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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涵江:明代之涵江

      明初,兴化路改称兴化府。邑境除广业里属兴化县管辖外,其余仍属莆田县辖境。处于偏僻山区的兴化县治度日维艰。永乐七年(1409),囿于财政拮据,不得已进行“瘦身”,裁撤县丞、主簿两衙编制;普通民众日子更不好过,在苛赋、疫病、丁役及虎患相逼的“夹缝”中,他们苦苦挣扎,大量外逃谋生。正统年间(1436~1449),兴化县户口由宋初鼎盛时期的4000多户、2万多人锐减到不足400户、2000多人。按当时兴化县方圆700平方公里折算,每平方公里不足30人,可谓重新回到唐初山区刚开发时的状况。经济、文化严重衰退,使兴化县仅具空壳。正统十三年(1448),历经470年的兴化县裁撤,把原来兴化县永贵乡的4个里划归仙游县,合称兴泰里;把原属兴化县的长乐、武化2个乡6个里划归莆田县,合称广业里。当时,广业里地广人稀,辖境涵盖今日大洋、庄边、白沙、新县4个乡镇,人口仅150户,不足1000人。此后,邑境全部归莆田县管辖。

      从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至嘉靖初期(1522~1532),在长达170多年中,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兴盛。兴化府的经济也“水涨船高”,呈现繁荣的景象。邑境农耕、围垦、水利、盐业、手工业、交通、贸易,亦同步发展。

      北洋平原开发的各项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并在邑境内形成锦江、九里洋、望江、白塘、梧塘、埭里等均达数千亩的各片小平原。良田肥沃,旱涝保收,成为兴化府重要的粮仓。明代,对历代修建的水利设施一一进行重修、重建,其中较大的维修工程有:宣德五年(1430),拆端明陡门旧址重建;正统二年(1437),重修新港陡门;正统六年(1441),重修西湖陡门(今白塘镇集奎村);嘉靖四十三年(1564),重修太平陂。

      随着南、北洋平原的开发,经济繁荣带相对外移至平原地带,明改驿为铺,新驿铺应运而生。邑境除了沿囊山绕行的福兴泉驿铺外,又分别设立涵头铺和魏塘铺(今白塘镇显应福一带)。洪武年间(1368~1398),在佘埔(今江口石西村心斜埔)设立佘埔铺。这时,境内官道从迎仙(江口)经五里亭、上林亭、佘埔、塔桥亭至涵头市。路面以石铺设,中宽1.2丈,车马可并行。于是,自省城福州至闽中、闽南的通道又增加了从江口入境,经佘埔(今石庭)、涵头铺、魏塘铺至兴化府城的捷径。万历三十六年(1608),莆田知县何南金又主持对该驿铺进行大规模整修。同时,又开辟涵江至黄石、涵江至新县、白沙至永泰等通衢大道。此时,境内陆路交通基本实现集镇通大道。

      明初,朝廷加强海防设施建设。据弘治《兴化府志》载: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沿海海防,命指挥佥事吕谦改建迎仙寨于江口鼓楼山,由府吏张德清砌筑,“城高约两丈,厚约八尺,东西、南北相距各约八十丈,中有十字道相通。设四门:东曰宁武门,扼居江口桥之首,又名桥头门,西曰清和门南为震兴门,北曰水部门。江口迎仙寨在防御外来侵略中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又相继在江口石狮村建旗杆寨、院里建院里寨、攀山建飞鹅寨,并在周边的鳌山建雁阵寨、梅洋建梅洋寨等,与迎仙寨互为犄角,形成防御梯次。其中迎仙寨为兴化北界主要据点,与冲沁寨、嵌头寨、青山寨、吉了寨(以上均在今荔城区、秀屿区沿海地带)构成兴化府防御链。每个寨置巡检司一员,弓兵100人守御。在五寨之间又设墩台,专司报警、传递军情。境内后郭、鳌山亦设有墩台。

      为了维持地方治安秩序,明代又相继在涵头市(亦涵江镇)、广业里大洋增设巡检司,专门负责缉捕盗寇、土匪。

      自明代中叶起,地处沿海的邑境成为深受倭害的”重灾区“。为防备倭患,兴化府在邑境三江口港设立塘汛,遇汛期,从府城抽调兵力至三江口协守,收汛后回府城。嘉靖二十二年(1543)以后,倭寇人侵日益频繁。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十日,倭寇1000多人在三江口登陆,窜至涵江新桥头。盘踞四天,洗劫涵江镇和附近洋尾、镇前等乡村。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又3次入侵。因官府腐败,府城、平海、莆禧卫所兵员大量逃营,士无斗志,寡不敌众,故屡战屡败,致使倭寇更加猖狂。兴化城至涵江一带乡村,均遭劫难。

      百姓纷纷起来组织乡团,”村自为战“”人自为战“,鲜血染红水乡,谱写了壮烈的抗倭战歌。

      戚继光

      嘉靖四十一年(1562),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兵入闽,驰援抗倭。戚家军于九月二十日急行军至福清峰头,入邑境江口,驻扎于迎仙寨,并沿囊山间道抵兴化府城。二十一日到达涵江,二十二日拂晓埋伏至宁海桥,闻鼓从北进攻,大败盘踞在江宁海桥南边林墩村的倭寇。这一仗是兴化府抗倭的第一次大胜仗,歼灭倭寇2000多人,救出被掳群众2100多人,史称”林墩大捷“。

      倭寇骚扰兴化府长达20年,对沿海的平海、忠门、笏石、黄石等地为害尤烈,使一度兴旺的宁海港和依港繁荣的黄石集镇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地处术兰溪人海口的三江口港兴起的涵江集镇。

      三江口系兴化湾著名的天然良港,常年可通千吨级船。港阔水深,可泊海岸长达十几公里。自宋代起,便依托港口开展民间海运贸易。明中叶后,原停泊宁海港的船只改泊三江口港。”帆樯利重波涛轻“”乘风远近随所赴“,一艘艘满载莆田、仙游盛产的桂圆干、荔枝干、原盐、红糖等土特产的”乌艚“船,从三江口港启碇远航。由于船只进出港频繁,明中叶在三江口港设河泊所,以加强管理。而距港仅5里地的涵江,也因大量货物中转和商旅人员聚集而迅速繁荣。《兴化府志》称,”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辏,为莆闹市。“涵江集镇所在地新桥沿岸的内河港口,每逢涨潮,过驳货船鱼贯而入,与三江口港互为吞吐,一片繁忙景象。

      邑境江口镇位于萩芦溪入海口,控福清、莆田沿海结合部,地形险要。北宋时设迎仙镇时,便开有迎仙、江口两港。明时,两个港口合为江口港。《兴化府志》载:”旧经云,(江口市)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而居。“明初,朝廷在此设巡检司,建迎仙寨,置驿铺。明末,由于港口较浅,海滩广阔,港道淤积,航运逐渐衰落。但作为商贸墟集,江口市则与梧塘、新县、白沙、大洋大路口、庄边尚书桥、萩芦九坎店等墟市一样,或日中列肆,或数日一墟,经久不衰,逐渐发展为今日的集镇。

      明初,辖境社学兴起,仅涵江镇及周围乡村,就创建社学7所。明中叶后,又陆续创办书院。较大的有,正统九年(1444),鸿儒方体乾创办瑶山学馆(位于今莆田六中校园内);正德年间(1506-1521),御史沈灼倡建立诚书院(位于今国欢镇黄巷村),嘉靖二年(1523),兴化府知府朱衮建寿泽书院(位于今涵西街道宫口河边)。入学的除官宦、富户子弟外,还吸收部分平民、商贩子女就读。正德年间,御史姚鸣凤(今国欢镇林柄村人) 辞官回乡后,在家设塾,课教子侄及乡里孩子。

      有明一代,是邑境科举最辉煌的时期。据新编《涵江区志》载,考中进士的就有20多人。若加上2002年新划入的江口、梧塘、大洋、白沙、萩芦、新县、庄边等乡镇,明朝中进士的学子则多达30余人。其中,有好几位因政绩突出而载入史册。如官至南京太常寺卿的陈音、贵州布政使的黄琏、大理寺少卿的黄巩、云南布政使的吴兆元。

      还有李廷梧,洋尾村人,成化六年(1470)进士,历任浙江嘉兴府桐兴县令、湖广道监察御史。姚鸣凤,埔尾人,正德十二年(1517) 进士,历任承德郎、南京太常寺博士、浙江道监察御史。姚虞,东源人,嘉靖十年(1513)进士,先后任镇江推官、淮安知府、湖广巡按;任职期间,时遇灾荒,百姓流离,奏请朝廷紧急赈济,救民于倒悬。陈裕,江口人,成化十六年(1480)进士。在任江西永丰知县的九年内,扶助农桑、减徭薄赋,办事光明正大,廉洁奉公。陈腾鸾,江口刘井人,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二甲第七名,先后被授任户部主事、户部郎中,他秉性刚直,嘉靖二年(1523) 世宗举大礼时,与各部大员跪伏午门极谏,受廷杖仍不屈;腾鸾饱学多才,”其文集往往驰誉中原,亦称上驷“;又与郑岳同编《莆阳文献》,为家乡留下宝贵文学遗产。

      上述几位官员履任期间,均能勤政、恤民、廉己,并敢于与贪官和弄权的太监作斗争,声震朝野,深得民心。辞官返乡后,又捐资修桥铺路,倡导兴修水利,造福桑梓。

      同时,邑内另有一些文人则专攻学术,或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或擅长书画,自成一派。他们对确立兴化府”文献名邦“地位作出特殊贡献。最突出的要数宣德年间(1426-1435)宫廷绘画大师李在,其山水、人物用笔古拙凝重、开八闽画派之先河。

      此外涵江还出了一位布衣文人姚旅。他青年时屡试不第,却毫不气馁,发愤攻读,游学四方,充实学问,著有《露书》14卷,并刊行于世,成为当地人记当地事的颇具特色的类书,书中保存有大量明末莆、仙两县戏剧、音乐、方言、民俗等资料,尤为珍贵。

      文字来源:方志出版社《千年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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