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莆田文化第一平台
您已经看过
[清空]
    当前位置:莆田文化网>莆田文史>民先富接着国富

    民先富接着国富

      □林劲松

      一,头条经验

      无论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来蔡京变法,头一条历史经验便是民先富接着国富,这是学习宋史首先要认识到的。

      据《长编》卷231 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这就充分调动了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骨干力量作用。

      效果,《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閠七月丙辰载王安石语:“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此十余户所以不便新法,造谤议也。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盖皆如此。然闻茶税两月以来倍增,即商旅获利可知。”市

      易法实行三四个月以后大见效,茶税倍增,这说明各地商旅从新法中得到许多利益,王安石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新法。

      这个记载说明,民无商不富。过去,全国各地货物在京遇到兼并之家,无能为力,无不折本,叫苦连天,是因为民无商,找不到为他们服务的人。结果,吃了亏,商品经济也就发展不了。所以,新法实行以后,效果如何,王安石特别关心。看到商品经济通道终于畅行无阻,平民百姓得到了实惠,富了,他高兴了。

      庆历新政(六)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庆历新政以后,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指出:“福建有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

      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最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开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重视。虽然,我们一时无法找到具体数字,但是,新的起点却是庆历新政,因为厚农桑大得人心,莆田农田水利建设新局面正是始于庆历新政……

      市易法实行以后,商品经济畅通了,农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多种经营的积极性也就充分发挥出来了。从此,他们就想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各地陂坝建设也就越来越多了。否则,商品卖不出去,烂在田里,谁还会去想什么扩大再生产?!这是不言而喻的。这说明民先富了,接着国家才会跟着富了。而且新政还是国家想办法让广大平民百姓先富起来。

      市易法是富民之法,蔡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也是富民的。崇宁元年(1102 年),蔡京出任宰相。蔡京扶植商业,榷江淮七路茶,实行官购商销,为茶农和茶商提供方便。让二者增加收入,并缴纳一定的赋税,确保茶叶生产、销售健康发展。四年,再次改革,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政和二年(1112 年)终于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一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靨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量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然后启封贩卖。这样做,让茶叶产供销纳入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让茶农、茶商和国家三者利益都得到了维护。由于蔡京的茶法利国利民,所以,建茶有了显著的发展。

      《宋史》说:“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箭,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976-984)始置,大观(1107-1110)以后制愈精,数愈多,款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

      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茶叶》)“制愈精”,是因为蔡京出任宰相,扶植茶叶,让茶农得到好处,大得人心。建茶要发展,就要保证质量,精益求精。否则,得不到顾客信任,那就会失去市场,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宋史的记载说明,那时出台的政策,有益于各地茶叶生产的健康发展。

      而且,那时宋徽宗还下诏,通过免商税等措施来扶植建茶,使福建茶健康发展,让茶农既增产,又增加收入,没有后顾之忧。《宋史》说:“崇宁二年(1103)尚书有言:‘建剑二州茶额七十余万斤,近岁增盛,而本钱多不继。’诏更给度牒四百,仍给以诸色封桩。继诏商旅贩腊茶蠲其税,私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丰之制。腊茶旧法免税,大观三年(1109),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1111-1117)初,复增损为新法。三年,诏免输短引,许以长引于诸路住卖,后末骨茶每长引增五百斤,短引仿此;诸路监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买,听依商旅买引。六年,诏福建茶园如盐田,量土地产茶多寡,依等第均税。重和元年(1118),以改给免税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率。”(同上)这是蔡京前三次出任宰相期间,宋徽宗对福建茶业发展施行的具体政策。施行以后,福建茶业发展了,大踏步前进了,说明这些措施是扶植性质的。

      凡此种种说明,无论是王安石变法,还是蔡京变法,头一条历史经验便是民先富,然后接着国富。

      二 是“扶商”,还是“毁商”

      市易法是“扶商”,还是“毁商”,这是研究宋史的大是大非问题。

      例如,作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榜眼,叶适却对宋朝中期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十分陌生,甚至还称王安石也是“聚敛”者,:“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在他看来,市易法不行,青苗法也不行,它不是矛头指向高利贷者,而是不明不白放债天下以取利息。究其原因,是因为到了宋朝后期,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朝中期(1030-1125),亲民,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许多人共同实践,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王安石等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到了后期,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粉墨登场,是因为他们以否认前人建树为时髦,洋洋得意,不但不会惭愧,而且还不会吃亏,会有许多粉丝。这是怪现象。

      叶适是这样,朱熹也是这样,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8 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这样的话也敢讲,简直是吃了豹子胆!但是,在学术界,朱熹却是大英雄大好汉,而且还是什么“宋代孔夫子”,也有许多粉丝。

      在《论语》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意思是说,孔子告诉学生,要十分尊重平民百姓,凡是老百姓说的正确,或者做的好,那就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相反,凡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就要及时纠正,把理由一一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

      但是,《四书集注》却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岂圣人之心乎?’”在这里,程朱两人把孔子的亲民爱民言论明目张胆地歪曲为“愚民政策”。或者说,在这里,程朱理学不打自招,明明白白告诉学生和读者,他们一向实行的都是愚民政策,谁叫你学风不好呢?!

      所以,市易法是“扶商”,还是“毁商”,这是研究宋史的大是大非问题。朱熹否认一切,把宋朝说得一无是处,后来人也跟着胡说八道,什么“庆历新政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云云。这是错误的,值得纠正。

      三 墙内之花墙外香

      《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乔幼梅先生的文章说:“由于宋在经济上文化上居当时世界文明的最前列,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铜钱成为海外诸国喜用的通货,有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因此,铜钱大量地‘渗漏’外流。”“南宋铜钱的北流,更远远超过了流向日本和海南诸国。”(《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在这里,作者通过新的视野,充分肯定了大宋王朝的世界地位,有着独到的见解。墙内之花墙外香,正是因为宋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它的铜钱成为了各个国家喜用的通货。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铜钱可以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宝贝,那么,创造铜钱的国家不正是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吗?所以,比较一下不同时期中国在世界上地位变化,会帮助我们加深对宋朝中期改革的认识。

      在中国历史上,徭役制度历史悠久,例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都离不开这个制度。人民这一沉重负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名目繁多,城市建设、国防建设、建桥修路、为军

      用物资和官营企业生产、加工直至运送等,都要依靠抽调民工来解决。

      这一伟大的历史难题终于让宋神宗的熙宁新政解决了。熙宁四年(1071)募役法(免役法)施行以后,就不一样了,可以钱代役,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规定,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这些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雇佣专业人员服役经费。这样做,既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又提高了服役者质量,政府也有了管理冶金、兵器生产、造船、建筑等业的主动权。所以,募役法的实行,称得上是古老的徭役制度的升级版。从此,国防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用人制度妥善解决了。

      与此同时,又一次社会大分工,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例如建桥修路,专业比业余强,这是不言而喻的。开凿大运河,历史意义重大,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南北交通的改善。但是,却不能形成一支治理交通的骨干力量。募役法施行以后,建桥修路,交通改善,逐渐形成一支技术骨干“专业队”。例如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说,从福州到闽南,过去要经过好几个渡口,到了宋代,则以桥梁建筑取而代之。沿海各地也建了不少桥梁。查一下建造时间,这些桥梁大多数是募役法施行以后建成的。

      冶铁官营始于汉武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合理抽分制,让冶铁私营,缴纳一定的税,国家和个人都得到好处。所以会这样子,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农工商等业对钢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要实行改革,奖励私营生产者,激励他们为国家多生产钢铁。与此同时,私营生产者担担市场风险以后,国家财政收入也就稳操胜券。王安石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并且还被后人所继承。

      官营,行的是劳役制度;私营,行的是抽分制度,生产方式不一样了。矿冶业私营,非生产大户不行。他们依靠雇佣劳动者,进行大兵团作战。其结果,许多小生产者离开原来岗位,被矿业生产大户所雇佣,加入了采矿业的队伍。

      矿业改革换新貌,宋朝金、银、铜、铁等矿藏开采量大,居世界第一位。也就是说,在那时,宋朝工业生产水平高,居世界第一位。对于推动和促进农业及其多种经营等发展来说,这个改革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熙宁新政,工业生产方式改革是重要一条。实行合理的抽分制度以后,让一大批企业家粉墨登场,谱写中国工业新篇章,是王安石变法的一大发明。

      有比较,才能鉴别。治史也要找窍门,出绝招,例如,乔先生通过中国铜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来论宋朝,实在是省了许多力气。墙内之花墙外香,正是因为宋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它的铜钱成为了各个国家喜用的通货。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铜钱可以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宝贝,那么,创造铜钱的国家不正是个经济文化发展先进的国家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历史研究也要找窍门,用绝招。王安石-蔡京变法,几百年是是非非说不清,但是,乔先生却用普普通通的方孔钱,一锤定音。

    莆田文化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邮箱:fjptwhw@163.com   联系QQ:935877638

    广告热线:0594-2288370    1301596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