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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涵江:民国时期之涵江

      中华民国初期(1912~1920),中央政权受制于北洋军阀,政权频繁更迭,军阀混战,社会动荡。

      民国7年(1918) 下半年,南北军为争夺莆田地盘,展开拉锯战,互为攻守。不论南、北军,所到之处,都骚扰民众。9月上旬,北军派耿锡龄团经海路至三江口登陆,驻扎涵江。11月上旬,粤军(南军) 第2军军长许崇智率大队人马从梧塘方向进攻涵江。驻扎涵江的北军耿锡龄团程、崔两营在黄巷坡(今国欢镇黄霞村)布防。粤军发动进攻,占领黄巷坡,程、崔部退守塘北山。次日,塘北山又失守。程、崔部退人涵江镇内,与粵军周旋。程、崔部听从涵江士绅的授计,伪装埋伏,引敌深入。粵军果然中计,从国欢坡向卓坡方向进攻途中,遭到北军截击。许崇智亲上前线督阵,把北军击退,占领国欢坡,并与塘北山联成一块,形成“兵临城下”之势。

      这一仗,粤军伤亡10多人,支持粤军的民军伤亡14人,北军程、崔两营死亡20 多人,群众伤亡20 多人,许多民房被烧毁,千年古刹国欢寺、上生寺也被焚毁。这一仗算是涵江镇千年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事之一。

      民国10 年(1921) 之后,涵江镇及周边一二十里地域范围内,社会较为安定,为商贸的继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涵江商贸发展迅速。全镇各类商店增至100多家,比清末增加三倍,形成以豆饼、桂圆、纱布、京果和轮船五大行业为支柱的商贸特色和优势。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涵江三江口港作为全省沿海惟一不受封锁的港口,一度成为福建沿海与外埠交通的中转枢纽站。民国闽海关在设立涵江支关的请示报告中称:“关(海关) 因榕、厦两地抗日期中奉令封锁,闽省全部货物集散胥赖涵江,其税收数字一度跃居本省第一位。”

      三江口港轮船穿梭,客商云集,不仅莆田、仙游人聚集在涵江做生意,连上海、宁波、福州、温州、厦门、泉州等外地商贾,也在涵江跑生意。那时,霞徐陡门头、新开河、延宁新桥头、海岑前等装卸码头,桅樯林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繁忙不息。

      海边驳岸、宫口河两旁、卢埕东方二十五坎店等处,货物堆积如山。仅蔗糖、桂圆干等土产品之输出,年约60万担。境内先后组建鲲南公司、大同商行、义太船行、振安公司、限安公司、宏安公司、福生船务行等10 多家从事海运的船务公司,购买或租用的轮船共40多艘。三江口港对外航线除原有至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泉州、厦门以外,又向北延伸至连云港、青岛、烟台、大连等港,向南拓展至汕头、广州、香港等地。三江口港的交通和涵江的商贸,盛极一时,故有“小上海”之誉。

      涵江的兴盛带动周边地域,邻近的梧塘、江口等地,其商贸也同步发展。其中发展较快的是梧塘。梧塘地处山区萩芦、新县、庄边、白沙、大洋和永泰通往涵江重镇的咽喉地段,山区出产的木材、竹、薪、炭以及竹木制品等大宗山货,大部先运到梧塘集中,再转销莆田、涵江等地。每天进出梧塘的“山里人”、“山里嫂”在500-1000人左右。其时,在梧塘镇总长近300米的横街、直街两条街道上,开有16个门类、126家店铺和摊点。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商号有: 粮油杂货类的永和、永盛、水兴、瑞泰;纱布百货类的裕大恒、云章; 酱菜类的永美、鼎盛、元发、福源;糕饼面食类的万裕、瑞春,水产品类的协茂、和记等。梧塘“墓亭池”更是形成每天上市200~300担的薪炭市场。在乡村,则形成林外街、沁后街、松东直巷街、九峰新店前、漏头桥头等小集市。

      梧塘人素以经商闻名。民国时期,沁后蔡红招、蔡文明,溪游程文铸,霞楼林元芳,梧梓苏承棋,西庄林亚乞,后林康天云,东福梁超元等,均以出色经营成为涵江、莆田城关知名的商家。梧塘商人还走出兴化,足迹遍布福州、闽北、宁波、温州、上海、苏州等地。他们大多经营莆田土特产桂圆干、糖及百货、南北京果、烟叶等行业,其中以桂圆干行业为最。如东南村商人连焕堂在上海开设桂圆行“连捷春号”,因货真价实,享誉上海滩。当地医师开处方时,只写“捷春”几粒,中药房便知是兴化桂圆。

      据不完全统计,梧塘商人仅在苏(江苏)、浙(浙江)、皖(安徽) 三省开办商号147家,从商人数不下5000人,其中主要为东福、西庄、沁后、霞楼、漏头、九峰、松东、松西等村出外经商的人。从中出现好几位富商,如东福村林文兰(俗名阿九)、在上海拥有2 家商号,并开办申庄(即代客办理买卖、转运货物的货栈),还兼13 家商号的股东。每年经营桂圆千几千担,糖一万多担,其他南、北货数额更大。又如松西泗州“芳来号”,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庞大。每年头水(首批) 桂圆干运到上海后,许多莆仙籍桂圆商自认不是竞争对手,不敢擅自开盘定价,大家都要等“芳来号”开价后,才随价销售。该商号又利用其雄厚资本,从上海采购大量棉纱和布匹,运回涵江批发销售。芳来号在涵江拥有40多间店铺和商行的房产权,成为梧塘乃至涵江有名的富商。

      江口商人亦以后来居上之势,称雄商埠。如清末民初的林天益商号,在江口设站收购龙眼,加工焙制后运至湖南、湖北等省,设庄批售;又从当地收购鞭炮、夏布及其他土特产,回本省销售,获利甚丰,因而迅速发迹,富甲江口。

      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少数邑民渡海涉洋到东南亚各地谋生。民国元年(1912),涵江基督教徒方家明带领莆田(包括涵江) 教徒100 多人,前往南洋沙捞越诗巫创建“兴化芭”垦区。

      随后,许多在家乡无生计的青壮年,被迫离乡背井,远度重洋,到南洋出卖苦力,从事垦荒、种植橡胶园、开矿、修路、装卸、拉人力车等繁重体力劳动,其中不少人死于劳累、疫病。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邑民平均每年出境上千人,其中以石庭、后郭、江口、桥尾等地为最多。这些华侨凭着勤劳的双手,在侨居地顽强地生存、拓展,其中许多华侨赤手空拳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如江口东源华侨姚为祺,从最初当“猪仔”,做苦工,几经拼搏,后在吉隆坡开设脚踏车修理铺,再发展到创办公司,成为东南亚华侨中实力雄厚的车辆修理公司。同村华侨姚万丰、姚丰隆同样靠经营脚踏车(自行车) 发迹,先后在印尼锡江、泗水、巴城等地创办“万丰隆”公司,成为南洋华侨富豪。祖籍江口镇新店村的著名华侨实业家李文正,其先祖于清末赴印尼谋生,李文正秉承父辈勤劳家风,奋力打拼,成就一番辉煌业绩。至20世纪70年代,李文正先生创办的实业涉及金融、房地产、贸易、航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系印尼十大财团之一。并成为世界华人、华侨最具实力的富豪之一。

      涵江籍华侨素以爱国爱乡著称。他们事业有成后,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家乡的状况。尤其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如华侨书画家陈鹤在新加坡、柔佛等地,创作诗画,宜传抗日。还把举办个人书画展的义卖款,捐给祖国抗战。有的华侨还投身战场,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如陈阿清、王阿六等华侨,毅然回国参加西南抗日运输队,冒着被日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把物资运到前线。还有连文瀛率领华侨先锋队,在硝烟弥漫的缅甸战场上抢修滇缅公路,为打通国际救援通道而出力,其中有10多名华侨英勇牺牲。

      爱国华侨还为家乡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姚余珊捐资创办江口东源初级小学。陈耀如捐建涵中中学(今莆田六中)一院教学楼。程文铸在家乡创办蒲江小学,旅居印尼巴城的江口籍华侨集资创办江口锦江中学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辖境虽未沦陷,但日机狂轰滥炸,残杀无辜,以及经济封锁、交通中断,也给平民百姓、百工百业带来空前灾难,其罪行罄竹难书。最残酷的要数民国28~30年(1939~1941),日军飞机多批次、多架次轰炸三江口、涵江、镇前桥兜、塔桥等地。据史料统计,这三年中,日机共8次、40多架闯入境内,致平民死伤34人,连老人、小孩、尼姑、残废者亦惨遭杀害。又炸毁民房198 间,镇前宁海桥、塔桥观音亭、涵中中学校舍亦部分被炸。商船也被炸毁多艘,货仓、码头均严重受损。其时,为保障师生安全,涵中中学被迫迁至黄巷(今国欢镇黄霞村)涵江镇内铸新小学、培原小学、沙坂小学、三江口小学、县立中小学均被迫转移周边偏僻农村上课。镇居民也纷纷“跑反”,即白天跑到乡下暂避,晚上回涵住宿。涵江有些商家则把货物转移至乡下租用的仓库。因福厦公路桥梁多数毁坏,陆路交通中断。凡此种种,对涵江商贸活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20世纪20 年代后,由中国共产党点燃的星星之火在涵江及周边农村、山区撒下革命火种。民国19~21年(1930、1932),中共莆田县委机关驻地在涵江镇,组织领导全县的革命活动,使涵江一度成为莆仙革命活动中心。

      民国16年(1927),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政权疯狂镇压中共领导的革命组织和活动。中共党组织机关被迫转移至山区白沙、新县一带。民国17 年(1928),陈天章在家乡新县外坑组织农会,建立党组织。民国19年(1930),闽中红军第二〇七团退出白沙澳柄,转移至外坑,在此地开辟新的根据地。同年11月,在外坑成立莆田、仙游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又在外坑组建中共闽中特委,王于洁任书记,陈天章、郭寿銮、蒋声等为委员。随后,把红军二〇七团改称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

      闽中特委的成立,使莆田、仙游、福清、永泰、惠安县的革命活动纳入统一的领导,标志着闽中革命斗争进人新阶段。红军第二支队相继在外坑、梅洋、溪底、洪里一带,建立农会,颁布《土地条例》,着手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反霸、抗租、抗税斗争。星星之火在广业山区已成燎原之势。12月下旬,恐慌万状的国民党反动当局急忙调兵“围剿”。面对驻军林寿国旅和地方民团800 多人的四面围攻,红军馆二支队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部分主力队员突出重围外,陈天章、汤军等6人负伤被俘,最后凛然就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闽中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

      然而,火种是不会熄灭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踏着先烈的血迹奋然前行。在邑境的城镇、沿海、农村、山区,革命斗争仍如火如荼。主要的战斗有:民国33年(1944)2月,中共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率领武装战士15名,化装潜入设在涵江保尾的交通银行,不费一枪一弹,缴获法币400多万元。民国35年(1946)1月,闽中人民游击队13人在江口上林亭截击国民党押运现钞的运输队,打死7名国民党兵,缴获现钞3850万元,游击队参谋长叶良运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民国38年(1949),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领导林汝梁、康金树、张坤率领20 多名队员,经梧塘至涵江塘北,智袭驻扎在下洋的国民党涵江镇公所,缴枪25支。

      从民国35年(1946)开始的解放战争中,历史又一次把解放莆仙的大本营设在邑境山区。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游击队闽中支队司令部迁至大洋。在全国解放战争强大攻势推动下,大洋根据地迅速壮大,游击队及民兵总人数超过1800人。7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侦察营直指大洋,与闽中游击队胜利会师。7月底,国民党当局纠集盘踞在莆田、仙游、永泰、福清县的残余军警和民团计3000多人,从3个方向围攻大洋,激战3天后败退。后又集合散兵游勇千余人,进攻新县、白沙澳柄、大洋灯炉寨,同样又被解放军和游击队迎头痛击,狼狈而逃。8 月初,邑境山区全部解放。8月22日,千年古镇涵江迎来“解放区的天”,苦难的邑民同胞终于翻身当了主人。从此,涵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文字来源:方志出版社《千年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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