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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本到书本——在厦大及其后著书立说的岁月

      □许怀中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受批评,弄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四人帮”被粉碎后,“文革”结束,逐渐转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四人帮”刚倒,我便抓紧时间把在绍兴鲁迅纪念馆拟好的《鲁迅与文艺批评》一书的框架撰写成书,于1978年春写成。我在《后记》中写道:“除总论外,用十一个题目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我努力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写,和“四人帮”割裂、篡改鲁迅思想的反动实用主义针锋相对。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四人帮”把文艺批评作为“阴谋文艺”的抓手,这书带有“拨乱反正”的意思。书稿作为讲义打印,寄给江西人民出版社厦大中文系毕业的一位编辑,字数虽然不多,但体例在当时学术界显得比较“新”,很快就出版了。想不到在恢复职称评定时,这本书竟成了最有利的条件,在要求极其严格的情况下,我被评为副教授。系主任郑朝宗等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和另一位年轻助教一起当他的助手。

      此后,我开始单独带硕士研究生并把鲁迅研究以著作形式系列化,一年撰写一本,寒假写初稿,给研究生讲授一遍,暑假定稿。那会正是拼搏时期,我努力夺回曾经被耽误的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就躲在宿舍写作。

      于是,撰写的鲁迅研究专著一本比一本厚。第二部著作《鲁迅创作思想的辩证法》,也分为十二章,揭示鲁迅创作思想中的辩证观点,由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的1980年,正值全国各地都在举行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活动。福建省的纪念大会在厦大大礼堂举行,曾鸣校长作报告,我被邀作为鲁迅研究专家出席,在主席台上就座。这期间,我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新的时代为知识分子开创了新的春天。

      就在这大好时机中,我撰写完成了第三部鲁迅研究专著《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有22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篇,学术性比较强,角度也较好,出版社介绍它是“崭露头角”的著作。我在该书《后记》中说:“写作过程中,曾利用出差机会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花了一番工夫。”《后记》注明写于198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校庆60周年。该书出版后,评介文章甚多。后来该书成为1983年我评教授的主要成果,鲁迅研究专家予以较高的评价。其中有的章节,如《鲁迅有关古典小说史论著中的“史识”》单独作为论文在鲁迅研究刊物上发表。

      鲁迅研究专著《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是我离开厦大前的最后一部专著,于此我基本完成鲁迅研究著作系列。全书将近30万字,除绪论外,分为两篇,将鲁迅放到国内外文艺思潮流派中进行论述,1983年夏天——我在厦大的最后一个暑假完成了书稿,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后记》开头写道:“这本书稿,完成于去年的暑假。人们都说这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又特别长。我和前几年写《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一样,照例是每天写五六千字,写得累了,便去泡泡海水,让满身疲惫在起伏的波涛里荡去,一连几十天,一天未过假期……想研究鲁迅和文艺思潮流派关系的专著,是几年前开始的。我阅读着,摘记着……不知不觉积累了一大堆材料。前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为研究生讲了这个专题课,后因学术活动和会议多了,课没有讲完,我答应学生把它写起来,打印发给他们阅读。”从中大体可以了解写作该书的情况。那时还没有从电脑上查资料的条件,资料要手抄下来,我没用卡片,用的是稿纸,先阅读一大沓资料,抄下来分门别类后,才开始写作。此外,都是利用假期撰写,选题也是研究生讲课的专题,算是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教学、学术道路真的是颇为艰辛的。

      在我的鲁迅研究系列专著中,还有一本是从鲁迅与外国文学这个角度建构的,即《关于“人”的审视和建构——鲁迅与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那是我离开厦大,来到福州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完成的。该书初稿写于1986年10月福州西湖宾馆,定稿于同年12月的屏山大院。该书围绕“人”的角度论述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第一篇鲁迅早期向“摩罗派”吸取,建构以“立人”为中心的思维。第二篇鲁迅中期以俄国“为人生”派作借鉴,为“救人”的文学主张,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立人”到“救人”。第三篇为“新人”——广泛“拿来”;没有“拿来”就没有“新人”“新文艺”;鲁迅晚期,实现从为“立人”“救人”,到“新人”的伟大历史性转变。该书作为我研究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专著的姐妹篇,还是请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夏问世。

      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向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扩展。上海文艺出版社向我约稿,因在省里宣传文化岗位,工作较忙,只能看些资料。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脱产学习大半年。我照常听课,利用课余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做笔记,进行了好几个月,才开始动笔,书名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也就是批评史。学习结束回榕,定下书的初稿,1988年5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室定稿。在《后记》中我说这本书是“苦难的历程”。虽然艰辛,但出版后反响比较大,武汉大学中文系名教授陆耀东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评论,说这本著作“稳中求新”,道出我的学术品格。还有评论说:“该书勾勒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和批评的发展过程,实属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批评史,这在我国学术界具有首创性。该书材料丰富,观点鲜明正确,评价科学,实事求是,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我曾经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委多年,每年都到北京评审立项项目。中大中文系教授黄修己要我挂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主持人,他是成员,申报了课题,得以立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是在退休之后的1996年7月,厦门长青北里宿舍写成的,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责编陈福郎是我在厦大任教时的弟子。这书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三论”概括,即“流程论”“史学论”“构成论”,可算找出一个“角度”观照。

      此外,还利用回厦大过春节期间,完成了一部江西人民出版社约稿的《美的心灵历程: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条轨迹》,这部于1987年3月出版的专著,以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的角度,观照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轨迹。

      附带一提,厦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在编写一部《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要我做主编,我写了总绪论,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学术研究的道路大体如此,但还不能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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