史弥远虽然已经死去三四年了,但理宗皇帝仍然以“保全故相”为由“戒饬臣僚无得言故相事。”王实之在与理宗皇帝论对时论及史弥远擅权用事,浊乱朝政。理宗皇帝警告他说:“姑置卫王事。”即要王实之不要再提起史弥远的事情。但刚直的王实之置理宗皇帝的警告于不顾,当面顶撞理宗皇帝曰:“一则曰卫王,再则曰卫王,何容保之至?”理宗皇帝大怒,起身拂袖退入屏风后不由自主地说了声:“此狂生也!”从此以后,王实之常戏称自已为“勅赐狂生。”填词《沁园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以自嘲。

      方大琮、王迈两人为济王竑鸣冤叫屈言辞之激烈为理宗皇帝所不容。时任殿中侍御史蒋岘见状,遂以方大琮、王迈和刘克庄三人一同论列罢官,时人皆能以他们三人同传为荣。

      十一、莫名被罢

      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十月,时年五十三岁的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改广东常平提举。

      刘克庄在广东“以婴孺视岭民,以冰玉帅寮属,岁计羡而商征宽,民夷安之。”为了解决抗击蒙古侵略而死亡的广东籍士兵遗属的生活问题,刘克庄还把他按规定可以领取的俸给、例卷全部捐出,“买田二百亩以赡仕于南而以丧归者。”广东人民深为感动,“刻石以记”。

      然而,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秋,就在刘克庄应召即将赴行在奏事时,却被史嵩之的党羽侍御史金渊以“清望自拟”弹劾罢官,主管崇禧观。

      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刘克庄除侍右郎官,又莫名其妙地被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濮斗南疏罢,仍旧职崇禧观。

      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刘克庄起为江东提刑。在江东任内,刘克庄“一意访求民瘼,泽物洗冤,劾广信贪守,黥南康黠胥。”为减轻江东人民百姓的负担,平反冤假错案,惩治贪官污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十一月,刘克庄由江东提刑除将作监改直华文阁。然而,就在刘克庄即将入朝任职时,又被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范钟以“岁旱民饥,艰于择代,阻其入”依旧职江东提刑。

      十二、 拒为史嵩之致仕拟诏被罢

      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四月,刘克庄再次被召入朝,道除太府少卿。八月,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馆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十月,兼中书舍人。此时的刘克庄可谓大器晚成,老来得志。

      谁知不久,他却因为拒绝理宗皇帝要其为史嵩之加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拟诏,而被监察御史黃师雍和殿中侍御史章琰以“临事失身犯议”、“买直欺君”和“不合奏审”等罪名弹劾罢官。

      理宗淳祐四年(1244)九月,史嵩之的父亲死了,这时已经大权独揽的他本应卸职丁忧,回家守制尽孝。但史嵩之害怕权力旁落,竟然要仿效他的叔父史弥远的做法自我起复。

      史嵩之恃宠怙势,为了权位竟然置纲常、孝悌于不顾,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武学生翁日善,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宗学生与寰,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三百多人纷纷上书理宗皇帝论史嵩之不当起复,指出“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指责他:“心术回邪,踪迹诡秘,蓄谋积虑,险不可测。在朝廷一日,则贻一日之祸,在朝廷一岁,则贻一岁之祸,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速。陛下眷留嵩之,将以利于吾国也,殊不知适以贻无穷之害尔。”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理宗皇帝不得不令史嵩之“候服阕除职予祠。”

      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十二月,史嵩之守制三年期满。理宗皇帝欲重新起用他为宰相,又遭到了太学生和朝臣的强烈反对。朝野上下皆论史嵩之“无父无君,醜声秽行,律以无将之法,罪有余诛。乞寝宫祠,削官远竄。”理宗皇帝起用史嵩之未果,遂依史嵩之所奏,诏令其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永国公致仕。令时为中书舍人的刘克庄为之致仕制词。

      刘克庄认为史嵩之有“无父之罪四”、“无君之罪七”,不配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上书理宗皇帝,请求理宗皇帝寝罢嵩之职名,只守永国公致仕。

      理宗皇帝命游似丞相传谕,令刘克庄:“可依已降御笔,依自陈致仕,体此日下降制,仍具依应奏闻。”即要刘克庄按照其原来批准的职名拟诏。刘克庄仍然坚持不为其致仕拟诏。

      理宗皇帝见刘克庄如此三番五次执着违抗圣意,不但拒不为史嵩之致仕拟诏,反而奏寝史嵩之所除职名很不高兴,责备刘克庄:“史嵩之除职致仕,卿既已遵承,又复入奏”,敦促刘克庄“可依已降批谕,日下行词。”但刘克庄仍然以“词臣命词,须合典故”,为由拒绝为之拟诏。

      刘克庄敢于忤旨抗驳的精神,得到了给事中赵希暨,中书舍人赵汝腾的支持。他们两人与刘克庄再次联衔上疏理宗皇帝:“亟罢嵩之职名,姑令守本官致仕,以存公论,以伸国法。”在刘克庄与赵希暨、赵汝腾联衔抗驳下,理宗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诏令史嵩之“可依所乞守金紫光禄大夫、永国公致仕,已降除职宫观旨挥更不施行。”

      刘克庄连续三次封驳理宗皇帝的诏命,自觉“以稽留诏令忤触威颜,必得重谴”,随之上疏理宗皇帝自乞归祠。刘克庄请辞虽然没有得到理宗皇帝的批准,然而,他的忠直换来的却是被监察御史黃师雍和殿中侍御史章琰以“临事失身犯议”、“畏祸揣摩”、“买直欺君”、“不合奏审”等罪名弹劾罢官。

      十三、力阻史嵩之复出被罢

      史嵩之被刘克庄抗驳,寝罢观文殿大学士,仅以金紫光禄大夫、永国公致仕后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一直在私下活动,企图重新复出,而理宗皇帝也有重新起用史嵩之的念头。

      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四月,刘克庄再次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崇政殿说书、史馆同修撰、起居舍人兼侍讲。刘克庄一回到朝廷就听到大臣们都在议论史嵩之即将复出的消息,当即上书力谏理宗皇帝曰:“今虽乏才,何至复托国于匿哀无父之人乎!”警告理宗皇帝不要被他表面上恭顺,实则“阴怀非常之忿毒”所蒙蔽,而让他以“埒国之富,震主之威”再掌权柄。刘克庄还特别警告理宗皇帝说虽“上而至尊”亦不能不有“靴中匕首之防”。

      理宗皇帝虽然有心想重新起用史嵩之,但他也害怕权力欲望强烈的史嵩之复出后真的会像秦桧和他的叔叔史弥远一样大权独揽,危害他的统治。最终还是打消了重新起用史嵩之的念头。

      刘克庄力阻史嵩之复出得到了朝中大臣的交口赞誉。端明殿学士、侍读赵用父闻而叹曰:“人主岂可无儒臣在左右!”

      刘克庄力阻史嵩之复出虽然得到了朝中诸多大臣的支持和肯定,但史嵩之的党羽,时任监察御史的郑发却上疏以“观望畏敌”弹劾刘克庄,并再次提起“梅花诗”旧案,企图以此激怒理宗皇帝,达到罢免刘克庄的目的。但理宗皇帝这次并没有直接罢免刘克庄的官,而是顺应他的请求,让他“除职予郡”,回福建老家以就近便养。

      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刘克庄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宁府。二月,兼福建转运副使。然而,耿耿于怀的郑发“愤前疏不行”,再次上疏弹劾刘克庄。六月,刘克庄终于还是被罢了官,提举明道宫。

      十四、谗罢明道宫

      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初,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欲起用刘克庄为江淮等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被时任侍御史的丁大全以“刘某恃才傲物”为由谗罢,依旧职提举明道宫。

      理宗宝祐年后,经历了“端平——淳祐更化”失败且已年过半百的理宗皇帝逐渐对“中兴宋室”失去了信心,开始厌政、倦政,一心只想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朝中一些宠妃和佞臣则趁机与宦官暗中勾结,投其所好,不惜动用国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楼榭亭阁,让他整天沉浸在酒、色、淫乐之中。

      理宗皇帝虽有三宫六院,成群嫔妃,但他仍不满足。他对宫墙外的烟花女子尤感兴趣。宦官董宋臣投其所好,于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的元宵夜,竟然明目张胆地把临安城内“歌色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引入宫内供理宗皇帝宠幸,引起朝野一片哗然。

      董槐对于阎妃恃宠用事,董宋臣弄权浊政非常不满。他上疏理宗皇帝指出:“戚里不奉法;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皇城司不检士。”是造成朝政败坏的三个主要原因,请求理宗皇帝予以革除。董槐提出要整顿吏治,革除嫔妃、宦官干预朝政的做法引起了朝廷中一些人,特别是皇帝身边的一些宠妃和宦官的嫉恨和恐慌。这些人平时依仗权势,目无法理,作威作恶惯了。现在董槐要整顿吏治,依法严管,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们就勾结时任侍御史兼侍讲的丁大全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董槐与理宗皇帝的关系,并伺机打击董槐。

      丁大全颇有政治野心和心计。董槐初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就试图巴结他,攀附他,遭到董槐的严辞训斥。丁大全因此而怀恨在心,开始不断地、处心积虑地挑拨理宗皇帝与董槐的关系。当他窥察到理宗皇帝有意疏离董槐时,就趁夜派兵包围董槐的相府,把他抓送到临安城外,扔在荒郊野岭中。当天还没有亮,董槐步覆蹒跚回到临安城下,理宗皇帝罢免他宰相职务的诏书才下达。丁大全竟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逼逐宰相董槐的事件震惊朝野。朝中大臣个个噤若寒蝉,不敢言。丁大全从此更加的“志气骄傲,道路以目。”

      丁大全逼逐董槐后,理宗皇帝以程元凤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为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又升丁大全为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成为仅次于宰相的执政。但丁大全并不满足于当执政。他一直在伺机谋夺相位。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丁大全利用旱灾迫使程元凤引咎辞职,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宰相的宝座。

      丁大全当了宰相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广植私党,打击和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如宰相程元凤、参知政事蔡杭、左事郎中陈宗礼、宗学谕冯去非等先后都被排挤出朝廷,而朝廷中一些“迷国误君”的嗜利小人则纷纷依附丁大全,为非作歹,骄横不可一世,朝纲由此大坏。当时就有人认为:“方宝祐间,宦寺肆行,簸弄灭纲,外阃朝绅,多出门下,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朝野不少人士,特别是一些太学生对丁大全大权独揽,骄横纵欲,大肆贪污纳贿,败坏朝纲的行为极为不满,纷纷上书理宗皇帝,请求理宗皇帝不要听信馋言,疏远丁大全。吴潜上书理宗皇帝指出:“国家安危治乱之源,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谀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社稷之忧。”

      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九月,蒙古军队兵分三路分别从四川、广西和湖北襄樊向南宋发起全面进攻。丁大全却一手遮天,隐瞒军情不报。当蒙古军队沿江而下直逼鄂州,吴潜哭着把军情报告理宗皇帝。理宗皇帝如梦初醒,急忙采取措施。他一方面下诏罪已,罢免丁大全的宰相职务,以观文殿大学士,令判镇江府。一方面任命吴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坐镇京师,组织抵抗蒙古军队的侵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像丁大全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奸妄小人,他需要的是一些能够阿谀逢迎,趋炎附势的小人。他当然不喜欢像刘克庄这样秉性耿直,不肯曲意逢迎的忠直人士。因此,他被谗罢明道宫是情理之中的事。

      对以上八次罢官(不含理宗绍定四年第一次被赵至道复劾罢官),刘克庄《蒙恩复畀明道祠寄呈赵克勤吏部》有诗曰:

      曾对青藜汉阁中,

      天风吹散各西东。

      白头重得为僚友,

      同为君王辖竹宫。

      柱史荒壇仅有名,

      可能香火似承平。

      却愁近制难遥领,

      直要先生出按行。

      ???

      云台玉局旧曾谙,

      回首茅山亦再监。

      惟有亳祠尤久任,

      白头三度入冰衔。

      刘克庄这首诗是他于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被丁大全谗罢明道祠时写给他曾经的同事吏部郎官赵克勤。

      赵克勤,原名赵时敏,字克勤,福建晋江人。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提举江西常平时同样也被丁大全疏罢明道祠。

      刘克庄这组诗前二首几乎都在与赵克勤叙旧,回顾他们两人曾经同朝为官时的辉煌以及被罢官后各奔东西的坎坷,颇有同病相怜之意。第三首则是向赵克勤细说他自理宗端平三年以后所遭受到八次罢官的经过。

      刘克庄诗中所谓云台、玉局、茅山、亳祠等均为宋时的祠观。祠观原来是宋朝廷为了安置那些年老体病不能视事的前宰相和皇亲国戚而在京城依托宫观设立的一个机构,以让这些退下来的人居闲而食原禄,以示优礼。后来,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诏请在京城以外也增设祠观,以安置那些因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去职的官员,即所谓“奉祠”。祠官以三十个月为一任,任满可以连任。

      刘克庄于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被吴昌裔疏罢玉局观;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被蒋岘疏罢云台观;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和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分别被金渊、濮斗南、范钟三次阻罢崇禧观。因崇禧观在今江苏省句容县句曲山。句曲山古时亦称茅山,故刘克庄诗云:“云台玉局旧曾谙,回首茅山亦再监。”

      刘克庄于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年)和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先后三次被章琰、郑发和丁大全疏罢明道祠。因明道祠在安徽省亳州,故刘克庄诗云:“惟有亳祠尤久任,白头三度入冰衔。”

      十五、如影随形 “梅花诗案”屡作祟

      刘克庄终其一生前后被罢官的次数多达九次,而在其每次被罢官的身后,几乎都有“梅花诗案”的影子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影响着他。

      “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不是先生瘖哑了,怕杀乌台旧案。”刘克庄曾经不止一次说过:

      立朝之初,众以为喜,独以为忧,未久果逐。起废守袁,数月又逐。后除广盐……未几召则逐,除郎则又逐。订其所坐,别无过犯,亦非脏私,专云欲作文字而已。鱼鸟至微,犹惩弓饵,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顽不灵,久而未知悔悟哉!??

      余为广漕被召,为金渊所论,予祠。明年以尚右郎官召,为濮斗南所论,皆言其披襟南宫……今年之斥此罪也,明年之斥又此罪也。初负此谤未五十,今六十矣,恶名著身如染癞沐漆然。“词穷理极,终不能免此等差使。

      某幼耽章节,壮喜功名……但有语言为仇家之组织,谤喧都市,命系庖厨。此冤未明,虽死不瞑。

      尽管刘克庄对因为”梅花诗案“屡遭罢官一直是耿耿于怀,不断地鸣冤叫屈,但他的这桩”梅花诗案“并不因此而了。直到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梅花诗案“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而且刘克庄也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但当他被召入朝任秘书监、起居郎时,仍然还是有人再次提起”梅花诗案“。这让刘克庄感到很是无奈。他在《跋严悫上舍诗卷》中云:

      丙午,余自少蓬兼西掖去国,客或赠诗曰;”十载梅花曾作祟,一番红药又无情。“辛亥,自右螭兼儤直去国,御史劾余犹提起梅花旧话。庚申,忝左螭、西掖之召,行至建安,太学严生饯诗又为梅花下注脚。岁暮天寒,万卉摇落,唯梅梢已萌动,真余平生耐久之友。

      西掖、右螭、儤直、左螭均为宋时官职之别称。洪迈《容斋四笔》卷之一十五《官称别名》:”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宋人沿之,如称给事郎为夕郎,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西掖,即中书省。《汉官仪》:”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亦称西掖。“

      梅花”真余平生耐久之友“,不但道尽了刘克庄一生的坎坷和不平,同时也让刘克庄感到十分的愤怒和无奈。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梅花诗案“不但对刘克庄一生仕途的影响十分深刻,而且对他的心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克庄《岁除前一日》诗云:?

      暮年心胆怯,临履极兢兢。

      已被梅花恼,时为爆竹惊。

      刘克庄甚至还形容说他自从”梅花诗案“后不但十几年作诗都不敢再触及梅花这个他最喜爱的题材,甚至连在看别人画梅花时也会像小孩观看傩舞表演一样,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刘克庄《跋黄慥诗》曰:

      顷游江淮幕府,年壮气盛,建业又有六朝陈迹,诗料满目,而余方为书檄所困留,一年阅十月,得诗仅有二十余首。及出幕奉南岳祠,未两考,得诗三百,非必技进,身闲而功专尔。俄复起家涉世,事之触发于心,诗之积蓄于腹者愈多。然已避谤持戒,十余年间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尽,胆薄而气索矣。

      有一次,刘克庄应邀不得不为南宋著名的水墨画家杨补之的梅花画卷题跋时说:”予少时有《落梅》诗,为李定、舒亶辈笺注,几陷罪罟(ɡǔ)。后见梅花辄怕,见画梅花亦怕,然不能不为补之作跋。小儿观傩,又爱又怕,予于梅花亦然。“(李定、舒亶为宋神宗时殿中侍御史,以罗织罪名陷苏轼于”乌台诗案“而名。刘克庄以此喻指构陷”梅花诗案“的范成大、李知孝两人)

      尽管刘克庄因为”梅花诗案“而屡遭罢官,但梅花仍然还是他的最爱。刘克庄晚年甚至还表示希望在他死后能够以梅花作为他护墓的林园,让梅花永远伴随他长眠地下。其《留山间种艺十绝》诗云:??

      鄙事关人智浅深,漆堪成器禇堪衾。

      自怜到死犹迂阔,纯种梅花作墓林。

      十六、屡罢屡起 刚介之风不改

      尽管刘克庄因为”梅花诗案“而屡遭罢官,仕途坎坷,但性格孤傲鲠直的他,不畏强权,敢于犯颜直谏的刚介之风并不因此而改变。他每次入朝仍然是”不避诛谴“,置无所不至的”人言排诋“而不顾,必进辩奸之说,做到”淫雨有疏,大水有疏,拯饥有疏,捐御庄以助和糴、冗牒以恤死事各有疏“,是南宋少有的几个敢于直言不讳,犯颜直谏的忠直大臣。

      有一次,江西上饶有一个名叫叶宗山的相士特地过来与他谈命。叶宗山认为刘克庄”命火,炎而水少,太快伤和,太察生疑“,规劝刘克庄”宜清心以养神,息怒以养肾“。刘克庄很不以为然,认为叶宗山这些话”类皆中余微隐,药予病痛“,是”益友之言“,但他仍然固执地认为”余素不晓干支,又不信吉凶祸福之说,且厌夫世之挟技者谄谀以求悦,揣摩以幸中也,未甚奇之。“

      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四月,时年六十五岁的刘克庄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五月,他在与理宗皇帝的论对中仍然还是一如既往,再次就理宗皇帝”端平—淳祐更化“失败和郑清之晚年复出昏庸无能,任人唯亲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

      刘克庄认为”以端平之旧相复修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材,致太平而起颂声,宜无难者,而时异事殊,不可概论。“谏请理宗皇帝应坚定端平改革之初心,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收召那些”始忤而终合“被罢黜的忠直大臣,使”善类常合,言路常通“。其后他在向理宗皇帝进故事时,还以杜衍不畏权贵,不以权位为重,拒绝内降的故事劝谏理宗皇帝不要任人唯亲,宠用近亲属。

      四月,理宗皇帝想重新起用依附史嵩之,甘为史嵩之打击排斥异已充当打手的龚基先为淮东转运判官,令时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的刘克庄拟诏。刘克庄不但不予拟诏,反而奏请理宗皇帝寝免龚基先的新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奸党之覬觎。“

      八月,理宗皇帝欲越级提拔史弥远的次子史宇之任工部侍郎。史宇之依例上《辞免工部侍郎状》。理宗皇帝令刘克庄拟草不允诏。刘克庄上疏缴驳理宗皇帝,认为史宇之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让他整天随侍在皇舆跟前有失皇帝的尊严,建议应先让他到郡县或京城其他部门锻炼一段时间后再提拔也不迟而拒绝为其拟草不允诏。

      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时年74岁的刘克庄再次被召入朝任秘书监、起居郎、中书舍人。十一月,刘克庄在与理宗皇帝论对时,仍然是置”无所不至“的”人言排诋“于不顾,对丁大全专权霸道,败坏朝纲,祸国殃民的罪行和理宗皇帝厌政、倦政,宠信近幸,沉迷酒色提出了的严厉的批评。警告理宗皇帝”国以危惧存,以佚乐亡,以奋发强,以玩弛弱“。劝谏理宗皇帝和大臣应居安思危,”毋忘胡马饮江时,毋忘入峡时,毋忘汉阳舟中时,毋忘咸宁道间与白鹿矶时。“

      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七月,理宗皇帝欲任命外戚厉文翁依前资政殿学士、知建康府、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暂兼淮西总领。诏命一出,朝中大臣无不为之震惊。时任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即刻与给事郎徐经孙联名上疏抗驳理宗皇帝已经作出的决定。刘克庄认为,建康(即今南京市)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最重要的门户和军事屏障,厉文翁的资历和能力都不足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理宗皇帝不顾刘克庄等朝廷大臣的反对,仍然执意要用厉文翁。由于此项任命事关重大,刘克庄与徐经孙二人不敢怠慢,连夜又赶写了两道奏折,抗驳理宗皇帝的任命。

      理宗皇帝见刘克庄固执已见,仍然拒不拟诏,令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贾似道传谕,要刘克庄和徐经孙二人遵旨照行,不得再上疏抗驳,但刘克庄与徐经孙二人仍然坚持宁罢官,也不拟诏。

      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理宗皇帝欲提拔李桂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命时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拟诏。当刘克庄了解到李桂为人”嵬琐污浊“,”空疏鄙俗“,深受朝中大臣诟病,当即毫不犹豫地上书封驳理宗皇帝的任命,认为理宗皇帝如果坚持非要任命李桂为监察御史的话,那将”不但辱台,又且辱国“,会给御史台和朝廷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

      刘克庄敢于封驳理宗皇帝任命李桂为监察御史无异于虎口拔牙、龙口拔须,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监察御史是皇帝的耳目,其职务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对皇帝负责,任何人包括当朝宰相也无权干涉,因此一般人是很难撼得动的。宋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朝臣企图阻止皇帝的任命而被罢官的先例。如北宋熙宁间,神宗皇帝要任用由选人出身的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遭到时任中书舍人的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位朝臣的反对,拒绝为其拟诏而被罢官,世称”熙宁三舍人“。还有南宋淳熙年间,孝宗皇帝要任命庶人出身的谢廓然为殿中侍御史。时任中书舍人的莆田名儒林光朝以宁去也不奉旨制诏,名震天下。

      刘克庄竟敢置前车之鉴于不顾,抗驳理宗皇帝的任命,朝中大臣们个个无不为之汗颜。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理宗皇帝这次不但没有罢刘克庄的官,反而称赞刘克庄曰:”刘中书此举甚高。“

      同年七月,已经被罢官废闲的广西制置使李曾伯和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正在积极活动,企图重新复出。李曾伯,字长孺,浙江嘉兴人。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队迂道云南进入广西,时为广西制置使的李曾伯,紧闭城门不敢出战,致使广西、湖南大片地区沦陷,生民涂炭。史岩之,字子尹,鄞(今浙江宁波)人。史岩之在任沿江制置副使时为了邀功,轻信一些人的意见,派兵追杀已经撤退的蒙古军队,不料被蒙古军队杀了回马枪,导致湖南、广西、江西等三十余个郡县遭到蒙古军队疯狂的烧杀和掠夺,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但理宗皇帝没有追究他们两人的责任,只是将他们罢官了事。

      刘克庄认为理宗皇帝对李曾伯和史岩之处理太轻,罚未当罪,如果让他们复出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刘克庄在向理宗皇帝进讲故事时,以《左传》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楚杀得臣。《晋书》晋废中将军殷浩为例,规谏理宗皇帝曰:”臣闻赏罚军国之纲纪,宜赏而罚则有功者怠,宜罚而赏则负罪者玩。以此御军,军不可御,以此治国,则国不可治。“规劝理宗皇帝应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申谕大臣,二人牵复之外,永不得收用,以解天下之疑惑,以存朝廷之纪纲。“在刘克庄的规谏下,理宗皇帝最终还是打消了重新起用李曾伯和史岩之的念头。

      刘克庄尽管因为”梅花诗案“屡遭罢黜,仕途坎坷,然其刚介耿直的性格和伤时念乱,忧国虑民,忠君爱国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变,最终得到了理宗皇帝的肯定。理宗皇帝曰:”知卿爱君忧国,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见。“ (詹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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