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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革”开始到结束——厦大十年记

      □许怀中

      困难时期过后几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铺天盖地而来,风暴席卷大江南北、全国各地。虽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使大家嗅到“火药味”,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浩劫”如此凶猛地突然降临。高等学府一时也乱了教学秩序,揪斗“牛鬼蛇神”到处掀起,省里还派来“工作组”,在学校大会堂开大会宣布。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大字报、大批斗、大揭发如火如荼。但不多久上面发现“工作组”犯了错误,便又撤走了。后来是军宣队入驻,学生自然是“革命”主力军,大字报揭发批判校系的“走资派”或“学术反动权威”。我只写些杂文,还没有著作,够不上“学术权威”,系领导班子沾点边,故而贴我的大字报来得较迟。学生知道我写了许多杂文,来拿稿子,我把一叠剪报全部交上,他们翻了翻,觉得没有多少“油水”,只在个别篇打了个记号,如歌颂瞿秋白的散文,那时瞿的《题外话》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白,其实不过是历史的误会。

      后来红卫兵大串联,从学校发展到社会,教师也要参加某一派。学校领导的宿舍,被造反派占为办公楼房,王亚南校长搬到“讲师楼”三楼,张副校长和党委胡副书记也搬到一楼住下。那时我不能去串联,也参加一派,以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热衷开会听辩论。在一次学校大会上,一个厦大印刷厂工人造反派激昂慷慨讲话,引了毛主席诗词“六亿神州尽舜尧”,把“舜尧”念成“逍遥”。我觉得两派打“派战”,没有多大意思,就想回家。正好姐姐从云南回故乡仙游探亲,毕业班的老乡林君又有熟悉的货车去仙游,我便和他一起乘车回去。这样“文革”第二年的清明节,我便回故乡成了“逍遥派”。

      仙游城内飞钱巷的祖厝,已破烂不堪,下雨时吃饭都要撑伞。我先是借宿在对面邻居的小阁楼上,夜里,父亲弯着腰、提着墨水瓶制的小油灯送我到对门。一上楼,跳蚤就纷纷跳上我的大腿,半夜老鼠也大“造反”,让人难以成眠。幸好姐姐从旧同事那借了师范学校老师的一间宿舍,让我住了进去。我搬了一套《鲁迅全集》,边读边做笔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宿舍在二楼,楼下是学生的练琴室,时常有悦耳的琴声传上楼,犹如清泉流淌到沙漠似的心田。此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后悔那时怎么不下楼看看弹琴的“学子”,想来如今也都是“老人”了。这段“逍遥派”的日子并非真的逍遥,不过,大半年的“苦读”确实为我后来研究鲁迅打下了基础。

      学校要复课“闹革命”,通知我回校“斗批改”,没日没夜地“斗私批修”。军宣队严格要求每个人一次一次地“检讨”,大会小会都要检查自己,取得他们的认可。接着是“上山下乡”的高潮,出于真心,我是系里第一个递上要求“下放”报告的。还好厦大是老牌大学,并没有斗、批、“散”,还要办学。军宣队对我说:“考虑你的业务还有用,留下参加教改小分队。”于是,被下放到外地农村的老师名单中,没有我的份,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到“教改小分队”去锻炼。

      先下放劳动,到了杏林纺织厂。车间多是女工,我也学会了接线头。纱锭断线要赶紧接上,眼看断线接上去,心里一阵高兴。劳动也有劳动的愉快。夜幕下,我和工人一道在海堤上乘凉,海风轻吹,月上柳梢,虽无“人约黄昏后”的情景,倒也怡然自乐。这样,我在工厂、农村劳动几个月,边编教材边备课。

      1970年10月,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厦大以厦大革委会名义发出录取通知: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并成为“文史系”,通知上写:“工农兵上大学,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担负起“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光荣任务,为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做出贡献”。厦大第一届工农兵试点班于当年秋季入学,开学后在厦门郊区莲坂上课,每位师生都有一张小板凳。师生在祠堂吃住,有时也在广场做些娱乐活动,如击鼓传花,命中者要背毛主席语录,感觉连游戏也提心吊胆。学员管大学,但毕竟靠老师传授知识,都很尊重老师,师生关系还算好。第一届学员于1973年1月毕业,书写了教育史上的另一个篇章。之后,文、史系分开,又招收了几届工农兵学员。学员中有“英雄小八路”之类的先进人物,要批判曾在戏剧界红极一时的陈仁鉴的《团圆之后》戏剧。陈仁鉴当时被管制,因我是他的同乡,被派去仙游调查,一位何厝的“英雄小八路”同我一道去。我和他在仙游革委会档案室看了一整天的资料,一大堆资料中自然有许多不实之词,如剧中的柳氏撞死在贞节坊上,三面贞节坊侧塌,说是攻击“三面红旗”等等。我早就看过此剧,也叫好过,而且听说到北京演出时,周总理也肯定过此剧反封建的意义。我回系里,在汇报会上如实汇报,有人说社会调查要有“阶级立场”,暗暗指摘,但终于没有组织批判,可谓是我“讲真话”的好报。

      军宣队撤走之后,系里要撰写《鲁迅在厦门》的书,以工农兵学员名义出版。我被推为主笔,和另一位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老师一道编写。原来鲁迅在校时的教育系学生陈梦韶写过,鲁迅曾为他的《绛洞花主》写过《小引》,因他解放前教过三民主义,解放后被“冷落”。我们重新编写,还住到西湖宾馆脱产赶写。福建人民出版社的责编母亲重病,回苏州老家,我还赶到苏州定稿。我们大热天在旅社写得汗流浃背,终于赶上在暑假的纪念鲁迅学术研讨会上讨论。

      值得一提的还有,工农兵上大学时期,经常开门办学。系主任和我一起到绍兴鲁迅纪念馆联系共同编写鲁迅《〈朝花夕拾〉浅析》一书,因鲁迅在厦门所写的有些篇章内容涉及绍兴。我们便到绍兴,那时正值1975年元旦,绍兴鲁迅纪念馆也很支持。那年夏天,我带领毕业班“鲁迅专题研究组”的师生在纪念馆的鲁迅故居住下,和馆员共同讨论,由学生执笔,写成初稿。1976年冬,我在鲁迅纪念馆中,利用馆藏资料,定下第一本专著《鲁迅与文艺批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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