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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居裔:改变莆田历史走向的农民起义领袖

      □范育斌

      2018年元月14日,莆田越王山下北麓的前埔村溪南林玉旗先生为丰富家乡文化生活,特邀吾莆著名的莆仙戏一团莅临演出,作为乡亲,我也被邀请参加。这一天,天气晴好,惠风和畅,越王山的山水草木宛若张开的双臂欢迎着远方的客人,莆仙戏一团梁向东团长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演出的节目,只听抑扬顿挫的伴奏声中,名不虚传的莆仙戏一团正在精彩上演,跌宕起伏的剧情与演员生动形象的表演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

      戏后闲谈,涉及《家谱》之事,溪南林氏乡亲说他们是北宋游洋林居裔那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后裔,但他们林家曾多次组织查找先祖林居裔的下落,均无结果。听到此,我莞尔一笑,说你们林家祖先林居裔的下落我略知一二,他现在正在庙堂之上,供人瞻仰祭拜,众皆惊讶。大家很想知道,林居裔——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莆田的舞台上演出一曲怎样的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最后,他怎么又由人变成了神呢?

      北宋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福建有四次大的农民起义,而林居裔在仙游县山区百丈镇(今大洋乡)与游洋镇发动的农民起义是宋代福建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其在福建尤对莆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影响深远。

      秦以前的福建,一般称“七闽”。《周礼》上有“五戎、六狄、七闽、八蛮”之说,那是因为福建土著以前有“七国”,即有七个大部落的缘故,为我国古代的民族,故有谓之“周命七闽”。公元前202年越王勾践后裔无绪统一闽地各部落,汉封之为闽越王。末代闽越王余善与汉廷矛盾加剧,汉廷出兵攻打闽越,余善不敌,退至莆田越王山据险再战,最后被杀身亡。汉武帝“诏军吏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闽越国国亡民迁,时间定格在公元前110年。唐初增设漳州,正所谓“七闽宜增为八”,这才是“八闽”由来,但这与其后称谓的“八闽”大相径庭。唐与宋初莆仙两县隶属泉州,莆田广袤的山区设游洋镇与百丈镇,归属仙游县管辖。

      林居裔,本名茂殷,游洋人。游洋取名于游阳溪,唐以前称游洋洞,为闽族土著的山越、山獠凭山筑塞的聚居地,未知属何部落。唐代,已有方、李、陈诸姓中原南播仕族从永泰等地东迁游洋,带来了中原文化,与闽越原住民逐渐融合,始称游洋镇,亦称游洋洞。《读史方舆纪要》说:“游洋镇本为游洋洞,至险峻,‘盗贼’出没处也。”游洋四面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路通四方,并扼往仙游、永泰、莆田的咽喉要道,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宋时期的游洋镇辖今游洋镇、石苍乡的大部分、象溪乡的一部分、钟山镇的鲤湖部分,比现在的游洋镇大得多。

      宋初开国不久,为什么林居裔会揭竿而起?这跟当时农民的处境有关,应验了一句官逼民反的成语。首先,宋王朝自开国之始,便鼓励土地兼并,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蔡襄曾说:“七闽之地……边江海而围山岳,土地硗确。所居之地,家户联密。有欲耕而无寸土者……故强宗右族,力事兼并,游手惰农,因之流荡。”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一年到头当牛做马还填不饱肚子,养不起妻儿。其次,赋役繁重。《八闽通志》说:“尝考之于史,民物犹未甚蕃,故其贡赋变未甚夥。及王氏僭伪,遂以区区数州之地,而供宗庙百官之费。寻复兄弟相残,分裂割据,百役繁兴,用度不足,乃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民之财力至是竭矣。宋兴,犹未能尽革。”福建在宋王朝统治之下,兼并日甚,赋役日重,农民日益贫困,受经济剥削以致一贫如洗,受政治压迫又最为深重,逼上梁山只是早晚之事。宋代此时的福建路成为历史的沸点,犹如一堆干柴,任何一点星火足以燎原大地。

      整个福建如此,而莆仙两县在陈洪进地方军阀统治下有过之无不及。陈洪进(914年~985年),字济川,仙游县枫亭人,五代十国南唐末期、宋朝初年曾任清源军节度使(管辖泉、漳二州)。乾德元年(963年),陈洪进主政泉、漳后,也做过一些好事,如改革田赋,兴修水利,海上贸易,扩建泉州城市等。但作为地方军阀,养兵过重,以蕞尔之地,仅有15万多户的人民,兵额多至1.8多万人,平均每八户养一兵,人民负担已经很重。同时,又向宋廷岁贡大量金银、钱、绢、象牙等,并以进贡为名,向民间任意勒索。太平兴国三(978年),陈洪进入朝觐见,并奉表献出泉、漳二州,结束割剧,成为自唐朝安史之乱之后200年间,遍地藩镇以来的最后几个军阀之一。当宋太宗览其进呈的奏表感慨地说:陈洪进以一隅之地,养这么多的兵,当地人民怎么负担得起呀?确实,在他的统治下,赋税徭役十分繁重,辖地人民要卖儿鬻女的血泪钱,来缴纳种种无名的科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陈洪进雍熙二年(985年)因病去世,被追封南康郡王,安葬在枫亭驿郡王庙。尽管他生前曾做过一些好事,对中国统一进程有过贡献,其在福建尤在仙游被神化,但仍掩盖不了他作为地方军阀期间大刮民财横征暴敛的事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陈洪进的重征厚敛,最终激起农民起义,这也就是林居裔在福建率先斩木为兵揭竿起义的主要原因。

      百丈镇是林居裔起义的根据地之一。百丈镇,唐代名清源镇,隶属仙游县,与游洋毗邻,因闻名的百丈山而得名,山在永泰与福清交界处。百丈山,“在县(指兴化县)东广业清源东里。有响石庵,行雨龙王香火在焉。下为百丈镇。其山东西延袤百里,而遥襟百鹤,带琼峰,据福唐而距永泰,霞州出其胁,和陵揖其面,大率东里诸峰总在百丈之包罗也。”[1]百丈山“其山东西延袤百里”,说明当时的百丈镇所辖范围远远超过现在的大洋乡,应包括现在大洋周边的福清、永泰等乡镇。美丽的百丈山,让无数骚客墨人竟折腰,宋代伟大历史学家郑樵的故居广业里瓢湖与百丈山仅一山之隔,他亲眼目睹了百丈山之美,使他流连忘返为之倾倒,作《百丈山》诗云:“叠嶂联屏飞远近,风情物色有余涯。回头四顾东西地,多少砺山庄帝家。”然而,百丈山青山不老,但当年作为林居裔的根据地现在何处,已随竹帛烟消,无人知晓。

      林居裔的农民起义在百丈镇起义,声势浩大,袭破莆仙县城,兵锋直指泉郡,宋廷震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上距宋王朝在建立还不到二十年,在偏僻的仙游山区暴发了林居裔领导的农民起义。《游洋志》记载:“宋太平兴国间,林居裔倡为不轨,哨党寇乱,僭号西平王。”《八闽通志》对这一段历史记载简略,语焉不详:林居裔“以资武断乡曲,侵撼邻封。及败,尚踞此土。太平兴国四年,遣偏师伐之,且谕以不死,遂率众降,因置军焉。”其中所说的“武断乡曲,侵撼邻封”,纪事过于隐晦,使人不知所云。实际上,林居裔文武双全,精心筹备起义,得到周边(包括泉州与福州)人民的响应,起义军在短时间内聚众万余人(或不止此数),很快就占领了游洋与百丈镇。

      林居裔颇善用兵。他在何岭关、古寨岭、莒溪岭、石壁岭、百丈岭等险隘布防,以御宋军;起义军在与宋军的战斗中利用地形优势,在游洋诱歼宋军,涵江陈应功任宋军前锋在此次战斗中战死,宋军败退。后起义军又经何岭关,突袭仙游县城。不久,经南安县的洪赖、越过晋江西门的朋山岭,长途奔袭围攻泉州府城。据历史记载,起义军到达泉州时,人数倍增,“众十余万攻城,城中兵裁(才)三千,势甚危急”。莆仙在宋代只有六万户,游洋山区约三五千户,说明起义军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援。城内的百姓也摩拳擦掌,随时准备配合起义军作战,致使泉州的宋军“欲尽屠其民”。后因宋军援兵赶到,林居裔兵败撤离泉州,回到根据地与宋军周旋。林居裔起义的消息传出,一时福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朝廷震动。宋朝调集两浙、福建兵力驰援,又增派王继升率兵镇压,在宋军强大的军事优势兵力围剿下,起义军苦战两年。后来,宋廷派人前去招安,“谕以不死”,林居裔“遂率众降”,后被莆田县令黄禹锡诱杀。

      尽管林居裔领导的福建宋代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至此落下帷幕,但他对福建的农民起义与莆田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此之后,林居裔作为福建陈胜、吴广的形象被人传扬,他的起义的事迹亦被各地起义军争相仿效,在他的影响下,福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可见林居裔的起义仅仅是宋代福建农民起义正在开启的一剧序幕罢了。

      其次, 由于林居裔的农民起义触动了朝廷,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产生了兴化军。《游洋志》记载:“四年已卯,诏永泰,福唐(今福清县)合游洋、百丈镇置太平军,寻改为兴化。”兴化军,以游洋为军治。与此同时,置兴化县,为兴化军首县,以林居裔的住宅为县署。兴化县由十四个里组成,辖游洋镇(今游洋、石苍、象溪一带)、百丈镇、永福县(今永泰县)的陈山头及福唐县(今福清县)的漈头,百丈岭、下庐岭一带山区。兴化军下辖三县——兴化、莆田、仙游。由于兴化军的设置,莆田升为郡级,与泉州等郡平起平坐,也正符合以前已有的八闽的称谓,而福建行政辖区真正称谓“八闽”的雏形自此形成,可以说今之“八闽”由宋始。

      第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宋太宗希望通过社会教化的作用来达到治理新置的兴化县。宋太宗据地图的标志,认为林居裔的起义的地方地势险要,民风刁悍,不容易治理,应当用社会教化的功能进行治理,遂改名“兴化”。宋朝统治者还要求官府勒《戒石铭》于堂前,其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原游洋兴化县署堂前的《戒石铭》随县署迁往湘溪新县,现保留在涵江区新县镇。第一任兴化知军段鹏“教成于上,则化成于下”,下车教民以礼乐,导民以忠信,社会教化逐渐起到作用。鉴于林居裔的历史教训,使其后历代兴化县的官员进行反思,并很好地贯彻执行宋太宗进行教化治理的这一旨意,注重人事伦理道德,用儒家进行教化,教授生活技能,教导行为规范,同时,良治善政,轻徭薄赋,历任政绩都很突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林居裔担当的勇气为莆田人民造了福。

      第四,地运有盛衰,教化可兴隆。兴化置县之后,由此政通人和,开启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代。其一是结束了政局动荡、兵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局面,社会由此安定,民心稳定,南北宋300多年期间再无出现过大的农民起义。其二是民风为之一变。《游洋志·风俗志》云:“兴化为邑,僻在万山之中,舟车不通,民性质朴,多事稼穑,而妇习纴织,士君子敦礼好客,十室之中,必有忠信。圣人谓之斯邑之民,食力不懈,弦歌不辍,地窄赋轻,民可卧治,斯言近之矣。”兴化山区由民风刁悍变为民风淳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五,人文之盛,冠盖八闽。兴化古邑重教兴学成风,书堂遍布山乡,科举之盛,人才之众,文化积淀之丰厚举世闻名。“《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科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瑞云峰下出三元……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其中郑侨还拜相,成为佳话。兴化山区还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郑樵,他的鸿篇巨制《通志》一书,成为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通史。兴化县,这个曾经穷乡僻壤的地方成为了人人称颂的“山中邹鲁”。

      值得一提的是,林居裔与陈应功这一对仇敌冤家,两人最后都由人变成了神。林居裔,我们不知他的林家姓氏来自何方,他的生卒之年都无明确记载,确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仍活在兴化山区人民的心中,在今游洋和大洋,仍有祀林居裔的林将军庙。有关资料记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由知县达鲁花赤藏吉建祠祀林居裔,后随县城迁址移至新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颁降诰命,封监察司民佑伯。后来新县建城隍庙,让林居裔当城隍爷,夫妻与妈祖平起平坐,其中尚有郭子仪的神像陪侍。林居裔因此也就不忘初心,成为保一方平安的神爷。

      陈应功,字以忠,兴化涵江东山(今属涵江顶铺街)人。太平兴国初,陈洪进割据漳、泉一带,“应功洞识时机,且以爱护乡邦为念,力劝洪进纳土归朝”。陈洪进遂罢兵归顺宋廷,使福建免遭兵祸涂炭,北宋自此基本统一全国,陈应功因有功被授“平闽将军”。莆田“古昔盐制未兴,俗煮海水以为用”(即煮盐法)。世传应功总结、推广改煮为晒(即晒盐法),“自是沿海皆遵其制”,盐民尊称为“盐公、盐神”。林居裔起义,应功“自请讨伐,遂任前锋,越溪谷鏖战”,不幸阵亡,时年38岁。里人在涵江盐仓之西建祠(今涵江苍然)以祀,宋理宗十二年(1252年)赐匾“灵显庙”。现大庙门口门楣上“陈应功纪念馆”的鎏金字样赫然醒目,庙中所祀之神就是陈应功。

      综上所述,林居裔的枯荣沉浮,探究他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让莆田的历史充满了厚度与温度。姑且不论林居裔是寇是雄,但对莆田而言,没有林居裔的这次起义,莆田也不可能成为“八闽”之一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兴化军。千年至今,万变不离其宗,而兴化军最终演变成了现在的莆田市。林居裔,一个白云深处的山民,他的惊天动地的行为从此改变了福建尤其是莆田的历史走向。有人说,他的起义是诞生兴化军的“助产婆”,成了莆田市崛起的一个新起点,对莆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纵观莆田的历史,就兴化军设置之后的宋一代而言,莆田虽偏居福建东南沿海一隅,方圆不过百里,但科甲鼎盛,人物奇伟,文教彰明,名扬天下,世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使莆田从唐以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一举跃升为人文荟萃之地。同时,修陂治水,围海造地,良田不断得到开发;辟港开埠,商贸兴旺,昔日蛮荒,竟成富庶,成为了东南无可争议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由此而论,林居裔不经意间从另一个方面对莆田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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