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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莆田水利史说明了什么?

      □林劲松

      一,歌颂宋朝中期改革的史诗

      首先,宋代莆田水利史是一部歌颂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的史诗。庆历新政(六)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据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庆历新政(1043-1045)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1008-1016)

      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

      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这就是说,庆历新政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关心,雨水不足时,就要减免赋税。8000多户和30 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去认真算好这笔账,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十大政实行以后,宋朝中期的改革不断深入,“厚农桑”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蔡襄奏复五塘正是在这样情况下进行的。其后,谁要是坑农民、害农民,那就有人管了!庆历新政以后,莆田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加强,蔡襄奏复五塘说明了这一点。宋仁宗嘉佑中(1056-1063)兴化知军刘谔创建太平陂也说明了这一点。

      据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记载,太平陂又名太和陂,灌兴教、延寿二里田七百顷。“按古兴化县有萩芦溪,其流甚长,谔址石溪流,

      堰为陂,深二丈,阔二十丈。水色紺碧,溪源演迤。乃作圳,引而南注。圳沿山而行,皆用石彻理。遇山壑断处,乃作砥柱,联驾石船而飞渡之其势磬折蛇行二十余里。及入境,乃分为上下二圳。上圳得水七分,以灌兴教、延寿二里高仰田土;下圳得水三分,专灌兴教、吴塘、漏头等处平洋田土。初,陂未作,民赖胜寿塘、太和塘、西冲塘、屯前塘、东塘以资灌溉。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复五塘。及谔太平陂成,而太和塘、东塘、屯前塘竟废为田。熙宁中(1068-1077 年)官令分太和田以偿谔之陂作,而籍其余及东塘、屯前塘田。为陂之修防计,设陂首一人,陂干一人,甲头二人,长工二人,各有食田;其长工食直,则取给于陂首。”

      与此同时,还肯定刘谔的历史功绩,“拨大塘田酬公陂作,立庙于陂侧,至今呼为太和庙,其陂为太和陂云。”

      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指出:“福建有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

      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最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开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所以,熙宁五年市易法施行,八年莆田木兰陂动工,绝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因为市易法施行后,商业得到扶植,农工商并重,和谐发展,农业及其多种经营就有了用武之地。

      木兰陂是莆田的财神爷。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说:“陂成而溪流有所砥柱,海潮有所锁钥;河成而桔槔取不涸之源,舟罟收无穷之利。陡门涵泄立而大旱不虞漏巵,洪水不虞沉灶;赡陂田设而巡护不食官帑,修治不削民脂……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余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林大鼐写于开禧元年(1205)的《李长者传》说:“兴化军储才六万斛,而陂田输三万七千斛,南洋官庄尤多。民素苦歉,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篓人,皆为高赀富户。”他俩都认为,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南洋平原成了国家的大粮仓。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宋代莆田水利史是一部歌颂宋朝中期改革史诗。

      二,经济与教育互相促进并驾齐飞

      经济和教育,互相促进,并驾齐飞,这是历史上的莆田人民贡献给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吾邑之所以与广东梅县、江苏常熟县合称为全国三大古文化名县,就因为她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经济发展,都走在全国前面。

      熙宁兴商,兴化商人挺身而出,走遍天下,把全国各地商人都请来了。他们凭借莆田得天独厚的地里条件,艰苦创业,营造了熙宁桥、元丰桥一带商业繁荣新局面。这是起步早的一个例子。马克思称赞商人是革命者。兴化军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兴化商人冲锋陷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兴化军经济发展新局面?在东京,宋神宗施行市易法,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虽然这里离东京远隔万水千山,但是,在莆田城,却一时涌现了许许多多兴化商人,还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经济繁荣景象,那真是一个奇迹。这叫做觉悟有先后。他们的前身大多是农民。宋神宗一声令下,他们就放下锄头,挑起担子,组成了兴化商人的队伍,奔赴商业前线,为家乡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经济上去了,又推动教育发展,商业、航海、矿冶等业,都需要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看人家出外打工,赚钱多,许多人也要劝自己的子弟从小读书。长大后,要是考不上县学、军学,那就出去经商,或者打工。水涨船高。莆田民间学校多,生源丰富,军、县两级学校招生名额十分有限,结果,油面捞一下,剩下的都去从事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宋代莆田经济与教育并驾齐飞的新篇章。经济发展,人才素质是关键。许多高材生加入了农工商队伍,兴化三县经济自然而然不断发展。

      三,《木兰水利记》,述而不作的典型

      “述而不作”出自《论语》的《述而》篇,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句话集中地阐明了孔子对历史文化遗产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和研究。“述而不作”是原则立场,大意是说,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认真思考,详细说明,力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决不能断章取义、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添枝加叶。这是因为注释有否到位,直接关系着历史文化遗产的命运。所以,古文化述著贵在货真价实,保持原状;不真实,也就失去了述著本身的价值。对于孔子来说,述而不作,传授的是真学问,真知灼见,才能不断吸引和稳住前来求学的人,使他们学有所成,最终形成富于生命力的学术派别。否则,著述无原则,无章可循,变幻无常,恰恰证明作者自身没有什么实力,谁还要拜他为师呢?!

      木兰陂是全国五大古陂之一,世界灌溉工程遗产,1075 年动工,1082 年建成,至今仍在发挥水利作用。陂首枢纽工程由拦河坝、进水闸和导流堤组成,横截溪流,拒海水于陂下,引溪水灌溉农田。

      在莆田历史上,有关木兰陂的记载可谓多矣,述而不作的典型却是非《木兰水利记》莫属。该记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实事求是地叙述了木兰陂建造全过程。

      木兰陂的建造,曾经感动了东京天子,宋神宗为之制定了正确方针政策,下诏募人建造。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熙宁八年(1075),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的加入让李宏如虎添翼,既有了雄厚的建陂资本,又有了集体决策的领导班子,对确保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这个记载说明,李宏和十四家的特色是,他们既是有饶于财者,

      又是善于治水的行家里手。李宏来莆,还认真落实宋神宗的指示精神,率家干七人入莆,最终定基于木兰山下。他以七万緍垫底,胸有成竹地先行一步。这是李宏的领导艺术,令人拍手称快!

      李宏好就好在先行一步,让人看看。果然不出所料,宋神宗再次下诏时,莆田十四家挺身而出,“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十倍巨资从此到位。你说李宏厉害不厉害?

      木兰陂来之不易,并非宋神宗时状元徐铎说的“地神插竹,异僧相土”那么轻松。宋神宗的决策就说明了这一点。熙宁二年(1069),农田水利法施行,数年之间,一万多座水利工程在神州大地横空出世。但是,莆田的财神爷木兰陂却迟迟没有到位。宋神宗制定的方针政策下来以后,大见效,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李宏七万緍不够用,不久,七十万緍接踵而至。为什么?李宏一行

      无不是水利专家。他们来这里,就是要请莆田财神爷早日到位。所以,动工了几天,就让莆田的内行人心服口服,赞叹不已,继十四家投资70 万緍之后,捐资者又不断增加。方天若说:“盖经始于熙宁之八年(1075),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计钱约费百万余缗,计田约毁四千余亩,计佣四十余万工。”所以,元丰五年(1082),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没有花一文钱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莆田木兰陂竣工,显示出了王安石变法时代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首创精神。在今天,木兰陂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古代五大陂之一,就因为李宏和十四家都不是等闲之辈,七位家干功不可没。宋神宗方针政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最终结出了硕果。

      宋神宗为木兰陂工程指明了方向,蔡京办事认真,把天子的指示,不折不扣落实到了具体人,确保木兰陂工程高标准,高质量。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木兰陂建成后,经得起历史反复检验,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政治气候变化了,一些喜欢说假话的人,不说以上两人,自以为得计,却万万没有想到,那却是弄巧成拙,反而留下历史笑柄。“饮水不忘挖井人”,这是人之常情。木兰陂是莆田的财神爷,哪能忘了宋神宗和蔡京。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有不同的文风。这是不言而喻的。

      方天若,弘治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

      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木兰水利记》所以会肯定宋神宗、蔡京、李宏及其家干、南洋平原十四家等的历史功绩,是因为他拥护王安石变法,对木兰陂建造有着正确认识和评价,所以请他来叙说,就会写得好,述而不作,让后人从记载中了解了许多事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祖国爱家乡教育。

      四,方天若与方轸

      方天若,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

      方天若曾经大歌大颂莆田木兰陂,他写的《木兰水利记》,坚持述而不作,叙说了木兰陂建造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宋神宗、蔡京、李宏及其家干、南洋平原十四家等的历史功绩,为后人评价王安石变法,科学总结木兰陂建造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

      方轸的《论蔡京疏》曾轰动朝野,清末邑人涂庆澜在编辑《莆阳文辑》时选用了它。被涂录用的奏疏仅29 篇,《论蔡京疏》是其中之一,可见这篇文章在编者心目中的地位。涂还为方轸作了简介:“按,轸为方慎言曾孙,以父任太庙斋郎。大观元年(1107 年),京复相,轸上此疏。诏示京,京请命鞠治,诏编管岭南。靖康元年(1126 年),轸诣登闻院上书,始得收叙。”

      《论蔡京疏》一开头就写道:“臣轸谨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为无物,玩陛下如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谋之计。京不孝夹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护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这就是说,在方轸看来,蔡京罪该万死。

      方天若与方轸,都是莆田人,一个是1097年榜眼,一个以父任太庙斋郎,不用参加考试,就可以入朝做官。但是,论文风,方天若理论联系实际,述而不作,方轸却是理论脱离实际,胡言乱语,乱扣帽子,目中无人。首先,宋徽宗是宋代杰出政治家,著名书画家,上疏给他,起码一条,那就是要尊重。但是,他却忘乎所以;其次,崇宁五年(1102-1106)硕果累累,证明了宋徽宗、蔡京这一对组合值得肯定。早在宋神宗时,蔡京因认真落实天子指示,建造木兰陂有功,受到了邑人赞扬,有口皆碑。这次出任宰相,可谓是旗开得胜。大得人心。要是不得人心,宋徽宗还会让他继续干下去吗?所以,方轸吃亏在于文风差。

      值得指出,文风不好,信口开河,害人害己。有个网友读了笔者拙作《宋钦宗改辕易辙与蔡京之死》以后,评论说:“蔡京中进士,是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当时王安石实行变法,蔡京力主新法,非常得王安石的赏识。后来王安石失势,司马光旧党当政,蔡京马上见风使舵,五天之内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司马光非常感动,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意思是说,假如天下人都像你这样奉法,那我什么干不了啊?哲宗皇帝继位以后,比较倾向于新法,所以又用章惇一党行新法,蔡京马上又把旧法废掉了。十年之间,蔡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人的政治操守由此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位网友是个受害者。

      长期以来,有那么一些人,理论脱离实际,文风不正,胡编乱造宋史,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读者中,散布诸如宋朝“积贫积弱”等错误观点,全盘否定宋朝中期(1030-1125)的改革,影响非常坏。历史客观实际是,赵匡胤好读书,他建立的宋朝也好读书。《论语》、《孟子》是少儿读物,宋仁宗时又增加了《大学》和《中庸》。宋朝长治久安,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繁荣,走在当时世界最前列。用西方的观点来说,那是因为宋朝出现了文艺复兴,先秦诸子智慧在宋代大放光芒。熙宁兴商,施行市易法,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和谐发展,到了12世纪初期,东京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海上丝绸之路越走越宽广,宋时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进步事业的贡献愈来愈重大。但是,在宋神宗时,就有人开始反对熙宁新政。

      所以,这位网友是受害者,方轸也是受害者。

      方轸那时在东京做官,东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却特别尖锐,稍微不小心,就要上当受骗,犯错误。方天若好读书,作品多,弘治志说他“有文集五十卷”,所以,他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勇往直前,不迷航。而方轸不是进士出身,文化水平低,却不懂得曾祖父取名“慎言”的意义,结果上当受骗,人云亦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而且文风好,还富有生命力。《木兰水利记》并没有因为方天若受到政治陷害,被说成是“佞臣”而从此一文不值。相反,后人像保护国宝一样保护它,几百年如一日。在今天,它终于成为了解宋代莆田水利史的重要历史依据。宋神宗、蔡京、李宏及其家干、南洋平原十四大户等人的历史贡献,终于在今天大白于天下。想起这些,那真会让人感慨万千。

      有比较,才能鉴别。方天若和方轸都是兴化军莆田县人,把他两文风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文风的认识。

      五,兴化军,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见证

      赵匡胤好读书,他建立的宋朝也好读书。《论语》、《孟子》是少儿读物,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又增加了《大学》和《中庸》。宋朝长治久安,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繁荣,走在当时世界最前列。熙宁兴商,施行市易法,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和谐发展,到了12世纪初期,东京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海上丝绸之路越走越宽广,宋时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进步事业的贡献愈来愈重大。用西方的观点来说,那是因为宋朝出现了文艺复兴,先秦诸子智慧在宋代大放光芒。

      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许多人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武器,向封建神学作斗争。这在当时人们看来,好像是古典文化经过天主教会长期压制以后又复兴了。因此称之为文艺复兴。而在中国,10-11世纪,《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文章,成为了一千多年之后宋人认真学习的教材,古老的文明古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兴化军的变化,是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见证。

      莆田文化教育本来较为落后。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一说:“陈置闽州,改丰州,以其地置莆田县属焉,寻废……唐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别置丰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从622 至959 年337 年,莆仙地区中进士者,唐进士科10 人,五代,梁2 人,共计12 人,平均28年出一个进士,太可怜了。

      960 年宋朝建立后,莆田面貌焕然一新。拙作《庆历新政与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 人,其中,莆田县63 人,仙游县24 人,兴化县6 人。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24 年,

      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 人,其中莆田县67 人,仙游县23 人,兴化县4 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涌现了以蔡襄为代表的一大批认真学习外地先进文化,精通尧舜禹之道的优秀人才。到了庆历二年,兴化军进士达到93 人,过了四年,又有新科进士15 人,上升到108 人,仅仅经过86 年就上了三位数,引人注目。

      在那时,莆田文教为什么兴了?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好读书。据历史记载,在后周时,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却爱好读书,常手不释卷。他跟从周世宗平江淮(今淮河流域)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他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其中都是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世宗问他: “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回答完全正确。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生的,而是

      后学的,在许多时候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赵匡胤之所以手不释卷,是因为他尝到了读书理论联系实际的甜头。这样的人,越是工作忙,越会挤时间学,把它们视为工具书。所以,赵匡胤行军,有时就要随带几车书籍,并且还把它们视为至宝。960 年,宋朝建立,宋太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

      而且,宋时郡守县令大都是学者,是典型的“以吏为师”时期。那时莆田人就拜他们为师,学习文化。据弘治志记载,段鹏是第一任兴化知军。太平兴国五年(980),由知兴化县事加著作佐郎,升兴化知军。下车教民以礼乐,导民以忠信,民化之。虽临郡亦感慕兴起。八年,转运使杨克让以游洋转输不便,请移治莆田县,从之。

      从平均28年才出一个进士,到了平均不到一年就出一个进士,那真是翻了好几番;庆历新政以后,平均数量又不一样了。之所以有这样变化,因为从庆历新政起,实行“精贡举” ,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开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

      与此同时,兴化军的其他方面,无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是因为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是全方位的。庆历新政有十大政,精贡举是其中之一。还有抑侥悻、厚农桑等。十大政要求宋仁宗重视这些方面的政治思想教育,还要及时纠正,少了一样都不行。所以,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变化。所以,兴化军是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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